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全球灵恩运动与地方基督教

第三节：自由派与基要派的争论

自由派与基要派的矛盾，始于传教运动本身的历史进程。1807年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来华，是1760-1815年英国宗教复兴的结果。个人得救是这一复兴运动的核心，传教士的派出被看作是复兴运动实现的标志之一。1795年成立的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1810年，美部会(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成立，新英格兰神学(New England Theology）构成了其背后的巨大动力。这一神学以约拿单·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1702-1758）为代表·经过塞谬尔·霍普金斯（Samuel Hopkins）等人得以发展，对公理会、改革宗及长老教会有着深远的影响。其思想的要点为：（1）千禧年主义；（2）积极仁爱；（3）对基督最后诫命的执行；（4）消逝的异邦。千禧年主义是这一宣教神学的核心。美部会的宣教神学可以被概括为：如果千禧年快要到了，善意的人们必须预备好道路。他们将向世人展示出藏在他们心中的神的力量，他们将在救主耶稣基督的直接带领下行事。“消逝的异邦”不只为自己的缘故得救，而是为了更大的人类利益。美部会的职责即是督促人们走向异教的敌对世界，去拯救那些失散的灵魂。只有异邦得救了，全人类才能为基督所转化。

在19世纪，传教士中间已经发生了关于传教方式的不同观点，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和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是两个突出的代表。前者主张通过教育、救济、医疗等方式推动传教事业，这可以通过其赈灾活动、广学会以及山西大学的光辉业绩来体现。同时，他对中国宗教持宽容的态度，一个典型例子即他在1910年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上提出了“佛化基督教”(Buddhist Christianity）的说法。戴德生则是广传福音的代表。到1905年去世，他领导的中国内地会在中国每一个省份都留下了脚踪，同时内地会也成为了最大的在华差会。二者的分歧在太原的传教站引起了激烈争执，并最终导致了大英浸信会(British Baptist Society）和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合作的终结。

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兴起了“新神学”（New Theol—ogy），试图让基督教与现代科学相适应。进步的神学家采取高级批判（Higher Criticism）的方法研究《圣经》。耶稣和犹太人的故事被看作是自然、世俗的事情，一切的神迹与巫术都被剔除。比较宗教学作为一种学科的兴起，则改变了人们对于东方的高级宗教的态度，特别是佛教和印度教。1886年亚瑟·皮尔森(Arthur Pierson）的《差会的危机》(The Crisis of Missions）一书，指出了这种新神学对传教事业的冲击。1913年的《中国差会年鉴》(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指出了在华差会中的自由倾向问题。教育、医疗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促使了在世纪之交“新”、“旧”传教士之间的代际分离。社会福音派作为一种新的思潮，逐渐在传教领域占据主导地位。1920年，英国旧约教授格里弗斯·汤玛斯（Griffith Thomas）访问中国。1921年，他在《普林斯顿神学评论》(Princeton Theological Review）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的现代主义〉(“Modernism in China”）的文章，正式提出了中国差会中的自由派问题。

1910年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结束后，自由派的神学在中国得到巨大的发展。为了继续爱丁堡会议的精神，中华续行委办会成立。1913年，爱丁堡会议的发起人约翰·穆德（JohnR.Mott，1865-1955）亲自访问了中国。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和合一运动兴起。1922年，中华基督教全国协进会成立。1927年，中华基督教会作为本色教会的联合组织成立。诚静怡等成为了这一运动的领导者。青年会是自由派发展的另外一个突出代表。特别在1920年代，他们的社会改革思潮和人格救国理念成为了基督教介入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青年进步》作为其喉舌，极力宣传各种改革思想。

