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叛教者

张家父子

3、

张茂良把自己“交出来”，献给上帝，也交给教会来安排。那次文德里聚会处的“交出来”运动中，首先交出来的是李夜声。他把生化厂交给了聚会处，教会就安排马春平、张茂良等六位基督徒一起进入上海生化厂，马春平任总经理，单一信任副总经理，孙信文任厂长，张茂良负责财务，他们接收了李夜声两个弟弟的权力。身为化学家的二弟，还是负责产品研发，不再参与工厂的管理。这个家族式的企业，从管理人员的角度看是完全转为教会企业了。

但教会适合并应该办企业吗？没有人来仔细想过这事。从奉献的人来说，把工厂献给了上帝，是好的。从教会来说，福音事工和教会建堂、文字出版等都需要钱，这事也是好的。从工作的弟兄来说，又找到了生计所需要的工作，又是在为上帝工作，当然也是好的。

最重要的是，他们都认为既然工厂算是教会的了，也就是上帝的，又是由信上帝的人管理，那么理所当然，神就会看为好，就会一帆风顺地运营，并为主工作。甚至当时没有一个人，对这样把企业、教会、上帝搅在一起，有什么担忧。上帝也沉默着，并末发声，又或者上帝之灵的声音过于轻微。至少从后来的批判会发言中，从揭发反省材料中，以及再后来的许多正面的回忆见证中，并没有那时上帝发声的记载。

对各个方面、各种人都好的事，自然是好的，是令人兴奋的！就算有人略感不妥，也不适合说什么。当我看这段历史时，我一边感染着他们的兴奋，一边也突然心惊。人，是何等愚昧可怜，无论是信上帝，还是不信上帝，都不由自主地以自我为中心，甚至自信地替上帝发声。

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耶稣说这句话时，人们只是稀奇，然后离开。

当时，生化药厂已经濒临破产，职工们大多不信主，但进入生化厂的弟兄们仍坚定地相信主必祝福主自己的工厂。他们这么相信着，并没有什么新的经营方针，也没有去考查市场，探讨工厂亏损的原因。他们认为要从“属灵”的角度来拯救濒临破产的现状，当然，他们也没有觉得需要研究、探讨，因为他们对李弟兄的信任并不比对上帝的信靠少，或者说其实是合一的。

那天，是他们六个进厂后第一次接到李弟兄的见面通知，他们兴奋地从不同方向走向江西路生化办事处，他们是希望听到李弟兄的具体工作安排，然后就可以开始为主大干了。

但那天，李弟兄的表情却有一种行色匆匆的淡漠，只是问他们是否交接好了，并把一些账本等交给他们，好像从此这个厂子就与他无关了。其他几位看着，就没有开口问什么，只是等着。

最年轻的张茂良却忍不住了，问，你以后不管了？

厂子已经交给聚会处了。

李夜声的语气很诚恳平静，他的目光却从他们身上一滑而过，并没有与他们期待中溢出疑虑的目光相接。他的目光从室内扫向窗外时，张茂良看见了一份疲惫，但他以为是自己看错了。

他心里莫名地有点惊惶，口气就急了。你不就是聚会处的带领者？不还是应该你来管？你不管，我们怎么办？

四周静了一会儿，李弟兄的目光才从窗外收回，投在他的脸上，眼中的神情恢复了一种属灵权柄式的稳定。聚会处既然交给你们管，你们就是这个厂的管理者，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工厂为神的事工提供经费上的保障。

我们怎么管得了？马春平有点惊惶地说。

还是要李弟兄你说怎么办，我们执行就好。新任的孙厂长进门时还是信心满满、抱负满满，此刻不仅眼中的坚信摇晃起来，语调中已经有了恳求的成份。

我不领导你们，但圣灵会带引你们！就这样吧！李夜声的语气是肯定的。

对，神一定会祝福他自己的事工！张茂良年轻的脸上重新明亮起来，旁边一言不发的单副总经理，仍是将眼睛定定地盯着李弟兄的脸。李夜声显然是感觉到了，他一边转身准备离开，一边像是不经意地经过他时拍了拍他的肩。说，我没什么要求，将原料加工好，卖了产品，还了这三万元的原料钱就可以了。

单一信虽然心里还是忐忑不安，总觉得事情没这么容易，但他的肩上被李弟兄温暖的大手一拍，又想这三万元应该是事工的急需，再说工厂还清原料债款也合情合理……他便不能说什么，只得低垂下了目光。

