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全球灵恩运动与地方基督教

全球灵恩运动与地方基督教

                      ——一种生活史的考察

作者：刘义

历史文化丛书学术委员会

主编

吴昶兴：中原大学

学术委员

古伟瀛：台湾大学

邢福增：香港中文大学

李天纲：复旦大学

林金水：福建师范大学

徐以骅：复旦大学

陶飞亚：上海大学

曾庆豹：辅仁大学

蔡彦仁：政治大学

张先清：厦门大学

历史文化丛书

总序

在上个世纪的七〇年代，美国新历史学会会长费正清（JohnFairbank）在学会年会上号召美国年轻一代学者研究影响中国社会进程与中外关系的课题，成立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出版了一大批关于中国基督教史地论文与著作。在稍晚的时期，大陆、台湾、香港也不约而同地开始出版大批的中国基督教史相关的论文与专著。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在早年两岸三地的学术圈中，仍属边缘性的题目，未能形成独立的学科，有关的研究附属在中外关系史、社会史、文化史、宗教学或思想史这类课题底下。然而，经过数十年的耕耘之下，已经逐步建构出基督教在华人社会及文化发展的种种现象，故此，基督教史研究如今已然具备独立学科的雏形，相关的研究机构、队伍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而治史的方法，也跳脱传统的研究方法，结合了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理论等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并且，过去不易取得的材料，如今越来越公开，流通更迅速，使得基督教史的研究有了更大的突破，避免过去的某些意识形态或某种垄断“史观”的权威，使得诠释上更能趋近历史的真相。并且，这种发展态势，使得中国基督教史在华夏作为一门独立自存的人文学科，可说已是既存的事实。

回顾研究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始于十九世纪，早期多半出自传教士或是海外教会史家的手笔，华人最早的一本教会史，是“福汉会”成员王元深的《圣教东来考》（1899），成为华人最早记录基督教入华的一部史著。此后，这类作品逐渐多了起来，如《庚子教会华人流血史》（1911）、《中国耶稣教会小史》（1918）、《中国布道近史初编》（1918）、《中国基督教史纲》（1940）等。除通史性的论著之外，个人传记、群传、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中西文化交流、反教运动、宗派史、堂会史等各种类型的著述也增多了起来。将基督教史研究上及唐、元、明有关景教及天主教的研究，则不能不提陈垣，他的〈元代也里可温考〉（1917）、〈基督教入华史略〉（1924）、〈基督教入华史〉（1927）扩大了研究范围，兼容了各基督教派在中国的发展。

1949年后，这类中国基督教史的著述陷入了一个沉寂的时期，主要的研究以北美的学人为主，例如Paul Varg、SuzanneBarnett、费正清、鲁珍晞(Jessie Lutz）、柯文(Paul Cohen）、Philip West、Sidney Forsythe、Ellsworth Carlson、Irwin Hyatt等人对于早期传教士、地区史、非基运动、传教士报刊、中国基督教大学史等做了杰出的贡献，将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再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如今仍活跃在这个领域并与中国学者积极交流的有裴士丹(Daniel Bays）、德裔旅英学者狄德满(Rolf Gerhard Tiedemann）.

台湾与香港是研究基督教史的重要学术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可谓推动中国基督史研究的重镇，早期的主要成员有张贵永、吕实强、王尔敏、王树槐、李恩涵，整理了清代总理衙门档案有关教案的史料《教务教案档》七辑二十三巨册（1974—1981）。主持基督教机构宇宙光及任教中原大学的林治平，在1970年代开始出版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的有关著作，并积极推动研讨会，广邀两岸三地及西方学者参与，成果颇丰。前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查时杰的《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1983）结集了四十位杰出的华人基督徒领袖的生平及有关史迹，开拓了研究华人基督徒的方向，成为这类研究的历史前辈。而天主教研究，方豪则是佼佼者，他的《中西交通史》（1959）及《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1970）极有代表性，带动了研究天主教的风潮。辅大、台大、清大的历史系，以及中研院的天主教研究都相当深入，值得一提的是，中研院院士暨清大教授黄一农的《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2008年第二版）在观点、研究方法及材料皆具创新，他所提出的“e考据”俨然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路径；中研院的李奭学以其精湛的比较文学功力追溯耶稣会翻译文学的发展与变异，更加扩大了文本研究的方法与视野。

