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1全球灵恩运动与地方基督教

第二章：本色教会与中国的五旬节-灵恩运动

著名基督教史家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1884—1968）指出：“任何首次来到中国的宗教都难以轻易立足，因为她有着高度组织化的信仰和精美的哲学，并扎根于人们的传统和制度中”。对于来到中国的基督教差会，包括多方面的阻碍：（1）它必须面对扎根于中国制度中的宗教体系；（2）基督教不仅在很多方面与现存的家庭和国家冲突，而且还会被认为打破了乡村和城市的生活：（3）基督教遇到的阻碍因于一个事实，也即它是外来的；（4）基督教必须面对组织化的宗教体系和哲学。基督教自身的两大特点加剧了这一困难局势：一是它对其他宗教的不宽容；二是其在传播过程中的历史负担，使其变得更不宽容，并导致了不同派别之间的冲突。

在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即如何适应中国的知识文化。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及其他传教士穿中国儒生的衣服，与中国的士大夫交朋友，并极力通过中国经典的术语来解释基督教的教义。这一方法在某种程度上被证明是成功的。明末天主教的三大柱石，也即徐光（1562-1633）、杨廷筠（1657-1728）和李之藻（1565-1630），就是突出的代表。当然，也有士大夫反对基督教。沈液（？-1623）和杨光先（1597-1669）相继对天主教发难。传教士内部的分歧加剧了这一斗争。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一是如何用中文翻译“上帝”这一术语，二是中国信徒的祖先崇拜问题。这即是后来所谓的“礼仪之争”，它最终导致了中国在官方层面上对天主教的禁令。这一时期的主题可以被看作是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

1807年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43）来华，标志着基督新教正式进入中国。之后，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Bridgman,1801-1861）等相继来华。特别是在1858年的《天津条约》之后，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的权利，传教事业得以大大扩充。基督教在这一时期的传播与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相携手。传教士帮殖民者做翻译官和向导。作为回报，他们则受到殖民者的保护，并从不平等条约中获利。基督教由此和帝国主义联系了起来。一些中国人皈依基督教，仅仅是为了从传教士那里获取食物，或者是治外法权的保护，从而被称作是“米饭基督徒”（Rice Christians）或“吃教”。一些传教士甚至直接介入了中国人的地方冲突中。“教民”这一带有歧视性的称号，反映了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敌视，以及中国基督徒的异类身份。许多教案的发生，士绅们则在其中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1900年的庚子事变是这一趋势的顶点。政治因素无疑强化了基督教和中国社会的冲突。

20世纪是中国基督教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以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改革开放等重大事件为背景，基督徒则经历了从自立到本色化再到三自运动的转化。中间夹杂的一个内部问题是基要派与自由派的矛盾，以及五旬节-灵恩运动所引领的本土教派兴起。这构成了考察当代中国基督教问题的历史与宏观背景。

第一节：1949年前中国基督徒的政治处境

对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来说，1900年是一个关键的年份。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庚子事变的爆发，传教士开始修正他们在中国的传教策略。这与此一时期中国思想和政治的发展相契合。在1900-1920年间，基督教在中国进入所谓的“黄金时期”。不仅传教士、华人信徒、教会以及教会相关的机构在数量上大有增长，他们的形象和地位也在发生变化。这一时期的两大突出主题：一是教会与国外机构关系的脱离，二是在华教会的联合问题。这可以被看作是20世纪中国基督徒反省自身身份问题的开始。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有信教之自由”。作为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也多次强调信教自由的问题。然而，随着陈焕章（1880-1933）等人发起孔教会，并拟定孔教为国教，基督徒联合其他宗教徒掀起了争取信教自由的斗争。1913年，北京的基督徒率先成立北京信教自由不定国教请愿团，得到了天主教、佛教、道教和回教徒的支持。1916年，信教自由会正式成立，作为各教的联合游说机构。徐谦（1872-1940）担任主席，马相伯（1840-1939）和诚静怡（1881-1939）分别担任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负责人。在给总统和国会的请愿书中，他们明确指出：孔教不是宗教；国教与信教自由的原则冲突；定孔教为国教有损于民国政体。通过他们的斗争，信教自由的条款最终得以在宪法上确立。

