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1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
附录：入世而不属世
作者：曾劭恺
引言
本书在美国福音派运动的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一方面确立了作者在该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也拟定了美国福音派在接下来数十年间参与公共领域的基本路线。这部著作出版至今已逾七十载，其影响有目共睹：美国福音派履行本书的策略，已然成为强大的社会势力，在教育、文化、商业等领域中皆不容小觑，甚至成为过去半个多世纪历任美国总统候选人争取的主要票仓之一。然而，美国福音派过去数十年在社会运动上的发展，许多方面却与作者原初的立意相违。例如，作者在书中强调：
如果缺失最重要的救赎成分，那么任何政治或经济体系的美好应许都只不过是不能实现的空想而已。一个有救赎的极权主义远比一个无救赎的民主社会更可取，一个有救赎的共产主义远比一个无救赎的资本主义更有益，反之亦然。但是，在现有的解决方案中被抽掉的正是救赎元素。福音派今后的任务将是重新宣告救赎信息。任何一种经济重整，不论它克服了多少专制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弊病，都不会因此而等同于上帝的国度。（第63页）
当代美国福音派在社会上最具影响力的右翼人士却经常将资本主义、古典自由主义等意识形态所落实的社会体制视为上帝国度的彰显。“推进上帝的国度”（advance God’s Kingdom）是他们常用的政治语言，特朗普总统任命的第一任教育部长戴弗丝（Betsy DeVos）女士上任前就曾宣告这是她在该岗位上的最高使命。论及这种现象，笔者有一次听到美国左派社运人士在某间自由派教会的一篇讲道，之后与美国正统长老会（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神学家卡西迪（Jim Cassidy）博士进行了如下这段对话。
“你认为福音派跟自由派有什么共通之处？”卡西迪问道。
我笑称：“他们都领受了普遍恩典，但除此之外我就不确定了。”
卡西迪认真地指出：“他们所共有的不止如此。美国基督徒热爱社会行动主义（activism），你在这个国家无法避免它，不论你是右派还是左派。你所听到的那篇道，以及一个神治论者（theonomist）会讲出来的道，有什么差别？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在政治上他们立场相异，但他们的讲道却属于同一类别。左派跟右派并没有太大差异。他们都想把末世（the eschaton）予以现世化（immanentize）。”
20世纪上半叶，陶德（C. H. Dodd——笔者恩师巴刻[J. I. Packer]博士在《认识神》以及许多著作中皆用许多篇幅驳斥此人的诸般论点）等几名英语学界新约学者主张，新约圣经关于末世的论述并非关乎终末的未来，而是在当下的社会实现的，因而提出“已实现末世论”（realised eschatology）一说。此说受到自由派的欢迎，因为它将神国的降临视为社会公义的实践，迎合了自由派的自然主义世界观。亨利在本书中竭力反对这种路线，呼吁福音派“重新宣告”超自然的“救赎信息”（第63页）。
然而，为何美国福音派发展到今天，其主流势力却演变为一种将末世现世化的社会运动？究竟是后来的右翼福音派领袖违背了亨利等创始者的初衷，还是这运动在初期即已埋下将末世现世化的因子？对于当代华人福音派信徒，亨利这部划时代的著作能带给我们哪些重要的教导与提醒，又有哪些地方值得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
历史背景：基要派与福音派
在回答这问题之前，笔者希望阐明：尽管当代美国福音派的主流势力已经强烈政治化、社会化，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福音派人士皆赞同这路线，更不意味着坚持圣经世界观的信徒应当扬弃“福音派”的称谓，以与社会化的宗教右派划清界线。此处有些历史性的专有名词值得我们稍作澄清。
作者在书中以“福音派”自居，而提及“基要派”时则模棱两可；有时似乎“福音派”与“基要派”被当作同义词使用，有时作者却站在“福音派”的立场上批判“基要派”。这或许令读者有些摸不着头脑。此外，有些读者可能知道，亨利经常被称为“新福音派”。华人教会以讹传讹，许多人已将此名词妖魔化，视其为福音派运动当中的新正统（neo-orthodox）派系。的确，美国福音派在20世纪后半叶出现了一些引进新正统神学的领袖，罗杰斯（Jack Rogers）及麦可金（Donald McKim）在其中较为出名。然而，这并非所谓的“新福音派”。
“新福音派”一词是由富勒神学院创校院长奥肯嘉于1947年提出。奥肯嘉原受教于普林斯顿神学院，后来普林斯顿董事会改组，开始接受自由派神学及高等圣经批判，梅钦、范泰尔（Cornelius VanTil）等师资离开普林斯顿，创办了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奥肯嘉也成为该校第一批学生。
