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叛教者

才子的生死

3、

康慕灵成了肃清李夜声反革命集团思想毒素小组的负责人,然而他内心却仍然十分崇拜李弟兄,他甚至能背得他的讲章。李夜声写的诗歌和康慕灵自己写的诗歌常常混在一起,随时随地在心中流淌着,是他情感的一种基调。但康慕灵和任崇心作为留在上海,并且没有进监狱也没有进医院的二位长老,无法回避地被政府一步步推上去,被委以各种职位和头衔。

即便是在五六年肃反之后;即便大家已经看过了李夜声的反革命罪证展览;即便是经过了一系列的批判控诉大会,大多数人都已经批判、控诉、揭发了李夜声等反革命集团成员的种种罪行,但人们还是无法理解康慕灵的行为。这个翻译过《荒漠甘泉》的人,这个弹着吉他,用磁性的嗓音唱出无数动人诗歌的人,竟然背叛最为信任、器重他的李弟兄,背叛信仰,成为逼迫教会的肃反帮凶?

这些读着《圣经》、唱着赞美诗生活的人们,像是被一阵莫名其妙的狂风扫过,避难所般的信仰之家没有了,美德之衣没有了,甚至自己的皮肤也像是被揭去了,他们面对着一个被撕开的血淋淋的自己,面对着自己罪性的恶臭……他们将对自己的厌恶和憎恨,全都加倍地转移到康慕灵的身上。

当然,也有一大批在狂风中惊恐到渴望沉睡,渴望继续躲在宗教里的信徒们,他们寄希望于康长老,能保住这个美轮美奂、壮观肃穆的南阳路会所,恢复一个让他们可以忘记这个世界,也忘记李夜声的,新的聚会处。他们一心盼望这一切快快过去,让他们可以忘记世界,也忘记自己,继续唱诗赞美、仰望天国。

康慕灵和他们的想法有点相似。他从来不认为自己背叛了教会,背叛了李弟兄。恰恰相反,他认为自己正委屈求全来保全教会,也尽量保全李弟兄的著作。他甚至有时会自怜地感到自己是和耶稣同行的人,是一个独自背十字架的人,是一只在剪羊毛人手下默默无声的待宰的羔羊。

经过八个多月的清理工作,到五六年底,肃反工作队长同意福音书房复业了。康慕灵觉得这是他的“牺牲”换来的一个成功,福音书房一直是聚会处和李弟兄最为看重的事工,神话语中的亮光都是通过福音书房的工作辐射到各地的。但没有人因此感激他,没有人因此改变对他的看法,甚至也极少有人走进恢复营业的福音书房门市部。这些属灵的,可以坚固人灵魂的书藉,原本是这个世代中人们最需要的东西,却静静地呆在书架上,像是一群被封了口的灵魂。

在康慕灵的努力下,福音书房封存了李夜声解放前后的讲章集,但并没有销毁和失散。虽然取消了李弟兄著的十首诗歌,福音书房还是出版了聚会处《诗歌》选本的五线谱本。这是康慕灵多年来一心想完成的事,之前只出过歌词本和简谱本,对于热爱音乐的他来说,没有五线谱本怎么能建立教会的诗班和乐队呢?可惜聚会处和公会不一样,并不太重视赞美敬拜的形式,主日崇拜时就是一个风琴或钢琴,会众拿着歌本一同吟唱。于是五线谱本就一拖再拖,一直没有出版。

任崇心提醒康慕灵,《诗歌》本中的“世界”是贬义的,其中的思想就是李夜声的思想毒素,要基督徒“向世界死”,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归给上帝。但现在是新中国、新政府,所以就是新世界,再这么唱只怕是会引起政府的不满。

康慕灵听了也就担心因这两个字又造成《诗歌》五线谱本夭折,他就写信征求全国各地同工意见,要把歌词中的“世界”二字都改成“世俗”,可是大家都不同意,而且反对的情绪很激烈,康慕灵只好照原词出版了。好在政府的人并没有来仔细研究歌词,他和任崇心这才悄悄松了口气。

福音书房恢复营业一年半中,又出版了两期讲道集《十二篮》和《《圣经》提要》的第四卷。到五八年下半年,聚会处并到怀恩堂去以后,福音书房也就关门了。所有的书籍,连同未出版的两箱原稿,还有几千本李弟兄留下的外文属灵书籍,都一并移交给了“三自爱国委员会”。康慕灵也被政府安排去“三自爱国委员会”机构工作,编译有关基督教和帝国主义的关系这类书籍。

