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2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

福音派公共神学的指导原则：两个国度

在今天的改革宗圈子当中，“两国论”（Two-Kingdom Theory）一词似乎成了某种特定立场的代号，近年来持此立场的热门人物包括加州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温大卫（David Van Drunen）教授等。反对此立场的改革宗人士有时会因而拒绝使用“两个国度”的修辞，认为这太靠近路德宗的观点，而较为热衷的支持者有时会把强调“文化使命”（cultural mandate）的改革宗人士一并称为“神治论者”。我们在此无需细究这场论战的内容，只需强调“两个国度”的原则在亨利的论述当中，乃是福音派公共神学的重要指导原则，尽管这并不一定是温大卫所提倡的两国论。

传统上，神学家会区分“上帝之国”与“地上之国”，作者也提到了奥古斯丁著名的《上帝之城》中“世俗之城”及“永恒之城”的区分。然而，单是如此区分“两个国度”是不够的，因为上帝之国同时具有多个辩证的双重向度：既属永恒亦属历史；既属现时亦属未来；亦有形亦无形；现在是争战中的教会（Church Militant），将来是得胜的教会（Church Triumphant）；既特殊（她仅限于神拣选要救赎的每个个别对象）亦普世（神要救赎更新每个受造的领域，而不只是教会）；既不属世却又入世（in but not of the world）。在教会历史上，许多伟大的神学家都对这多个双重向度进行过丰富而精彩的讨论。

在亨利的时代，西方世界的神学家对于末世论特别关注，德国的莫尔特曼（Jürgen Moltmann）、稍早提到的威尔士神学家陶德，都提出了创新的末世理论。基要派（包括福音派）的圈子内，主要有前千禧年论、后千禧年论、时代论，而当时多数的改革宗则采非千禧年论（amillenialism，一般译为“无千禧年论”，这是错误的翻译，因为这理论的支持者相信有千禧年，只是他们对于新约圣经的末世文学抱持一种敬畏的态度，不敢强解，因此无法断定基督何时再来，只强调主“必快来”）。那个时代对于末世的关注，与历史背景有密切关系。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其后的冷战，将全世界笼罩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阴影底下，令世人感觉世界末日已然临近。存在主义在社会文化的层面上大行其道，嬉皮运动、性解放运动于20世纪后半叶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美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及家庭、社会结构，而这更使保守基督徒感到主再来的日子近了。这些因素使得末世论成为当时福音派神学所关注的焦点。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亨利探讨“两个国度”时，很自然地就专注于救赎的末世向度。他指出，“耶稣关于国度的教导，区分了已然国度和未然国度”，亦可称“此时国度”和“彼时国度”（第46页）。这并非“上帝之国”与“地上之国”的区别，而是“上帝之国”的辩证双重向度之一。当时的自由派神学对于一切超自然主义的课题存而不论，对于基督真实再临的预言持不可知而不论的态度，因此对“彼时国度”没有任何兴趣与盼望。他们热衷于各种社会运动、社会福音，认为借由在地上伸张正义，即可在现下实现上帝的国度。基要派则强调“上帝国度的独特之处正在于超自然的救赎……正因为如此，基要派极力抵制自由派最有特色的现时国度论”（第45页）。

作者当然认同基要派的立场，但他也指出，当时许多基要派人士为了抵制自由派的社会福音，矫枉过正，忽略了超自然救赎的社会向度。他强调，上帝国度同时具有现世性与末世性，而“圣经学者的任务是要发现（1）在什么意义上它已经存在于地上；（2）在什么意义上它要在基督再来之前实现，以及（3）在什么意义上它要在基督再临时得到完全实现”（第48页）。

在此，作者首先强调，“耶稣显然没有宣告他会带来一个地上的政治国度。他不仅无意如此，还坚决弃绝这种观念”（第48页）。如此，“希律王下台，凯撒被推翻，都不是上帝国度即将来临的先决条件。国度指的是每个人与他们的救赎之王耶稣基督的灵性关系，它的存在无需等待推翻或建立任何形式的地上政府”（第49页）。换言之，教会——神在地上的国度——可以与任何的政治体制共存，也没有任何的政治或经济体制可被视为上帝国度在地上的彰显或实践。上帝国度乃关乎超自然的救赎，而正如本书所指出的，“一个有救赎的极权主义远比一个无救赎的民主社会更可取，一个有救赎的共产主义远比一个无救赎的资本主义更有益”（第63页）。上帝无形国度的荣耀可以在巴比伦彰显，却在以色列被隐藏。因此，基督徒不应该为了上帝国度的缘故去推翻或建立任何地上政权。不论罗马或耶路撒冷，民主或集权的社会，都可以成为救赎福音之国度彰显的平台。简言之，“在彼时国度中，一切行动都要以救赎为中心”，因此“在此时国度中，耶稣的福音没有以政治力量的铁蹄对付那些反对他的人”（第49页）。

对于当时的基要派而言，以上的论述没有任何不妥。然而，许多基要派人士强调“以救赎为中心”的彼时国度时，忽略了此时国度的社会向度。作者列举了许多新约经文说明这点，在此无需重复。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此批评的并非基要主义本身，而是偏离基要主义原则的基要派人士所体现的矛盾。

亨利作为一位划时代的神学思想领袖，诚然有其过人之处。他注意到，当时主流的论述，倾向于单以末世论的“此时”“彼时”之分来理解神国的降临，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已然”“未然”的末世论，属乎更大的救赎计划，而“救赎”也只是这计划的环节之一。尽管他没有清晰地道出“创造堕落救赎”这基督教世界观的基本架构，但这概念已经呼之欲出了。