1915-1923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可被看作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思想运动。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两个重要的口号。宗教被看作是现代化的阻碍·基督教更是成为了落后和帝国主义的代表。蔡元培（1868-1940）、陈独秀（1879-1942）、胡适（1891-1962）等是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代表。少年中国学会的争论是其中一个例子。1920年，少年中国学会的巴黎支部发生了因宗教信仰否定会员资格的问题。日本支部的成员田汉（1898-1968）写信反对这一决定。北京和天津随后连续召开三次会议，专门讨论这一问题。许多知识精英参与其中，如王星拱、李石曾、屠孝实、周太玄、刘伯明等。他们的思想资源包括科学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这一讨论持续到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争论。

1922年4月4-8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大会准备在清华大学召开。会议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世界兄弟情谊和国际主义。这被许多中国人看作是对民族主义的反动。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在上海成立作为回应。在3月9日的宣言中，他们将基督教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并呼吁学生、青年和工人起来反对它。两天后，北京大学的一批激进份子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在3月20日的巡回电报中，李大钊（1889-1927）和李石曾（1881-1973）等著名知识分子纷纷签名。这很快引起了一场报战。众多批评之声在《民国日报》、《先驱》、《觉悟》、《顺天时报》等报刊发表，甚至连保守派的《东方杂志》也加入了这一阵营。广州是另外的一个焦点。其中，汪精卫（1883-1944）是一个突出代表，《晨报》则是一个重要发表阵地。后来，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将部分文章编辑，以《我们为什么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为题出版。在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的最后一天，3000多学生在北大进行反基督教的聚会。蔡元培、李石曾、萧子升（1894-1976）都应邀发表了讲话。

1924年3月，在广州圣三一学校，由于校长否定了学生会的自治权，从而引起了两者之间的一场冲突。这点燃了非基督教运动的第二个阶段，也即收回教育权运动。1924年6月，广州学生联会成立了收回教育权委员会。6月18日，他们起草了一份宣言，号召大家联合起来为以下目标而努力：（1）所有外国人开办的学校需要向政府注册并接受监督，否则予以关闭；（2）教学事务应由中国老师负责领导；（3）宗教教育或活动不应作为必修科目；（4）学生拥有出版、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1924年8月13日，非基督教同盟重新成立，并出版双周刊《非基督教特刊》。这一运动与反对文化侵略的潮流相契合，反帝国主义大同盟是一个核心组织。

1925年5月30日，上海租界的英国警察向反对日本纱厂射死中国工人的游行队伍开枪。这一被称作“五卅惨案”的事件，导致了全国范围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以及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这对于收回教育权运动来说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1925年7月7日，全国学联第七届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决议为接下来两年的反基督教学生绘制了蓝图。基督教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之间的关系被予以特别关注。全国各地的学联将劝说基督徒脱离教会视为一项重要任务。学生还邀请农民和工人加入非基督教运动。到1925年，形成了一场大范围的反对基督教及其在华机构的运动。教会学校的学生也对这一局势做出积极回应。圣约翰大学即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从1925年6月到1926年5月，至少有88间教会学校发生了学生骚乱。

非基督教运动一直持续到1926—1928年的北伐时期。在这期间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包括抢夺外国人的财产，占领教会和教会学校作为军队营部，甚至杀害传教士。1927年3月24日的南京教案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为此，大约5000名外国传教士（占当时在华传教士的一半以上）在1927年6月前离开了中国，剩下的则大多停留在上海或其他港口城市。然而，随着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正式成立，以及1930年蒋介石本人皈依基督教，非基督教运动逐渐走向尾声。到1932年底，除圣约翰大学外，所有的教会大学都在国民政府注册。大部分的中小学也都满足了政府的要求。

