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2全球灵恩运动与地方基督教

二、性别与家庭

2012年4月，在一个乡镇教会的礼拜堂，一位30多岁的男信徒告诉笔者：“教会对于村里留守的老人最重要了”。他们可以多走动，互相往来，有了交流、运动，身心都非常健康。如果一个人整天闷在家里，老盯着一个问题发愁，身体和心理的疾病都有了。教会是他们社会交往的主要场所。不仅如此，老人们在教会里实际上还超越了平时的害羞与拘束，可以歌唱舞蹈。这是对一般老年人生活的超越。而当问他为什么会信耶稣时，他则回答说：“家庭是最重要的原因”。如果不是信主，他现在早就妻离子散了。现在外面社会诱惑多了，大家动不动就因为不同意见吵架，社会上离婚的太多了。信了耶稣，有了神的管教，双方也多了宽容和理解。教会成为了婚姻的防护门。如果说治病是老年人信教最重要的原因，年轻的信徒则，有了更多的社会需求。他们大部分教育程度都更高，经过一些打拼，也有了一定的经济地位，社会价值成为了他们最大的需求。特别是当经济基础相对稳定的时候，同时面对社会的各种风险，家庭成为了最需要保护的港湾。教会作为一个大家庭，且有神圣力量的庇护，从而成为了维护家庭关系的重要资源。

同年7月，笔者在市里的两个堂点跟诗班的信徒进行了深入交流。女性占了绝大多数，有四、五十岁的老母亲，也有二、三十岁的小媳妇，未婚的则几乎没有遇到。因此，他们都是有家庭的，而加入教会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也由于家庭。在四、五十岁的妇女中，有两个问题比较普遍：一是睡眠不好，二是丈夫外遇。同时，这两个问题又是紧密相连的。少数的也有生病的，但这种病更多地是体现在心理压力和家庭矛盾催生出来的亚健康问题，而不是一般的大病。除了丈夫，还有因女婿而产生的家庭矛盾。传统的婆媳矛盾在这里体现得并不明显。相反，很多家庭是因为信教而找到了儿媳，他们是幸福家庭的见证。一个特例是：20多岁的儿子因赌博输了几十万，还在外面搞外遇，家里的老婆孩子都不管，父母则默默地帮其还债和祷告。二、三十岁的女性则多体现在自由爱情和现实家庭生活之间的挣扎。在采访中，有一位女性讲到自己不满小地方的贫乏生活，出外去寻找所谓的自由爱情，后来得到好心人的帮忙才得以返回。一位曾经在夜总会作过领班的信徒说，信主前经常跟丈夫吵架，要么就是互无交流；信主后则感觉有重生的经历，对人对事都积极了很多。还有一位30岁左右的年轻妇女，因为丈夫车祸身亡，婆家以没有孙子为名赶她出门。她却默默地带着女儿，无怨无悔地照顾老人。

由于更多的服事和参与，诗班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教会的核心团体。因此，当笔者提出要对信徒做一个采访时，牧师召集来的几乎全是诗班的成员，这在三个场景中都是如此。生命的感动是诗班生活的一个主旋律。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疾苦的困扰，也见到了灵性的“骄傲”。穿插于其中的则是一种在神圣与世俗间的挣扎。在这个靠近江南的地方，风气似乎跟中国的北方非常不同。如果说在北方赌博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里则更多地体现在男女关系上面。当然，也有两者兼备的情况。一旦被发现，夫妻开始闹矛盾，家庭暴力也成为了一种自然现象。在这种家庭面临破产的背景下，女性除了传统的韧性外，求助上帝就是唯一可靠的方式了。这一方面给了她们守候的希望，期待有一天那个男人会在上帝的感召下回心转意；另一方面则也给了她们释放和调节的出口。在教会生活的神圣气氛中，不合理的东西可以被暂时地忘掉，心理的压力也在交流中得以调节。另外，我们也看到了中国传统的母慈儿孝的伦理价值在教会中的体现。基督徒家庭特征的变化，皈依自然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资源却经常来自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是复苏或强化了传统的社会规范，如孝顺公婆、夫妻和谐、养儿抚女、照顾老小等。当基督徒更多地强调他们同外在社会的区别时，背后发生的却是基督教精神和中国伦理系统的融合潜流。