基督教协进会的成立，一方面意味着普世教会运动的发展，一方面也反映了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分裂。很大程度上为克服自由派的倾向，一部分传教士于1921年成立了中华圣经联会(The Bible Union of China）,成为了保守派传教士的一个联盟组织。长老会、内地会、中国主日学协会（China SundaySchool Union）、是主要的支持者。主要的领袖代表如中国长老会的会长路崇德（J.W.Lowrie）、中国内地会的总监督何斯德（D.E.Hoste，1861-1946）、中国主日学协会的总干事杜春圃（E.G.Tewksbury）等。1922年，他们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他们的目的声称是为了保护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如童贞女玛利亚、耶稣的复活、基督的救赎等。1927年，他们当中激进的一支另外成立了中华基督徒基要派联盟（The ChristianFundamentals League for China）,并出版《中国基要派》(The China Fundamentalist）季刊。

1932年，在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 Jr.）支持下，由威廉·霍金(William Ernest Hocking）主持的研究小组出版了《差会的再思：一百年来平信徒的观点》(Re-thinking Missions:A Laymen’s Inquiry after One Hundred Years),简称“平信徒报告”(The Laymen’s Report)。该报告评论了教育、医疗、农业、跨宗派合作等问题。其中，它特别批评了西方传教士强加给中国教会的组织结构以及他们对教义的过度强调。这成为了自由派攻击保守派的一份重要文件。1933年，在纽约的一次演讲中，传教士出身的女作家赛珍珠（Pearl Buck，1892-1973）公开批评传教士的固执、骄傲等缺点，呼吁一种以人文主义为特征的教会。她认为，传教差会的旧神学已经过时了，童贞女玛利亚、天堂和地狱、原罪等都是老套的巫术。她认为，合理的差会应该是对人性中的神圣质量的探索和分享，应该以简洁、忠信、同情及无限的爱为特征。赛珍珠的观点在长老会内部引起了强烈反应，在某种程度上与平信徒报告形成了一种呼应。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声誉更是大大推进了此种自由派观点的传播。

自由派和基要派的二分法，也影响了对当代中国基督教的评价。在1950年代的三自运动中，王明道斥责吴耀宗等人为不信派，将三自与非三自的区别解释为自由派和基要派之间的矛盾。这一评论持续到后来，延伸为中国教会中的“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二分法。这一说法自然有对中国教会状”况简单化的嫌疑。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基督教确实存在两种不同的审视视角：一是以“两会”为核心的官方公开形象，一是底层的红红火火的群众基督教运动。但与二分法不同，这二者之间的共同点日益为人们所注意。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所谓的群众基督教运动与当今世界基督教的最新发展有异曲同工之妙。“五旬节-灵恩运动”超越这种两分法，成为了一种新的分析视角。

第四节：五旬节传教士与本土教派的兴起

最早来到中国的五旬节传教士是麦坚道（T.J.McIntosh）夫妇，他们于1907年8月抵达香港，尔后随即前去澳门。在那里，他们遇见了一些从华南来度假的传教士。宣道会的哈米尔先生（Mr.Hamill）和爱德华兹小姐（Miss Edwards），以及一位澳门本地的传教士温范尼（Fannie Winn）开始有了五旬节的经历。这是五旬节-灵恩运动在中国的开始。

1907年10月，嘉活力夫妇(Alfred G.Garr and Lillian Garr）从印度来到香港，他们是在阿苏撒街受了灵洗出来的。三天后，罗美(May Law）和罗莎·皮特曼(Rosa Pittman）小姐加入。她们属于华盛顿州由M.L.赖恩（M.L.Ryan）创办的使徒会(Apostolic Assembly）,也受阿苏撒街复兴的启发。他们受到美部会的接待，并在华人传道莫礼智的帮助下开始讲道。1908年，莫礼智开始发行《五旬节真理报》，1917年停刊，共出版39期。1909-1910年，赖恩教会的贝塔·米尔干（BerthaMilligan）和卡拉·弗利希克(Cora Fristsch）加入；来到的还有后来的麦艾美(Aimee Semple McPherson）和她当时的丈夫罗伯特·桑普尔(Robert Semple）。