李夜声和他们道别时，一一看了他们的眼睛，虽然停留的时间都不长。当他把办事处的钥匙交给他们，走出房门时，小声地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是有限的。

这也许就是李夜声自己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善于经营企业的人，但听到这话的六位弟兄，都将这句话当成他惯常的属灵教导。一来是因为李弟兄常常教导人的有限，甚至是人的绝对败坏和无有；二来也是因为他们太相信他了，以至无法将他口里说的人的“有限”实实在在地应用到他自己身上。

上海生化药厂里一直有党的地下组织，四八年解放前，厂里就悄悄成立了工会，开始组织工人学习政治。党的地下组织在厂里很有群众基础，早就一边组织工人运动，一边传播，并在工人中树立和资本家斗争的阶级观念。

李夜声是生化药厂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百分之九十的股份是他的，他等于是这个药厂的独资老板。他将药厂交给了教会，他认为这个厂本来就是为教会开的，是为上帝赚钱，赚来的钱理当为神工作。例如，帮助同工和传道人的生活，用于教会的事工、培训等。但他要从厂里取款却受到了很多限制，抽调较大笔的资金更是会被工会监视和反对。

张茂良进入生化厂后被委以重任，担任审核主任，并兼任财务经理，实权比总经理还大，每一笔进出款子都需要他来盖章，据说这个图章过去是李夜声自己掌管的。张茂良因此很感激李弟兄和教会的信任，年轻的心中充满了赤诚的忠心和为主赚钱的雄心。

父亲张恩荣毕竟是在社会上工作过的人，他心里有份莫名其妙的担忧，于其说是莫名其妙，不如说是他不愿也不适合对自己承认心中担忧的原因。张恩荣坚决反对儿子承担这个责任，甚至为此他去找过李弟兄。张茂良不知他们之间说了什么，反正他很高兴这次父亲出面也没能干涉成。他觉得父亲总是小看他，这更让他决心要干出一番事业，来让父亲看看。

四五年抗战胜利后，李夜声就结束了重庆的生化药厂，后来又把价值三万余美金的滴滴涕原料运来上海。为了将这些原料生产成成品，以便卖掉后，还原料的钱给李夜声，让他用在教会的事工中。新走马上任的这几位弟兄就一面在市场上大做广告，一面向银行和有钱的富商基督徒借款，以便投入生产。

但那是一个动荡的时期，币值不断下跌。基督徒富商们即使肯为了主的缘故借钱给生化厂，但都要求将借款按当时的金价换算成金子的重量来出借，并写下借条，以后生化厂也要按金子的重量和数目来还。

借条写出去了，钱借到了，滴滴涕也顺利地生产出来了，厂子没有破产倒闭，甚至生机勃勃起来，工人们也拿到了工资，那一段时间是短暂而美好的，上帝似乎真的行了神迹，祝福着生化厂。

起初，在全力的广告和促销下，滴滴涕销售也还不错。但管账的张茂良却是第一个发现形势不妙的人。因为无论滴滴涕如何涨价，都没有金价涨得快，再加上工厂的日常开支、发工资，还要陆续拨款归还李弟兄三万美元原料的债，钱不停地在流出去，而原料却一天天消耗用掉了。

贷款到期的银行开始来逼债，还不出钱就要求拿药品作抵押。工会就发动工人把守着原料仓库的门，不许出卖原料，因为原料卖掉了，工厂就无工可开，工人自然就有可能会被解雇。但不卖原料，生产的越多，其实工厂也就赔得越多。

那段时间李弟兄不在上海，他们祷告时，好像上帝也没有什么话。在沮丧中回头想想，似乎上帝之前就没说什么话。上帝一直沉默着，一直能听到上帝说话，也替他传话的李弟兄不知道在哪里，而他们却不能沉默，需要面对。

月底，工人们又开着卡车到江西路的总经理办公室来，要求如期发工资，不能少一分钱。马春平的脸色有点发白，他望着楼下马路上黑压压的人群，听着他们喊要斗争自己的口号，摇着头。

这些工人真是太野蛮！太不讲理了！当时我就说不能再生产了，必须停工，若把原料作抵押，至少不会弄到这个境地。他们当时来跟我谈，求我们不能停工，说他们不愿离开厂子，还说什么他们是厂子的主人，要守着工厂共渡难关……

