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叛教者

才子的生死

2、

任崇心进入上海文德里聚会处后，充分显示出他的才华，他那支笔真是比千百条舌头更有力量，能把什么事情都说得有情有理，叫人折服。在聚会处与公会之间的笔战中，康慕灵总是暗暗庆幸李夜声的“大度”，收了这员大将。

自从任崇心来了以后，康慕灵更多时间关注在教会的各项事务上，特别是“外交”事务，而将福音书房的许多事交给任崇心来和李如是同工。任崇心为李夜声的书籍和他的神学思想撰文介绍推广，并写了不少文章来护卫聚会处的教会路线，反击来自其他教会和传道的质疑与批评。

任崇心和老师康慕灵一样非常佩服，甚至是崇拜李弟兄。能够体恤他的软弱，破例给他发工资，这当然让他更是感激他对自己的器重。他并不清楚这笔钱其实不是从教会出的，他在同工中绝口不提此事，甚至也没有对康慕灵说过，越是这样怀着个秘密，他就越是觉得与李弟兄有了一份私密的情谊。

这情意到了两年后，一九四二年的文德里风波时，就成了他心里的迷茫和痛苦。他虽然和老师康慕灵一起赞同停止李夜声的服事，但在黄愚志、许闻达他们坚持要革除李夜声，李如是甚至将李夜声的书稿等扔出福音书房，扔到弄堂里时，他心里是不以为然的。

他心想，没有了李夜声，这个聚会处也就真不过是个聚会的地方了，没了生气也没了主心骨，无论李弟兄办生化厂是对是错，也无论他做了什么，他都是聚会处的灵魂人物。

四二年，李弟兄离开上海后，由不同意革除他的于华恩来负责讲道和教导。任崇心旁观着聚会处领导层中发生的一切，他曾寄希望于老师康慕灵，但发现康慕灵心中的灰心冷淡远比他更甚。

李弟兄一走，王慕真、李如是、黄愚志等主要领袖纷纷离开，就连康慕灵也丢下这一大堆不清楚原委、议论纷纷的会众，跑到莫干山去疗养了。总算等到他从莫干山回来，他住到了于华恩开诊所的亭子间里，并做起了生意。

那时上海成了孤岛，物价涨得像是坐了飞机，教会中的风波，让这个信仰的方舟门户大开，就成了透风漏雨的小舢舨。弟兄姊妹们没了心中的踏实，再向外一张望就更慌了，于是都开始忙着买东西，设法保住口袋里不多的财物。

那天，任崇心去找康慕灵。诊所已经关门了，于家的人都不在。客厅里却站着坐着好些个人，都是文德里聚会处的弟兄。今天是主日，估计是聚完会留下来的，任崇心本来就没事，只是对近来聚会处灵性的低落不满，来找康慕灵聊聊。现在见还有这么多弟兄不是单顾自己的事，而愿意聚在这里，心里突然就热了。

可是还没等任崇心开口，他就发现自己根本开不了口，他发热的心就像是出了桑拿房一下子跳入冰湖般。再仔细看看说得正起劲的这几位都是做生意的，他们聊得不是聚会处属灵的行情，而是上海滩物资的行情，说白了就是商量着应该囤积什么物资，什么物资最紧俏，最有可能几倍的涨价。

任崇心怎么也想不到基督徒竟然可以和社会上的人一样囤积物资，做投机生意，发战争的财，甚至如此公开地讨论，还说是上帝的看顾让他们有条活路。即使在社会上，囤积物资，做投机生意也是遭市民愤恨的，每次游行都在喊打倒奸商的口号。

那天任崇心觉得自己过不了信心生活，要求给基本生活费，这实在是没什么可羞耻的。而这些人才是在上帝殿中做买卖的人，是耶稣要赶出去的人。当他正要发义怒，要挥动“耶稣的鞭子”，要推翻他们银钱的桌子时，他的手被康慕灵抓住了。他握紧了他的手，拉着他，把他引着上了楼，一直上到顶层，进了亭子间。

