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深井之水

1、见证

早期基督教殉道士的灵性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传》4:12

本书以参观罗马的竞技场开始,这似乎有点奇怪。然而,我们必须从这个地方开始,因为古老的竞技场是早期基督徒为自己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勇敢地作见证、表明自己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对他永保忠贞的地方。古代竞技场的作用与我们现代表演场所的作用很相似,是供人娱乐的地方,但那时的娱乐非常残酷、野蛮,充满血腥。角斗士拼搏至死,驾驶马车者要么狂奔获胜,要么在力争获胜中气绝,野兽攻击奴隶、囚犯和帝国的敌人。获胜者赢得观众的赞赏,甚至有可能因此成名或获得自由;失败者即便幸存,也终生致残。

基督徒也在竞技场中与死亡相遇,众人聚集在一起,观看他们被野兽撕碎或被角斗士的利剑刺透,他们的痛苦使观众的杀戮欲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基督徒的殉道是一起公开事件,为普通市民提供了娱乐,同时也警告那些忠于基督的人他们可能就是下一个殉道者。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种逼迫所起的效果与其初衷相反,逼迫非但没有扑灭,反而激发了基督教运动。正如德尔图良在很多个世纪以前所说,基督徒的血成为了种子,激励了信徒,也给异教徒(即信仰古罗马宗教或参与外邦迷信活动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是激怒了他们。观众们想要知道这些基督徒的勇气从何而来,究竟是什么样的信仰能够激发如此巨大的牺牲。   

(基督教殉道士的临终祈祷)

认识不到殉道的重要性,我们就永远无法理解基督教的灵性——它的本质以及什么使得它如此独特。早期的基督徒牺牲,是因为他们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他是主,这点向其他一切终极要求发出了挑战,这些要求包括财富、地位、权力、罗马帝国本身,它们都希望基督徒将生命献给自己。早期的基督徒相信,耶稣不会容忍有任何东西与他争竞。在被迫选择时,他们选择了跟从耶稣,不论代价如何。早期的殉道士付出了最大的代价——他们的生命。然而,无论殉道是多么勇敢、多么崇高,他们作为榜样的价值并不在殉道本身,而在坚定地以耶稣基督为主。我们也许不必为基督殉道(这点与眼下讨论的问题无关),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为基督而活。

新约中记载的逼迫

从新约故事发展的线索来看,早期基督徒的殉道并不令我们十分惊讶。逼迫、受苦、死亡是基督教宣讲的信息的核心。到公元500年时,十字架——一个可怕的死刑工具——已经成了基督教信仰主要的象征,因为它让当时的基督徒(正如它让今天的基督徒)想起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屈辱的牺牲。新约不仅在叙述耶稣生平的福音书中,而且在叙述早期教会历史的《使徒行传》中,记载了一个又一个逼迫和受苦的故事。司提反是第一个殉道的基督徒,没过几年使徒雅各面临着类似的命运。保罗每到一处都受到逼迫,他的人生是一场长期遭受困苦的经历——挨打、下监、遭遇船坏、被假弟兄出卖、多次不得睡和不得食、又饥又渴、受寒冷、赤身露体,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新约经常谈到逼迫问题,以至于这个问题开始在我们的耳中听起来像是收音机中的静电干扰,总是在背后吱吱作响。我们很容易习惯这种噪音,随即便不予理会,在对真实的逼迫经历难以感同身受时尤其如此。耶稣教导门徒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太5:11-12)在差遣门徒第一次去传教时,他告诫门徒:

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作见证……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太10:16-18,22)

保罗提醒他那个时代的基督徒应该视逼迫为做门徒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提后3:12)保罗甚至暗示他的受苦某种程度上帮助填补了基督受苦的不足,“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西1:24)保罗宣称他整个一生都体现了一种殉道,“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2:20)。保罗认为活在基督里面只会有益处,即便这样活着要求人付出生命,“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1:21)。彼得告诫小亚细亚的教会要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做准备,“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他称耶稣的受苦为值得效法的榜样,“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若为作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彼前4:12-13,16)。