香港占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是基督教入华的重要基地，也是最早意识到当地教会史重要性的发源地之一，刘粤声牧师的《香港基督教史》（1941）是一本标志性的著作。简又文的《中国基督教的开山事业》（1956）则是研究太平天国相当权威的一本著作，旅港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的施其乐（CarlSmith）则专治香港基督教史，为研究早期的中西教士、信徒、宣教事业、逼迫事迹等都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继之者有李志刚牧师·其《基督教早期来华传教史》（1985）、《香港基督教史研究》（1987）皆有代表性。此后，香港研究基督教史可谓百花齐放，在几位为首的学者的带领下，例如香港中文大学的梁元生、吴梓明、邢福增，浸会大学有李金强、黄文江，建道神学院梁家麟，他们投入极大的热情推展基督教史的研究，不仅成果斐然，也培育了不少下一代的年轻学者。

改革开放后，大陆在天主教或基督新教的研究，无论在数量、质量上，成果都相当丰硕，并在各地形成研究基督教史的学术群体，兹举几个有代表性的学术机构及其为首的学者：北京大学的孙尚扬、中国社科院的赵晓阳、社科院宗教所的段琦、王美秀、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张西平；山东大学的路遥、刘家峰；复旦大学的李天纲、徐以骅；上海大学的陶飞亚；华中师范大学的章开沅、马敏；福建师范大学的林金水；厦门大学的张先清；中山大学的吴义雄；澳门大学（原暨南大学）的汤开建等。此外，四川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澳门利氏学社、上海社科院宗教所也都人才辈出，研究数量日见蓬勃，带动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成为主流，所涉及的课题几乎无所不包，例如：传教士及其宣教、中国教会学校、区域及个案、教案、基督教本色化、华人信徒及领袖、女传教士及信徒、少数族群、外交、文学、艺术等，方法论也结合了其他学科，史料的挖掘屡有创新，使研究又迈向另一个新阶段。

来到二十一世纪，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已进入了关键性的阶段，探讨基督教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研究其在中国不同阶段的历史的发展、演变，以及所扮演的角色，尤其在今日现代世俗化及多元化的华人社会中，基督教将具有怎么样的特性，这类的研究课题将带来更深远的意义。基督教在中国过去以来一直处于社会的少数，在文化上相当的弱势，处于外缘的地位，自唐入华以来，经过千余年的努力，从被忽视、拒斥、逼压到如今的生根、茁壮、发展，经过一条相当艰辛的路，中国基督教的前辈谢扶雅先生曾云：“基督教在中国的成功，端赖中国教会之必须自养、自理、及自传；而此三者之得圆满达成，又必恃乎基督教与中国思想的相与会通。”由此看来，研究基督教史的意义也在此，为基督教提供了一个客观的背景，指出可能的会通之路。

这套丛书期盼能做到“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继续前人探讨基督教在中国历史的各种面向，但更多从社会、文化的视野予以关注。“入乎其内”就是深入地了解基督教各教派在中国的历史，无论是其信仰立场、神学语言、思想特征、代表人物、组织结构等，能够确实地掌握与了解；“出乎其外”则是跳出某一教派或神学立场的限制与偏见，在学术研究上保持客观与公正追求严谨的研究成果和学术结论。

在此特别感谢中原大学宗教研究所及台湾基督教文艺出版社的全力支持，宗研所长期致力于基督教在华人文化的扎根，将两千年基督教文化遗产，积极转化成当代华人文化及台湾社会的思想资源，双方的合作希望可以在中华文化脉络与台湾本土社会底下从事相关的基督教研究，也期盼这套丛书能发挥基督教的普世性、公共性、社会性的精神，具体地检视基督教在华人文化社会所呈现的底蕴及种种意义。