女性在教会中占绝对的多数，领导权则归于男性。这是中国大部分教会的共同特征。女性更虔敬、更热情、更多参与，在知识和对外联系上则输于男性。在笔者的调研过程中，我们看到很多的女传道人，但大部分牧师则都是男性。在采访的时候，女性也多是依附于男性以师母的形象出现。而且，就像接待家里的客人，师母一般都会主动地前来打个招呼，并说明自己的身份。教会聚会的时候当然是牧师处于最显赫的位置，而师母几乎不见。在吃饭或其他的公开场合，师母多傍在牧师的边上，发挥一种辅助的作用。而且，在公事上，师母一般很少反驳牧师；只有在涉及信徒的情感性问题上，师母会有一些娇嗔式的辩驳。在安徽的城乡地带，传统的男尊女卑伦理还是有一定的功效的。这同时又迎合了《圣经》中妻子要听从于丈夫的教导。因此，即便在城市社会中，女性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男性，很多家庭中女性的主导权也开始凸显。但在教会中，却出现了一种传统伦理的复归，并加上了外来的、神圣的因素。在年轻一代的神学毕业生中，女传道和牧师的比例则有明显的上升。这体现了中国教会负责人的代际变化，也反映了教会跟其他社会部门在性别方面的趋同特征。

全家信主和全家服事是我们看到最圆满的一种现象。笔者所碰到的一个案例是一位退休的企业干部，最初信教的原因是因为妻子生病。当妻子的病情见好后，他也在单位退休，从而增多了在教会中的参与。在这个过程中，他对神学的求知欲逐步上升，后来参加了神学院的义工班。笔者碰到他时，他已经在负责一个新开的堂点。他讲述了自己儿子找媳妇的见证·觉得是神赐给的。他年迈的父母也因为生病等原因而皈信。因此，在教会中，我得以见到他的全家。他们全都是基督徒，也全在教会服事，大家和小家融为一体。在外人看来，他们无疑是最幸福的，包括曾经的社会背景和现在的教会地位；最重要的则是他们呈现出来的幸福家庭。我们不能否认，这位义务传道人在现实中肯定会有很多的麻烦；然而，作为一种公共符号，他们最起码呈现给了世人一种不同的生活图景。

三、人生与价值

2012年7月，在一天忙碌的聚会中，一位传道人特别邀笔者去吃了一顿晚饭。吃饭的人其实都是当地教会的信徒。他们跟其他信徒区别的地方在于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他们称自己为“知识分子团契”。平时的主日聚会，他们都跟其他信徒一起参加。除此之外，则多了一个每月的特别聚会，分享一些特别的信息，还包括聚餐这样的物质形式。他们组织特别聚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感到教会的信徒知识水平低，不能满足他们在神学上的追求。当然，不可忽视的是，较高的生活水平也是能促成这一特别聚会的重要物质基础。这是因为，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餐馆，聚会都需要一定的经济投入的，还要表达一种相对公共的形象。其中有一对50岁左右的夫妇，人看起来要更显年轻些。他们有着稳定的工作，孩子已经读了大学。现在生活压力小了，就开始更多精神方面的追求。跟一般的人一样，旅游、逛公园已经是常事；另外他们还有教会生活和传福音的活动。在这个聚会中，不但父母辈已经是好朋友，笔者还看到了更年轻一辈的参与。他们大多在读大学，受父母的影响在学校也参加了团契活动，甚至还有在国外留学的学生。信徒的需求正在从基本的治病向更高级的精神追求发展，孩子不但将家乡与外在的世界联系起来，还将父母的信仰也传承了下来。