在香港的工作发展之后，贲德新（Bernt Berntsen，1863-1933）在华北的工作非常引人注目。他于1906年读到阿苏撒街传来的《使徒信心报》(The Apostolic Faith),1907年又亲赴洛杉矶接受灵洗。1908年，他联合罗伊·赫斯（Roy Hess）夫妇和乔治·汉森（George Hanson）夫妇创办了使徒信心会，并以河北正定为据点开展传教活动。1912年，贲德新创办了《通传福音真理报》，是五旬节运动在中国的第二份报纸。贲德新对本土教派真耶稣教会的兴起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山东，有汤玛斯·庄柯（Thomas Junk），以及曾任内地会传教士的赫克特·麦克林夫妇(Hector and Sigrid McLean）。1910年，他们都加入了宝耀廷(Cecil Pohill-Turner）的五旬宗宣教联盟(Pentecostal Missionary Union）。

曾与贲德新联的赫斯和汉森夫妇后来抵达上海。在上海的还有长老会的安托尼特·穆牟（Antoinette Moomau），以及赖恩教会的劳勒（H.L.Lawler）夫人和她的女儿。宣道会的翟辅民（R.A.Jaffray）在1907年接受灵恩的经历，一年半后则撰文批评五旬节运动。宣道会的创始人宣信（A.B.Simpson）在机构层面上持类似立场。后来新普送（W.W.Simpson）因为灵恩的历而被革除出宣道会。1914年神召会（Assemblies of God）成立后，在华的大部分五旬节教会都与其联系。宝耀廷的五旬宗宣教联盟则于1926年并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神召会。至1930年代，美国神召会是在华最大的五旬节教会，建立了29个传教站，有75名外国传教士和6200名华人信徒。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神召会建立了10个传教站，有19名传教士。便以利会(The South China Peniel Holiness Missionary Society）和五节洁会(The Pentecostal Holiness Mission）在香港各有11名传教士。加拿大五旬节会(The Pentecostal Assemblies of Canada）有7名成员。到1949年前，五旬节教会在中国大约有150间教会，信徒12000人，占当时中国基督徒人数的1.6%。

在传教士当中，中国五旬节运动的兴起是跟所谓的“山东复兴”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在很多地方出现了说方言的现象，并由传教士自身记录下来，成为了个人传记性的材料。然而，中国五旬节-灵恩运动的主体更多体现为一种本土教派运动。真耶稣教会和耶稣家庭则是其中两个最突出的例子。

真耶稣教会的创办人是魏恩波（魏保罗，1876-1919）。他是河北保定人，16岁时到北京谋生。1902年，他在伦敦会的教会受洗，并开了一家布店。1912年，他还同一些当地信徒捐款，组织成立中华基督教会，后因娶二房太太而被逐出教会。1915年，他受到圣灵的感召，并资助青年会、救世军、卫理公会的教会。1916年，他因生病接触到了贲德新的使徒信心会。在一次聚会中，魏恩波受了圣灵的洗礼，他的妻子刘爱和儿子魏文祥（魏以撒）也相继接受灵洗。之后，魏恩波兴办布道团，并有许多治病的经历。在1917年5月的一次聚会中，魏的朋友张重三（张仲三）有一个特别的启示；魏由此开始撰写《圣灵真见证书》。他做了39天的公开禁食，然后同李永庆（李雅各）等人到河水中进行全身浸透的洗礼。一系列的聚会由此兴起。到1917年秋，魏恩波已经创办了三处教会，取名“万国更正耶稣教会”，后改为“真耶稣教会”。1919年，魏恩波开始发行《万国更正教报》，并寄往全国各地的教会。1919年10月，魏恩波因肺结核去世。

