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全球灵恩运动与地方基督教

第六章：圣雅各的荣光∶安徽芜湖

2011年6月，具有百年历史的芜湖圣雅各教堂顺利平移6米多，这是少有的基督教界和安徽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重大事件。“移”是因为市政建设的需求，“平”则体现了对历史文物的保护。与此同时，政府还为圣雅各堂的信徒安排了一处老厂房仓库，并花了20多万元装修，以保证聚会生活的正常进行。这座建于1883年的哥特式教堂见证了基督教在芜湖的久远历史。毗邻的圣雅各中学以“凹”、“凸”对峙的格局同其交相辉映，则反映了基督教的广泛社会影响。校园里既有以李鸿章长子李经方（1855-1934）命名的重要建筑，又有著名革命家王稼祥读书的身影。圣雅各成为了基督教在芜湖地区最具代表性的象征。

然而，相对于这种长江口岸城市的历史图景，学者们对改革开放以来安徽农村的基督教景象更为关注。而且，在历史上，出身于传教士背景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Pearl S.Buck，1892-1973）以安徽宿县的农民生活为背景，写出了为其赢得世界声誉的《大地》（The Good Earth）。这也反映了安徽基督教跨越城乡的双重特征。实际上，安徽是近年来基督徒人数增长仅次于河南的省份，尤其是在同河南交界的阜阳地区。祖籍安徽的香港宣道会牧师胡钦在退休后致力于家乡的教会和社会事业，也成为了基督教界的一个突出案例。不过，学界对于安徽的关注却远远低于河南。这造成了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安徽基督教的知识缺憾。

笔者的研究，聚焦在安徽基督教跨越城乡的特征上面。2011年，适逢安徽进行行政区重新规划，巢湖市下属的无为等县划入芜湖。本课题的成员即以芜湖、巢湖市区和无为农村为例展开了调查，同时涉及到省城合肥、阜阳等地。调查时间持续一年，从2012年1月到2013年2月。笔者的基本问题在于，基督教在信徒的生活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作用？并将之延伸为基督教与地区社会文化互动的讨论。

第一节：历史背景

早在元朝时，一位名叫马世德的也里可温人在合肥做官，这是天主教在安徽的最早历史记载。在明末清初，安徽有不少士人与传教士交往，如冯应京、程大约、吴中明、焦勖等。同时，安徽也有反天主教的著名斗士，如杨光先（1597-1669）、俞正燮。道光（1821-1850）末年，传教士在五河县建立了第一座天主教堂。之后，传教士相继从南京进入安庆，从河南进入颍州（今阜阳地区），从江西进入婺源、秋浦，从湖北进入六安。据统计，清末全省共有大小天主教堂283所，教友30876人，外籍教士47人，中国籍教士17人，修女108人。这些教堂大多为法国耶稣会士创办。其中，金式玉神甫（又名金缄三，Joseph Seckinger,1774-1801）被教会称为安徽最杰出的传教士；他25年的传教史，就是全省教会创建史的一个缩影。1842年，耶稣会总会会长宣布将江南教区委托给法国耶稣会士，安徽即为法国耶稣会士的传教区域。1922年，从江南教区划出了安徽教区，总堂设在芜湖。1929年，进一步成立了安庆、芜湖、蚌埠三个教区，分属西班牙和意大利耶稣会士管辖，法国耶稣会士退出安徽。1937年成立了屯溪监牧区，属西班牙圣母圣心会。1946年中国教区的圣统制确立后，安徽成为全国20个总主教区之一，梅耿光（梅振华，Federico MelendroGutiérrez,S.J,1889-1978）为总主教。