教会的牧者则有更系统化的思考。一位传道人讲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督教的发展：（1）80-90年代，主要是在农村地区发展，基督徒们的信仰普遍都很朴实。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城市和农村的界限不是很明显，农村人口数量多，还保留有淳朴的民风，很少会受到各方面的诱惑。所以，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基督徒皈信耶稣后的状况都比较良好，根基比较稳固，基督教对个人的改变也是非常明显的。（2）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经济被排在了生活的第一位，国家设立了“经济”这一偶像，至少有一半基督徒受到金钱社会的影响逐渐离开教会。这时开始出现了一些矛盾，这些矛盾并非不激烈。或者说在非基督徒看来这些矛盾、挣扎都不是那么重要，但实际上有许多基督徒在这场属灵争战中败下阵来。一些持守信仰的人，没办法适应变化如此大的社会，并且也不愿违背圣灵（良心）而不择手段地捞金，他们愿意活着像基督。（3）2000年之后，城市开始迅速发展起来，90年代那些持守信仰的基督徒们迫于生计不得不进入城市，而他们的子女，们也开始成长，在城市中受到良好的教育。这些子女从小就被父母带到神的面前，信仰基础还是比较好的，再加上受过高等教育，开始逐渐反思神学要义。他们迫切希望更深入地学习神学思想，愿意为神国在地上的事业奉献一生。这就是最初的城市教会的雏形。

有些信徒还从哲学方面进行思考。他们归纳世界上关于人生意义的观点：（1）叔本华的观点——人生是一个刑罚（通俗些就是活受罪）；（2）享乐主义（今朝有酒今朝醉）；（3）人生是一场游戏（逢场作戏，持这种观点的人是不可靠的）；（4）人生就是一场赌注（活在当下，如果魔鬼让你得到当下的东西之后会很容易就失去方向）；（5）人生是一个战场（人本主义）；（6）人生是一种修行：佛家思想（做什么都要靠自己，甚至要靠自己得永生）。他们认为，这些观点都是在有限中考虑，是不可能得到意义的，这些人必然会困死在有限中思考。只有在神那里才有无限，在无限中考虑才可以得到有意义的“财富”。那么，基督徒的观点又如何呢？他们归结为两大点：（1）彰显神的形象：荣耀神，以神为乐。人被创造之初就是有意义的，经上说“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打个比喻，风扇被造是为了要扇风，是有意义的；但是一旦坏了之后，它原来本身的意义就变了。人当初被造是要生养众多、治理全地，而这些工作都是为了荣耀神的工作，人若不荣耀神也就失去了本身的意义。（2）管理这世界（这是上帝赋予的）。每个人被造都是要管理全世界的，只是上帝根据每个人的恩赐来让你参与管理的不同部分。有很多的人不会管理，却在乱管理；而你就是神派来要管理这地的人。

从哲学而再上升到神学的高度，则不但体现了知识的增长，还加上了基督教的体验。用一位年轻传道人的话说，“我们是不是像一个赌徒生活在一个根本不知道输赢的赌局里面呢？”世人的光景，被认为是整天像只无头苍蝇乱飞乱窜，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基督徒则像使徒保罗的教导——“我（们）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们）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林前9:26）另一位年轻的牧者指出，“基督徒生活的中心和重点就是舍己奉献的精神”，用《圣经》中的话总结而来就是“爱神、爱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最大的差别在于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基督徒的力量都来自于神，学效耶稣基督，不断地推动他们去学善；而非基督徒都是为了世上的名和利而活。前面提到的传道人反省基督教的经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前两种人都是把基督耶稣当成他们追求所设想的目标的手段，而不是追求的最终目的。对于今天信靠主的人而言，其他的东西都是外在的、次要的，甚至是虚浮的，惟有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才是最根本的。

从这里我们看到，在一个地方社会中，信徒的需求有一个层级分别和发展。尽管大部分的信徒还是集中在治病和神迹的基本需求，少数的有知识和有文化的信徒则开始追逐更高的精神世界。在牧者中，还多了对中国教会的整体观察、结合中外哲学的比较，以及在更高神学层面的反思。这些信徒不但区别于周围的非信徒世界，还抽离于自身的基督徒圈子。在学校的周围，甚至形成了专门针对学生和老师的知识分子团契。这对于牧养的人也形成了更高的要求，促使他们在知识和灵性上有更多的长进。又或者，正是因为这样知识和灵性比较好的牧者，才催生了一批有更高需求的信徒。这两方面应该是相互促进的。