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为中国基督徒反省自身的身份认同，提供了一个关键的背景。它与当时中国的思想和政治革命同步。中国基督徒在中国人和基督徒之间面临一种身份的尴尬。一方面，他们需要坚持自己的信仰；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为国服务。攻击和激情共同促成了一个追求的指向——一个独立于外国差会的中国教会。

在国民政府的训政时期，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国民党的威权体系以及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国民党的主导思想和基督信仰之间发生了一些冲突。国民党的机关刊物《民国日报》上面登录的一系列反基督教文章即是明证。一些国民党员和高级官员还明确反对宪法中的信教自由原则。另外一些人则提出了“党教合作”的问题。尽管是一个短暂时期，政教关系却体现出复杂多变的特征。

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对基督教来说既是一场灾难，却也为中国教会的独立提供了机遇。如卜正民（Timothy Brook）所说，占领推动基督教在已经计划好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从1937年时依赖外在势力、以传教士为导向并由传教士主导的教会，转变为1945年时一个独立、联合并由中国人控制的教会”。这一时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37-1938年的军事攻击时期，1938-1941年的适应日本统治时期，以及1942-1945年臣服于日本统治的时期。日本人已经在本国开始推动教会的联合，1941年11月日本基督教会的成立是一个例子。在袭击珍珠港之后，日本人企图在中国推行类似的政策。1942年，华北基督教团成立，由北京青年会的总干事担任领导。日本基督教会的高级特使阿部义宗从上海被召到北京，负责推动此事。日本大使馆还向中国教会领袖分发日本基督教会的宪章，以作为中国教会联合的模板。1942年12月，华中基督教团在汉口成立；紧接着上海也成立了类似的组织。中国教会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遭受到巨大的损失。然而，这一时期还有另外一个景象。“由于战争的发生，中国教会发现自身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独立阶段。外国差会资金的割断促使他们实现自养，外国传教士的离去促使他们实现自传，新的领导责任促使他们实现自治”。

随着日本占领的结束，国共之间爆发了内战。这一时期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复兴、调适和撤退。对于中国基督徒来说，这一时期有几大主题：和平、民主和教会发展。1946年6月，中国教会发布了一份声明，要求为国家和平祈祷。一场祈祷大会在重庆召开，指责战争的灾难，渴望中国和平。1945年11月25日，中国基督教民主研究会在上海成立。一方面，基督徒对国民党的腐败感到十分失望；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共产党心存疑惑。因此，他们采取了“第三种道路”，认为只有一个民主政府才能拯救中国。1946年，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的第十三届年会提出了一个三年复兴计划，以重建教会。灵性是这一复兴计划的核心。然而，随着战争的进行，传教士们感到希望正在逐渐破灭，并准备离开中国。由于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以及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传教士在中国更是变得无以立足。1951年，几乎所有的传教士都离开了中国大陆，这也意味着一个传教时代的终结。

第二节：本色化：中国基督教的建构

本色化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基督教的核心主题。这大概可以分为几个层面：20世纪初的自立运动，以争取教会在组织上的独立为主；20年代以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和中华基督教教会为标志的本色化运动，华人教会领袖和基督教组织的兴起是重要的表现。本土教派的兴起和1950年代的三自运动是高潮，这将在另外的部分特别论述。

一、20世纪初的自立运动

1902年，上海的13名基督徒，高凤池、王亨通、邬廷生、谢洪赉、宋耀如、龚伯瑛、俞国桢等，共同发起了中国基督徒会。鉴于庚子事变的教训，他们提倡自传和自治，以及中国教会的联合。1903年，他们创办了《基督徒报》，后改名为《中国基督徒报》。这得到了中国各地基督徒的回应，先后在香港、北京、天津、宁波、徐州、长沙、太原等地成立了分会。1906年，长老会牧师俞国桢（1852-1932）等发起了中国耶稣教自立会。许多基督徒加入了这一联合组织。1910年，全国总会在上海成立，俞国桢任会长。他们希望恢复教权，脱离外国人的控制。1911年，他们发布了机关报《圣报》。1920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大会。到1924年，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包括330多家教会，信徒人数大约为两万。