早在鸦片战争期间，基督新教第一位来华传教士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1814-1843）就曾多次到安徽境内搜集情报，算是基督新教与安徽的一个最早渊源。1846年，美国圣公会将安徽、江苏两省列为其传教区域，并设立皖赣教区，由江苏主教遥领。1869年，内地会传教士宓道生（James Joseph Meadows,1835-1914）、卫养生（James Williamson,1838-1896）来到安庆，不久就挂出“圣爱堂”的匾额；后他们”又相继在宁国、贵池、歙县设立教堂。1883年，美国圣公会在芜湖建立了圣雅各堂，圣公会由此在安徽正式立足。之后，基督会（Foreign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在滁州、合肥、芜湖建立了三处总堂,来复会（American Advent Mission Society）在和县、无为建立了两处总堂，美以美会、公信会（FriendsMission）、南浸会、北长老会等也相继进入。其中，芜湖的基督教势力最大，在清末时已经有七个差会（来复会、公信会、圣公会、宣道会、内地会、基督会、美以美会）进入，共有教堂20座。

20世纪20年代，包括安息日会在内，安徽全省共有总堂33处，正式教堂127处，布道区189个，中外宣教士172人受洗信徒5070人，基督教徒总数11608人（缺信义会数字）。全省60个县中，52个县有基督教事业，其中以芜湖和安庆两地最为发达。在各大差会中，内地会势力最大，在全省信徒中占26%，差会总堂数占42.4%，正式教堂占35.4%；其次为圣公会、美以美会和基督会。20——30年代，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发展最快，相继在和县、无为、桐城、当涂、芜湖等地建立了教会。本土的基督徒聚会处、耶稣家庭、真耶稣教会等也相继进入。

芜湖作为基督教在安徽的一个重要中心，这在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两方面都有所反映。

1874年，法国传教士金式玉在芜湖沿江一带购得土地，建造了几间简陋的房屋，作为被宁国府驱逐的神父来芜的避难所。1878年，金神父又买进邻近的一片土地，将其扩大并正式建造住院和教堂。1886年，他购得被人盗卖的鹤儿山半部，准备建造住院和大堂，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中间几经波折，直到1914年，经安徽省财政厅议决，将以上土地租与天主教会，八角亭也租给法国人建天文台。1887年，金式玉和辅理修士顾培源（法籍）共同负责，在鹤儿山南麓正式动工，建造住院和大堂。1891年，因哥老会的反洋教斗争，曾引起法国军舰威胁，史称芜湖教案。1895年，大堂正式落成；7月，江南主教倪怀伦（Valentinus Garnier,1825-1898）在新堂内做了大弥撒；8月成立芜湖总铎区。天主教由此在芜湖立足。天主教在芜湖建有培养修女的初学院（1926年）、内思工业职业学校（1935年）、若瑟诊所（1929年）等。经济上，之前主要靠外国资助，曾在上海虹口天主堂设立办事处，专门负责海外汇兑等业务。

历史上，芜湖的基督新教主要包括几个大宗派：（1）圣公会：1883年传入，美籍瑞典人卢义德（Francis E.Lund，1863-1940）为开创者。历史上，芜湖教会曾是圣公会皖赣教区的管辖中心。后来，圣公会有两位著名的华人主教都跟芜湖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是郑和甫（1885-1954），他是圣公会第一位华人主教；二是陈见真（1894-1969），1946年作为中华圣公会三位代表之一出席圣公会的全球会议，后曾任中华圣公会主教院主席及总议会常务委员会主席。著名革命家王稼祥（1906-1974）曾在芜湖的圣雅各中学读书，并参与组织了1925年收回教育权的运动。（2）卫理公会：大约在1870年传入，属华中年议会，美国人密德福是开创者。卫理公会的礼拜堂是芜湖所有教堂中最大的。由他们创办的“芜湖戈几山医院”，1929年曾得蒋介石亲自题名。除此之外，他们还创办了皖南中学、育才学校等。（3）内地会：戴德生曾在芜湖任职20年（1869-1888），后由英国人屠善宰和华人信徒朱国英共同负责六年（1888-1893）。英国人浦恩阮曾任职达32年之久（1893-1924），后由本地信徒胡广训（郎溪人，1924-1929）和项达三（无为人，1929-1946）负责。（4）来复会（American Advent Mission Society）:约在1897年，由毕竟成牧师传入安徽，后由华尔敦继任。来复会规模较小，只在江苏和安徽设有教堂。芜湖是总会，来复会的监督在这里常驻。来复会在芜湖创办有萃文中学。此外，宣道会在1852年前后传入；公信会在1870年左右传入；基督会在1880年传入，著名牧师包括周孝成、李卓吾等；圣洁教会于1932年设立；基督徒聚会处和耶稣家庭于1944年在芜湖建立教堂。

