09信仰与财富

第二部、君士坦丁之前

第4章、新约的团契

直到第一世纪中叶后的二十年间，基督教才逐渐走出沉默，以文字具体为世人所知，先是有保罗的书信，继而是符类福音和使徒行传，然后才是其他的新约著作。因此想要一窥早期社会的经济状况，势必仰仗这些文献，而这些文献就历史观点来说，是相当精确的。我们在符类福音──马可、马太及路加——这些文献当中，找到许多初代基督徒社会的印证，虽然事后许多年，符类福音才成书。就另一方面来说，保罗的第一批书信其实稍早于马可福音，而马可福音很可能是三本符类福音中最早成书的一本，虽然保罗书信呈现的社会背景与福音书时相当不同，其对初代基督徒社会的资料着墨很少。正因如此，学者们很难自耶稣的言谈行谊上找到史实上的共识。

不论这些争论的问题上，研究者所持取的立场如何，可以确定的事是：一般而言，符类福音中最早的一部分，尤其是学者们称之为「Q文件」的史料，让我们看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与生活状况和希腊化城市大异其趣，但后者却是很快就成为基督教的社会架构。除了极少的部分与希腊化基督教源起有关外，符类福音正反映出耶稣的言行，或初代门徒对耶稣言行的追述。正如本书所揭橥的目标，是发现不只是耶稣的言行，而是初代基督徒对金钱财富及相关主题的看法，则符类福音，除了提供学术上对耶稣言行的讨论外，其为后人存留了丰富的史料。2

另一方面来说，许多资料并不直接记载最早期的耶稣行止，却着墨在巴勒斯坦特别是加利利境内的情况。这些约瑟夫的著作，死海古卷，和其他犹太、罗马作家所写的点点滴滴编纂起来就成了弥足珍贵的资料。从这些资料和符类福音之Q文件中，我们竟发现其中所描绘的几乎是一个被富有的都市领袖所统治的农业社会，而统治阶级与农民之间极少互动，也没有所谓中产阶级的存在。

背景：希律时代的经济张力

整个罗马帝国，当然包括巴勒斯坦，在第一世纪的经济主体是农业。这时虽然传统的小地主依然存在，但大地主在大私有土地制度下，其土地面积与数目不断增加。农民无法持有自己的土地，只能在三种状况下度日：支付固定的租金、向雇主缴纳预先讲定的农产品，或永远屈居地主附属的地位。4

公元三十七至七十年的希律时代，土地所有权有了重大的改变。农民强占土地的事件日益增多，其数简直可与过去的哈斯孟尼贵族抗衡。后希律时期，许多哈斯孟尼贵族受到惩治，他们的产业不是遭到强取侵占的命运，就是重新分配给对希律臣服忠贞的党羽。日后撒玛利亚重建，取名为色巴斯时，六千名罗马退伍军人迁居于此，并获授田耕种。至于加利利，大部分的良田都属于大地主，而小型产业似乎都集中在贫瘠的山区。所以这些哈斯孟尼贵族很可能被希律行刑于加利利，因此这片土地仍在王室手里，要不然就由保皇党持有。6

当时的税赋极重，对待犹太人尤其严苛。犹太人既要遵守传统的什一奉献和种种规条，又不能免除于现实社会中更沉重的税征。而加利利以外的地区，课税的重担都落在低阶层的人身上，权威阶层仅需付极少的税，与收入完全不成比例。称希律为罗马首富绝不为过，他应缴纳的税款完全从当地居民身上搜括而来。其年收入所得估计至少有一千他连得（逾一百万英两，为当时三十万名劳工的年薪），仅缴纳其中极小比例给皇室，9显见他压搾百姓已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以致有代表从巴勒斯坦远赴京城觐见皇帝奥古士都。10这个代表指控希律没收百姓土地，收归己有，甚至剥夺别人的土地产业。大希律不惜欺压人民，包括他自己的亲人。这个代表还挞伐希律为富不仁，为官不廉，为了课税无所不用其极。这个身为犹太贵族的代表尚且受迫害若此，那么农民的境遇就更不堪设想了。有人认为正因如此，才给加利利人机会，在一次叛变中，他们把大批希律的党羽丢入格尼撒勒湖里企图溺毙他们。11但无论如何，一般人相信连远在罗马坐镇的奥古士都为希律洗刷罪名，他说他宁为希律的猪，而不愿当他的儿子。想必是希律身为犹太人，当然不会杀猪。因此，什么事也不曾发生，希律稳坐宝座，继续他搜刮掳掠的勾当。