四、教会与社会

芜湖基督教爱国诊所已经是中国教会参与社会服务的一个典型代表，在基督教界广为所知。该所创立于1986年，是华东地区率先创办的第一家市级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综合性医疗门诊部。在创办初期，条件十分艰苦，只有几千元的启动资金和五间简陋且多年未修的旧房。没有医疗设备，医务人员少，就连医生为病人看病的听诊器都是自带的。工资也很低，2001年时也只拿300元。该所以“爱国、爱教，做盐做光、荣神益人”为宗旨。诊所医务人员绝大多数是基督教信徒中退休的高、中级医师和专家。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已有内、外科等12个科室，四个辅助科室如心电图、B超等，以及中西医药房。固定资产已达50多万元，医务人员有25人。医治患者达60万人次，无一医疗事故。芜湖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主任为法人代表，具体业务则由所长全权负责。对于患者，坚持三个“一样”：信教和不信教一样；官和民一样；平时和假日一样。每周二、六上午上班前半小时，诊所组织学习圣经，唱赞美诗，为世界和平、国家昌盛、人民安康及教会兴旺祈祷。20多年来，爱国诊所被广大市民评为“三好”诊所，即医疗技术好、医德好、服务态度好。近年来，诊所先后组织部分医务人员多次送医下乡，义务就诊，且上门服务，还积极参加捐助灾民等社会公益活动。服务对象从周边百姓扩展到社会群体，并辐射到省内周边和部分省市。该所实行低价收费，高质量服务；对下岗、特困等弱势群体，实行医疗费优惠或减免；在老人、残疾人看病方面也有特别的服务。

在个人方面，原籍安徽的香港宣道会北角堂牧师胡钦是一个重要代表。1980年初次回乡后，他深为家乡的落后和贫穷所感叹。一方面他认为，“惟有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才可以让贫瘠的心灵富强起来”；一方面又认识到，“实际的爱心行动，是福音的最佳示范”。为此，他先从“养猪计划”等小型项目逐步做起。1995年成立“信爱基金会”，宗旨是“信爱基金中国心，培训助学传福音”。他坚持两大策略方针：第一，所有事工必须是合法、合情、合理的；第二，福音本色化是终极使命。胡钦在安徽的主要事工包括：（1）1994年与加拿大颂恩堂合作，先后在安徽建立七处颂恩堂；（2）协助修建安徽神学院·并在怀远、淮南、砀山等地建立了7处培训中心，协助63处教会或聚会点；（3）兴建卫生院，捐赠医疗设备，仅蒙城一地就有12所；（4）希望工程：从1982年的乐育小学开始，仅在蒙城就辅助了29间中小学及幼儿园；（5）“爱心送暖显主爱”行动：给各地培训班、卫生院、养老院送棉被，因水灾等又有特别捐赠。另外，他在长沙、青海等地也有特别的事奉。胡钦的工作不但受到基督徒的爱戴，也得到了许多地方领导的赞扬。

政教关系是另外一个较突出的问题。2012年4月，当笔者第一次到安徽调研时就碰了钉子：一位姊妹自称是“家庭教会”，但却建议我到“三自教会”去。而且，她明确说，三自教会是政府和共产党的。一周之后，自己再次碰到了类似的问题。拒绝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是内部祷告聚会，不适合太多外人参加（我们当时加助手有四个人）；其推荐则与之前的经历十分类似——去市中心的大教会。在乡下，当地人也明确告诉笔者，这里有两种基督教：教堂里的和家里的，互不来往，认为对方信的是不同的东西。即便是一般的人也印象：三自教会不属灵，没有信仰，不会得救。

一位家庭教会的负责人指出，“三自教会”的神学是政治神学，秉承“自治、自传、自养”的原则。“三自教会”进入内地是因为当时的政府认为我国的宗教也需要适合社会主义·需要肃清不适合社会主义发展的教会。“家庭教会”因为秉承的最高原则是圣经并不是政府，所以就成为了打击迫害的对象。这并不是说“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就不爱国，他们就是反政府的。在和派出所、公安局、国安局打交道的这些年，他们对“家庭教会”的态度也在慢慢发生着改变，从开始的蛮横取缔到如今心平气和的谈判。“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在面对逼迫他们的人时更需要温柔和耐心。也有讲道者根据神学思想谈到：我们教会（言者自称的家庭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的，我们听神的，基督是我们的头；而“三自教会”是听政府的，政府是他们的头，不是建立在纯正信仰的根基上，他们所建造的就是草木禾稭。