真耶稣教会早期的领导人还包括：（1）张灵生：原名张彬山东潍县人。1900年入长老会，曾任执事三年。1909年到上海信心会慕道，后在祷告时受圣灵感动说方言。1910年由使徒信心会的牧师在湖中实行浸礼。1914年，由贲德新按立为长老。1916年，他向贲德新建议守安息日，并被接受。1918年，他到天津与魏保罗见面，受魏氏按手祷告后遂与其同工。（2）张巴拿巴：原名张殿举，山东潍县人。1911年，受张灵生传道，在祷告中受圣灵感动说方言。在经过三、四年的培养后，被按立为长老。1916年，受圣灵启示要至南方传道，并改名为巴拿巴。1919年在魏保罗的布道中受感动，并决心舍命传道。廖慧清（Melissa Inouye）曾比较真耶稣教会成立的三个不同版本故事。在不同的叙事中，魏保罗的形象逐步突出，以致被确认为真耶稣教会的唯一创办人。实际上，从早期历史来看，真耶稣教会更象是多点开花，然后实现同工；而不是一个单一组织。

1919年，高大龄等人将真耶稣教会传到山西，李晓峰（李腓力）在湖南建立教会。河南、湖北及东三省相继有教会建立。张巴拿巴于1923年将真耶稣教会带入福建，1925年进入浙江。同年，福建的黄提多到新加坡传教。1926年，张巴拿巴、郭多马等人抵达台湾。1924年，真耶稣教会南北分裂：北方以高大龄、魏以撒等为代表，总部设在天津；南方则以张巴拿巴为首，总部设在南京，后迁到上海。1930年，张巴拿巴被革除；1931年，南北教会实现合一。1943年，在抗日战争中，总部迁往重庆。1950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当时有教堂1200多处，信徒125000人。1953年，该会成立三自革新运动筹备委员会，蒋约翰任主席；同年，李正诚将总会迁到武汉。1967年，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在台中召开“第一届各国教会代表大会”；1975年成立“真耶稣教会各国联合总会”。1981年改名为“真耶稣教会国际联合总会”，简称“联总”；1985年，联总办事处迁往美国洛杉矶。

耶稣家庭的创办人敬奠瀛生于1890年。他小时候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年少时，因生病和婚姻问题，曾对宗教产生兴趣。后来，他考入传教士办的萃英中学，并受洗成为了基督徒。1914年，因教女传教士林美丽(Nora Dillenbeck）官话，在思想上开始信仰基督教，并立志做传道人。1919年，敬奠瀛在山东泰安马庄提出创建一个信徒团体的主张，并得到当地信徒的支持。1921年的农历新年，此团体正式成立，取名为“圣徒信用储蓄社”。大家一边集体聚会，一边用捐出来的钱做生意。1923年冬天，他辞去自己的工作，变卖家产，是为“破产”行动的起源。1924年，敬奠瀛在属灵生活上发生了重大改变，被圣灵充满，接受灵洗。为此，他被迫与原来的差会分裂。1925年，他曾到神召会的泰山孤儿院短期工作。1926年，他在马庄创办蚕桑学道房；1927年改名为耶稣家庭1930年代，随着山东灵恩运动的浪潮，耶稣家庭也举行了一系列700-800人的大聚会，从而取得了蓬勃的发展。同时，他们还派人员到河南、甘肃、陕西、宁夏等地布道，并建立小家。新的成员也逐渐增多，如冯兰馨（齐鲁大学毕业生）、董恒新、左顺真、陈碧玺（香港大学医学院毕业）等。后来，传教士林美丽也加入了耶稣家庭。在抗战中，耶稣家庭的集体生活承受了考验，体现出比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忍耐力。8年间共建立了63处小家，还越过长江和长城，到江南和东北发展。耶稣家庭的成员同吃同住，男女分开，由家长负责总的管理。所有成员必须破产才可以加入，夫妻生活和小孩都按集体方式管理。生产和宗教生活融为一体。这可谓是一种“基督教的乌托邦”。他们强调末世思想，致力于建造地上的“方舟”，并通过灵歌等来赞颂这种集体生活。在国共内战时期，耶稣家庭在组织上的弊端逐渐出现，如家长主义、经济水平等，一些人也开始寻思过自己的小家生活。新中国成立后，耶稣家庭曾一度作为本色教会的代表而受到高度关注，在基督教宣言签名和抗美援朝运动中也有着非常突出的表现。1951年，敬奠瀛被召到上海参加三自革新会的学习。1952年，以沈德溶为首的工作小组到泰安，实行分家。耶稣家庭由此被解散。改革开放以来，马庄的老家以北新庄教会的面貌重新出现，并加入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另一方面，耶稣家庭则成为了许多地方家庭教会运动的资源之一。