大希律死于主前四年，之后犹大地正式并入罗马帝国的版图，但情况未见改善。各级行政首长都指望在为期不长的任内尽快获取暴利。他们设计出各式新颖机巧的方法以征税收，这使税务官员更加腐败不堪，他们获取不义之财的主要来源，就是征收的数目远超过实际上缴纳国库的金额。第二世纪时，一个罗马官员回覆一个前来抱怨课税增加的巴勒斯坦代表说：「不错，如果按照我的看法，连你呼吸的空气我都要课税！」”百姓不断的陈情，要求减少税赋未果，沉重的负担迫使许多百姓放弃自己的土地，甚至沦为盗贼。13

受到大地主激烈竞争的影响，小农民也深受其害。物价频频波动，终于造成只有富人才有购买力，或有蒙受损失的能力；“就另一方面来说，农民则因农产品价格经常下滑，而不得不卖地为生，特别是为了纳税。农民把地卖给地主之后，虽然条件已经改变，却依然留在原地耕种的实例竟也屡见不鲜。尤有甚者，当地的三种主要产品——麦子、酒及油都受到政府严属监控，使农民想要获利愈加困难。

一旦遇到战争、天灾和社会不安定也要征税，重重税收压得百姓无以喘息。约瑟夫一再提到旱灾、地震或疾病都会酿成饥荒，后来我们看到五旬节过后不久，就有饥荒发生，保罗为耶路撒冷贫民收集奉献赈灾可能与此有关。而马可福音十三章8节说到：「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指的不是一种不可知的现象。15

整个大湖区，许多加利利人以捕鱼为业，制盐和腌制鱼类则是与捕鱼相关的小型工业。显然这些都操纵在富商手中，而最辛苦的渔民仅得到最少的利润。16

这些情况造成社会阶层的两极化，大富与赤贫。耶稣的比喻曾经提到这两种阶层，即富有的地主以及贫穷的农民或工人，”的确，探讨债主与借贷户、雇主与雇工或富有的主子与卑微的仆人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众多比喻的主题。

福音书时代之社会：贫穷的冲击

耶稣的比喻使人们对早期基督徒教导有了反应。加利利农民对比喻中与他们情况极其相似的描述，以及罗马政府在耶路撒冷的威权统治，心中必有戚戚然的感受，正如同马太福音十八章的比喻一样，那个富户拥有天文数字般的钱财，如：一千万银子；而穷人却只因十两银子就鎯铛入狱，真不能以道里计：

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一个他的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作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银子免了；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么？」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18

这篇讲道只不过是当代社会问题冰山的一角而已。叛乱总是暗潮汹涌、蓄势待发。奋锐党的兴起点燃了民族主义的火花，促使百姓心生讨回社会公道的意念。有些文献指出，19同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下，加利利的情况就比犹大好得太多，特别是在大叛乱以后，不满的情绪依然高涨，谋反意识仍旧沸腾。只要是犹太人莫不对马喀比（Maccabees）记忆犹新，同时反对希律党人的印象也深留脑海，挥之不去。的确！与马喀比记忆相连的是一串早期罗马人统治下的小规模叛变，和一场大战役，不过这些都随着公元七十二年马萨达的陷落而结束了。20因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第一世纪中巴勒斯坦的动荡不安，是因早已存在的社会问题、等候弥赛亚的民族主义所引发的大战及其战后问题（公元66——135年）所造成的。

希律在加利利处决一个叫赫士奇的人，罪名是匪徒，其实赫士奇很可能是哈斯孟尼的拥护者，这位哈斯孟尼专打游击战，闹得罗马人防不胜防，十分头疼。2相传主前四年，赫士奇的儿子犹达士以塞弗瑞为中心领军叛变，后来横扫整个加利利。22十年后，被称为「加利利人的丢大」又主导了一次类似的叛变，他的儿子和跟随者则让这份反抗之火至少持续到马萨达陷落之后。23如果加利利人的丢大确是赫士奇之子，那么就意味着加利利的反叛领袖从哈斯孟尼一脉相传到公元六十六年，马喀比大叛乱的时候。

从耶稣运动到第一个城市教会

在这种充满恐惧不安、层层仇恨的气氛里，消灭赤贫和对弥赛亚的期盼逐渐升高，于是耶稣运动便开始了！当代犹太领袖，诸如著名的拉比迦玛列等人，很自然的将百姓的诉求和长久以来谋求独立的传统，在犹太人心中整合起来。24而福音书中，也理所当然的描绘初代门徒对光复以色列的盼望。政治事件与民间的种种期待不是我们探讨的主要议题，只须将它们存记在心，因为它们是耶稣运动中，处理财富问题的关键。