他们求的不是工厂不能停工，其实是不能砸了他们的饭碗。单一信一脸的懊悔。当时我就说不能心软，现在好了！工厂主人来要钱了，呵呵……

张茂良听着单副总冷嘲的语气，心里十分别扭，觉得他这样哪像基督徒呢。

不管怎么说，上帝是大有怜悯的，工人们一家都指着这份工资活命，他们自然是要为自己打算的。我们当时决定继续生产，也是出于爱……

现在他们体会到你的爱了？他们要的是货真价实的钞票！单副总看了眼楼下的人群，眼里的一丝冷嘲褪净了，替代的是一份疲惫的无奈。

若是，若是，一开始赚了钱不马上还李弟兄的原料款，也许好些。马春平说，当初他就不太赞成张茂良按李弟兄的要求，一有钱就把原料款给他，并分几批让人送去鼓岭培训基地。但他的不赞成于情于理又都说不出口……

我们来办厂就是为了神的事工！若不是为了事工需要，我们为什么要办厂？就仅仅是为了养活这些不信主，并且自私的工人？

孙信文嘴里说得理直气壮，心里却在打鼓，他想着工人若要是批斗他们，说是批斗马总经理，最后一定会捎上自己。厂里地下党员的活动很频繁，他悄悄监视过他们。其实自己也没有奉谁的命令，只是作为厂长，他觉得有必要了解厂里的动向。虽然他和厂里工人的关系一直不错，常常还送医送药，甚得人心，被称为“好人孙厂长”，但他总担心党员工人们会记仇，不放过自己。当他越来越领教共产党的厉害后，他越来越相信，自己的秘密监视一定早就被他们发现了，只是因为他没告密，所以没来处理他。

茂良，你去下面和工会代表谈话吧，答应他们会发工资的，只是请他们体谅厂里的难处，缓两天。马总经理一边吩咐张茂良，一边用鼓励的眼神看着他，说，我们在上面为你祷告！相信上帝与你同去。

张茂良二话没说就出了房门，他一边下楼梯一边祷告神，他求上帝来改变工人们的心，也安静下面沸沸扬扬的情绪。走下楼后，在展售厅里见沈弟兄正苦口婆心地劝说着激动的人群。

那天的调解出人意料地顺利，工会的代表答应缓三天等厂里发工资。其实工人们也知道厂里没钱，他们不过是要逼厂里再去向银行贷款，因为大多数工人也确实是家无余粮的。

让张茂良和沈弟兄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就不见了马总经理、单副总的身影。原来当夜马春平就偷偷逃往了台湾，单副总经理听说马总经理跑了，怕工人斗争自己，也连夜逃去了香港。他俩后来对教会的解释是，不是不相信上帝，而是因为工人们都是无神论的外邦人。

又过了一天，孙一信也逃出了上海。江西路生化办事处里，就只剩下张茂良和另外两个弟兄。万般无奈之下，家里开药房的沈弟兄，只好将自家药房的药拿到银行去作抵押，贷出款来给工人们发了当月的工资。沈太太也是文德里聚会处的姊妹，奉行绝对顺服丈夫的教导，只敢背着丈夫默默垂泪。极爱家庭妻女的沈弟兄并非看不到妻子红肿的眼睛，也不是不知道这些药品都会被收去拍卖掉，是拿不回来的，药房也有可能就此关门。但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只能不去看她的眼睛。沈家妈妈却终于知道了这事，又惊又急，骂了一声“败家子”，就中风倒在地上。她被送进医院抢救后，醒了过来，除了嘴角有点歪，竟然没事。他们一家都为此感谢神，只是沈姆妈很长一段时间不愿和儿子说话。

财务总管张茂良则也是焦头烂额，一天到晚和银行打交道，大多是做些银行之间拆借还贷的事。他拼命地祷告着，形势却越来越不利起来。随着美国本土生产的药品进入中国市场，市面上的国产药品价格都在跌。一方面生化厂的药品卖不出去，降价后因为药效不如进口药，还是卖不出去。另一边，黄金却仍是飞涨不断，以至到后来没有一家银行肯借款，反倒是天天上门来逼债。不仅逼债的银行越来越多，生化厂的情况传到了文德里聚会处，借钱给药厂的弟兄们也来要债，按当初借据上写的要药厂还黄金。

银行的人张茂良可以躲得了，但教会里的这些人都是文德里的，都认识张茂良的家，就天天到家里来逼债。父亲张恩荣是文德里聚会处的年长弟兄，身份和性格都不允许他拒人门外，于是他家一楼的客厅就天天坐着要债的人。

张茂良既不敢到厂里去，又不敢回家，白天晚上地在公园和马路上游荡，总是要等到深夜才敢回家洗个澡、吃口饭。但后来，深夜他们家门口都有人守着了，他就只能在公园里过夜。好在已经快入夏，夜里也不冷。