陶序

研究中国基督教的学者都意识到基督教既是世界的也是地方的，既是历史上书本里也是生活中带着鲜活气息的宗教。但在实际的研究中，往往很少能够关照到这种纵横交织的关系，因为在选题、视野、知识结构和方法上确实不易。不过，本书作者在全球灵恩运动的视角下看中国地方基督教，在历史和当下的贯通中考察生活中的基督教，在这方面做出了新的探索。

本书的视角有点特殊。作者在导论中就指出，政教关系是研究当代中国基督教一个最重要的分析视角，这显然是有道理的。但许多研究太过于关注宏观叙事而对个体组织和行动者的关注不够，同时也太过于强调国家与宗教之间的对立性，而忽视其协调的一面。因此，作者提出要从综合的视角分析当代中国基督教徒的生活，突出其“地方的差异性和复杂性”。但是怎么能够做到以往被大家忽视的这点呢？作者强调要特别关注历史与实证的结合，以及要超越已经较为多见的孤立的地方个案的研究，而进入到同时期几个地区个案的比较研究。在具体的研究中，则借鉴“堂会研究”的模式，同时又要根据中国教会的特点，关注以“堂”带“点”和两者之间的互动对整个宗教社区的影响。

由于在这个视角下本书要处理不是单一线索的主题而是多元合一的主题，在这个主题下的叙事时间上虽然有先后，但在空间和人物上，并没有直接的逻辑联系，作者可能也颇费斟酌地设计了一个综论、地方和附录等总共三篇的结构来展开自己的论述。

综论篇的第一章的重点是理论探讨，主要在全球视野下鸟瞰了世界五旬节-灵恩运动在美国的起源及其在亚非拉地区的发展，并且分析了五旬节-灵恩运动的基本特征。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作者指出了这一运动在20世纪的价值，不在于其神学上的独创性或丰富性，而是基于方言、治病等特征在大众社会中的广为流传，这一运动更多的是实践性的，可以说是一种反智传统的宗教行为或运动。第二，对于这一运动对信徒的功能，作者借用了布朗（Candy G.Brown）的看法：“全球五旬节运动的首要吸引力在于其是一种治病的宗教”。这个观点在本书后面考察的中国几个地区个案中，将不断地得到强调和证实。第三，作者也讨论了这场运动的社会意义，他认为这是在全球化时代急剧的社会变迁和社会分化中，这场运动为其追随者提供了一种摆脱贫困疾苦的救赎途径。他们组成的社群在这里既通过宗教仪式在精神上摆脱现实中的困难与困扰，也通过宗教想象中的“精神革命”来适应这个与自己日渐疏离的社会。当然，作者也指出了五旬节运动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时空环境而变化的。这也为考察这一运动在中国的不同形态提供了可能。

综论的后两章切换到中国场景，作者交代了新中国之前中国教会和神学思想发展的脉络，讨论了五旬节派传教士与中国本土教派的兴起与特点，为进一步讨论当代的五旬节运动做了铺垫，也就是说，历史的因素和过去神学思想和教会形式的多样性，对后来的情况即使没有直接联系，教会运动的各种形似或者神似的现象还会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作者赞同邢福增提出的海内外华人教会领袖更为“属灵”而非“灵恩”的特点。