我们常常不知道该怎样回应这些经文,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的信仰一直沿着一条极为不同的路线,即一条更有利于我们肉身舒适的路线在行进。我们大多数人很少想到逼迫和殉道,这可以理解,因为我们从来不必面对逼迫和殉道,绝大多数生活在西方的人也从来不必。因此,当我们读到当下印度尼西亚、越南、印度或尼泊尔等国的基督徒受到逼迫的报道时,我们一向不太清楚该作何感想。最近有两名惠特沃思大学的学生参加了一个非西方国家神学院的毕业典礼,典礼上有几名毕业生以戏剧的形式讲述了圣经中第一位殉道者司提反被石头打死的故事。他们在表演时没有任何的嬉笑或不恭,而是非常严肃认真。典礼结束时学生们同声宣誓,即便面临殉道的危险也继续忠于神,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当中至少有些人很可能会遭受与司提反相似的命运。我们的经历却远为不同,在今天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都受苦的情况下,我们的经历很可能也是一个例外。做门徒暗含着受苦,会导致受逼迫,考验我们的勇气,要求我们坚定不移、恒久忍耐,甚至会招致死亡。做门徒要求我们承认耶稣基督为主。

这并非是说我们应该将殉道本身作为一件好事来颂扬或追求,仿佛基督教信仰准许,甚至鼓励使用暴力。我们今天读到的很多“殉道”,尤其是以自杀性爆炸的形式实现的“殉道”,与最初几个世纪中基督徒的殉道截然相反。现代的这些“殉道者”(假如我们胆敢用这个词来称呼实施此类恐怖行动之人的话)是在为一个仇恨、报复、谋杀的神作见证,而不是在为一个爱的神作见证。早期基督教的殉道士是这种仇恨的受害者,而非实施者,他们承受了暴力,而没有施行暴力。他们蒙召殉道,却没有将它强加在无辜之人身上,而今天引发自杀性炸弹的人则将殉道强加在无辜之人身上。在早期基督教中,殉道只是众多为福音真理作见证的方式之一。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并非每个基督徒都会蒙召去作字面意思上的殉道,但是,每个基督徒都蒙召将自己的生命交付给神。

我从未认识一个殉道士,但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有人认识殉道士,我因而听说起他们的故事。这些故事不知为何总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像栩栩如生的梦境,虽经时间的流逝而不退去。其中一个故事是关于两位年轻牧师,他们骑着小型摩托车到邻近的村庄去做牧养工作,一伙人上前与他们搭讪,将他们打死,这些人打死他们不为别的缘故,只因他们是基督徒。这两位牧师的故事没有促使我想要殉道,殉道对我而言太可怕,但它却促使我想要过一个殉道士的人生,因为他们勇敢地将自己的生命完全献给了耶稣基督。他们对基督的信仰在我心中播下了一颗火种,使我像使徒保罗所说,“无论是死,是生”,都要荣耀基督。正是那份为基督而活的激情使古往今来的殉道士的故事如此引人入胜、令人信服。

殉道士的故事

基督教运动发端于罗马世界,当时的罗马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像一件外套一样将地中海包裹起来。最初基督教并不显得比古老的犹太教的一个支派大多少,毕竟,这两种宗教都以同一座城市为圣城,引用同一本经书,说同一种语言,举行很多相同的宗教仪式。但是,基督教很快到达外邦人那里,遍及罗马世界,逐渐与犹太教分离。到公元100年时,这一羽毛未丰的信仰就已经在罗马帝国大多数主要城市中建立了一间间教会。与犹太教不同,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传教的信仰,致力于争取归信者。信徒听到道成肉身、耶稣受难与复活的信息是如此振奋,以至于无法保持沉默。基督教运动在规模、声望和力量方面的欠缺,在热情和勇气方面得到了弥补。这是大喜的信息——福音,他们要与世人共享。