康慕灵最终并没能真正保住福音书房,同时,他也没能保住南阳路聚会处。

五六年肃反以后,来南阳路聚会处聚会的人数逐渐减少,从二千多人降到了几百个人。弟兄姐妹给教会的奉献也少了,难以维持整个教会的日常开支。长老和同工们就决定聚会厅在周间不用时,可以租给社会上的其他单位开大会,租金半天四十元人民币,以维持教会的开支。

每到主日的清晨,天还没亮透,康慕灵和几个同工就会早早来到南阳路会场,将周间开大会留下的各种大红横幅和五彩标语清理掉,希望弟兄姐妹们来聚会时,能够看到一个清清洁洁的、敬拜上帝的会堂。

康慕灵每次清理会堂时,都忍不住有流泪的冲动,但即便是在暗淡的天光下大家不会注意到,他也不敢流泪。一来会被报告,然后就要被挖思想根子;二来会被人心里嘲讽,因为是他最后决定出租神的家,出租圣洁的敬拜之地的。

但他真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想问问天上一言不发的上帝,这都是为了什么?你在这滔天的众水之上,还坐着为王吗?他无法忘记为了建堂,弟兄姐妹们像疯了似地把存款、地契、房产、家中值钱的东西,甚至是养老金、棺材本都拿了出来。他忘不掉那些幸福感恩的泪水,也忘不掉控诉会、展览厅里那崩溃的嚎啕。他也忘不了李弟兄多次从濒临倒闭的生化厂挪出巨款,他知道李夜声许多说不清楚的生化经济账都与教会有关……这一切不都是为了这个中国最大的礼拜堂吗?大家不就是为了建这个荣耀的上帝居住的圣殿吗?上帝啊,你难道就这么轻易地弃了它?

任崇心做清理时却总是马马乎乎,因为一来觉得下周还是会贴上各种标语;二来敬拜上帝是用心灵和诚实,不必在乎外在的环境;当然还有第三个隐隐的担心,就是生怕大家清理时撕坏了毛主席语录或别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字词。他越来越觉得这个清理行动,随时有可能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因此,他不止一次地提醒,甚至是向康慕灵这些毫无政治头脑的人发怒。他觉得只有自己是真爱这些人的,他叹息他们信耶稣信得不食人间烟火,在一个充满政治的年代,不懂政治的人等于是在梦游着走钢丝。

这样到了五八年的下半年,在政府的要求下,康慕灵和任崇心就向聚会处的弟兄姐妹说,南阳路这么大的一个可坐几千人的会所,平日空着不用,主日来聚会的也只有几百人。而国家为了开大会很需要这么大的会议厅,我们应该将这会所捐献给国家,我们可以并到怀恩堂去聚会,这样既是表示爱国家爱政府,也是爱教会,真正实行不分宗派、合一敬拜。

两年下来,会众大都或是有了点政治觉悟,或是已经真正成了待宰的羔羊,谁也没有异议,因为都知道这绝不是康任两人的主意,这一定是政府的意思,政府的意思是绝对不能违背的,也违背不了。

搬离南阳路的那几天,康慕灵常常在无人的时候,久久地坐在空空荡荡的聚会厅里,他感到上帝真是弃了这里,弃了这个堂,好像也就弃了自己和建堂的人。

一次,他独自坐在里面时,来了一个中年妇人,那妇人用黑纱围巾蒙着头,苍白的脸藏在影子里有点模糊不清,他一时认不出来,就看着她从门口背着光走进来。她背后的夕阳红得像血。

来人是秦朝圣的妻子。秦朝圣原名叫秦朝尘,是青岛有名的富商,在京津沪都有生意。他原是青岛聚会处的长老,在“交出来”运动中,他是屈指可数的几位交出全部身价财产的富人之一。交出了京津沪自己名下的所有生意和房产,包括他们全家自己住的青岛海边的大花园洋房。他们搬回了上海父母留下的小公寓里居住,并在南阳路聚会处热心服事。

五六年一月二十九号晚上大逮捕时,秦朝圣重病躺在床上。三十号下午天蟾舞台的大会,他被强制要求参加,他躺在轮椅上听公安局宣布“上海基督徒聚会处以李夜声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听徐闻音等几位聚会处代表的控诉。其中特别渲染了李夜声贪污腐化、生活奢靡……