此外，他虽然没有采取非千禧年论的立场，但他的确已经注意到，前千禧年、后千禧年、时代论所辩论的许多议题，事实上是无谓的争论。后三种立场都无法清楚说明上帝此时之国度的社会向度。他只说自己持“广义的前千禧年主义”，但他显然对这些末世理论所辩论的内容没有太大兴趣。当代学者注意到，禧年论的立场，其实对于政治神学、公共神学没有直接或必然的影响。过去人们认为后千禧年论者必然关心地上的社会公义，而前千禧年论者则对地上国度持悲观态度，这是错误的理解。关于这点，我的好友沃尔芙（Judith Wolfe）教授已在我们与多位同行共同撰写的《19世纪基督教思想牛津手册》的一篇文章中充分说明，在此不赘。[1]亨利的洞悉能力的确不凡，他在七十多年前就已经注意到这点，也因此提醒：福音派的公共神学不能够仅仅被末世论主导，而应该诉诸更大的基督教世界观的框架。

针对那些过度强调彼时国度而忽略基督教世界观的基要派人士，作者指出他们其实违背了基要主义的整全信仰，即创造堕落救赎的历史观：

基要主义坚信宇宙是有目的的、有道德的，反对一个纯粹的数学般精确的宇宙；它坚信一个有位格的上帝，反对非位格的终极实存，无论是时空，还是各种生命冲动；它坚信上帝的创造，反对自然主义的进化论；它坚信人的独特性是上帝所赋予的，而非由于人类的进步；它坚信人的困境不是由于动物的遗传，也不是人性的必然，而主要是因为他违背上帝；它坚信救恩只能来自上帝，反对人可以自救；它坚信圣经是启示，告诉人们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作为人的救赎主道成肉身，反对把圣经看作只是一本记载宗教经验的书，与众多的宗教书籍毫无分别；它坚信历史与人接受或拒绝神人息息相关，而不只是发生在各国中的历史；它坚信未来如何并不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世界正走向人类未来审判的最终结局。（第54-55页）

作者紧接着由此总结：“我们从这个整全的观点来看待基要主义，就会明白若把基要主义仅仅等同于末世论，便大大扭曲了基要主义。”（第55页）基要主义阵营内的福音派运动，旨在对这种在教义上狭隘、在行动上避世的普遍倾向提出修正，先在基督教内部“引发一场20世纪的宗教改革”（第56页），进而带来社会文化的变革。如是，面对当时教会内部及世俗社会的双重挑战，“福音派的解决方案”就是在公众领域表述整全的基要主义世界观信仰：“基要主义在主要的教义如上帝论、创造论、人论、救赎论以及末世论上都取得了共识，这些伟大教义的中心指向永活的救赎主基督，这也是早期教会向当时的腐朽文化所宣讲的信息。”（同上）

本书最后三章，皆在探讨落实此“解决方案”的具体计划，这充分体现出福音派运动虽然有其神学基础，但它并非神学性的运动，而是组织性地将神学落实于时代处境的社会运动。作者首先提出学术与教育领域中的策略：“福音派在这样的环境下，必须争取两个学术方面的伟大转变。首先，必须在每个研究领域中撰写有分量的作品，包括从小学到大学的每一个阶段。这些作品应在每个主题上展现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各自观点的丰富内涵……第二，虽然现在国家把持着教育机构，但福音派不能因此而舍弃福音职责——向大众宣扬基督教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第61页）说穿了，其实过去几十年间，美国福音派在这方面的策略不外乎“渗透”世俗教育机构及学术界，以及创办基督教大学、中小学、神学院、研究机构等。

当然，教育机构既然把持在政府手中，那么“福音派绝不能主动撤离未来的政治舞台”（第63页）。参与政治并非单单为了教育，福音派更应借由政治上的影响力“与侵略性战争、政治自然主义、种族不宽容、私酒买卖、劳工管理中的不平等以及一切其他弊端作斗争”（第67页）。福音派运动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是以改革为导向的：“基督教不应反对任何社会所需要的改革，而应站在改革的前沿，并且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在救赎的基础上推进其行动。改革若建立在其他基础之上，都会由于其内在的缺陷而难以为继。”（第66页）此外，“福音派应该善加利用民主议事程序的每一个阶段”（第68页）。这策略显然非常成功，福音派到了20世纪末，已成为美国民主政治最主要的选举票仓之一，小布什总统任内甚至创办了“以信仰为基础的倡议”（faith-based agenda），让福音派领袖的意见直接影响国家政策。

当然，在讨论这些社运策略的时候，作者一再提醒，“在踊跃投身战斗的同时”，福音派“应当指出在基督里的救赎才是唯一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因为“这才是真正的福音派方法论”（第67页）。在自由派以及世俗主义的社会运动当中，“被抽掉的正是救赎元素。福音派今后的任务将是重新宣告救赎信息”（第63页）。在本书最后一个段落中，作者总结道：“福音派的首要任务是宣讲福音，关心在超自然恩典下的个人重生，正因为如此，上帝的救赎可以看作是对个人或社会问题的最好解决方案。它透过圣灵的重生工作，在历史中塑造了不受国家和世界限制的合神心意的群体。”（第73页）换言之，在探讨上帝国度的现世社会向度时，作者不断强调，这并非地上的政治国度，而是按照上帝救赎计划降临中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