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平民阶级中的英雄—马礼逊

第四章：初抵中国

自1760年起，至1834年鸦片战争为止，广州一直是中国对外的唯一通商口岸。中国政府在这里设有行商和海关，总揽对外贸易、课征商船货品关税，并负责转达官府与外商的一切交涉。所谓行商，也叫官商，由官方指定商人充当对外贸易的经纪人，每人每年缴纳规定金额，就可以取得包揽对外贸易的特权。外国商人到达广州后，只能够跟中国政府特许的行商交易，在广州的起居行动也由行商负责，只能住在行商修建的「夷馆」。所谓的「十三行」，是在康熙年间形成的，当时行商在城外西南处建了十三间「夷馆」，租给外国商人居住。

马礼逊在十三行码头上岸后，便投宿在美国商人米纳和布乐所租的旧法国商馆。第二天早上，他带着美国国务卿的介绍信拜访美国领事卡灵顿。卡灵顿当下就对马礼逊伸出友谊之手，表示他可以在自己的寓所中分租一间房间暂住。

几经考虑，马礼逊还是婉拒了，因为卡灵顿身为领事，屋内经常有人进进出出，而自己不仅非法居留，且是不受中国当局欢迎的宣教士，理当低调行事，避免身份曝光。因此，他转向米纳分租了两个房间，并且跟他们搭伙。但是没多久，他就感受到沉重的经济压力，在写给英国的亲友和伦敦会的信件中，他多次谈到在广州的开销很大。伦敦会每年给他二百英镑的薪水，约合当地通用的八百银元，可是光食宿费用每年就要七百五十银元，另外还有雇用仆佣、洗衣、文具等花费。马礼逊一度为了省钱而退掉一个房间，但两天后他又租回来，因为实在受不了吃饭、睡觉、会客、看书都在同一个房间。

居留的问题也让马礼逊伤透脑筋。他分别发出两封信给在澳门的查墨斯和斯当东，报告他的近况，并寻求他们的帮助。斯当东在收到信的第二天就回信了，速度之快令原本对他较不抱希望的马礼逊感到意外，也渐渐对他产生信任。

斯当东在信中表示，他已经跟英国商馆的大班罗伯茨初步达成协议，只要马礼逊保证不从事任何商业活动，也不冒犯中国政府，并继续持用美国护照，他就不干涉马礼逊的居留问题。为了顺利留下来，马礼逊只好忍气吞声地充作美国人，等罗伯赐和斯当东回到广州再说。

依照规定，外国商人每年只许在广州居留几个月，也就是该国商船停留贸易的期间，其他时间都必须住在澳门。而外国人居留广州期间，只能待在十三行地区。长住在这里的外国人不到五十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引起当地人的兴趣。谁是新来者、哪张脸孔陌生可疑，都难逃他们锐利的眼睛。尽管马礼逊总是小心谨慎，不常出门，但还是被眼尖的好事者盯上，纷纷前来打探他的身份，寻求受雇的机会。马礼逊虽然不胜其扰，但为了将来宣教之便，也只能耐着性子应付。马礼逊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着：

「使我十分紧张的是前来商行的中国人，总是围着我，要晓得我是谁、是干什么的、做什么样的买卖等等。这种状况使我心烦意乱，但我仍能克服，并在上帝的眷顾之下度日。」

起初马礼逊觉得既然来到中国，就应该入境随俗，所以也跟着留长指甲、绑辫子，学拿筷子吃中国菜，穿着中国式的长袍和厚底鞋，但后来他就发现这个做法并不明智，因为那反而像是在向中国人宣告他不属于广州的外国侨民圈，宣告他和那些商人的目的不同，而商人的目的才是中国政府唯一批准的活动。他不再坚持要穿得跟中国人一样，也不一定穿着宣教士的黑衣服了。

马礼逊雇了一个童仆亚宏，来协助他的生活起居。这名少年来自广州郊区的乡下，父亲已经过世，马礼逊给他一个月八块银元的工钱。好学的马礼逊藉由日常生活的接触，从亚宏那儿学讲一点广东的方言，多认了一些中文字。时时不忘传福音使命的马礼逊，也尝试用生硬的广东话向亚宏介绍基督教。不过，两人的主仆关系只维持了两个月。亚宏后来交了坏朋友，其中一人趁着和亚宏共同替马礼逊买书的机会，诈取了三十银元，事后亚宏虽然据实以告，但已让马礼逊感到痛心。后来亚宏更在叔父的唆使下，偷了马礼逊九十六银元，并对房东米纳恶言相向，马礼逊训诫亚宏，没想到他竟然带着五、六名亲友来恐吓，马礼逊只得找来美国友人解围，这事之后他就解雇了亚宏。

其实像这样中国人骗外国人的情形，在十三行地区时有所闻。马礼逊刚到这里，人生地不熟，被骗是难免的。他曾托人代买一本历书，付了三、四十文钱，后来才发现那本历书在街上兜售，一本不过几文钱。这叫经济不宽裕、官话和广东话都不灵光的马礼逊情何以堪。他曾经感叹地说：「帮我做事的中国人很贪财。」

中文的学习当然是马礼逊现阶段首要的工作，但他所面临的险阻远超过他来中国前所能想象的，除了中文本身艰深难学之外，中国当局对外国人学习中文的猜忌更是关键。中文书刊之难以购买、中国人之畏惧教洋人中文，在使马礼逊的中文学习之路充满坎坷，但坚韧刻苦的个性和强烈的学习动机，驱使他下苦功自修中文。

