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信仰与财富
戴克理先的改革
就灾祸不断扩大的情况而论，我们必须先看看戴克理先和他为帝国所订的改革计划，日后君士坦丁也承继了这个改革计划。这里没有篇幅供我们讲述戴克理先势力的兴起，及整个改革计划。”简言之，整个改革计划包括下列几个重点：（一）建立一个与另一位皇帝共享权力及「奥古士都」封号的制度（戴克理先册封自己为「奥古士都」），日后两人都成为众所周知的「凯撒」；（二）建立新的防御制度，结合了重装备的边防，与有高度移动力的骑兵队驻守战略要点，同时有军团随后压阵，足以一举歼灭侵略部队，以补防御工事和骑兵队之不足；（三）增加军团，数目高达五十三；（四）重整政府结构，新增与军职平行的文官制度；（五）设立财务机关支持改革。
戴克理先与前面几任的皇帝一样，仗着自己握有军权的优势，着手进行政府改革的任务，他的首要目标是军队。他重整军队的目的是为了在侵略者伺机凌虐乡间居民之前，就予以吓阻，使他们不敢蠢动。”不过他同时也限制军方既能拥立新王，又有征税的权力。为了贯彻他的主张，戴克理先设计了一套能够保证继承王位，且能维持国内治安系统。此外，他所发展的文官制度，是为了执行政府里的非军事任务。他将整个帝国重新划分，省份增加了一倍有余，使他们更适合管理，并把全国分为十二个主教教区，执行这个制度的神职人员完全不在军方的编制之内，虽然他们同样被期待要律己及服从，这个新立的文官制度掌理全国事务，包括征收税务，只是不能插手干预军事。
一般说来，戴克理先政府最大的成就不是开创「四王统治」的制度，而是税收制度的重新规划，制度并非全国一致，因为大部分的省份在被罗马人统治以前，就已有税务法规了，并入罗马帝国后，只稍作一点点的调整，然而到了这个时候，税法已然崩溃，以现金付税实际上是毫无价值的，因为投资在收税的力量与资源往往超过收到银钱的本身价值，而以现货缴税又是违法的，非常不公平的，常常对生产农作物的田地有害。
为了因应这个情况，戴克理先及其政府发展出一套新系统。首先他清点所有的资产，尽可能的公平估算其价值，并设立基本单位——伊格姆（iugum）和卡布特（caput），就理论来说，一个伊格姆代表一个人维持家计所需要的土地数额；而卡布特则代表的是一个人。在使用这些单位词汇的时候，戴克理先从头就随从传统上对课税的分类和认知：土地税与人头税，但是现行的单位与使用方式远较从前复杂而有弹性。一个伊格姆的土地数额系弹性依据土地的自然形态——山脉、平原、森林、岩石——及其农作物而定。至于一卡布特的定义也相当多变：通常一家之主被称为一个卡布特，而在某些地方女人算是半个卡布特，其余的人加起来算是一个卡布特；奴隶、到达工作年龄的孩子、动物亦可列入卡布特的数目——通常都算到小而复杂的分子里，所以几只动物加起来只算一个卡布特，此外，伊格姆和卡布特也可以互换。
伊古加（iuga）和卡匹他（capita）不是课税单位，而是必须课税财产的单位。每年政府都会公告当年用度所需的总额，然后在全国的伊古加和卡匹他中，作适当的分配。每一位省长要根据其伊古加和卡匹他的数额负责收齐该省所分配的税额——他也要按此计法把责任分派给属下单位。若是某个地区遭到干旱或其他灾害的侵袭，那么伊古加的数额就一定会减少，却把税务的重担移转没有天灾人祸的幸运地区，如此罗马帝国就这样有了类似的预算。
就现在看无论是多么公平，当时的人民对这个系统却不无怨言。罗马当局首先在埃及试行此法，古代政府控管经济系统的所在地就是埃及，或许因为在此试行而能提供一些启示。那时埃及农民不明白新法的用意何在，只以为这是政府形同勒索百姓的新招数，而知识分子，尤其是亚历山大城的希腊人对于废除他们先祖的特权极其愤慨，结果造成一次大暴动，需要戴克理先亲自出马介入，并长期占领亚历山大城为代价。但最后，证明这个系统颇为完善，而到戴克理先驾崩离世后仍然沿用。