二丶中华基督教协进会

1922年5月2-11日，基督教全国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的主题为“中国教会”。一半以上的参加者为华人信徒，诚静怡（1881-1939）当选为大会主席，中文和英文一起作为大会语言。这一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即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的成立以及大会所倡导的“本色化”精神。会议通过了《教会宣言》及《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宪章》。宣言指出了本色教会的重要性。“一方面仍与世界各宗基督教会在历史上有连续不绝的关系，一方面是要实在适合中华民族本有的文化和精神上的经验”。本色教会需要实现自养、自治和自传。

根据《宪章》，中华基督教协进会虽是代表全国教会，却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关。其宗旨是促进中国教会之间的联合。其职责可归纳为：（1）在信仰上加深中国基督徒之间的情谊；（2）收集中国基督教会的信息；（3）从全新的观点进行研究，以为传播福音提供广泛的知识；（4）培养本色教会；（5）作为中国教会的喉舌，代表教会发表意见。协进会的总部设在上海的昆山花园。在100名职员中，一半以上是华人。余日章（1882-1936）当选为首届会长，诚静怡为总干事。

1923年，协进会成立了本色教会委员会，并设置了五项大纲：（1）教会与差会之关系；（2）自立问题；（3）教会之组织与管理；（4）教会统一；（5）本色之意见发挥。根据其宣言，本色教会不是排外，也不是设立一个新宗派，不是建全国总教会，也不是与其他宗教形成一个混合体。本色教会的意义在于使基督教适应中国的国情与环境，帮助中国基督徒理解个人和共同的职责，以本国之贡献作为上帝的荣耀，丰富并拓展基督教的影响。

三丶中华基督教会

中华基督教会是在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基础上的又一发展。其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自立运动，山东、天津和北京都建立了地方性的中华基督教会。它作为一种联合运动则起源于中华基督教长老会。1918年，美部会和伦敦会加入了这一联盟，并导致中华基督教联会的成立。后来，闽南和广东也成立了分会。

1927年10月，全国性的中华基督教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其宗旨即中国教会的自养、自治和自传。诚静怡是这一新联盟的领导人。与协进会不同，中华基督教会是一个有机的组织，在教义和教会管理上都有自己的规定。一些基本的要点包括：（1）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是教会建立的根基；（2）承认新旧约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话语；（3）承认使徒信经是基本教义的表达。任何接受这三大原则的教会都可以加入。

在同西方差会的关系问题上，中华基督教会坚持自己是独立自主的，不与任何海外母会结盟。关于涉及西方差会的问题，中华基督教会拥有最终决定权。另外，外国传教士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加入中华基督教会的管理层，成员不需要切断同海外教会的所有联系。

加入或同中华基督教会保持密切联系的差会包括：美部会、大英浸信会、伦敦会、加拿大长老会、美南长老会和美北长老会，以及澳大利亚、英格兰、爱尔兰和新西兰的长老会，美国改革宗教会、瑞士传教会、基督联合弟兄会、加拿大联合教会、苏格兰联合自由教会等。中华基督教会是一个跨宗派的组织。它可被看作是近代中国教会联合和独立运动的顶点。

四、诚静怡：中国教会的领袖

鉴于其在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和中华基督教会中的领导地位，诚静怡可谓是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基督教运动最重要的领袖，也是中国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诚静怡指出，中国教会正经历从“中国差会”到“中国教会”的转变，并将从“基督教在中国”进入“中国基督教”的时期。他界定本色教会的特征：（1）它不是一个外国教会；（2）它不是一个分裂的教会；（3）它不是一个国教会；（4）它不是一个不关心时世的教会；（5）它不是一个依赖性的教会；（6）它不是一个未完成的教会。诚静怡认为，实现本色化最好的方式即教育。另外，传教差会需要将行政管理的权力移交给中国信徒。研究和实验也是两个重要的方式。在诚静怡的思想中，有两个要点：一是本色基督教，意指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二是本色教会，是指中国教会在仪式、组织和教义上实现独立。诚静怡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他认为，真正的教会应该既是普世的也是中国的。他支持基督徒个人参与政治；教会则应与政治相分离，其功能主要是灵性方面的。