当时基督教并不是出现在罗马帝国的唯一一种新宗教,远非如此。罗马帝国成了一个颇不情愿的东道主,接待了几十种宗教,其中大多数来自东方。基督教可能是最新的宗教,但绝不是最富有或最大的宗教。因此,我们很难想象当时的掌权者为什么会在意它,更不用说认为它值得迫害了。有学者称,晚至公元200年时,基督徒所占的人口比例也不过是百分之一多一点。实际上罗马对那些新宗教相当宽容,对基督徒却加以逼迫。唯有这种宗教中有某个不同寻常的东西将它与其他宗教区别开来,使它成为了一个显眼的靶子。

圣经之外最早的有关殉道的故事出现于2世纪,这些故事有力地提醒我们,早期的基督徒为给自己视为无比宝贵的信仰作见证,是怎样乐意付出高昂的代价的。目击者记录下他们的殉道,在教会中任职的人(通常是主教)随后对这些故事进行编辑、补充、修饰,最后散布到各教会中。其目的是要鼓舞基督徒忠心、勇敢无畏,提醒他们福音的真理,激励他们为基督而活。对从使徒时代结束到公元313年(即君士坦丁大帝颁布敕令,给予基督教合法的保护)这段时期受害的基督徒究竟有多少,学者们无法给出一个精确的数字,他们估计的人数从三千左右到一万不等。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们关心的仅仅是数字,这个数字似乎不是很高。但我们不要忘记,当时基督徒的总人数也不是很多。此外,罗马帝国倾向于以教会领袖为殉道的目标,希望他们的死能够吓倒其他基督徒,使基督教运动分崩离析。

这些殉道的故事既骇人听闻,又极其神圣。当我们安安稳稳地坐在扶手椅上思考这些故事时,我们会流于一种危险,即视它们不过为一件罕见之事或一个奇观。呆看容易,从中学习很难;听说容易,感同身受很难。于是,我们就会把神圣之事变为平凡。这些故事不是想象、杜撰的叙述,被记录下来传给我们,供我们消遣。殉道士都是真实的人,确实可怕地死去。他们有家人、朋友,拥有种种希望与渴望,像我们一样,也希望自己长寿、有平安富足的人生。他们选择接受死亡而非放弃自己的信仰,是因为他们相信某个东西比自己渴望的长寿和幸福生活更有价值,因为他们“为基督的缘故,将自己所得的万物都当作有损的”(腓3:8 NASB)。

为基督作见证导致了他们殉道,殉道反过来又提供了为基督作见证的机会。但见证始终是第一位的,因为殉道士们坚信福音确实是真的。他们想把基督告诉世人,即便死亡的威胁也不能阻止他们。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见证”这个词在希腊语中是“martyria”,即英语“martyr”(殉道者)的词根。随着时间的推移,见证和殉道实际上变成了同义词,因为基督徒的见证往往导致殉道,殉道反过来又可能成为更大的见证。研究早期基督教的伟大的历史学家弗伦德(W.H.C.Frend)评论道:“作见证与因作见证而受苦,两者之间的区别逐渐变得很小。不久的将来,真正的逼迫将使两者等同。”

公元2世纪杰出的神学家与护教学家殉道者查士丁(Justin Martyr)在罗马看到几位基督徒被残酷处死后归信了基督教,殉道士面对死亡时的勇气和平静深深打动了他,一个能够让人如此坚信不屈的信仰引起了他的兴趣。归信后,查士丁试图向世俗界批评基督教的人解释基督徒为什么乐意殉道:

纵然被刀剑所杀,被钉十字架,被丢给野兽,被锁链捆绑,被火焚烧,被其他各种酷刑折磨,我们仍不放弃信仰。人人都知道这点。相反,我们越是被逼迫、殉道,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因耶稣的名成为信徒和敬畏神的人。

查士丁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也在公元2世纪中期为自己的信仰牺牲了生命。像其他殉道者一样,他也通过自己的牺牲为基督作了见证。