戴克理先面对的另一个经济沉痾是：通货膨胀。显然他相信引起通货膨胀惟一的理由是铸币成色不足，所以他着手改进银币的银含量，他在政令中倡导说，他已将旧的币值减半，用铜制成，再镀一层薄银于外。
结果这么做，并没有结束通货膨胀。戴克理先必然非常期待铸造较好的钱币，就能自动增值，他不曾理解的是，即增加流通的货币，就可能造成降低币值的负面的影响，不论钱币的金属成分如何。此外，戴克理先深信他现有的币值较高，因而鼓励国家制币厂大量铸造，使用这些钱币维持政府的开支，以补税收之不足。
物价却继续攀升，但没有归因于政府的赤字支出，戴克理先谴责商人只知惟利是图，不顾他人。他或许知道有些人在他即将贬值旧币之际，因为贬值内线消息而财富暴增；73然而不论如何，以他军人的传统眼光是极为看不起商人的，特别是商人似乎总在军需上占尽一切好处，公元301年，戴克理先颁布诏书，在序言中他如此宣告。
恶人从商，其实只想夜观星象就能呼风唤雨；因为他们无法忍受雨水滋润大地，农作丰收，见到好天气，他们只会数算自己的损失—–任谁都知无论何地的公共安全均需派遣我们的军人前往，但奸商明目张胆、寡廉鲜耻的窃取公共福利，不仅仅在乡间和城镇，就是在任何一条街上，他们也不会放弃图谋暴利。他们靠商品勒索，不是四倍，也不是八倍，而是笔墨无法形容的多！
有时一个军人在一次的买卖里，被剥夺的不仅是他应付的金额，还附带他的捐款。来自全世界的捐款，原本是要支援军队的，如今全落入图利之贼手里。7
这就是整个帝国要控制物价的理由。这份诏书列举数百个项目、服务以及为每一个项目设定最高的价格。比方说，农场工人的工资是每天二十五元；木匠、面包师傅或石匠是五十元；造远洋船只的木工，六十元；小学生每人每月付老师不超过五十元，如果这个老师能教算数可以叫价到七十五元以上，古典文学教授或几何老师，两百元。交通工具一哩两元；酒类则根据其质量和出厂从八到三十一品脱；最昂贵的麦子和玉蜀黍每毛地（modius）（约两加仑）要一百元（denarii）；大麦和裸麦不能卖到六十元以上；燕麦则不得超过三十元；农场工人的工作凉鞋竟高达八十元（比三天的工资还高）。
不用说，不论皇帝如何苦口婆心的劝解，而成效却是不彰，商人仍然丝毫没有亏本卖出的意愿，或者接受不值的钱币，许多货品遂从市场上消失了，皇帝对囤积而造成通货膨胀的谴责就更严酷！经济活动从以金钱买卖回到以物易物，由于薪水是最容易核定管制的一个项目，尤其是大农场里的工人，所以农场工人和其他支薪的人因这个无法实施的法律而造成的差异受害最大。不久地方政府就开始不理睬这份诏书，最后，全然置之脑后。
曾有一份诏书指出，戴克理先及其继承人都发现危害社会的沉痾重症是：「管制」。他们企图决定市场上每一项物品的价格，后来证明这是行不通的，但其他的规定还能有效的存续下去；戴克理先设计的税收系统——经他的继承人沿用，并且发扬光大后，社会亦加僵化，经济益发萧条。”5如果一块土地很有价值，而税收是根据在其上居住及工作的人数决定的话，保有他们继续在这块土地上工作极其重要，因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至于城市的纳税名单则包括特定数目的制革工人和石匠，吓阻他们迁徙或转业以维持一定的数目，是该城与市政府的当务之急；如此造成一些农民及农奴更想弃田出走，因而导致政府增加更多的规定，强留百姓和他们的子孙在某一块土地上，或某一个行业里。募兵的时候，强迫军人之子继承父亲衣钵，投效军旅；若是某个行业需要人才，就会采取行动强迫更多人投入该行业，举例说明，一个人若想成为磨坊主人，依法必须先娶磨坊主人的女儿。