秦朝圣躺在轮椅上睁着空洞的眼睛,他心里如同高峰雪崩般寒气漫天,他很庆幸自己是重症肝炎,不必上台,不必站着喊口号,他知道自己喊不出口号,也站不住。他瘫在那里不由地问自己,我这是怎么了?我把一切献给了谁?带领自己的常受宜据政府说是卷了一半钱逃去台湾,神人李弟兄竟然是个如此挥霍无度、毫无私德的人……

接下来的几天,秦朝圣不顾妻子的阻拦,一定要天天读每张报纸上有关聚会处的批判揭发文章,他不能全部相信,但这些揭发的人也都是他熟知的弟兄姐妹,他们不是无品无德的恶人、骗子,所以他也无法不信这些白纸黑字。

二月三号晚上,在南阳路聚会处召开的全教会会众的控诉大会上,上台控诉的人有十个,都是长老、执事和同工,最后一个就是张茂良,他控诉李夜声要他将账册藏起来抗拒交代,以及许多不清楚的账目。他的控诉都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就像是压上骆驼身的最后一根稻草,秦朝圣倒了下来,并且心被戳了个大窟窿。

当晚他跪在上帝面前苦苦地祷告,他心里很清楚,此刻需要上帝做点事,伸手拉住他。只有一个神迹,才能让自己越过常受宜,越过李夜声,越过聚会处,与上帝自己发生联结。

那天下午他刚去过医院,GTP4000,黄胆都出来了。他祷告求上帝显个神迹医治自己,只要明天GTP能降下来,自己就不管李夜声和聚会处发生了什么,都坚定信仰,并相信是上帝呼召他奉献一切,也喜悦自己的奉献。

妻子在旁嘀咕了一句,我们不可试探神。

秦朝圣挥手怒声道,我这不是试探,我也不是怕死!我就是要一个神迹让我可以信他!哪怕,哪怕之后死掉也没关系。

那一夜,他睡着了,他相信上帝必有神迹。

第二天下午化验报告出来了,他的GTP不仅没降,反而升了。他来回看了三遍报告单,就从床上翻身跳下地,大喊着:

神在哪里?神是假的!

他的GTP上升了,但他却没死。

他因为没死,且不需要卧床了,就被逮进了第一看守所。他在看守所里,面颊烧得通红,却失心疯般地兴奋和激动,逢人便说“耶稣是假的”“上帝不存在”……因为他的积极表现显得十分异常,审查组的人就一致得出结论,说秦朝圣是个隐藏很深、极为狡猾的反革命分子,为了逃避审查,假意叛教,却不肯真实深入地交代问题。

秦朝圣在看守所里住了不少日子,他并不觉得太难过,他很积极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他终于出狱了,迎接他的却是一个噩耗。他唯一的儿子,也是他们家因为他的叛教得着的唯一好处,被分配到工厂当了工人的儿子,出了工伤事故。儿子的右臂被卷进机器里,最后截肢了。

从那一刻起,秦朝圣不再说“耶稣是假的”“上帝不存在”了,而是深深地恨耶稣恨上帝。他更恨的是家里这个始终还在祷告的妻子,因为他无法将自己的恨发泄到耶稣和上帝身上去,但他可以将这恨发泄在这个女人身上,他完全忘了自己曾经是如何感恩上天给了他一个温柔的好妻子。

他想不通这个一切都对他惟命是从的女人,怎么现在就不肯听话了?当他的拳脚打在、踹在这个女人身上时,她不反抗,却更切切地跪在地上祷告,这让他心中的愤恨无以复加地熊熊燃烧……

康慕灵听说了秦家的一些事,但现在各家都在发生着令人难以面对的事,甚至有过去的同工从楼上跳下自杀,有传道人的妻子无法面对“真相”而疯了……秦朝圣积极的明确的叛教,让大家不再去注意他们家的事了。

今天,秦太太来了,她走过来坐下,康慕灵就看见了她脸上手上的伤,他的心一阵紧缩,他不知道她要对他说什么,他更不知道自己能有什么话可以回应。

秦太太只是向康慕灵微笑了一下,就在同一条长凳的另一头坐下了,隔着三个座位。她抬头环顾了一圈,然后就直直地看着讲台。讲台上零零碎碎地扔着些垃圾,康慕灵随着她的目光看过去,不由地想起这台上讲过的一篇篇道,分享过的一个个生命见证,唱过的一首首让人流泪的赞美诗。