进了亭子间，他松开了他。他俩突然就都没了力量，任崇心也没了要拉高声音的必要。他只是用手指着楼下，用正义的目光盯住康慕灵。康慕灵突然低了头，自言自语地说，大家心里都没了火……没了火就顶不住了。他抬眼看他时，竟然有一份祈求原谅的神情。他，他们也都是人，也要活……

任崇心是有一肚子话要说的，而且每一句话都是康慕灵无法反驳的。但当他看到他眼中的祈求原谅，他突然像是被一只大手捂住了嘴。他没有做投机生意，但他在替他们祈求。而自己是上帝吗？自己有什么资格来原谅谁？

任崇心虽然不能再说什么，但他离开那里回家时，心中深深地替康慕灵惋惜，他甚至也对于华恩感到失望，因为他猜想这些人一定不是第一次聚在这里聊这些，于华恩估计是避了开去。

渐渐地，聚会处一些蒙上帝的呼召，奉献当了全职传道人的同工的，也开始做起了生意。那时寄售商行是刚刚兴起的一种不需要本钱的生意，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所有的奢侈品、珠宝衣物、家俱钢琴都不再拥有原先的价值，寄售商行在上海格外地兴旺起来。差不多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寄售商行新开张。

不久，张恩荣和康慕灵这两个聚会处的负责同工家里，也都开了一间小小的寄售商行。

大家的心先是都被生存的恐慌摇动，继而就被实实在在的钱财占满。聚会处的弟兄姐妹们也和社会上的人一样，各自顾各自，为了乱世中的生存，爱主爱教会和彼此相爱的心，都渐渐冷淡、麻木了。但身处在当时的上海，谁能责备这事呢？即便是属灵上很自律严格的于华恩，也开不出口来责备，毕竟他自己开着一个诊所，他又岂能对别人的自救求存有什么异议？

有时同工们在一起聚会时，也会感叹和内疚，但又想，现在有血缘的兄弟姐妹尚且不能相顾，何况这没有血缘的兄弟姐妹呢？这一切事的发生都似乎是合情合理的，毕竟文德里不是末世的方舟，可是当文德里和整个上海滩之间无形的界线渐渐模糊，甚至几乎要消失的时候，他们各自的心里便有了一声来自圣灵的叹息……

这极轻的叹息在白日是可以让人忽略不计的，但在夜晚却将一种神圣的忧伤，铺展在他们灵魂的面前，好像寒雨后积了薄冰的路面，让人看着跨不出脚去。他们的步子越来越重，越来越难踏入文德里的弄堂……

正在这时，又出了件事，日本人要求聚会处加入日伪宗教组织，并要求他们遥拜天皇，说天皇是上帝在大东亚的权柄。文德里的公开聚会就不得不停了，决定停止的那天作为全国聚会处的领袖同工们和上海的负责弟兄们都不说话。一切外面的环境的变化，都是上帝允许的，现在这事是逼迫还是惩罚？没有一个人问出这句话，但也没有一个人能信心昂扬地说这次的停止聚会是一种殉道。

康慕灵的鼻梁中涌起一股细细的却尖锐的酸，刺到眉心散开。他透过模糊的眼幕看于华恩，于华恩的目光看着地，但康慕灵仍感觉到了地面反射起来的无奈与茫然。上帝，你的旨意是这样吗？

无论如何，上帝在众水之上坐着为王。康慕灵话出口后，突然觉得自己像是在仿照李弟兄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说的话，但他又觉得这话从自己口中出来飘飘地不着力。他补充了一句，但我们还是不可停止聚会！这是《圣经》上说的。

任崇心旁观着这一切，他笃定了，这一切不正是印证了自己的想法极为正确吗？没有人能像李弟兄那样有政治头脑，能掌管大局。虽然道理上说，教会是上帝掌权，是与世界分别的地方，但没了一个有能力的灵魂人物，聚会处就会垮掉，教会也会垮掉……任崇心是聪明的，他不想继续去推论上帝与教会与领袖人物之间的关系，他聪明地将神学理论与实际践行分开了。