在安徽，同芜湖形成重要对照的一个地方是安庆。1700年，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P.Franciscus Noel,1651-1729）就曾到安庆来设堂传教。1865年，中国神甫熊臣尧受江南教区主教鄂尔璧（Joseph Gonnet）指派到安庆建立堂口。之后，法国传教士金式玉、韩伯禄（韩石贞，Pierre Marie Heude,1836-1902）又来安庆。1869年，安庆教案发生。法国公使罗淑亚（Juliende Rochechouart）到南京进行会谈。次年，由地方官拨地给教会，在黄家狮修建耶稣圣心堂。1900年，成立安庆府总铎区。1930年，安庆自成一教区。1946年升为总教区。天主教在安庆设有崇文中学（男、女）、崇文小学、伯禄小学、圣心诊所、女医诊所、育婴堂、印书馆、牛奶场等。安庆的基督新教主要包括两支：一是内地会，1869年传入，是当时安徽省唯一的基督教会组织，先后在桐城、石牌、潜山等地设立堂点。宓道生、卫养生、戴广兴、胡恩培、费立凯、薛安慰、徐文斌等相继领导本地工作。1928年，安庆内地会成为自养教会，全由华人自理，教会开支依赖信徒捐献。名字改为中华基督教安庆福音堂，组织改为执事会。另一则是圣公会，其规模和影响都要更大。1894年，由美国圣公会派华人传教士黄郎斋到当地传教。1900年，美籍传教士林学汝（C.F.Lindstorm）抵达；后得当地富绅路琪光等人的帮助修建了救主座堂，是为当时全国十大教堂之一。1910年，中华圣公会皖赣教区成立，以安庆为座堂。圣公会在安庆建有同仁医院（1901年）、圣保罗中学、培德女子中学等。著名女作家苏雪林（1897-1999）就曾在安庆的教会女子学校读书。

无论是芜湖还是安庆，都反映了近代城市基督教的发展模式。这特别体现于天主教和圣公会的发展模式，学校和医院是重要的社会机构。然而，在市中心之外的区域，还有着广大的乡村教会。安徽一方面有着重要的口岸城市，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大批的贫穷土地。这构成了基督教在当地发展的双重特征。1917-1921年，出身于传教士家庭的著名作家赛珍珠居住在安徽的宿州，这为后来获得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大地》提供了素材。赛珍珠对农民生活的描述、对中国文化的欣赏以及对战争灾难的记述，构成了传教士眼中的独特中国景象，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见证。尽管赛珍珠作为作家的名声远远超过了其传教士身份，然而她出生于中国的传教士家庭、有一个传教士教授的丈夫以及其本身对传教运动的反省，都将她与中国基督教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第二节：走进田野

