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平民阶级中的英雄—马礼逊
第三章：从英国到中国
「船在泰晤士河上航行。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离开了亲爱的家人、朋友和祖国，从这里出发去从事一项重大的任务，我心里没有别的依靠，只能读《圣经》和仰望上帝，寻求支持。昨晚我哭得很厉害。我更加觉得，我所要去做的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这是马礼逊在1807年二月一日所写的日记，距离出发不过一天。夜深人静，脑海里不断浮现着分离时刻的场景、浮现着家人不舍的面孔，他再怎么坚强，也挡不住情绪的溃堤。哭，不只是一种发泄，也是对上帝的呼求：这将是一趟陌生迢远的路程，他别无所靠，只有仰赖上帝了。
与马礼逊同搭「汇款号」的，还有要到印度宣教的戈登牧师和李牧师两对夫妇。他们也因为英国船只拒载宣教士，而得先到美国，再改搭中立国的船到印度。大家因为使命相同、理念一致，常常彼此照应，聚在一起祷告、读经，互相勉励，并且在船上传福音、讲道。
二月十八日那天，风雪交加，海浪冲得像山那样高，视野一片模糊，锚断了，帆裂了，船像一片叶子脆弱地飘摇在怒涛中，正当大家陷入恐慌惊惧之中，警铃忽然大作，失火了！火是因为一些硫酸瓶爆破所引起的。领航员和一名水手吓得六神无主，想要往海里跳，幸好其他几名水手鼓起勇气，奋力将硫酸瓶推到海里，才平息了这场意外。马礼逊在隔天的日记里，记下当时的感觉：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心里只想到把重担都交给上帝。有人会说：『神的恩慈到哪里去了？』但恩典却教我说：『喔，我是多大的罪人啊！』在一切祂容许我们遭遇的事上，祂都与我们同在。祂所做的都是良善的事，但是我们却行事诡诈。」
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马礼逊在长达八十天的航行途中，即使饱受晕船之苦，仍旧保持高度的乐观。「汇款号」不时遇到狂风巨浪的侵袭，每到这种时刻，马礼逊就不停地祷告，祈求上帝怜悯，并且安慰船上其他的人。
四月二十日，「汇款号」终于平安抵达美国的纽约港。令马礼逊又惊又喜的是，他才抵达纽约两天，就收到英国朋友寄来的信。他兴奋地回信，并写信跟家人报平安。
在美国停留的三个礼拜，他依照伦敦会的规划和建议，马不停蹄地拜会美国政府的官员，着手办理前往中国的签证，并拜访当地几位有影响力的牧师和一些教会，寻求各种有利中国之行的协助；此外，他也讲了几场道。透过费城朋友的帮忙，他更在登船离开的前一刻，得到国务卿麦迪逊的介绍信。在给美国驻广州领事卡灵顿的信上，麦迪逊要求卡灵顿在符合美国利益的原则下，尽可能地给予协助。这封介绍信后来果真发挥了功效，让马礼逊到中国之后能够很快地安顿下来。在热心人士的积极奔走下，他也找好前往中国的船。那是一艘名为「三叉戟号」的船，船长布雷克曼愿意免费让他搭船，只酌收伙食费用及行李费。
多年以后，有位接待过马礼逊的美国人西格麦在《纽约观察报》发表了一篇回忆马礼逊的文章，对他的个性和行事风格，有着生动的描绘，其中一段故事充分呈现出马礼逊单纯冷静的气质：
「由于我们很晚才被告知来不及安排，所以第一晚他就睡在我们自己的卧房。在他床边放着一个婴儿床，里面睡着我们的孩子。早晨孩子醒来，她像往常一样翻身跟妈妈说话，她在原以为会看见父母的地方看见了一个陌生人。她爬起来，露出惊恐的表情，然后盯着这个陌生人的脸，问道：『先生，你会跟上帝祷告吗？』『哦，当然，亲爱的。』马礼逊答道：『我每天都祷告。上帝是我最好的朋友。』小女孩马上安心，满意地把头靠在枕头上睡着了。」