所有的文献都指出，耶稣及早期跟随者讲道的中心思想都是「神的国」，政治与经济均在其范畴之内。就政治方面而言，显然任何人宣讲未来的神国，就等于在针砭现在的国家；这种情况在当时巴勒斯坦境内极为普遍，所以许多人，包括门徒与执政者都以长久以来见危受天命、揭竿起义，进而宣告以色列复国的观点来诠释「神国」的意义，这一点是毫不令人惊讶的。甚至视耶稣，以及之前因叛变而被钉十字架的人为大卫王朝中兴的假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至于从经济方面诠释「神的国」，就要从福音书切入了。传讲神的国确实含有一种强烈的经济或社会经济的意义，涉及神国所诉求的公义，以及特有的现实状况必须采取强烈的行动，上述两个主题均出现在施洗约翰的讲章里，至少路加福音中有所阐述，列于后：

「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作什么呢？」约翰说：「除了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作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25（路三9-14）

经济公义：颠覆价值观

「经济公义」在耶稣和此运动早期的讲道中，不断凸显当时的社会背景，并常以比喻的形态探讨经济问题，诸如：葡萄园工人、不义的管家、论才干等等；有时则是表现在故事的结构上，措辞更为尖锐，比施洗约翰的要求更彻底。

颠覆传统价值观的经文最早出现的是：「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太二十16）。这句话同时出现在福音书中几处不同的章节（太十九30；可十31；路十三30），大体上，学者们认为这是最早的基督徒宣言，并且以卓然独立的姿态出现。经文中，这句话显然指出那些圣洁而属灵的先进们并非神国的首批子民，反倒是从别处经文中看到这句话的原始背景，直指那些不曾享有权益，甚至受逼迫的人先进入神的国。2财主与拉撒路的比喻，其意义亦正是如此，至少一般人认为就年代论，这则比喻较路加福音更久远。27而这反传统价值观的宣言则揭橥于路加福音的八福之中，八福可能更接近耶稣运动的基本宣言，也较马太福音更为人所知：

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

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

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

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安慰。

但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28

另一处与八福相互辉映的「难解之言」，首推耶稣对少年富官的回答。注释紧接着提到骆驼与针眼，三本符类福音都记载着这个故事（太十九29；可十17——30；路十八18——30），通常被视为颠覆传统价值观的代表，也是放弃财产的呼召，「除非有神迹，富人根本被拒于神国门外」的观点昭然若揭。放弃财产的呼召说明两件事，其一是「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到了路加福音，则成为「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其二是门徒询问他们将获得什么，以为跟随耶稣的回报时，祂说：「我实在告诉妳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来世必有永生。」29

显然那时候，这些「难解之言」都已收录在马可福音里（又以马可福音为参考，收录到其他的福音书之中），或许这些难解的话已为福音书作者带来某些程度的困扰。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作者告诉我们，门徒一听大为惊愕，连忙问道谁才能得救（可十26）。30无论如何我们都该明白其重要性，正如另外两卷符类福音均有同样的记载。

在少年富官的故事里，另有一个与传统价值观相背，而含义更深远的主旨是：必须完全放弃产业。显然这段经文在暗示我们，颠覆传统价值观念如果的确可期，那么被视为社会中最高阶层的有权有闲人士，该做些什么才能融入低层社会，与弱势贫民打成一片呢？以当今的语汇来说，即必须认同「弱势团体联盟」，然而前述的这些故事带出一个警讯，所谓「弱势团体联盟」，只不过是一个尚未落实的空中楼阁，并没有付出实际的同情与支援，只有真正的投入才能成为贫困的一分子。

这些经文想要带出什么教导呢？《巴勒斯坦的早期基督徒社会》一书作者吉德圣（Gerd Theissen），对早期基督徒运动的架构有一段深刻可信的描述。当时有一些周游四方，到各处传扬福音的传道人，另有一群相当稳定的支持者。3吉德圣发现当年对社会百态所大量描述且传流至今的教导，这就是符类福音中最早的文献，反映出当时的传道生涯是漂泊不定、居无定所的，所以耶稣不是惟一「没有枕头地方」（太八20）的人，在耶稣的漂泊中，跟随左右的门徒，以及耶稣复活后，想跟从祂的人莫不如彼得所说的，放下一切，继续旅行传道。这些人离开家园，告别亲人，放弃产业，才能传讲、复述这类难以理解、与世俗标准不同的话，幸亏有他们，这些话语才得以存留。