为此，作者在本部分专辟一章讨论了倪柝声的地方教会与“属灵”神学。尽管都在引用其他学者的看法，但作者认为以倪柝声为代表的中国本土神学家的观点，在未来中国基督教的体制建设中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属灵』本身即是对传统教会体制的一个挑战。这最终将增加在地方层面上教会的自主性和多样性问题”。相比海外学术界，中国大陆对倪柝声和地方教会学术研究很少，作者的这些可能会引起商榷的看法或许有助于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地方篇实际上是本书的重点和最吸引人的部分。作者分三章考察了山西临汾、河南南阳和安徽芜湖三地教会的状况。每章都会交代这些地区基督教的历史背景，让读者对当地教会的前世今生有个清晰的概念。然后在很吸引人的标题“走进田野”下，开始对这些教会考察。相同之处是每个教会寻访的第一个问题都与“治病”有关，可见无论是“祷告与治病”还是“灵恩与治病”，因病而接近和入教被作者看成是这些教会存在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因。其次家庭问题以及影响到个人的社会问题，如喝酒、赌博、外遇以及人生价值的问题。当然，三地的情况各有不同。山西临汾的案例调查的是真耶稣教会，作者发现在这个案例中有两个融合：一个是中国内地会和真耶稣教会的传统在实践层面体现了融合；另一个是基督教与地方社会的融合，这是源自于教会与地方社会共同的社会关系和习俗的结构以及两者之间类似的实际需求。河南南阳的教会状况比较复杂，这不仅在教会自身的身份上有合法登记注册的，也有没有登记的及两者之间的。作者认为已经成为一种“产业”，成为当地民众生活中重要内容，而且有市场化、社区化机制。在教会身份上和在政教关系上也既有张力也有互动。另外在城市化进程中，河南广大农村的教会正在衰退，大批信徒正向城市转移，作者强调了这个新的现象值得注意。安徽芜湖教会的考察，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中等城市教会的类型来着眼的。在这个地区除了治病是大部分信徒入教原因的普遍现象外，年轻一代的信徒也受到类似“丰盛福音”的影响，这些人当中尤其是牧者在知识和灵性方面也有了更多的追求。

最后的附录篇收录了作者组织实地调研经历和个人感受这个三篇论的设计巧妙地处理这种并非直接承上启下场景造成的彼此疏离问题，把这种所谓并非有整体组织的运动本质和面相，比较真实的呈现出来。

作者的结论（其实应该放在附录之后）中再次强调了本研究意在结合全球背景与中国处境，连结历史中和现实中的中国教会，发现中国教会的地方特色和一般特征的目标。聚焦于五旬节-灵恩运动从历史向现实的移动，同时又超越这一运动，要从实践中的个人、家庭和信仰群体的生活中，来发现和建构中国基督教徒的生活史，而不是仅仅看到政教关系和神学差异的某些方面。在笔者看来，这个目标如果不是全部也至少是部分地实现了。作者对世界和中国基督教史的熟悉，对宗教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掌握，特别是前后三年跨越三省的调查，对这些地区基督教第一手资料的掌握，终于使得本书在“通”古今中外的基础上，提供了“专”和“新”的知识，这将使我们对五旬节-灵恩运动与中国当代教会的理解提升一步。

本书论述内容的丰富和纯熟的运用各种方法，也与作者本人的经历分不开的。作者本科和硕士的专业是历史学，后来到香港中文大学修读的是宗教学，博士后在美国乔治城大学伯克利宗教、和平与世界事务中心研究宗教与国际关系，在上海大学工作以来一直是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参与和组织了许多有关宗教研究的国际学术活动，2013年起还担任土耳其海峡大学孔子学院的中方院长，这些跨学科的经历对其知识结构的丰富和学术视野的开阔自然大有裨益。作者从小生活在山西农村，对基督教的了解是先有经验性知识的基础后有学理的了解。他做这个题目有世界视野也有乡土经验，还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因此他在做田野调查时能与信教群众的深入交流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还要一说的是作者对批评性研究立场的执着。本书对中外学术成果的批评和突破值得读者关注。

不过，本书仍然有些值得注意的不足。比如地方篇最精彩的“走进田野”篇幅太少了。在显然是利用调查资料写就的部分，地点、人物、事件往往语焉不详，而且缺少资料的出处。对涉及的教会全部缺乏统计性的资料，对所调查区域也没有地图的标示。在最后的附录中的资料，作者的主观感受抒发的太多。在一些叙事中似乎缺乏学者的超脱和客观的立场。这些都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得到重视，使这个研究能做到更高的质量。