当时，梅钦、范泰尔、威尔逊（Robert Dick Wilson）等保守改革宗神学家，以及即将退休因而选择留在普林斯顿的魏司坚（Geerhardus Vos，又译“霍志恒”），皆属美国的“基要派”阵营。事实上，奥肯嘉及亨利当时也以基要派自居，而且从未公开脱离基要派。亨利在本书中即称梅钦为“当代基要主义的发言人”，并认同梅钦所代表的基要派，指出“梅钦极力主张基督教对世界危机拥有适切的信息，不论是多么棘手的议题”。在大西洋彼岸，后起之秀巴刻年仅三十二岁（比亨利小十三岁、比奥肯嘉小将近二十一岁），甫获牛津大学哲学博士不到三年，于1958年出版《基要主义与神的道》（Fundamentalism and the Word of God）一书，使历史悠久的英国福音派传统与它在美国的表亲重新合流。亨利、奥肯嘉、巴刻等20世纪英语世界福音派领袖皆在某种意义上以“基要派”自居：尽管当时这已经渐渐成为贬抑词，带有“守旧”“陈腐”的意味，但他们坚持基要主义信仰的核心，包括圣经作为上帝话语的权威，以及基督作为挽回祭，借由替代受刑满足上帝公义的救赎之工等。
在英国，“福音派”一词又被称为“保守福音派”（conservative evangelicalism），这传统可追溯至17世纪的清教徒运动。它于18世纪在卫斯理（John Wesley）与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所带领的循道会运动中成形，在历史上一直是英国社会的中坚力量，在法治、两党政治、废止奴隶交易及制度、禁（鸦片）烟运动等重大历史变革中，皆扮演核心角色。之所以被称为“福音派”，乃因此教派视基督救赎的福音为世界历史的核心。
“福音派”一词在美国教会史上则较为复杂。一方面，美国承袭了英国福音派的传统，早期代表人物有神学家及属灵奋兴领袖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他传承了英国清教徒的信仰，也与当时盛行的英伦经验主义哲学进行精彩的对话。后来英国福音派许多重要的领袖也都到过美国，影响甚钜。另一方面，美国有许多欧陆移民，因此美国基督教也承袭了许多欧陆的传统，单是改革宗就融合了英伦（英格兰及苏格兰）及荷兰两大宗。在欧陆，“福音派”与“更正教”（Protestant，大陆学术界通常译为“新教”）是同义词，特指以马丁·路德为首的宗教改革神学所强调的“福音”，与“律法”相对，其核心为“因信称义”。在欧陆基督教影响下，“福音派”一词在美国的定义也渐渐模糊。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自由派（又称“新更正教”——neo-Protestant）神学以及高等圣经批判学在美国神学界开始打入主流，美国的自由派神学家也跟着德国的语境自称为“福音派”。于是，“福音派”一词不再能够区分承袭自英国的保守福音信仰以及源于德国的自由派信仰。在此情境下，双方开始以“基要派”与“自由派”相互区分。美国20世纪初的基要派融合了英伦及欧陆的保守信仰，以及美国本土的保守基督教文化思想传统，例如慕迪（Dwight Moody）的布道法等。亨利是第二代德国移民（他的家族姓氏原为Heinrich），父母虽然分别是信义会及天主教的受洗成员，但在家中从来不谈信仰。他到二十岁（1933年）才第一次听过完整的福音，并决志信主，他的信仰传承自典型的美国基要派，而非欧陆传统。
相较于英国福音派“入世”的传统，美国的保守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有一种逃避主义的因子。第一批来到北美新大陆的英国基督徒，乃是乘着五月花号的“朝圣者”（pilgrims），他们盼望逃离英国的政治社会处境，追求纯粹的信仰。在17世纪下半叶，大批不从国教的（non-Conformist）清教徒离开英国。不同于留在英国国教继续进行体制内改革的圣公会领袖，以及脱离国教成立非法家庭教会的不从国教清教徒，这些逃到美国的清教徒认为他们在英国已然无法实现他们对教会及社会的理想。因此，美国的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强烈的因子，使得他们在敌对的文化环境中倾向于选择撤退。当哈佛学院的信仰变质时，他们就成立耶鲁、新泽西学院（后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原是美国改革宗的学术重镇，以神学院为核心，但大学的文化在18世纪渐渐世俗化，于是普林斯顿神学院于1812年脱离大学，成为独立的神学院。普林斯顿神学院开始受到自由派神学的影响时，基要派教授选择了退出，于1929年另成立威斯敏斯特神学院。这整段历史再再显示，美国基要派有强烈的逃避主义因子，为了持守纯正信仰而逃避世界，缺乏英国福音派的入世精神。
然而，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创校教授在当时已意识到，如此不断地逃避，终将退无可退。再者，该校的护教学有强烈的入世倾向，特别是范泰尔承袭自荷兰新加尔文主义（neo-Calvinism）的“世界观”思想，以及梅钦那种近乎好战的态度。威斯敏斯特创校成员退出普林斯顿，在这个意义上可谓以退为进，也成为奥肯嘉、亨利这一代福音派神学家的学术后盾。奥肯嘉作为梅钦及范泰尔的亲传弟子，正是以威斯敏斯特所教导的世界观信仰为基础，创办了富勒及戈登康维尔（Gordon-Conwell）两大美国福音派神学院。亨利的护教学思想则深受克拉克（Gordon Clark）影响，在当时，克拉克与范泰尔是保守改革宗前设论护教学（presuppositionalist apologetics）的两大代表，后来虽因见解不同而决裂，造成各自传人之间的不睦，但亨利对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所代表的基要主义仍十分推崇。简言之，20世纪的美国福音派运动，正是延续了威斯敏斯特神学院以及相关人士所代表的改革宗基要主义。