当他躺在公园的长凳上，望着头上高高的星空时，他在稀疏的星星间寻找着神的眼睛。主啊，我把自己献给你，我是要为你为教会赚钱的，为什么我会落到这个地步？

仅仅四个月不到，信心满满的他就成了无处藏身的逃债者。

七月，当李夜声结束了在福州的第一期鼓岭同工训练，回到上海后，张恩荣去找了他。从二八年，张恩荣一家搬到文德里以后，他跟随李夜声二十年，无论是作为私人朋友，还是作为教会的负责同工，他从来没有向他抱怨过一声，更没有为自己和自己的家要求过一次。但这次，为了这个露宿在公园的儿子，他站在了李夜声的面前，他沉默了许久，终于开口说：

李弟兄，我这孩子还嫩，不能将生化经济的重担压在他身上。

李夜声也是刚听说了一点药厂的事，一来这几个月他人一直不在上海，二来他心里有一种摧逼，就是要尽快地完成各地聚会处的同工训练，仿佛是风雨将临前要快快坚固帐棚。为此，他在福州的一个小山上买下了西国传教士回国前住的十几间小洋房和田地，并举办了第一期的同工训练。也是为了这次的同工训练需要钱，他让生化厂将滴滴涕原料制成产品出售，以至造成这样的局面。

他看着面前这颗低着的已经花白的头，心里一阵酸痛，他不由地想到他们家刚来文德里的时候，那时小茂良还只有六七岁。他想伸手抱住这个忠心的老同工，想请他原谅，但他抬起的手只是拍了拍他的肩。

嫂子一定担心了。他说。放心，这事我一个人扛，不会让弟兄们为难的。

他见张恩荣抬起头望着他的眼神充满了感激的泪光，心里就更难受了，转过身去望着窗外。

恩荣，你让茂良回家吧，我这就来处理。

张恩荣离开后，李夜声一直望着窗外，直到看见张的背影一步一步地走远，他的步态仍然是沉稳持重的，却透着一份轻松。

李夜声知道，所有的事最后都只有自己是逃不脱的，只能自己扛着。自四零年生化药厂开办就屡经波折，不仅造成了同工对他的误会，而且最后纷纷退出药厂。当他因四二年风波离开上海后，他就将上海生化药厂交给了自己两个不信上帝的弟弟来经营，结果亏损很多。他想这也许是上帝的管教，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于是，四八年春，又将生化药厂交给教会，让教会安排人去经营。结果，现在更糟，一个烂摊子再次被扔回到自己手里。

李夜声让张茂良和另外两个弟兄，关闭了江西路的生化办事处，并自己想办法弄来钱还掉了所有的债务，然后就允许他们三人辞职了。四八刚入秋，李夜声请来了新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他再次将生化药厂完全交给了不信主的人去经营。

可是半年后，到了四九年的春天，李夜声又准备在鼓岭进行同工培训时，经费从哪来？他知道不可能从上海生化药厂取钱，就想了一个办法，在江西路原先的生化办事处里办起一个生化渝厂，他又将张茂良几个召了回来。

生化渝厂就是四五年关闭的重庆生化药厂的厂名，当年用的也是上海生化的牌子，只是商标上加个“渝”字。抗战时期，李夜声离开教会讲道的执事，在大后方重庆和内弟合办过一个“峨嵋科学社”，是专门经营化学原料的商行。抗战胜利后，就结束了。剩下的原料运到了上海生化药厂，就是为了将这批原料生产成产品而四处借款，最后造成了上海生化厂危机的直接起因……

仅事隔大半年，张茂良和从香港回来的单一信，又坐在了江西路的办公室里，仿佛一切都转了一圈转回原地。他俩尽量不谈去年的事，也不交谈各自心里的忐忑，他们都相信李弟兄，相信他超群的才智，事实上所有的麻烦他都能解决，也总是能弄到钱，来供应教会事工的需要。

李弟兄信心满满地对他们说，内弟从香港来信，说美国新出了一种肺病特效药，这种粉剂装成小瓶出售可以赚大钱，这样第二期同工培训的钱就有了。何况近来教会建南阳路大教堂、福音移民等，都需要很多钱。我们既然完全是为了教会、为了上帝的事工来做，这次上帝一定会祝福的。说的话几乎和一年前是一样的，但张茂良和单一信却没有怀疑，他们仍然相信着，只是兴奋度减低了不少。