这里曾是我们的天堂,讲台上讲的话都带着光,敬拜的歌声像是《启示录》里描写的天上的敬拜……

她的声音像是浸在梦中的。

康慕灵以为她会哭诉丈夫的逼迫,却没想到她会说这些。他就无语了。

负责建这会所的常长老曾说,这新会所是因主的工作的需要而盖起来的,如果有一天主的工作不需要了,就可以将它拆掉。康长老,现在就不需要了吗?盖好这堂还没到十年,今年是第九年吧?上帝就不需要了……

她转身看着他,眼里有泪,也有怯怯的迷茫。

你说,是上帝只需要九年?还是当初上帝就没有要我们建堂?我家朝圣心里一定是怀疑自己把全部家当拿出来,究竟是听了人的话,还是听了神的话……

康慕灵的心中一震,他语气坚定地对她说。

不管当初是不是上帝让我们建的,我们都知道每个奉献出来的人,都是为了上帝的,上帝那里一定是算数的!

但这堂,还有我们这些人……上帝都不要用了……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我想,不管上帝现在用不用,或者以后都不用了,至少他是用过这个堂,用过聚会处,用过我们每个人的,在上帝那里,是算数的!

真的算数?朝圣现在都不信了,怎么会算数呢?若是救恩都失去了,那怎么办?岂不是我们家朝圣一生都白活了?奉献、爱主、服侍,一切都突然间成了枉然……

秦太太说着,眼睛里流下了泪。她的语调是沮丧的,但康慕灵听着却像是被打了一针强心针。到了这样的境地,这个女人竟然还一点不怀疑有永生,她不是为那些失去的财产哭,不是为儿子失去的手臂哭,竟然是为打骂她的丈夫有可能失去救恩,失去永生而哭。

相信上帝会看重你的信心,你为丈夫祷告吧,上帝一定有办法让他回转的。

秦太太听了,眼睛里开始泛出一点点光。康慕灵却觉得需要努力支持,才能保持坚定的目光,来承受她的信任和感激。秦太太临走出大门时,最后回头看了一眼聚会厅,轻轻自语了一句,若不是倾家荡产地来建这个堂,也许朝圣受的刺激不会那么大……

这句话说得很轻,却一字字砸在了康慕灵的心里。一块巨大的罪疚的石头从此压在了他的心头,他对自己说,有生之年,我一定要把南阳路要回来。

康慕灵走出南阳路会所大门时,他不由地问自己,也是问上帝:

他,他们能回转吗?那些爱上帝爱教会爱得最深的人,却也是被伤得最深的人,能回转吗?上帝啊,为什么会这样?难道这一切的爱都是虚谎?都是枉然?你不纪念吗?

国家接收了南阳路聚会处的这所大房子,上海聚会处被合并到怀恩堂,静安区的其他几个教堂里的人也都被合并到那里,成立了一个联合礼拜。聚会处去礼拜的弟兄姊妹越来越少,只剩下三十几个人了。

上海宗教事务局为了照顾聚会处的一些特殊信仰要求,就让他们在怀恩堂旁边的小房间里,继续有擘饼聚会、祷告聚会和交通聚会,每星期一次。所有该有的聚会都有了,灵里的感动却没有。

任崇心政治上始终保持着积极敏锐,他善于写大字报和学习报告,跟形势跟得很紧,后来就去政府已经接管的金陵神学院,进修学习神学。康慕灵坚持着带领每一场干巴巴的、人数很少的聚会,一直维持到一九六六年八月,红卫兵冲进了怀恩堂,所有的聚会就都停止了。

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所有基督徒聚会均被禁止。无论是五六年肃反中立场不坚定的人,还是坚定站在政府一边揭发控诉的人,一个不少地全部被抄家和冲击了,红卫兵冲进怀恩堂,烧了《圣经》和赞美诗的歌本,砸了桌椅器具,康慕灵等人都被戴上高帽子游街。

在学习班中,大家互相批评、斗争,起先任崇心让康慕灵在他写的材料和大字报上签名,一起批斗别人。后来,他就开始斗争康慕灵并贴他的大字报。最后政府要求大家批判《圣经》时,连任崇心也积极不起来了。

但当怀恩堂改为第四印刷厂时,任崇心的积极终于得到了回报,他成了厂里的职工,成功地变成了一个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工人阶级。

一九七七年文革结束后,任崇心一个个去向他斗争过的人认罪,别人都赦免了他,唯有康慕灵表示赦免他,但拒绝再见他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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