吉德圣也发现：旅行传道人因为四处漂泊，难免生计无着，所以接受并未完全抛弃财产的团体或个人的支持，是很自然的事。路加福音八章1～3节告诉我们，有几个至少跟随耶稣过了一段旅行传道日子的妇女，显然还保有足够的财产才能支持耶稣及其门徒。另有许多人径自留守家园，起先很难认出他们与其他人有何不同，直到他们提供住处、食物和财物给耶稣和门徒，随着时间过去，基督徒与传统犹太人的差异愈来愈大，而这样的团体对支持传道人愈来愈有认同感。供应的团体与接受供应的传道人之间分别并不那么僵化，当然传道人也呼召他们加入，有些人果真投入旅行传道的行列；另一些人则否，而传道人也并不以此为忤，理由很简单，一旦没有这些留守家园的人提供支持，传道事工便无以为继，因此钱财处理的教导也因人而异。对旅行传道人，建议他们完全放弃应该享有的产业，不过也预留了空间给那些不打算踏上这一步的人。

当然也有人反对吉德圣的论点，因为他对那些在社会上漂泊不定、一无所有的旅行传道人，与留守家园、安居乐业的信徒所做的比较似乎着墨太多，以致有些夸大，但我们从已知的加利利情况发现，传道人和支持团体之间，对财富与安全感有着明显的差异。不愿意过清贫日子的传道人，可能这只占极少数，显示出接受清贫，只不过是当代社会的一个准则；然而由于清贫，他们也免于因财富而来的忧虑与恐惧，他们要求富裕的支持者奉献并非施展清贫传道人的职权，而是任他们自由选择，正如圣法兰西斯修会向旁的阶层成员求助一样。传道人生而清贫；他们生活或游走于与其一样生而清贫的人当中，以宣讲穷人有望的信息为职志，但这个盼望始于相信上帝，而且抛开伴随贫穷而来的忧惊。32他们所设定的弹性的解释，使那些不打算接受清贫生活的人，不只明白如何过着优渥的生活，更是充分了解百姓因孤苦绝望所产生的忧虑，而知道解决这种忧虑，不能单靠「放弃产业」的刻板教条，而是给予盼望的信息。

少年富官的故事，显然与一般常理相悖，大致说来，马可福音与Q文件大都是针对穷人讲道，但这些人根本没有财产可弃，需要去弃的是他们的恐惧与忧虑，方对盼望有所肯定，对孤寂有所安慰。重要的是，即便是富人听到「少年富官」的故事，也能立时将注意力从富人身上转移，专注在信徒的焦虑上。因此主题极其明显：马可福音与Q文件中，有一种情形是人们不但担心，而且很有理由担心：他们该吃什么，穿什么才好。

都市社会的成长

然而这种情形与我们在路加福音中所了解的不尽相同，路加福音常被称为「贫者的福音」，由于其中所谈大多与穷人有关，其实路加福音大可称之为「富人的福音」，因为其目的完全在唤醒听者悔改的心志，这样的道德勇气在早期耶稣运动的讲道中极其缺乏。33当今我们所能得到对路加福音的认识，其背景多在都市。3在这样的基督徒社会里，「穷人」二字只不过提提说说，于现实中并不存在，但他们理当受到关切。在这种情形之下，贫穷成为自由选择，同时放弃财富等于是一种道德操守，门徒被描述为「撇下所有」（路五11、28）；财主——后来成了富官——受教导要「变卖一切所有的」（路十八22）。完美的门徒操守必须放弃一个人所能拥有的一切，至于那些不准备那么彻底身体力行的人，路加安排了几个富人邂逅耶稣之后，悔改信主于焉开始，甚至容让别人分享他们的财物，诸如：几位富有的妇女支持耶稣和门徒（路八2——3）；税吏长决定释出一半财产送给穷人，再以四倍还给他曾讹诈过的人（路十九8）等等。论到施洗约翰，由于路加翔实叙述，读者才明白是谁使他的生命有所改变，一如税吏长和兵丁。如果说路加福音六章和财主与拉撒路的比喻是富人的哀歌，其最后几节经文很可能是路加添于较早的文献之后，强调路加讨论社会现象的结论，就是拥有财富确有其困扰，而放弃产业、赈济贫民则被视为必要的悔改象征。简言之，路加探讨的问题，日后成为亚历山大城的革利免亟切待解的疑问：富人如何才能得救？

新约中，路加福音不是惟一讨论教会中贫富悬殊的一卷书。显然雅各书信中的教会也面临到同样的问题，因为信中指出，也许有人穿金戴银的走进教会，就会受到特殊待遇的试探（雅二1——7）。35于此又见一桩颠覆传统价值观的论点，即：「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雅一9——10）；「嗐，你这些富足人哪！应当哭泣、号咷，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雅五1）。富人是否得救的议题再次提出，虽然这次不太直接，答案却是在于神的怜悯（当然不仅仅是富人才需怜悯）。

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么？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罢；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雅二1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