在还没有找到中文教师的前两个月，马礼逊藉着和一些伙计、商人来往的场合练习中文，当然这些精明的生意人也抓住机会跟他学英文。一位叫古胜的生意人向马礼逊表示自己和几位年轻的员工想学英文，马礼逊提出交换教学的主意，由他先教对方一些英文，对方再告诉他对应的中文。几次下来，古胜觉得马礼逊进步太快，开始担心教外国人中文这件事会被人发现，因此拒绝再交换教学，并要求马礼逊烧毁自己先前写的纸条。古胜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当时中国当局对教洋人中文者治以死罪。即使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教授中文的行动也得秘密进行，不管是老师或学生，都承受着极大的压力。

多年以后，马礼逊在提及外国人学习中文面临的问题时，这样写道：

「学习中文首先面临的困难来自中国语言和文字的特性；其次是要能找到好的老师，有能力教外国学生用中文和老师对话，及书写中文；第三个困难是中国人对外国人有疑虑。你必定很清楚，中国政府是绝对禁止任何中国老师教外国人中文的；而中国人，一部分是出于恐惧，一部分是出于嫉妒，很少肯跟外国人来往。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完全学会中文，除非有强烈的动机，或出于好奇、对中文很有兴趣，或出于虔敬，否则这是一件令人厌烦的事。

中国老师要冒生命的危险才敢来教中文，来了之后他们不敢进出外国商馆，所以外国学生都必须供给中文老师食宿，并有合理的、特别的应变办法，必要时可以帮助中国老师脱逃，以躲过中国官府的缉捕和杀头，不致有生命危险。

十月二十九日，马礼逊走在十三行的街上，忽然有人从他背后喊了他一声，他回头一看，竟是在伦敦教过他中文的容三德，他一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过去相处的点点滴滴、有关英伦故乡的回忆一一涌现在脑海里。原来容三德几天前才来广州，受雇于十三行之一的东裕行。两人此后偶有来往，但不外是容三德请马礼逊帮忙修改他写的英文信，一直到第二年，也就是1808年二月以后，两人才开始互动频繁，容三德为马礼逊介绍可靠的仆人和助手，提供一些生活上的协助。

马礼逊在广州待了大约六个礼拜之后，查墨斯和斯当东等人从澳门回到广州。友善的斯当东不仅带马礼逊去会见英国商馆的大班罗伯茨，也为他找来一位中文老师云官明。云官明年约三十岁，山西人，是孤儿，从小由天主教传教士带到北京抚养长大，北京官话和拉丁文都很好。他除了替北京的天主教士采办物品外，也教一些英国人讲官话。马礼逊对于自己身为基督教的宣教士，却不得不迫于现实跟天主教人士学中文，颇有感触，曾在给友人的信里这样写着：

「他有时有一点难以取悦，但整体来说还算幽默。跟这样一个来自罗马天主教、甚至是传教士核心同工的中国人学中文，是我未曾预期的；但在上帝没有不可能的事。」

马礼逊会这样写是有原因的。天主教进入中国已有好几个世纪了，受限于中国的政策，宣教事业虽然起起伏伏，几度中断，但天主教会已掌握了一定的优势及利益，为了维持既有的成果，自然对后来的基督教宣教士充满敌意和嫉妒，甚至认为马礼逊是来跟他们作对的，对他极度不友善。但马礼逊没有气馁，困境反而让他对上帝产生更坚定的倚赖。他在信上继续写道：

「在澳门的天主教士对我来到中国这事，有相当大的戒心。我有百分之百的理由去担心他们会用他们的影响力来阻挠我。从一些跟我谈过话的绅士口中，我已得知这种情势。我的盼望在于我们的上帝。祂一旦动工，没有人能阻止。祂已经打开大门，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没有祂恩慈的允准，这事不会发生。」

孤独，也是初抵中国的马礼逊必须面对的问题。他常常眼巴巴地盼着能收到祖国未来的信，但交通不便，路途遥远，当时只能依赖在贸易季来广州的船只，带走他写的信，捎来外界给他的信。这一来一往，常常要耗上一年的时间，再加上航程中充满不定的变量，信有时也会寄丢，让他常是千等万等，才收到零星的几封信。等信的焦虑和期待地落空，让马礼逊不免陷入低潮，觉得被人遗忘了，多次在日记中表达不知故乡时的沮丧。他原先想在自己的住处举行礼拜，邀请美国朋友参加，可是得到的却是冷淡的回应，令他相当失望。这些人虽然在基督教国家成长，但对信仰并不热心，也无意传福音，只是安于现状。

尽管如此，马礼逊仍维持着他对礼拜的热诚，每逢礼拜天，一定停下手边的学习工作，邀请他的中文老师、助手和仆人，跟他一起诵读从大英图书馆抄来的中文版《四福音书》，教他们唱圣诗和祷告。他很清楚，在这个寺庙林立的国家，要跟这些保守、传统、拜佛的中国人传教，难度很高；而肯来参加礼拜的中国人，有的出于无聊、好奇，有的是不好意思拒绝，或是觊觎可能得到什么好处，对这一切他都了然于心，已有长期奋斗的准备。这种家庭礼拜，像印刷出版一样，成为他日后宣教活动的主要模式。

1808年二月，马礼逊搬进闲置的旧法国商馆，这里的房间较多，使用上也比较方便，让他能专心地朝着学好中文的目标迈进，在这里一直住到六月前往澳门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