在“三自教会”内部，不同的人对此一问题也有着不同的看法，甚至会为此出现激烈争吵。一位有着丰富教会生活经历的年轻传道人指出：只要圣道得到正确地宣讲，圣礼得到正确地施行，就是教会。不能乱扣属灵不属灵、得救不得救的帽子；也不能妄自评定某某教会是异端，或不能称为教会。“三自”和“家庭”——其实是一个教会，都是基督的身体，当在主里合而为一。然而，教会分歧大到得救不得救的程度，互相攻击，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有另立山头、各自称王之嫌。

关于此一问题上形成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历史的，也即归结到20世纪50年代的三自爱国运动及与此相连的各种政治运动。其次，一些形成的原因则是现实的，如老年人多、家里离大教会较远等。但经过调查发现，人为的因素在其中的影响非常关键；有时候甚至是为策略性的目的而故意宣传的结果。对于大部分的教会负责人来说，或许对于事情本身的来龙去脉是比较清楚的。但对于大部分的普通信众，无论是乡下的农民还是城市里的大学生，都是被影响的。“家庭教会”对封闭性的独特身份的追求，可以看成是保守性的宗教团体在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其根本目的在于保持身份认同的独特性和封闭性。在中国，这一分离或分裂则有着较强的政治含义。客观地讲，这一分裂很大程度上是组织性的；从普通信众宗教生活的角度来看，这一界限是可以被跨越的。不能跨越的往往是世俗的，甚至是利益的因素。

小结

我们在安徽的故事终结于最初的地方。2012年4月，当笔者正为刚到达就被拒绝而发愁时，我们被带到了一个更有意思的地方。车开了20-30分钟，来到了市郊的一个工业区。聚会在工厂的活动中心举行。到达的时候，一位教会的弟兄正在讲述，他的职业是一名医生。他讲到了五四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但总结——“只有耶稣才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会场大概在50人以内，大部分是该厂的职工。有专门的服务人员，还有一位年轻的女士做主持。聚会的重要原因是因为老板改教。他以前是信佛的，现在因为母亲生病和生意上的一些经历则改信耶稣。自己一旦决定了，就要办这么一个仪式，并要全场的职工参与。这是见证，也是传福音。在老板讲话的过程中，员工和未来的福音朋友们间歇性地鼓掌，老板时不时也会请一些员工站起来回应一下。我们作为贵宾被招待，并获赠该厂的纪念品。临走的时候，笔者发现，在楼梯的墙角堆了很多佛像。老板在会后即决定将这些统统砸掉。

著名的中国基督教史专家裴士丹（Daniel H.Bays）认为，城乡差别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社会界线，同时也是中国基督教面临的最大分裂。然而，在其他地方的研究中，我们已经发现，“基督徒老板”作为一个新兴群体，正在宗教信仰和社会现代性之间架起桥梁。与此同时，农民工教会在城市的兴起构成了城乡互动的另一个维度。在本部分的调研中，我们也看到，学生到大城市甚至国外求学，从而将父辈的信仰延续和扩散开来。这些因素重新返回故乡，带动了地方教会的新气象。在本部分的一开始，笔者就指出，安徽的基督教具有城乡的双重特征。这在芜湖这样一个中等城市体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我们看到，治病仍是大部分信徒加入教会的首要原因，老年人和妇女在教会中仍占大多数；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信徒更高的精神追求。这既包括学生团契的兴起，也包括年轻的牧者在知识和灵性方面的深入探索。

就五旬节-灵恩运动的问题而言，我们见证了治病在信徒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看到了类似丰盛福音的表现。然而，由于调查条件的局限，我们在自己的田野中并没有发现严格的五旬节派教会。我们遇到了不同的信徒，他们的信仰是虔诚的，祷告是激情的，但却未必属于灵恩派。特别是在打击邪教的强势下，这些教会就变得更加隐秘。因此，同河南部分的调研相似，我们看到了当地基督徒的属灵特征，却不能将他们归为灵恩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