2012年4月15日，星期天，滁州。早上8点出发，起身往市中心的礼拜堂。这显然是一个好的街区，显得非常的繁忙，路中夹杂了好几位乞丐。在早晨的阳光中，教堂的十字架高耸着，突兀在这嘈杂的小街市，继续着一种过去的高傲。快走近时，已经可以听见教堂的歌声，礼拜大概是在8点钟开始的。教堂非常的拥挤，大堂自然是坐满了人，连楼梯和过道里也布满了。笔者站在一个二层的观礼处，看下去都是花白的头发。而且，可以判断出，是中年以上的妇女居多，大多是老奶奶。这或许因为是早上的聚会，年轻人大概都还没有起床。又或者是与这个街区，甚至是公开教堂本身的特点相关。诗班穿着整洁的衣服，跟上海的差别并不是那么大，有着统一的设计，包括十字架。牧师则没有穿圣袍，而是一般的便装。主持和讲道都是女的，而且讲道者尤其显得年轻。今天讲道的题目是少年财主，源自新约中耶稣的教导。讲道者的思路并不是那么严谨、清晰。除了描述故事本身的内容，她一会儿援引清教徒的例子，一会儿又提到本堂老牧师的见证。比较吸引人的还是关于最近清明节扫墓的事情，说很多人不仅给父母烧纸房子、车、电器等，还烧纸糊的“二奶”。这是对社会的批评，也是对教会信众的提醒。聚会结束后，课题组成员免不了拍几张照，包括教堂和街区。其中一根电线杆上有关于麻将技术的广告，笔者试图拍下来。这时却忽然感觉周围有很多眼睛盯着自己，从而只得放弃。这无疑是个熟人的街区，有着过去的繁华，也有着今日的落魄。教堂矗立在其中，是历史的见证，也是当下的现实。

2012年4月22日，星期天，合肥。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合肥的市中心四牌楼，政府、文化及商业中心都在这里。在林立的高楼间清晰可见高耸在空中的十字架。这里是合肥市基督教两会的所在地。这是一个新修好的教堂，最近正在筹备六周年庆的活动。建筑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高高矗立的七层现代建筑；一是青砖的门面和顶部的十字架。一方面说明了其宗教特性，一方面又有了传统徽州的复古风格。在这个城市开始正式繁忙之前，教堂边的乞丐有的还没有起床，教堂里面却挤满了人。笔者沿着台阶往上走，不断看到“此层已满”的牌子，以致自己不得不爬到最高的四层。人是满的，每个门口都有专门的服事人员，秩序的良好是自己在其他地方没有看到的。这个大教堂给自己的最大印象是，彷佛一个金字塔的权力等级。在装备豪华、人员整齐的秩序下，自己也感受到了庙大而导致的不熟悉和等级秩序。当自己走到一楼的时候，同样很多人，大多是老年人。可能考虑到他们爬不动楼梯，所以才停留在这里，彷佛一个被遗忘的地下舱。因为主堂是从两层开始，这里就仿佛在底下。一日的忙碌就如此开始。相对于滁州，这里同时汇集了历史与繁华、世俗与神圣。这是省会城市的气派，也是基督教在安徽的一个门面。教堂耸立在城市的中心地带，并跟其他重要的社会部门相并列，想当然地成为了这个城市的一部分。同样，随着社会的进步，教会也在不断地更新。这不仅包括外在的建筑，也包括内在的制度化。

2012年4月23日，星期一，颍上。早上7点钟从酒店出发，开始到颖上的路上，这个所谓管仲的故乡。路边有一些标语很有意思，我返回的时候得到了证实：“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维护正当宗教，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反对邪教”。我们见的第一位受访人是一位老阿婆。由于行动不便，她已经好几个月没去教堂了。当初信教的原因还是因为生病。信教未必就到不用吃药的地步，但多少是有些帮助的。第二位是一位在路边坐着的老人。我们的语言不是很通，所以交流不是很流畅。但提起要去村里教堂的时候，他的精神马上起来了，愿意和我们一同前去。从那里到教堂有两里路，他很快地走在前面；我由于事情耽搁，竟然被拉开两百多米。在乡村的教会，我们碰到了负责的老人。这个小教堂十年了，比较简陋，但看得出经过耐心的打理。她丈夫以前有正式工作的，现在退休了。信教的原因也是因为生病。教堂的门前有“爱国爱教”四字。这里以前是学校；后来有了新的校园，是因为一位香港商人的捐助。除了教堂，还有一个公墓，专门给没人照顾的老人。平时聚会的大多是老人，因为乡村本身就很少年轻人。我们在镇上吃过午饭后，去了那里的教堂，一下子大了很多，最多的时候可以装一千人。在教会的管理室，我们看到一位残疾老人。他也是信徒，但很少聚会，主要负责看管教会。教会每月给他几十块钱，加上劳保，算是可以过一份生活。他每天在这里听道，未必很认真，但算是一种形式上的基督徒了。跟城市相比，乡村是闲散的、萧条的，显得异常安静。在大部分青年人都外出打工的情况下，道里彷佛一个被遗忘的角落。教会则成为了留守老年人的精神家园。