他望着一屋子都比他年长的弟兄姊妹，心里从李夜声想到了自己，他对心里的神说，也许有一天，我甘愿不惜一切代价为你保住教会。上帝沉默无语。

文德里聚会处停止聚会后，于华恩在自己家的客厅里继续有擘饼聚会，人不多，只有四五十个人。因着康慕灵的邀请，任崇心也去过。虽然他打心眼里承认于华恩是个人品极好，对主有忠心、对人有爱心的带领者。但他有一次对康慕灵说，可惜他不是个领袖式的人物，上帝可以使用他的忠心，但上帝无法使用他来带出上海聚会处的复兴。

四八年，王慕真和常受宜精心安排，在福州上海等地积极推动，串联同工一起来签名，促请李夜声恢复教导的执事，回到聚会处的领导位置。对此，任崇心是很赞同的，并努力说服与他关系较为亲近的康慕灵、张恩荣和李如是。他很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理由：无论如何，现在这个局势只有李弟兄能力挽狂澜，要想保住聚会处，就只能依靠李夜声。

若是较真起来，他这个想法其实与基督教的信仰是违背的，因为基督教信仰靠的是一个“信”字，信神而不是信人，靠神而不是靠人。聚会处讲台上常常讲《诗篇》中的两句：

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

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

不过，在四八年那个人心惶惶、难知前路的时刻，没有一个人敢负起聚会处这个重担。于是，这些一惯灵性敏锐的负责弟兄和同工们，都没有较真地反思一下自己的动机和心态，最后一致决定请李夜声回来带领聚会处。

果然，李夜声不负重望地带来了上海聚会处的大复兴。在“交出来”、“福音移民”、建南阳路会堂，这一件件轰轰烈烈的事件中，任崇心越来越在心中相信，教会和任何一个公司、团体、甚至是国家一样，需要运作！他决心为了将聚会处做大做好，自己要学习李夜声，做一个有头脑、有胆识、会识时而运作的人。

他有时也会把这种想法和康慕灵交流，只是他是语言的高手，他在阐述这套想法时，很巧妙地蒙上了一层属灵的、正确的衣饰，或者他也可能是从心中自己相信了这些巧言。康慕灵因此更是赞叹这个叫他老师的年轻人实在是个奇才！而且对聚会处如此热心、忠心。

早在四一年前后，文德里聚会处因为聚会的人越来越多，地方就不够坐了，主日来听讲道的人都坐到了弄堂里，引来了文德里其他住户的不满。于是，弟兄姐妹们就开始为盖新会所奉献金钱，当时共收到的奉献款有一万多银元，可以买一块较小的地。

当时，有一个赵氏老太太要将她在愚园路和胶州路口的地和房子都卖掉，她也同意卖给聚会处来盖新会所，但她有一个要求，就是死后要在这块地上替她竖立一块碑。这件事李弟兄和教会的负责弟兄都不同意，因为基督徒聚会敬拜上帝的地方怎么可以为人立个碑呢？

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盖新会所的事就搁下了。聚会处将这一万多银元借给了李夜声的生化药厂，李弟兄表示如果今后聚会处找到可盖新会所的地皮，生化药厂将加倍偿还这笔款子给教会。

四八年的“交出来”运动在中国教会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聚会处的弟兄姊妹们交出来的财物总共有三百七十两黄金。当时正好嵇觉弥小老婆的花园洋房，南洋路145号要出售。弟兄姊妹所奉献的钱只够买这块地和房子之用，但若要在花园空地上再盖新的会所，还需要二百七十两黄金。

一天，李弟兄交给常受宜长老三十七根金条，每条十两，一共正好是二百七十两黄金作为盖新会所之用。他说这是生化厂之前借了教会盖新会所的钱，现在他履行诺言，加倍偿还给教会。那时生化厂经营不善，正濒临破产，但常受宜和聚会处的其他人并没有去关心这些，比他们年纪大不了多少的李夜声仿佛就是聚会处的父亲，大家总是觉得他能解决一切问题，也总有地方弄来钱。