我们只来看一个查士丁笔下的例子,这个例子在早期基督教发生的事情当中具有典型性。公元165年,有两个人——卡泊斯(Carpus)和帕皮斯(Papylus)——被带到总督帕加马(Pergamum)面前,罪名是他们是基督徒。当总督极力劝卡泊斯向罗马众神献祭时,他回答道:“我是基督徒,尊崇圣子耶稣基督。他不久前曾来到世间拯救我们,已经救我们脱离了撒但的愚蠢狂妄,我不会向这些魔鬼献祭。”酷刑折磨也不能使他改变主意,他只是不断地重复说:“我是基督徒。”总督随后转向帕皮斯,帕皮斯说:“我自年少时就一直侍奉神,从未向偶像献过祭。我是基督徒,从我口里你听不到其他的话,我所说的没有比这更伟大、更美妙的了。”当二人被活活扔进火中焚烧时,卡泊斯说:“噢,圣子,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你真的认为我——一个罪人——也配这样与你有份!”

卡泊斯和帕皮斯从未犯过什么真正的罪,为什么像他们这样的基督徒被挑出来受如此残酷的惩罚?这似乎毫无道理,因为众所周知,基督徒信奉一个提倡爱与和平的宗教,为社会的共同利益服务,为皇帝祷告。基督徒非但不对帝国造成威胁,反而证明了自己是帝国的好公民。基督教究竟在什么地方具有如此的威胁性?

从殉道的喜乐中得安慰。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有四个原因。首先,异教徒对基督徒持怀疑的态度,因为他们认为基督教是一种外来的奇怪的狂热崇拜,威胁到他们的宗教信仰。罗马帝国的官员们不喜欢任何非罗马的东西,尤其是如果这个东西本质上是宗教性的。基督教以上两点都符合。所以,正如罗马总督普林尼(Pliny)在公元112年致皇帝图拉真(Trajan)的一封信中写到的,批评者称基督教为“迷信”,因而是“堕落的、极端的、外来的、新奇的”,这不足为怪。

“里昂的殉道者”讲述了生活在高卢(今天的法国)一座城市里昂的一些基督徒殉道的可怕故事。这段记叙很长,细节很丰富,我们从中可以对罗马官员和异教暴徒为何憎恨、折磨、杀害基督徒有很多的了解。除故事本身之外,“里昂的殉道者”在记叙过程中还插入了一些属灵的评论、圣经引用及劝诫。公元177年,一群怨恨愤怒的异教徒开始虐待居住在里昂的基督徒。故事写道:“撒但用尽全力猛扑下来”,煽动暴徒殴打基督徒,向他们投石块,把他们关进监狱。最后,一位罗马长官对他们提出了几项指控,他说:基督徒纵酒,沉溺于乱伦,基督徒当中存在人吃人的现象。基督徒不与外人交往,秘密地举行自己的宗教仪式,这只会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这些指控今天听起来也许荒谬,因为我们知道早期的基督教信仰和实践是什么,但在当时这些指控表明了异教徒的无知,他们将基督徒的爱宴与纵酒、圣餐与吃人、“弟兄姊妹”这种爱称与乱伦相混淆。

狱卒开始殴打、折磨基督徒犯人,希望能够强迫他们否认自己是基督徒,但是没有一个人妥协。相反,有些一开始否认自己的信仰以求保命的人,后来站出来,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这只会使得官员们更加愤怒。虐待日复一日地继续,死亡人数开始上升。有一个人名叫波提纳斯(Pothinus),他以就他的年龄而言(因为他已经90岁)不同寻常的勇气和平静忍受了对他的侮辱。“他被士兵们带到法庭,和他一同到来的还有地方行政官与全体暴徒,他们冲他大喊大叫,仿佛他是基督本人。他作了一个伟大的见证。”