李夜声从香港的陈氏富商处借了几万美金，用于购买原料和加工。上海江西路的生化渝厂其实只是挂了块牌子，既没有厂房也没有设备。于是，就由生化渝厂委托上海生化厂将这些原料，加工作成粉剂和片剂，再运到江西路的办公室来销售。江西路生化门市部改换一新，一面大作广告，一面在门市部内设了肺病诊所，请一位医生每天来看病并解答服用此药后的一切问题。加工后的成药取名为“生化鄙雅士”，张茂良他们等于就是当了销售员。

“生化鄙雅士”的销路很好，头几天就赚了许多钱。李夜声的心都在教会的事工上，完成新一期的全国聚会处同工培训是他做这一切事的目的。见销售不错，有钱赚进来了，他就满意而放心地离开上海，去福州带领鼓岭的同工培训。他叫张茂良他们定期将款子送到福州转交给他，用于培训的费用，交给他的钱算是还香港美金的借款。

但生化渝厂需要注册登记，“生化鄙雅士”也需要经过卫生局化验后才能批准出品销售，江西路正式开业了，外人还认为是老的上海生化药厂门市部重新开张，银行、广告公司、包装材料厂等，都找上门来要和他们建立商业往来……这一切李夜声却顾不上管，甚至也没作交代。

他们几个人商量后，张茂良就又做了经理，后来请了个姜小姐来做美金账户，几个月后，她成了张茂良的妻子。

“生化鄙雅士”生意兴隆，生化渝厂赚了很多钱，但只付给上海生化厂一点制造费用，这就引起了上海生化厂工人的不满，认为这是李夜声虚设字号，侵吞资产，风波再起。这时上海已经解放了，工会和工人们都成了这个国家的主人，他们的不满就不容忽视了。

终于熬到年底，李夜声结束了第二期的鼓岭同工训练，回到上海。他这才叫张茂良去工商局补登记“生化渝厂”的字号，工商局说需要工会盖章，生化渝厂没有工人，哪有工会？他们也不敢和正气愤难平的上海生化厂的工会工人们去商量。于是，张茂良他们就只好自己刻了一个“生化渝厂工会”的图章，将登记表缴了上去。当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是在犯法，因为当时工会也才刚刚从地下非法的转为合法的。登记表交了，营业执照却始终没有批下来。

李夜声为了想自己大量制作鄙雅士的原料，就托人买来一个高压锅，定价三万美元。高压锅买来后放在上海生化药厂内，由李夜声指定几位厂里的基督徒来制造鄙雅士的原料，但制造出来的产品却属于生化渝厂，而不属于上海生化厂。为了这事，上海生化厂工会几次动员工人要斗争他。

与此同时，“生化鄙雅士”因价高、副作用的反应较大，当同类产品进入市场后，便开始销量大跌，被迫降价，工会却支持工人们一再要求加工资。

正当李夜声再次为上海生化厂心烦心疼时，东北药厂龙厂长来上海参观几家生化厂，也来了胶州路的上海生化。李夜声和龙厂长达成协议，将上海生化和东北药厂合并，生化的工人、职员、技术人员，连同机器、原料，一并迁往沈阳。不愿去东北药厂的人，就发给三个月的解散费，上海生化厂彻底清理关闭。

生化渝厂的机器、原料也一同卖给了东北药厂。那个一直放在上海生化药厂厂房里的高压锅是属于生化渝厂的，龙厂长也愿意买下来。李夜声说这只高压锅是用三万美金买进来的，钱是向香港富商借的，必须还美金，而现在美金官价换不到，只能照黑市一美元合十元人民币来计算，因此这个高压锅要三十万人民币。龙厂长居然同意了这个价格，将高压锅买下了。

至此，开办近十年，几盛几衰，造成多次社会和教会风波的上海生化药厂，终于完全交由国营东北药厂经营了。聚会处的许多人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认为是抛掉了一个大包袱。

只有李夜声在感到轻松的同时，却对生化厂心存不舍，因为只有他知道生化厂这些年赚的钱都去了哪里。有人批评他不会经营，说别人是点石成金，而他是点金成石。也有人说他长袖善舞，将钱都装进了自己的口袋，过着极奢的生活。对种种评说，他都不置一词，他不解释也无法解释。

从《圣经》上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从经营和法规上说，他所做的事合情理，但难合法理。