常长老是个非常能干的人，行政执行能力超强。他很快就设计好了会所的图样，并托人购买建筑材料，积极准备盖南阳路新会所。地皮买下来后，聚会处就从铜仁路的文德里搬到了南阳路145号的花园中，暂时在搭建的棚子里聚会，福音书房门市部也迁到了院子门口的小屋内。

文德里原有的聚会的房子就作为教会办公楼、福音书房编辑部和接待外地来上海的弟兄姊妹住宿之用。弟兄们在花园空地上，积极进行盖造一个可容三千余人聚会的新会所，按照图样的设计，聚会大厅的东、南、北三面各有三个大门，西面是一个大讲台，讲台下面是受浸池。那段日子大家都特别兴奋，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古老的中国正在进行着巨大的变迁。

在建新会所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意外。一位冯姓的弟兄是个建筑工程师，说是能以合适的价格买到建材，常长老就给了他十根金条托他去买。谁知，他却将这笔钱拿去作投机生意，想打个时间差，自己赚上一笔，结果却全都输掉了。不仅材料货没到，甚至连建筑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常受宜只得与几位负责人商量后，又借给他黄金、美钞等共折合六千三百多美元，这才勉强让新会所完工。但不久此人竟不知去向，彻底从上海消失了，这笔巨额的超支款分文未还。一时间，知情或不知情的人都在议论纷纷。

常长老焦急万分，只好向青岛一个公司的老板，也是一个基督徒弟兄，借了十根金条来保证后面装修工程的正常进行。后来，当张恩荣、康慕灵他们向李弟兄询问此事时，李弟兄说他知道，他会负责。李夜声后来交给张茂良五千美金，让他按对方要求的换成中纺股票还给青岛的富商弟兄。那时，常受宜已经离开上海，飞住台湾了。

四九年下半年，南阳路的聚会处新会所终于建成了，新会所可容三千个座位，在会所外还可放置二千个座位。新会所落成后，会所里共放了二百四十张四人坐的长的靠背木椅。主日听道的会众有二千余人。南阳路聚会处的会堂总共花了二十万五千美金，合四百一十根十两一条的黄金。花园里原有的小洋楼，成了办公楼。办公楼楼上是长老室、同工室和接待外地弟兄姊妹来住的宿舍，还有执事办公室。办公楼进门边上一间是福音书房门市部。楼下的客堂间可以做食堂，也可进行擘饼祷告聚会。

这么好的一个会堂，因为都是大家倾囊捐献、集腋成裘而建成了，就自然成了聚会处领袖及会众们的骄傲和心之所系。正如耶稣所说的，“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康慕灵作为聚会处的“外交家”受李夜声的委托，与新中国的政府和政府领导下的三自爱国委员会有多次联系。三自爱国委员会在五零年成立时全名为“抗美援朝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委员会”，在当时的环境下，其主要工作当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因为聚会处与西方差会公会无关，所以李夜声认为聚会处原本就是自治、自养、自传的，与政府的“三自”运动并无冲突，甚至可以说聚会处早就“三自”了。

李夜声和康慕灵他们商量，将原先为了保留福建教产而收集的，全国聚会处弟兄姐妹四万多人的签名，当作拥护“三自”运动的签名上交政府时，康慕灵和任崇心都十分佩服李弟兄对政治和时势的把握。当时王慕真、李如是等也都没有什么意见，因为一方面李弟兄说按《圣经》的原则，就是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另一方面他又说，赞成“三自”的原则，不代表就要参加“三自”的组织。

大家都认为李夜声的方法实在是最有智慧的，在给了政府“面子”的同时保存聚会处的独立。但政府统战部的同志们实在是比他们更懂政治也更聪明，一方面向其他教会宣布了聚会处和李夜声拥护三自运动，愿意加入三自组织；另一方面则要求他们开展反帝控诉运动，并特别要李夜声带头控诉曾与他们有交往的英国和美国的教会与传教士，特别是英国的弟兄会。并且，还要他们控诉解放前夕“逃”去台湾的常受宜长老，和与他同去的那些聚会处的同工和弟兄姐妹。