对于马礼逊启程前的情景，西格麦这样写道：
「启程的那天早晨，他和其他的宣教士在房间做了最严肃的谈话，这是他们在这里的最后一次聚集，可怜的戈登完全被离别的感伤所征服了，马礼逊则显得理智而冷静，他责备他的弟兄过于感伤，勉励大家应该以镇静自若的态度来面对离别。然后在他上船之前，我们一起去了船东的会计室，我忘不了那位商人在言谈举止中流露出的刻意压抑的嘲讽。虽然表面上他似乎很遗憾马礼逊是个宗教狂热者，但私底下却不得不佩服他的自我牺牲、甘心奉献、勇气和企图心。当所有的事情安排妥当后，商人从办公桌后转了出来，带着一丝嘲笑看着马礼逊，好像他的脸就是一本能读出许多怪事的书。那人对马礼逊说：
『那么，马礼逊先生，你真的指望自己能够改变伟大的中华帝国的偶像崇拜观念吗？』『不，先生，』马礼逊以异常坚定的态度说：『但我相信我的上帝能。』」
1807年五月十二日，搭载着马礼逊的「三叉戟号」货船从纽约缓缓出发了。马礼逊凝望着这个给予他许多温暖和协助的国家，眼中泛着泪光；他很清楚自己不可能再来这里，只能把对这里的美好记忆和感恩深藏在心底。也许是因为这样一次美好的美国经验，后来他到了中国仍和美国的宣教团体保持联络，对于广州和澳门的美国人也很有好感。
「三叉戟号」出海没几天，就被一艘假冒英国军舰的法国军舰盯上，要求出示相关的航行文件，当时英、法二国在殖民地的扩张行动中时有摩擦，这艘军舰的任务便是在海上拦截可疑的船只。虽然「三叉戟号」是美国船只，但因为船上有英国人，船长布雷克曼不免有些紧张，生怕法方藉机挑衅。而马礼逊原先也有点担心船长会不会出卖他，还好，法舰舰长只看了一下文件就放行了。这个有惊无险的小插曲，再次让马礼逊感受到上帝时时刻刻在保护他、带领他，一切都朝着祂的计划进行。
六月十日，「三叉戟号」通过赤道，水手们依照惯例开开心心地举行「通过仪式」。这是葡萄牙、西班牙海权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传统，当时的人以为地球是平的，航行到世界的尽头，就会掉进万丈深渊，因此通过赤道时总是谨慎恐惧，举行祈福仪式，恳请海神慈悲放行。水手中有人假扮海神，接受其他水手的供奉祭拜，众人并趁势捉弄第一次通过赤道的新鲜人，朝他身上泼海水，在他的脸及脖子上涂上黑黑的焦油。马礼逊本人也差点成为他们恶作剧的对象，幸好船长及时解围，他才躲过这场折腾。
在这趟平淡漫长、时有狂风骤雨的旅程中，马礼逊除了沉浸在读经、祷告及自修的时光里，也不忘抓住机会跟人谈论福音或讲道。八月十四日「三叉戟号」驶经爪哇岛，穿过巽他海峡后，在马来亚的一个村庄上岸休息。在这里马礼逊第一次见识到亚洲热带气候的威力，他在日记上写着：「天气非常炎热，我无法多读点书。」
九月四日下午四点钟，「三叉戟号」到达了澳门外海。马礼逊非常兴奋，顾不得天候的恶劣和身体的疲累，自告奋勇地陪大副上岸觅雇引水人，想趁机一探究竟。没想到才靠近岸边，就有两个美国人和东印度公司人员上前询问他们。在接受完澳门总督的盘问之后，他们在美国人的安排下，住进一家英国人开的旅馆。马礼逊换下湿漉漉的衣服，简单进食后，便跟着一名年轻的英国军官到街上逛逛。马礼逊在日记里记下初抵澳门的感想：
「据说澳门有三万人口，其中一万人信仰基督教，有六千或七千人是中国人。有几座教堂与修道院，门前都有大型的十字架。澳门的东西非常昂贵。