我们的调研就在这样的进程中展开。这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在无为农村的长期蹲点；二是在合肥、滁州、阜阳等地的综合观察；三是在芜湖和巢湖市区的专门调研。调研的聚焦点最终落在城乡社会的结合地带。笔者不断探索和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基督教信仰究竟在普通信徒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基督教的信仰使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生活有什么区别？最终则延伸为对基督教和地方社会文化关系的探讨。为了保证田野资料的原始性和生动性，我们采取更多的观察，采访中也尽量让信徒按自己的逻辑讲述自己的故事。研究者在这些零散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归纳和整合，并加以系统的反思。

一、祷告与治病

祷告是基督徒生活一个最基本的表达方式。集体祷告既体现了聚会的集体生活，又成为了教会作为一个特殊团体决策和行动的重要标志。大部分的教会都有专门的祷告聚会，供教会核心成员加强心志，并商量决定一周的重要事情。在有些地方，祷告聚会则与诗班或青年聚会相联系。在这里，可以看到教会精神的内在表现，也可以反映出由核心成员或青年带来的活力。2012年4月在合肥的调研中，笔者先是被一个“家庭教会”的祷告聚会临时拒绝，接着又被推荐去市中心的“大教会”，从而偶遇了一场特别的祷告聚会。

聚会的地方在教堂最高的七层，我们在楼下三四层时已经可以听见唱歌的声音，便循着上来了。进门时，一位青年男子正在指挥大家唱歌，还不断地挥着手，摇动着身体。声音很大，很欢快，这是我们在楼下就能听到的原因。之后有一位牧师讲道，接下来便是最重要的祷告部分。大家都跪在前面，比坐着的时候更像一个“神圣的团体”。祷告包括个人祷告和带领式的祷告。内容包括：为自己、为教会、为国家等。情绪是比较激动的，情感明显在这个环节占了更重要的地位。女性的角色也凸显了出来。有几个主题值得特别关注：（1）关于医治，不仅是身体的，也包括心理的和社会的；（2）关于灾难，认为它们也是神让人成长的环境；（3）对迫害者的祷告，这符合耶稣打右脸给左脸的精神；（4）婚姻是现代人的一个共同主题；（5）传福音和教会在中国的复兴。祷告越到后面，情感越激烈。特别在负责信徒的轮番带领下，会众一声一声地跟着附和。达到高潮时，几近在嘶吼。出于礼貌，笔者没有上前；对于去过诸多教会的我来说，这种情况是见怪不怪。然而，我的三个学生助手则忍不住走到前面去看。他们是初次看到这样的场景，一方面感到震惊，一方面则充满了厌恶。震惊的是在公开教会祷告的激烈程度；厌恶的是觉得有损于基督教在他们心目中文质彬彬的形象。在其他调研人员的经历中，笔者也收到类似的反馈。

他们的反应表明了祷告会在信徒生活中之重要性，以及相对于周围世俗社会的独特性。

与祷告紧密相连的是治病，这被称作是中国基督徒信教的第一原因。笔者在安徽田野中碰到的特例是具有医学背景的人在治病方面的体验。这并不是说，因为他们有医学背景，所以他们讲的所有神秘经验都更可信。而是说，治病在基督教的案例中，绝不仅仅是像一般认为的只是心理作用，甚至欺骗。宗教经验中的治病有着复杂的因素，需要更详细深入的考察。