张茂良作为生化厂管账的人，他比别人知道的多，他对李夜声让他做的事的理解，都是建立在“合情理”上。甚至李夜声让他将于华恩、李如是等人作为顾问加到工资名单上时，他也认为这是顾念同工。更何况，这厂不是李夜声开的吗？开厂赚钱不就是为了供给教会事工和同工需要吗？更何况李夜声是独资老板，资本都是他的，赚的钱不也是他的吗？那时，上海才刚刚解放，谁都还没有意识到，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是什么意思。

不知为什么，办生化厂就象是一根刺，始终扎在李夜声的心里，疼痛却拔不掉。也许是他心里的不服输？又或者是因为只有这个赚钱的渠道是他所熟悉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他有一个化学家的弟弟。每次需要钱时，李夜声就会想到办生化厂。

很多年后，有反对他的人认为李夜声办厂是为了自己过奢侈的生活，其实那是完全不了解当时情况的一种妄断。以李夜声的家世、才能，特别是以他当时的名气，即便要过极奢的生活，也无需自己来办生化厂。一个人的生活能用掉多少钱？李夜声需要钱，确确实实是为了事工，为了他心里的异象。

但令人不解的是，上帝给了他负担，给了他预见性的异象，却似乎没有为他预备好充足的经费。李夜声就只能一次次地使用这条自己似乎熟悉的渠道——办生化厂，从他对属灵事物的规律来看，他认为上帝应该祝福生化厂，但事实上却不完全是。虽然生化厂解决了一次次事工的急需经费用项，但最后的亏损却花费了他更多的精力，甚至是资金。

虽然几经波折，李夜声并没有一丝一毫怀疑自己对属灵事物的认知，他相信自己是摸得很准的。这个准确已经超越了神学，超越了对《圣经》神话语的理解，而进入了灵里体验性的认知。李夜声在很多场合讲过这种“灵”的知道，但他觉得说不清，别人也听不懂。

李夜声认为完全是因为生化厂有不信耶稣的人在作梗，所以经营不顺利。现在上海生化已解散，可以完全由弟兄们自己来办厂，只要在心思意念和生命中都洁净了，在工厂的人员和目标上纯粹了，就是向上帝绝对了，这样神就没有可能不祝福。

一次，他在福音书房楼上的编辑部办公室，召集康慕灵、张茂良和他的化学家二弟等几个人开会，商量如何开弟兄药厂的事。当下除了他二弟，康慕灵和张茂良心里都十分吃惊。康慕灵的吃惊是因为他主要是负责聚会处里的教导和文字事工，从来没有参与过李弟兄的生化厂事务。而张茂良的吃惊，当然是因为他在短短三年中，已经参与了上海生化厂和江西路挂牌的生化渝厂，两次的失利风暴，刚刚为着一切的结束而赞美主，没想到李弟兄又要办生化厂。

厂址就租用胶州路上海生化的旧址，资金我来出，还是由教会的弟兄们顶名作股东，药厂是为主的事工办的，不是我个人的。李弟兄说。

张茂良知道老的上海生化厂也有许多顶名作股东的弟兄姊妹，所以对此他倒没觉得不妥。

康弟兄来做经理。

我不行！我一直都是做属灵上的事，没有碰过社会上的事……怎么会经营一个工厂。

康慕灵是公会牧师的儿子，自己长大成人后，可以说唯一做过的事就是传道当牧师。进入聚会处系统后，聚会处反对有牧师的称呼，说是《圣经》中没有这个职份，但做的事其实还是一样的。虽然他被外人称为聚会处的外交家，专门负责聚会处与别的机构、教会和社会的关系，为人极为成熟稳重，但这些关系与在社会上办厂子实在是毫不相干。

请你当这个总经理，就是要把弟兄药厂这事当成一个属灵的事来管，按照属灵的原则。过去，过去……的失败，不蒙主的保守，就是因为混杂了，办成了世界的一个事务。

李弟兄只是寥寥数语就让在坐的都仿佛是茅塞顿开，他们一边点头，一边对他的灵里的看见极为佩服。

化验室的几位有技术的化学师和药剂师，我都将他们留在了上海，没有随老生化厂迁往东北，算是保存了技术力量。李弟兄的二弟李怀先说。

我和二弟研究了一下，弟兄药厂的第一个产品就做肺病新药“结核安”吧，他已经从国外购得了这个配方。

我，我管不来帐的。还是干干活跑跑腿吧。张茂良见一切似乎都决定了，心里一边压住了半信半疑的许许多多问号，一边想只要不管帐务，跟着干活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李夜声原本是打算让张茂良继续管财务的，一是他诚信可靠，二是他对前前后后生化厂的帐最了解。但他看着他时，不由地想起了张恩荣那垂在自己面前的一头花白头发，心里不由酸了一下。就说，好，那你就负责弟兄药厂的采购销售吧。