然而，在当时的基要派阵营中，除却上述改革宗人士，绝大多数的领袖与成员仍旧诉诸典型的美国保守基督教的避世主义，试图借此在日益世俗化的社会中持守纯正的信仰。这正是为什么亨利一方面以基要主义作为自我的认同，另一方面却严厉批评基要派。对于亨利、奥肯嘉等初代福音派领袖而言，福音派是出自基要派并属乎基要派的，他们的目的在于修正而非脱离基要派。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述，本书的目的是为基要派“动手术”。
为了强调他们在基要派内部所欲达到的目标，这群青年领袖开始重新自称为“福音派”，强调他们在神学、信仰、社会参与等层面上，与历史上的英美福音派之间的一致性与连贯性。与此同时，他们所推动的社会运动在外在组织的层面上又是创新的。亨利在此运动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协助福音派布道家葛培理（Billy Graham）创办了《今日基督教》杂志，并担任第一任主编；他也协助奥肯嘉创办了富勒神学院。他还是福音派神学最重要的学术组织“福音派神学学会”（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创办人之一。这些事工的建立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富勒、戈登康威尔，以及后来的加拿大维真学院等福音派神学院，都是这一波运动的果实。这些福音派超宗派学府与较早成立的三一福音派神学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美南浸信会神学院（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等宗派学院，构成实力极强的大后方，为前线教会提供了坚实的后盾与雄厚的资源。这些学府训练出来的牧者，在讲台上呼吁社会参与的重要性，而《今日基督教》则成为将福音派神学普及化的重要管道，塑造平信徒的神学素养及圣经世界观。
此外，高举圣经的权威，是福音派运动一直到20世纪下半叶的核心信念，亨利与大批福音派人士在1978年签署了《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此宣言曾一度减缓了新正统派、自由派、后自由神学（postliberal theology）、已实现末世论与它所启发的保罗新观（New Perspective on Paul）等学说在福音派内部的影响。亨利更于1983年发表了其巨著《神、启示、权威》。在神学上对圣经权威的强调，也借由释经讲道运动而落实、普及于众福音派教会。这运动起源于英国，以钟马田（Martyn Lloyd-Jones）及斯托得为代表，在美国则在鲁宾逊（Haddon Robinson）等福音派学者手中成为讲道学的显学。
总而言之，这整个庞大的组织与计划，无疑是历史性的福音派发展至20世纪时在美国兴起的新一波社会性运动。亨利于1947年出版本书，奥肯嘉则于同年以“新福音派”之名，正式为这已然开展的运动命名。此处的“新”是指这组织性的社会运动，而不是指这运动在信仰及神学上的实质。然而，当时许多基要派人士为新福音派感到担忧，这些担忧也并非毫无根据。一些极端保守的基要派开始在这“新”字上做文章，指控新福音派运动偏离了古老的正统福音信仰。这“新”字所带来的误解与分歧，是奥肯嘉始料未及的。美国福音派从未正式宣布删除“新”字，正如“新福音派”从来就不是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注册商标，但福音派人士很自然地渐渐不再使用“新”字来描述他们的运动。我们只需知道，所谓“新福音派”跟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美国福音派”，其实全然是同义词。
如稍早所述，福音派运动发展至今已经严重地社会化，甚至世俗化。在神学方面，福音派也很难再以“圣经无误”“替代受刑救赎论”等教义来界定。这段历史在此难以详述。我们需要明白的是，虽然当代福音派在许多方面背离了亨利等20世纪美国福音派运动创始人的初衷，但福音之为福音的本质——“神的大能”（罗1: 16）——未曾改变。这意味“福音派”一词在今天仍是有意义的：它是忠于福音真理、实践福音真理者的称谓。当这个词的含意在当代处境下渐渐模糊的时候，仍旧坚持福音真理的福音派人士不应该扬弃它，而是应当对那些淡忘基督救赎之工的福音派人士重申“福音”一词的真义。与此同时，正如当年亨利以基要派的身份替基要主义“动手术”，今天那些坚信、实践救赎之福音的福音派，也需要为福音派“动手术”。笔者认为，这手术的其中一个步骤，就是审视当年创立福音派运动的领袖，有哪些论述违背了他们的核心原则，导致福音派渐渐成为一个将末世予以现世化的社会运动。这当然是个庞大的工程，不是本文能够做到的。我们在此只能专注于亨利的这部著作，但有鉴于本书在福音派运动的历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相信本文能够抛砖引玉，在长期深受美国福音派影响的华人福音派读者中间激荡出一些反思与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