李夜声只肯拥护国家的“三自”宣言，却不肯控诉任何一个人。即便是对他们多有批评，最后与他们不欢而散的英国弟兄会，他也不愿置一词，何况是那些去台湾发展聚会处的亲密同工。但他心里是明白局势的，一天，他与康慕灵和任崇心在一起校对新版的《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时，突然若有所思地抬头看着窗外，自言自语地说，他们是不会放过的。

任崇心第一次发现他所崇拜的李弟兄脸上，有了一种疲惫的不确定。当他看着他的不确定时，他一下子感受到了山雨欲来的满屋寒风。他想，若是李弟兄都不能确定，不能掌握明天，那明天就实在是可怕了。他看着他的侧脸，高高的宽额头上，那缕熟悉的黑发灰了少了，飘摇着像支孤零零的芦苇……那一刻，任崇心想过上帝，但上帝似乎躲在了身后，他面前的只有“政治”。任崇心年轻的心中涌起份激情，他想与这个自己崇拜的人并肩……

康慕灵也记住了那一刻，他的目光顺着李夜声的目光跨出窗外，温情地抚摸着园子里巨大美丽的会堂。几年后，他想起这一刻时，他认为自己是从李弟兄那里领受了一个使命¬，守住南阳路会所。他不惜成为别人眼中的犹大，迂回曲折地要守住这座上海市中心的，用中国信徒自己的捐款建造的大教堂。但最后，这幢全国最大的教会聚会所就在他的面前，一点点被白蚁蛀掉了。

李夜声的政治头脑在教会中是数一数二的，但到社会上，到以政治为事业的人群中就幼稚得可笑了。上海宗教事务局认为“三自”是要在反帝基础上的，在党的领导下的，因而认定李夜声的“三自”不是真“三自”，而是篡夺领导权的反革命阴谋。

李夜声五二年因东北药厂的检举而被捕，一年后聚会处的长老和带领同工们才得到比较确实的消息。

任崇心一听说就立刻来找康慕灵。他直截了当地说，康老师，我们是绝对不能和政府玩心眼的！李弟兄再聪明，也聪明不过政府。唉！我一直佩服他有政治头脑，但现在看来，他就是栽在政治上了。

康慕灵那时完全沉浸在悲痛和迷茫中，他有点反感学生任崇心此刻说话的语气，但又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是对的。“政治”好象一下子成了他们这群自闭在宗教里的孩童必须学的一门功课，甚至等不到学习，就要交卷。

近来，聚会处的领袖们因为知道李夜声被捕，虽然听说完全是因为经济问题，但还是让他们对政府产生了不信任，形势变得一触即发，充满了对抗的张力……

康慕灵沉着脸一言不发。任崇心看了他一眼，感觉到他对自己的不满，就转身把放在书桌上的茶杯替老师移到茶几上。他过去拉了康慕灵在沙发上坐下，然后并上双膝，用一种毕恭毕敬的学生姿态说：

康老师，这种时候，您是一定要稳住的！您若稳不住，南阳路就乱了！……您想，李弟兄是打算顺服政府以保全聚会处的，只是他顺服得不完全，心里藏了私，就被政府看出来了。现在要想保住教会，保住南阳路会所，就只有参加三自，完全顺服执政掌权的，只有这一条路。

有什么可怕的？李弟兄都被捕了，难道我就是胆小鬼？我是不怕为主殉道的。

康慕灵这样说时是真心的，想到自己一生跟随的李弟兄被关进了监狱，他真就恨不得自己也去与他同受苦。

康老师，真正的殉道有时不是死，而是活。我们若能保住南阳路聚会处，就是保住了神的家，就是完成了李弟兄未能完成的心愿。

任崇心一边说着一边自己心中就越来越确信了，他甚至要把“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说出口来，但这是一句不属灵的话，虽然说的是事实，自己却不便此刻说它。