弟兄药厂的营业执照也申请出来了，“结核安”生产出来了，卫生局也批准了，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但就在他们心中都感谢上帝的祝福，并认为这次是行在了主的心意中时，新药“结核安”投放市场后却是没有什么销路，报纸上竟然说这个肺病新药毒性重，临床试验没有把握，国人慎用。

虽然国外已有出品，并早就开始使用在临床了，但无论张茂良他们跑断腿，说破嘴皮，国内的医院不肯进，医生也不敢用。

李夜声知道这情况后，他认为重要的不是产品如何，而是商标品牌。弟兄药厂是新办的，许多人不信任，而过去的上海生化却是名牌，当初为“生化”两个字曾经花了几万美金的广告费，所以要想解决目前的困境，还是需要用“生化”这个牌子。李夜声亲自去了趟东北，说服了国营东北药厂的龙厂长，由弟兄药厂来租用“生化”的牌号出品。龙厂长同意了。

李夜声从沈阳回到上海后，马上召集了康慕灵、张茂良他们开会，说是胶州路的上海生化药厂可以重新开起来了。老生化厂的帐也不必清理，账册接下去做就行了。生化牌号的几只名药仍可以生产。

于是，清静停产多日的生化厂又热闹起来。“长效西林”、“爱美纳真”、“滴滴涕”等药又重新开始生产了。这次药厂工人全部雇用信主的人。一批从青岛聚会处来上海的青年弟兄姊妹，还有本地的和别省来的人。北京大学、上海交大等不少基督徒的技术人才也加入了其中。上海老生化厂搬迁时，未去东北的工人因为是熟手，也都又请了回来。

至此，仅仅一年，生化药厂又死灰复燃了。

五一年底，政府开始“三反”运动，主要是针对国家机关和企业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聚会处的基督徒们大多没在国家机关和企业中任要职，所以和社会上的私营业主一样，认为这个运动是政府内部的，是党内的，与他们无关。

李夜声却似乎有某种预感，运动刚刚有点风声，他就找来张茂良他们，让弟兄药厂的会计自查有没有偷税漏税的地方，若有，赶紧向税务局补交税款。管财务的弟兄就说，弟兄药厂刚成立不久，财务很简单。李夜声沉默了一会儿，抬眼看着张茂良，但他什么都没说。

那天，张茂良独自回家时心里开始忐忑起来。想想，他又不该有什么不安，他管的帐目早就结清了，新开始的弟兄药厂的帐目自己完全没有插手。那么李夜声担心的是什么呢？他为什么不说清楚？他看自己的那一眼又是什么意思？

随着“三反”运动的进行，没多久报纸上就开始说，大量国家机关和企业中的贪污盗窃，是与不法私营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这“五毒”行为密切相联的。政府认为要彻底铲除政府中的“三害”，就必须反掉社会中的“五毒”。为此，五二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向违法资本家开展一场大规模的“五反”运动。就这样，在私营资本家还事不关己地旁观时，运动的火焰一下子烧向了他们。

那段时间，信徒中私营资本家最多的上海南阳路基督徒聚会处，仿佛一下子没了宗教的围墙，同时也没了属灵的围墙，动荡不安起来。随着局势的惊人发展，惊恐甚至是绝望的情绪，从四面的破口刮进来、渗进来、席卷进来。虽然他们主日在南阳路新堂聚会时从不谈外面的事，虽然他们用切切的祷告试图为自己建一道墙，让自己看不见也听不见，上海这坐城市的大街小巷和弄堂里正在发生的事，他们仍是无法避开那些不时传入耳中的新闻，和不时意外遇上的自杀现场。

那天，张茂良一出家门，就听到哈同路口上有点骚动。他赶过去一看，人群在围观一个刚从三层楼上跳下来的男人。这男人是一家面粉厂的老板，有点胖，很多年了都住在这里，这幢临街的小洋楼既是住家，也是谈生意的办公室。前几天，曾见有公家的人进出，门口站了些工人。听说只是要查一查，显然是还没查出什么吧，人没抓走，但守着大门的工人也没撤。没想到，胖老板今天就从三楼上面的阁楼窗口爬出来，有人说是跳下来的，也有人说是摔下来的。