百姓从事某项行业必须加入同业公会的习俗，早已行之有年。如今同业公会竟沦为国家控制同业的工具，把人圈在特定的行业里，任由国家视何种物品为重要，且由国家决定每一种物品的产量和分配方式。
在这种愈来愈僵化的结构里，皇帝位高权重，是帝国里握有最大权力的人。早期的皇帝们均为贵族出身，罗马仰仗他们的贵族权势；日后军人皇帝相继产生，他们出身行伍，权力来自军中的声望，很多皇帝尊为君权神授，虽然都是死后才受此封号。戴克理先的权力来自军方，然而他意识到任何一个对手都很容易获得相同的权力，所以他包装自己，甚至下令他的三个同僚也包装他们——打扮成神的样子。戴克理先从未宣称自己是神；这类的宣告早就受到许多前辈的质疑，戴克理先不会重蹈覆辙，他只说自己是众神的朋友，特别是罗马主神——众神之主——的朋友，而且化身为「罗马百姓的守护神」。他形容自己孤高、威严、超凡入圣，同时朝廷仪式也带出这种印象。简言之，戴克理先是以一种僵化的军事神权来治理帝国，因此他深感有挣脱前人迫害，转而逼迫基督徒的必要。
戴克理先所有的改革中，最为人所知却最不重要的当推「四王统治」制度，的确是这样，所以公元305年，戴克理先一逊位，内战立刻爆发，最后，君士坦丁（Constan——tine）脱颖而出，独力统治帝国，他无意恢复「四王统治」制度，之后，帝国不断的分裂，经常在同一时间出现几个帝国；偶尔戴克理先的「四王统治」制度受到肯定，但这样的国土分裂却不是戴克理先原先所能想象的。
君士坦丁以及君士坦丁之后
君士坦丁沿用戴克理先的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他试图恢复货币信用，果然信用因发行金币，而有小幅成长。7他不曾像他的前车之鉴一样，以诏书遏阻通货膨胀，却继续效法前人控制与僵化的手法，为了经营这个庞大、逐渐集权的国家，他始终都在扩充官僚体系，”如此造成税务更为繁重，7由于只有富户才能支付重税，财富集中以及土地在少数人手里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在其子君士坦丁二世当权的时候，通货膨胀超越疆界，成为世界性问题，税务依然繁重。
君士坦丁步戴克理先之后尘，设法使他自己神圣化。在许多年间，他慢慢的把忠诚从「永远的太阳」转移到基督徒的上帝身上，但他始终塑造一个形象，让人觉得他的王位和权能都是上帝所赐，整个第四世纪，他的继承人也助长这种作法，扩大这种想法，”9主要的例外是朱利安（Julian）皇帝，他视第二世纪中叶，复兴文明政府为己任，他的改革可能在旧日贵族阶级的经济萧条中，获得普遍的支持，尤其在帝国东部，但改革对从戴克理先时代就开始形成的秩序来说，并不是一条可行的生路。华伦庭兰一世（Valentinian I，公元379——395年）试图在逐渐形成的新秩序中，减轻对穷人最恶劣的结果，但成效有限；到了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I，公元379——395年）整个帝国社会制度再次倾向神治。
虽然戴克理先和君士坦丁设法力挽狂澜，拯救帝国于颓势，但代价实在太大。中央集权、军事集权以及制度僵化持续到整个第四世纪，中央集权需要大量的官员，因为许多官员贪赃枉法，极尽欺压勒索之能事，所以需要更多的官员，以为平衡节制，人事增加造成政府开支也增加，相对的，百姓的税务就更重了。