第一个案例是一位姓王的老人，原籍河南，采访时已经85岁。他曾就读于有基督教背景的圣德小学、中学，后于陕西逃难时在渭河受洗。他在齐鲁医学院学医，毕业后分配到江苏的医院工作，擅长儿科。这位老人有20多年的心脏病史，多年来一直用药。近期随着年龄的增长，病情多有加重，经常出现头昏、出汗，甚至短时间的昏厥。但他自己认为，在世的工作还没有完，神暂时不会接他去。在病中，他读到一位传道人关于神医治病人的小册子。他觉得“这是神的应许，神的医治就包括在祂的救赎之中”；而且，“神的应许是兑现的，只要凭着信心去支取就必得着”。当时他信心还不足，在按惯例吃药时内心却感到强烈的不安。后来，他继续思考神的话语，并默默祷告。最终，他确认：“我信这是神的应许，现在就得医治。”随后，他收拾平时治疗心脏病的药，全部放起来。之后一个月，他未再服任何治心脏病的药物，而心功能不全的症状从当时起就完全消失了。中间曾有过几次，特别为在心脏病得医治作见证后，他觉得撒旦会再来试探。但是，他都靠着圣灵赐的宝剑——神的话随时抵挡。

第二个案例是一位何姓老人，当时近80岁，曾任县医院麻醉医师。她自小在老家浙江绍兴随外婆和母亲信主。最近因脊椎问题刚刚在上海瑞金医院做过手术。她自身是麻醉师出身，知道这个手术需要麻醉剂量之大，所以很是担心和害怕。但经过教会弟兄姊妹们的祷告，感到主的话进入她的心——“在爱里没有惧怕”。从而得以如释重负，平安地进入手术室。手术后，老伴也终于信主了。全家人祷告了几十年，认为上帝终于动工了。老伴姓陈，出生后经美国传教士受过婴儿洗。他的父母当时是江阴的医生，跟传教士是邻居，所以算是从小就信主了。他觉得上帝一直都在看顾保守他，虽然他是因为老伴的生病才正式皈依。为此，他还分享了两个以前的故事。一是八岁时突发白喉，他哥哥抱着他赶往父亲的诊所。他难受得要命。在一个小陡坡旁，大哥让他一起跪下祷告。说的话很少，就是“求主医治我”、“不让我死掉”等。结果，起来就好了。二是在朝鲜战场上，有一次命令他随部队出去，他刚动身，又因别的事被叫回；后来得知那次出去的没有一个回来。还有一次炮弹打在他身边，刚好一个铜脸盆震翻了，盖在他头上，不然那次不死也是伤。他把这些都归为上帝的保守。

这两个案例中的三位老人，在年少时都曾跟基督教有过一定的接触。现在，则因为年老和疾病，从而跟基督教走得很近。尽管他们作为医生曾经医治过很多人，但却不能在老年时医治自身的病。他们同基督教的再次联系，唤醒了年少时的相关生活记忆，又得益于退休后脱离机关限制的独立身份。他们跟基督教的亲近，则因为年老重病的身体之故；然而，他们的医学背景却增加了其见证的可信度。虽然他们的医学教育和职业无疑使他们能产生较为理性的判断，但年老多病的身体和心理却足以使他们像其他的老人一样去追寻神秘力量的帮助。这带来了在解释宗教医疗时的困局：一方面我们不能完全否认他们的理性；一方面我们又不能明了背后的神秘机制。作为基督教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我们只能在观察的层面上承认现实，却又在专业的素养下保持怀疑。但这却无碍信徒们在自身世界中的逻辑——“信则灵，不信则不灵”。这跟中国的民间信仰也是有类似之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