我还真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先去拜访我有介绍信的美国人或英国人，如果一切顺利，明天上午我想拜访曼宁先生与斯当东爵士。前途不乐观，啊！上帝！请消除我一切的恐惧吧。
在澳门附近的十字门港，有两艘英国砲舰因为突如其来的一场风暴而弃船。
这里有中国海盗猖獗为患，凶狠地抢劫各种大小船只，看得出来马礼逊对前途充满忧惧，担心之前所有的预备是否派得上用场？
第二天一早，马礼逊就带着介绍信去见査墨斯和斯当东爵士。查墨斯是获得东印度公司许可来华的商人，斯当东则是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高级职员兼决策委员会的秘书，也是当时唯一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英国人。
事实上，斯当东和中国有很深的渊源。他早在十二岁时（1793年），就曾随着担任「马戛尔尼使节团」副使（参赞）的父亲伦纳德－斯当东来过中国。使节团名义上是为乾隆皇帝祝寿，其实是想争取开放天津、宁波等处为通商口岸，通商的要求当然遭到清廷的拒绝。聪明灵巧的小斯当东，在来华途中兴致勃勃地向两名中国籍的翻译学习中文，结果成为使节团中唯一会讲中文的英国小孩。据说乾隆皇帝曾特别接见斯当东父子，还从身上解下一个黄色的荷包，赏给小斯当东，小斯当东立刻用中文道谢，博得乾隆皇帝的欢心。十多年后的今天，小斯当东已是东印度公司重用的对华交涉人才，后来更在中英外交关系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并成为马礼逊在中国宣教工作的一大助力。
查墨斯和斯当东分别为马礼逊分析了中国当时的法律，点明外国人在中国居留的困难之处。马礼逊曾在日记里这样描述他与查墨斯会面的情形：
「『马礼逊先生，虽然我衷心期盼你能成功，可是你要在这里居留真的是很难，在欧洲的人没办法了解这点。天主教教士和主教很快就会知道你的企图，并且会要求总督打发你走。』我回答说，在伦敦的朋友知道我会碰到极大的困难，目前我只求能顺利地住下来。查墨斯先生说：『除非你是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人，不然不能在这里居留。』他接着又补上：『我会向斯当东爵士和大班罗伯赐先生提你的事，但你晓得中国官方禁止中国人教外国人中文，违反规定的人会被处死，因此只能偷偷地做，唯一的办法是找那些学过拉丁文的天主教徒帮忙。
不过两人都向马礼逊表示会尽力给予协助。马礼逊眼见短时间内可能无法解决居留问题，决定按照原定计划前往广州。他先搭船到虎门，再转到黄埔，改搭中国人的小船沿着珠江而上。出乎他意料地，短短的十一英里航程就碰到五次海关船临检，为免对方找麻烦，每次都得花一点小钱来消灾。中国官吏的贪婪、颟顸，中国商人的精明、势利，令马礼逊印象深刻，他已能预见跟中国人打交道绝不会是件轻松的事了。
1807年九月六日，马礼逊终于抵达广州，距离他离开英国已有二百一十八天。看着浩浩荡荡的江上，船影不绝，人声沸扬，好不热闹，马礼逊的情绪也跟着高昂起来。这样喧闹活泼的场面，是他不曾见过的。这就是中国，这就是广州。当他搭乘的船绕过一艘艘燃香膜拜神明的中国民船时，他激动地自言自语着：「谁能让这一群膜拜泥像的人转向敬拜有生命的上帝呢？我能做些什么呢？」那向中国人传福音的使命感再度被挑旺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