平时秀气的小个子女人，总是一丝不乱地将头发盘在脑后，听说是个山东大户人家的小姐。她以前来过文德里聚会一两次，解放了就没再来过，她丈夫不信上帝，好像和政府家的人关系不错，很积极的样子。没想到……

此刻，女人披头散发地坐在地上大哭，一口咬定丈夫是摔下来的。有个工人说反动资本家就是自绝于人民，以自杀来反抗人民政府，来破坏革命运动。她不敢回嘴，就更大声地哭诉着丈夫是不小心摔下来的。

还敢不老实！好好在屋里呆着，怎么一不小心能掉到外面街上来？一个面粉厂的工人，上前打了她一巴掌，打得并不重，却带了点不显眼的调戏。

旁边有个邻里的女人好心地上前拦在她面前，对工人们解释说，金老板是个好人，不会自杀的。估计是想从阁楼窗子翻出来，想逃走，一滑脚摔下来的。他人胖，总是腿脚不……

她还没说完，就被坐在地上的女人跃起来一把推开去。她用一对瞪成虎狼般神态的杏眼怒盯着她说，我家老金是革命的，是清白的，是跟着共产党走的。他是经得起检查的，为什么要逃？

然后又返身跌坐在脑浆迸裂的尸体旁，大哭起来。她并不解释，只是一个劲地叫怨……

张茂良不忍心继续看，穿过马路，贴着街的另一边匆匆走开去。他不知道上海这是怎么了，人的生命好像突然就不值钱了。以前死个人还要在报上放个讣告，死前也总要在医院里来来回回好多次，现在却变得突然而且随意。

后来具统计，上海从五二年一月下旬到三月底仅仅二个多月中，因三反五反运动而自杀的人就达到了八百七十多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在十人以上，其中有很多私营资本家是全家数口人一起自杀的。

三反五反运动的不断扩大化，造成了大量工厂和商店的停工歇业，上海和其它工商业城市的工人大量失业。

张茂良到老都无法忘记自己最后一次见到李夜声。那是五二年的早春二月。那天，李夜声把张茂良他们几个叫到江西路办事处楼上，他的私人卧室内。屋内有点乱，和所有李夜声住的地方一样，屋角、桌上，甚至是床上都堆着各种中英文的书和期刊。

李夜声显得有些疲惫，眉头深锁，目光深得像漆黑的夜色，让人完全看不清里面的情形。他的一只手扶在书桌前的藤椅椅背上，手背上有了纵横细密的皱纹，皮肤不再饱满地撑起，显出力量，而是略略松软地塌下来了。

张茂良看着这双曾经多次抱过自己的手，突然有种温暖和酸楚涌上来，他想到李弟兄也年近五十了。在聚会处三四万的会众心里，李夜声不仅是无所不能的，而且是没有年龄的。但此刻，从小就在文德里长大的张茂良眼中，他似乎一夜间进入了时间，老了，不再是他心里二十多年不变的神人——李弟兄。

那天，李夜声用很平和的声音，向他们交代如何应付五反检查的事宜，并将卖高压锅所得的三十万人民币的用途一一告诉他们这几个负责生化厂事务的同工。他们这才隐隐感到继续沿用旧帐本这个图一时便利的方式，让上海生化厂成了蹲伏在暗处的一道魔咒。可他们谁都想不出究竟能有什么危险？他们做的每件事都是坦坦荡荡的，是做在神面前的。良心无亏又有什么可忧虑的？

李夜声的声音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脸上也仍一如以往的安静，但大家却仍是感受到了一种黑云压城的凝重，只是谁也不明白这凝重来自于哪里，他们并不觉得生化厂具备这“五毒”中的哪一毒。他们希望李弟兄能明确指出，但他不说，他们也就习惯性地沉默了，不敢向他提出要求。

其实就算提了，李夜声也未必能说明白。他若知道有什么具体的隐患，有什么毒可以清除或补救，他早就做了。他并不觉得做错过什么，但也不认为是可以经得起一查再查的。会查什么？如何来查？以何标准？他和所有等着被查的私营老板一样，完全弄不清，他只是有一个灵里的直觉，他们不会放过自己。但谁不会放过呢？是人？是政府？是这场运动？还是灵界争战中的撒旦？

当大家忐忑地走出房门时，李夜声特别让张茂良留下来。随后他交代张茂良将保留着的过去生化渝厂的账册，从江西路办事处移到工厂仓库里去。

张茂良什么也没问，他答应后，转身拉开了并未关严的门。却见办事员正好在门外，他匆匆从他身边过去，走进屋去找李弟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