除了本土教派的兴起，五旬节-灵恩运动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种辐射性的影响。在传教士和自由派占据知识话语的背景下，一些保守派或福音派的华人教会和领袖多多少少和五旬节-灵恩运动发生了关联。著名的布道家宋尚节（1901-1944）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的激情式的布道方式就被称作具有灵恩派的特征。这样一种以圣灵为主导的教会模式，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促使本土教派的兴起，或称之为“民众基督教”(Popular Christianity)。

第五节：三自运动与当代中国基督教

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基督徒发现他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和环境。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事件即吴耀宗领导的三自爱国运动。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以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准备。五名基督徒代表参加了这一会议，包括吴耀宗、赵紫宸、刘良模（1909-1988）、张雪岩（1901-1951）、邓裕志（1900-1996）。1950年5月2日、6日和13日，周恩来总理先后三次接见了吴耀宗及其他几位教会领袖。在谈话中，周总理指出，当前中国基督教最重要的任务即切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吴耀宗等根据与周总理谈话的精神，起草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尔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一文件，并掀起了一场签名运动。

朝鲜战争的爆发是一个重要转折点。随着杜鲁门总统宣布冻结所有中国在美国的资产，中国政府也宣布切断教会的所有海外资金。在1951年4月的北京教会领袖会议上，这一决议被宣布。同样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筹备委员会成立，吴耀宗及其他25名基督徒领袖担任负责人。这一筹备委员会的一个重要职责是监督1951年开展的控诉运动，目的是切断基督教同帝国主义的联系。此后是教育改造和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培训班和学习组来改造教会领袖的思想。1954年，基督教召开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会议，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吴耀宗任主席。

三自运动的其中一个成果是联合礼拜·这部分是肇因于1950年代后期信徒人数的减少。例如：北京的65处教会减为四处，城区的四个方向各有一处。上海原有200多处教会，联合礼拜后变为23处。南京和广州都只有四处教会。其他的中等城市，如南昌、沈阳和扬州，都由十多所减为一到两所。以太原为例，联合礼拜包括去除原有的宗派特征，实行统一的诗歌和礼仪，并兼具政治任务的学习。联合礼拜意味着中国教会进入了一个后宗派时期。

根据魏克利（Philip L.Wickeri）的观点，可以从两个角度解释1950年代的三自运动。从国家或政治的角度看，三自运动可以被看作一个群众组织，同当时的全国妇女总会和共青团一样。从宗教的角度看，三自运动是一场致力于本色化和教会体制改革的基督教运动。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三自运动的一个重大成就在于，它将基督教变为了一种中国宗教，使基督教与普通的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更加融合。三自运动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基督教历史上最重要也最具争议性的事件。特别是这一运动中的左倾和激进思想导致了很多个人的灾难。然而，就中国基督徒的身份问题而言，三自运动可以说是一场革命，它彻底改变了基督教的洋教特征，使基督徒成为中国人民的一部分。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一运动的政治特征和消极因素。

经历了文革期间的停顿后，1980年10月6-13日，第三届全国基督教大会在南京召开。会议的一个重要主题即成立中国基督教协会。与三自运动明显的政治特征不同，中国基督教协会更多是一个信徒和教会组织。其宗旨为：“团结全国所有的信奉独一天父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的基督教信徒，在同一圣灵的带领下，依照同一本圣经，同心协力，办好我国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另外，教会的主要任务从“三自”转向了“办好教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作为中国基督教的两大全国组织，二者联席办公，合称“两会”。丁光训（1915-2012）同时担任两会的主席，是当时中国教会的最高领袖。