五、基督教组织的成立

生命社，原名北京证道团，1919年成立于北京，出版有《生命》杂志。其宗旨是为展现真理和基督的大能。在刊物的封面上，明确标明国际化、跨宗派和无党派的立场。其议程包括：讨论宗教教育的问题、学习圣经和神学、调查社会和教会问题，以及推动中国基督教的复兴运动。社会服务和参与是其特别关注的面向。1925年9月，该团体决定将其名称更换为生命社。基本的目标保持不变，并增添了关于中国和世界进步的内容。1926年，《生命》与另一份基督教刊物《真理》合并，并更名为《真理与生命》。其关注主题包括：基督教研究、本色教会的建立、基督教与社会重建以及基督教学生运动。编辑委员会囊括了当时知名的基督教知识分子，如赵紫宸（1888-1979）、诚静怡、刘廷芳（1891-1947）、徐宝谦（1892-1949）、吴耀宗（1893-1979）、吴雷川（1870-1944）、余日章等。

中华基督教文社（简称“文社”）是1920年代倡导本色化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组织，成立于1924年。赵紫宸当选为会长，沈嗣庄为总干事。其他著名的成员包括：诚静怡、余日章、刘廷芳、王正廷（1882-1961）、晏阳初（1893-1990）。机关报《文社月刊》于1925年10月开始发行。该刊物的宗旨是提倡本色基督教文字和本色基督教。同时，它也给当时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予以积极关注。它提倡公开讨论和批评，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宗教刊物。文社还出版了一些其他书籍和单张。在基督教文字的问题上，它特别关注三个问题：外国传教士的过度控制、写作人才缺乏、基督教出版缺乏合作。他们还希望推进一些改革，比如教会学校的课程改革、成立文字检察委员会以及一个基督教图书俱乐部。1928年，由于资金问题，该组织被迫解散，刊物也随后停办。

六、中国神学的确立？

本色化运动的最高境界是中华神学的建构。在这方面，赵紫宸（1888-1979）是最杰出的代表。他早年受教于传教士所办的萃英书院，先后在东吴大学和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University）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并曾在牛津大学学习一年回国后，曾任教于东吴大学、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等。赵紫宸积极参与了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的成立与世界普世教会运动的发展。他曾任燕京宗教学院院长，并获颁东吴大学博士和普林斯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赵紫宸早年致力于本色神学的建构，一方面用儒家思想解释基督教，一方面又强调基督徒对现代社会的适应。1937—1946年，在日本的监禁下，赵紫宸开始强调以十字架为中心，阐释基督论与救赎论。后来，又着力发展教会神学。赵紫宸的神学思想一生有诸多变化，这很大程度上是对20世纪中国革命与政治的剧烈变革的反映。根据古爱华（WinfriedGluer）博士的研究，贯穿赵一生的三个主题是：神学的人观、社会伦理学和上帝观。其中，“他的神学人观受到儒家人本主义的思想所塑造”。其社会伦理的出发点，“是以个人开始而影响社会，使儒家的思想得以和源于自由派的、以人格为上的社会福音融会贯通”。赵紫宸的神学被归结为一种处境神学(contextual theology）°

然而，如论者所述，这只是20世纪中国神学的一个方面，或自由主义的部分。另一个群体则是王明道（1900-1991）、倪柝声（1903-1972）、宋尚节（1901-1944）、贾玉铭（1880-1964）、陈崇桂（1884-1964）等所谓的保守派信徒。相对于前者，他们更关注福音和教会的问题，在普通信众中也有着更持久和广泛的影响力。这也影响了20世纪后半期中国教会的格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