解决之道之一是成立一个供中央集权政府指挥的组织，特别是税务征收。在第四世纪中央集权的帝国里，市政统治阶级（即地方元老院）已经失去大部分对地方的威权，所以释出为帝国征税这种令人不齿的肥缺给政府官员，作为交换条件。这些人轮流出去收税，一旦发现税收短少，他们就必须自己补足差额，所以不免先将税收金额提高，税捐一增加，有钱有势之辈就会设法把税务重担加诸于穷乏人的肩上。80结果，成功的人便跻身于元老院成为贵族，失败的人则失去原有的身份、地位与财产。这个系统证明在地方元老院里阶级较低的人受尽压迫，以致许多人就毫无恋栈的放弃了他们的财产与职责。很多诏书显示出当局企图留任地方元老们，诏书将这些规避自己职责的人与私自脱逃的奴隶，或债务人划归同类，并视为朝廷要犯，严禁他们遁入修道院，按立圣职时，则须宣告某人遭到免职处分，然而却没有一条法律阻止这么多地方元老搜刮敛财。
能够晋身到帝国元老阶级的地方元老是最幸运的了。虽然帝国元老必须承担一些特别税捐，但却使他们免于税务增加，更重要的是，帝国元老就不必再缴交税捐，支付市政或其他地方经费，他们也无需参与吃重而又所费不赀的税收工作。一些地位较低的元老和较穷困的农民放弃的土地，82帝国元老及其他身居高位要职的人所拥有的私有领地，在不断扩张的情况下，遭到吞并。
这时政府惟一的办法是更进一步的将一切纳入编制。早期的法律严禁地方的元老阶级遁逃，是为了避免耗尽天然资源。大约在第四世纪末期和第五世纪之间，法律蓄意阻止地方元老进入帝国元老阶级，也不让他们因为参军或从政而获取高位；3从戴克理先重整的帝国及其税务结构深入社会的各个阶层，造成社会愈发僵化。
同时，穷困的人日渐增多，这个时期的帝国诏书有很多关于穷人受虐，以及必须制止欺凌穷人的资料。有些不幸的人发动抗争，就像匿名作家为文向皇帝抱怨每一个省长手法卑下，「派遣税吏四出搜刮民脂民膏—–极尽各种巧取豪夺之能事，直到纳税人被搾得一贫如洗为止」，不过，除了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这样的地方之外，只要政府未曾照顾困苦的居民，百姓就可能揭竿起义，危及政治安定；但政府也无意阻止或扭转造成百姓贫苦的情势，总而言之，法律与税捐的存在只是在保护少数特权阶级的权力而已。无疑的，皇帝们不曾意识到这类不仁不义的事情，也不曾谋求什么改进之道。君士坦丁大帝对那些安逸度日的权势之辈，能够享有免税特权，还把税务重担放在穷人身上而哀伤痛苦不已。85
第四世纪的时候，农民终于沦为奴工，虽然在法律之前，他们保有自由的身份，但他们绝不能离开划分给他们的土地；他们在土地上的耕种事业是经济的主体，所以法律把他们系在土地上，甚至当土地出售，或者是交换土地，农民也随着土地而易主，显然类似的法令已经制定——理由大致相同——禁止地主将农奴与他们唇齿相依的土地分开出售。”6这条法令的目的在于保障社会及土地不会因为劳力变动而有所变化。
然而其结果却是一幅令人摇头叹息的画面：
从戴克理先到马加利安（Majorian，他统治帝国到公元461年）所颁布的法令多如牛毛。在马加利安御前的一位学者认为，缓慢却无法避免的没落过程，使这个患有忧郁重症的罗马社会，益发气衰力竭。他已预见内政的自由和自治濒临死亡边缘，而上层阶级因为悬殊的财富及权利早与平民百姓划清界线，毫无往来，而且无须参军、并拥有剥夺公务的实际利益。他还发现一种阶级系统造成每一层社会阶级，以及世袭的各行各业，举凡从元老院议员到台伯河上的水手，或是国境卫兵—–等行业，无不父子相传；可以预见社会中的贫困之辈几乎被视为恶名昭彰之徒，贫户持续增加，富户则财大气粗，不可一世；面对一个「无所不能」的政府，这些被剥夺继承权的人只能打家劫舍，甚至在罗马城门口也有抢案发生；有些父母竟卖子为奴—–87
到了第五世纪，西方的旧有秩序终于全盘瓦解，所有君权神授的皇帝全部失势，最后完全消失了，但是僵化的社会编制依然存在，由于德意志侵略者的影响，发展出我们今日称之为中世纪的秩序；而东方，起于戴克理先和君士坦丁的制度则继续发展成为拜占庭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