陶飞亚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学术总监

吴序

多谢刘义教授的邀请，让我可以率先细读这份书稿，令我感到荣幸、也更兴奋的是，这的确是一份具有创意、和突破性的学术研究报告，值得向读者们推荐。

首先，这项研究有比较清晰的学术基础。在宗教研究的进路上，它是从传统的文、史、哲等人文学科转移到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亦即是“从书斋到田野”、“从抽象意识形态到具体落地生活”的研究；也是从普世基督教研究中的“全球化”，推广至“全球地域化”的理论探究。五旬节-灵恩运动的确是基督教的一种“全球化”的运动，而这项研究计划中的“生活史”探究，正是地方基督教的一种“地域化”的研究。研究者不仅是具有全球化的视野与关怀，更也能兼顾中国本土化的视角、寻觅具地域性的中国灵恩派运动的特色来，正好是兼备“全球地域化”的实证研究。“全球地域化”的理念是将“全球化”与“地域化”两者结合起来，成为相辅相承、相得益彰的研究进路，并且必须是在这种双向互动的过程中，才能够找出属于中国基督教的本土化、地域化的特性来。这项研究确实是具有学术性理论的基础，此其一。

这项研究也确实是具创新性的。它能够跨越学者们在“政教关系”问题的探究。事实上，政教关系的研究较偏重于宏观层面和意识形态的探究，忽略了个别宗教群体或信徒生活的灵活性、甚至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和信徒生活的复杂性等。这项研究计划却是从实证研究中寻觅一个可以结合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全球化与地域化的互动关系、并宗教与生活的多元性及复杂性等现象，提出了一个关乎“生活史”的研究进路来。“生活史”的研究不仅是表达出宗教就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也是信仰者的生活故事，“生活史”更是历史中的真实故事、也是能够改变信仰者生活的故事。这委实是一项具创新性的研究，此其二。

这项研究亦确实是具有突破性的发现的，此其三。综合整个研究报告，至少有以下几个重要的发现：（一）全球化的研究不仅是关乎宏观的现象探究，也应是兼有地域性的关怀。正如五旬节运动是基督宗教内极具全球性影响的运动，但在不同的地区中——即或是中国山西的临汾、河南的南阳、安徽的芜湖等，亦出现有不同形式的灵恩派特性来；（二）原来宏观的研究容易偏重于单一与简约的理论框架，忽略了个别宗教群体在不同地方、不同的时空、及不同政治社会环境中可有其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表现，尤其是在研究当代中国的基督宗教时，也必须要先了解这些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因素才是，中国五旬节灵恩运动便是个好例子；（三）这项研究计划更让我们发现原来宗教是离不开信徒的生活经历和体验。尤其是关乎五旬节的灵恩运动，它是与信徒的生活经历和体验息息相关的。因着信徒在不同地域、处于不同的政治社会环境中有不同的生活经验，因此他们对什么是“灵恩”、“灵性”会有不同的看法、或有不同的表达方式、甚至是有不同信仰的表达来。

《全球灵恩运动与地方基督教：一种生活史的考察》也是与近代西方的“普世基督教”(World Christianity）研究接得上轨的一项学术探究。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学者开始谈论“普世基督教”的概念，目的是要摆脱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进路，尝试从普世、全球化的视角，以较全面、客观的、平等的态度对待不同地区的基督教。踏进21世纪，亦有不少学者提出“普世基督教”的中心已经逐渐从北方移向南方、也是从西方逐渐朝向东方来了；甚至亦有学者指出“普世基督教”已不再是单元文化的基督教、却应是多元中心、包含着多元文化的基督教，因而有学者提出一个“多元中心的普世基督教”的理论来。本书的研究报告正好提供了一些十分具体的个案，引证出“普世基督教”委实是具有多元中心、多元文化的特性来。

这项属于“生活史”的考察研究也是符合中国国情与国家宗教政策的发展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的宗教政策曾经从意识形态上一度是与宗教对立的位置、转变成为采取以“实用主义”为主导的宗教政策。在全面改革开放的政策下，宗教获允许在中国社会得以存在及发展、并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事实上，从僵硬化的意识形态走向以“实用主义”为主导的宗教政策，就是一种从宏观的现象探究，转向实事求是、以信徒正常宗教生活为重、及达至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宗教政策。这项地方基督教信徒“生活史”的考察研究所具的价值正是在此。