在1980年代，丁光训积极致力于中国基督教的重建。（1）神学再思：他的基本要点是强调上帝的爱。丁光训认为，圣灵是光，造物主上帝是宇宙的爱。爱是上帝的主要特征。人类是上帝创造的半成品，是上帝在世间工作的合作者。他希望倡导的是一个像1950年代一样的群众神学运动。（2）重新调整政教关系：丁光训积极为中国基督徒争取更多的宗教自由空间。他反对宗教局和公安局的行政办事方式。特别在家庭教会的问题上，他认为不是所有教会都必须登记。在1988—1989年，他同佛教领袖赵朴初（1907-2000）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宗教事务管理方案。他们希望推动宗教管理的法制化。用丁光训的话说，一个理想的模式是政治上接受领导、宗教事务实行自治。（3）在爱中建造身体：丁光训认为，一个真正的教会建立在对主耶稣的信仰基础上，这是在爱中的身体。三自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都不是教会。他希望建立一个自下而上的、自治的教会。中国基督教协会不是一个教会的委员会，因为它不是由成员教会或宗派组成；它也不是一个联合的教会。然而，丁光训确实希望能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教会结构，实现从“中国基督教协会”到“中国基督教会”的转变。他积极推行按立主教制度就是一个例子。

当三自运动结束了近代传教士所奠定的教会模式和结构，又特别经历了文革时期的大破坏，一种源自底层的本土式教会模式兴起。一方面由于没有了传教士的外在神学和组织影响，一方面又因为本土社会的实际处境，这种模式突出了祷告、治病、女性等特征。这在中国学者中被阐释为“民间基督教”或“基督教的民间信仰化”。海外学者则抓住了中国教会同世界五旬节-灵恩运动的联系。这甚至被泛化为对整个中国基督教的观察。有论者指出，中国绝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是灵恩的，家庭教会中的比例为90%，整体上大概为80%。相当多的基督徒则有五旬节的神学特征，家庭教会的比例大概为75%，整体上大概为60%。最后，经典的五旬节派属于少数，但是一个较大的少数派，约占家庭教会的25%，占中国基督徒总数的20%。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多年的哥塔德·奥伯劳（Gotthard Oblau）认为，“中国基督教享有诸多五旬节运动的特征。尽管他们不称自己为五旬节的，但特别是许多草根的教会和群体可以在宽泛的神学意义上被称为五旬节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中国教会的特点，但却有将问题泛化的嫌疑。华人学者邓守成就更强调将五旬节-灵恩运动视为一种考察中国基督教的方法，而非将其当作中国教会的事实。

小结

关于20世纪中国基督教的发展，有学者形象地将其描绘为从“基督教在中国”(Christianity in China）到“中国基督教”(Chinese Christianity）的变化。整体来讲，中国基督徒已经是中国社会的一部分，殖民时期的的“教民”身份被现代社会体制下的“公民”身份所取代。从自立运动到本色化运动再到三自运动的变化，体现了这一大趋势。相对于基要派和自由派之间的分裂，五旬节-灵恩运动的兴起对于“中国基督教”的建构有着特别的意义，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二者形成的裂痕。这不但包括1920-1930年代在本土教会兴起过程中的辐射性影响，也体现在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基督教热”中。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教会对五旬节-灵恩运动的接纳。相反，在整个华人教会的语境中，都有将灵恩派妖魔化的倾向，称之为异端或邪教。这导致了中国基督教的一个悖论现象。其中，邢福增对历史人物的考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在陈崇桂的个案研究中，他指出，华人基督徒领袖更像一种“属灵”(spiritual）而非“灵恩”(Pentecostal）的特征。这里体现了一种中文语境下的概念偷换游戏。相对于五旬节-灵恩运动的具体教派或神学，“属灵”更接近一种对虔敬基督教生活的一般描绘。这包括了祷告、治病等特征，比较重要的区别则是在说方言的问题上。这一关键的区别在倪柝声兴起的地方教会运动中有着最为突出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