……

任崇心走后，康慕灵想了很久。那一夜他几乎没睡，南阳路的新会堂越来越清晰地显在他面前，还有那黑压压听道的人群，如众水之声的赞美声和祷告声……

在五三年到五四年一年的争论中，康慕灵和任崇心一直坚持要顺服政府，加入三自组织。而李如是、王慕真、黄愚志他们却坚决地反对教会参加政府的三自组织，最后甚至说，若聚会处参加三自，他们就要退出聚会处。

康慕灵最后接受了政府的邀请，代表聚会处去北京参加基督教全国会议，并被安排坐在了主席团的席位上。李如是他们就对会众宣布说康慕灵叛教、出卖教会，并阻止弟兄姊妹去听康慕灵从北京回来后的传达报告。

康慕灵和任崇心从政府三自爱国机构领取的，一千四百份“告全国同道书”，也被李如是、王慕真、黄愚志三人要求，强迫他们退回给了政府。李如是他们还要聚会处的长老们一同写信给宗教事务局声明，全国聚会处退出政府的“三自”组织，并表示康慕灵只能代表自己，不能代表聚会处，他若做三自委员就不能再做聚会处的长老。

那些日子里，康慕灵一直失眠，各个方面都在施压于他。李如是他们是与他有着二十多年同工之情的人，无论是强硬的言语，还是私下的劝说，都让他于情难舍。而宗教局罗处长的谈心也是有情有理，特别是他温和话语背后的“政治”，仿佛是一头虽然蹲伏着却随时会龙卷风般扑过来的猛兽，让他胆战心惊。

贴心的学生任崇心更是分析得头头是道，清楚地向他显明，他绝不能听李如是他们的话，这是自绝于人民政府的死路一条，现在唯有他康慕灵可以拯救大家千辛万苦建起的南阳路会所，还有全国聚会处四万多会众的庞大体系。

五五年，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第一届代表会议召开，政府请聚会处派代表去参加，却被黄愚志长老坚决地拒绝了，并通知各城各地的聚会处不准派代表出席会议。

康慕灵希望缓解政府与教会的矛盾，就请罗处长来南阳路和大家谈谈，李如是他们却不让弟兄姊妹来与罗处长见面，反而要大家将不参加三自的几点理由都理解并背下来，以便当政府来询问时大家都会回答。

这几点理由是：1、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属灵的，不能参加任何组织。2、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所以我们不能参加三自。3、参加三自是政教合一，我们反对政教合一。4、聚会处早已经脱离宗派，不能再加入宗派，所以不能参加三自。5、我们只能到工作岗位上去爱国，到里弄去爱国，不必在教会里爱国，因为基督的教会不受地上国的限制。……

康慕灵看着这几条，心里其实也犹豫了，他觉得这几条都是对的，但若不按政府的意思加入三自，上海南阳路聚会处，甚至全国的聚会处，也许都会被取消，四万多基督徒会众们去哪里敬拜？从哪里得到信仰的教导？这些小羊岂不流散？

正在他犹豫之时，学生任崇心的话又一次点醒了他。

你看看他们让大家背的这几点最后的二句话:参加三自就改变了我们的信仰。参加三自如鱼入网，跳死为止。”这是确确实实的反革命言论，他们现在所做的已经构成了破坏反帝爱国运动。聚会处一定要与他们切割，政府绝对不会坐视不理，任凭这么大的一个系统，这么多人的教会，独立在他们的掌握之外。……任崇心一边分析着，一边后悔当初对李弟兄的崇拜使自己没能当好他的高参，否则，也许李夜声就不会被捕，聚会处就会被政府所用，作为典范而幸免于难。

不能不说任崇心是聚会处最懂政治的人，他的话音似乎还没落定，五六年一月底，李如是、王慕真、黄愚志等多位聚会处的领袖全部在一夜被捕，对他们的定性果然是反革命集团。接着，那头一直蹲伏着令康慕灵莫名胆寒的“政治”，就像龙卷风般席卷了一切，又像怪兽般吞吃了无数个毫无准备的、如羊羔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