最后，本书的研究课题及方法不仅是具有相当的学术基础、亦是富有创新性、突破性的考察研究，这种研究的尝试，更是符合“普世基督教”的研究路向、及对应了国家宗教政策的大方向。调研者采取了“生活史”的研究方法，并尝试为基督教研究寻找一种新的研究进路——“建构中国基督徒的生活史”。从宗教信徒最个人、最基本的层面开始，包括信徒的祷告生活、家庭生活、群体生活等，进一步体会到由宗教信仰产生出来的人生价值和群体文化、是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被具体化、生活化。研究者不单发现了不同地区的基督教灵恩运动各有其自身的特色、更在不同的宗教群体中发掘出什么是“活的宗教”(religion in everyday life）和“实践中的宗教”(lived religion）。事实上，这项研究的尝试已经是为未来的宗教研究指出了一个“研究信徒生活史”的新趋向，因而这本书更是值得为读者们郑重推荐的！

吴梓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教授上海大学客座教授

自序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球五旬节运动与当代中国基督教”（项目号：CZJ009）的最终成果。项目的完成基于多位研究人员的一手田野资料。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段琦研究员负责在河南的调研；时在金陵协和神学院学习的汪恩乐牧师负责在安徽的调研；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博士候选人李煇先生协助了在河南和山西的大量调研工作；时在上海大学读书的刘璐、董飞飞、齐磊等也有不同程度的参与。作为课题的总负责人，笔者主要负责在山西的调研，并兼及考察了安徽和河南的情况。理论框架的建构、资料的后期整理和内容写作，则均由笔者独立完成。

项目拿到时，笔者适逢在美国乔治城大学伯克利宗教、和平及世界事务中心做博士后研究，从而得以利用当时的便利条件搜集相关的理论书籍和研究成果。特别感谢中心主任托马斯·班科夫（Thomas Banchoff）教授给予的机会，以及著名社会学家侯赛·卡萨诺瓦（JoséCasanova）教授在思想上的启发。后期的写作和修改则大多发生于自己在土耳其海峡大学孔子学院的任期内。感谢秘书努尔丹·查塔伊（Nurdan Cagatay）在工作上的积极配合与支持，使自己得以抽身繁杂的行政事务，从事专门的学术研究。项目完成后，自己还有幸接触到斯坦福大学的相关项目；感谢伍家怡博士在其中的联络。

在项目执行的过程中，笔者得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华东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台湾真理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日本庆应义塾大学、韩国庆熙大学、德国汉堡大学等地报告自己的成果。特别是，自己有幸参加了美国历史学会第128届年会和2015年美国宗教人类学会双年会。研究的部分先期成果曾在《世界宗教文化》、《宗教社会学》、《国学与西学》(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ino-Western Studies)、《华人__宗教与社会》(Review of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亚洲神学志》(Asia Journal of Theology)、《博睿中国神学年鉴》(Brill Year Book of Chinese Theology）等学术期刊发表。作者特别感谢郑筱筠研究员、李向平教授、杨凤岗教授、曾广海教授、渡边佑子教授、黄保儸博士、孙小平博士、李华伟博士、郭荣刚博士、温爽博士等人的邀请和帮助。

陶飞亚教授和吴梓明教授作为我的两位重要业师，他们教给我历史学和宗教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多年来亦师亦友，在学术的道路上多有提携和帮助。此次更是欣然作序，再次给学生以支持。笔者实在受惠良多，难报厚恩。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各位同仁在共同工作中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感谢中原大学基督教与华人文化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吴昶兴博士，也是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学长，将拙著收录在这一出版计划中。也感谢编辑柯冠宇、叶先秦先生的具体工作，使本书的出版得以最终实现。

最后，这一研究对自己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命题，而且是跟个人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的生命问题。在研究的过程中，自己有幸得到了诸多教会人士的帮助，因各种原因这里不方便直接透露他们的名字。研究的历程也是自己在学术和生命中成长的过程。虽难免挫折困难，却也有几份幸运。学海无涯，吾当继续努力求索。此书出版之际，个人的生活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因此，我希望将此书献给我的家庭和教会的朋友们。

刘义

2017年6月于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