也有过奇迹发生,但是这些奇迹是非常独特的奇迹。在一个故事中,基督徒发现他们与普通的罪犯囚禁在一起,这给了他们向那些罪犯传福音的机会。狱卒和暴徒们也注意到这两群人之间明显的区别。“因为[基督徒们]从殉道的喜乐、对应许的盼望、对基督的爱以及圣灵中得着安慰,另外一群人[异教的囚犯]则深受良知的折磨。所以,当基督徒们经过的时候,你很容易通过表情将他们与所有异教囚犯区分开来”。所谓的“奇迹”不是某种戏剧性的获救,而是他们的见证,因此,杰尤思莱斯(John D. Ziziouslas)得出如下结论:“拥有圣灵的人往往不是那些说预言、行超自然之事的人,而是为基督献上生命的殉道士。”

最后,在监狱的折磨和饥饿中幸存下来的几位基督徒被带到竞技场,在那里被野兽撕碎或被角斗士的利剑刺杀。然而,即便殉道也不能使他们沉默。他们面对死亡时的勇气在他们去世很久之后仍令人印象深刻。异教徒们对究竟是什么激励着殉道士、他们的信心自何而来感到好奇。他们如何能够忍受如此的痛苦?什么样的宗教信仰能够产生如此的坚信?最引人注目的似乎是他们的动力,他们“热切地渴望效法基督”。令人惊异的是,他们甚至拒绝接受殉道士这个称号,因为“他们乐意将这个称号单单归与基督”,唯有他配得荣耀与尊崇。他们殉道的目的只是要见证福音改变人生命的大能。“他们在所有人面前为自己的信仰辩护,却不控告任何人;他们释放所有人,却不捆绑任何人。实际上,他们为那些如此残酷对待他们的人祷告。”

对基督徒的那些不法指控,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听起来都极端无耻,难以当真,因为他们在苦难面前表现出的勇气和爱表明他们是诚实正直之人,不会作出如此卑鄙的行径。因此,视基督教为外来的、陌生的、不道德的可能会转移人们的视线,使他们不再关注更为重要的事情。罗马帝国害怕的是比基督教奇特的宗教仪式远为危险之事。

得胜之日来临。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无形之中对罗马社会进行了评判,这是基督徒受逼迫的第二个原因。基督徒相信,此世的生命不是人唯一的或最重要的生命。他们视自己为天国的子民,并且努力使自己的言行与这种信仰一致。来世的生命比今世的生命更重要。这种朝向天国的定位使基督徒与罗马社会分别开来,阻止他们参与罗马流行的娱乐活动。基督徒领袖尤其认为罗马的娱乐活动(例如,“竞技”、戏剧)是堕落的,因此禁止会众参与。早期基督教文献强烈谴责这些流行的活动,告诫基督徒远离它们。异教徒作家也评论说,基督徒往往与社会保持一定程度的隔绝。例如,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冷嘲热讽地评论说,基督徒“仇视人类”,因为他们拒绝参与到罗马流行文化中来,这就造成了一个印象,即他们是反罗马的。

在早期所有的殉道故事中,佩尔培图阿(Perpetua)的故事也许是最著名的,说明了基督徒抵制罗马文化的侵蚀是多么地坚决。在公元3世纪早期,皇帝塞普提缪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制定了一项政策,禁止皈依基督教。不久在北非的迦太基就爆发了一场严重的迫害。年轻、已婚的维比娅·佩尔培图阿(Vibia Perpetua,181-203)新为人母,与其他几个人(包括哥哥和一个仆人)一同被捕入狱。罗马帝国之所以选择逮捕她,很可能是因为她出生名门,这使得她的皈依更广为人知,也使得她的信主更具危险性。

 (佩尔培图阿)

入狱不久,佩尔培图阿在一次异象中看到她将不久于世。她看到一架通往天堂的梯子,她必须爬上去。尽管有一条龙守卫着这架梯子,她还是轻而易举地爬了上去。到达梯顶时,她看见一座巨大的园子,园子中间坐着一位高大的白发老人,一身牧羊人的装束,成千上万身着白袍的人围绕着他。老人对她说:“欢迎你,我的孩子。”随后老人邀请她上前,给了她一小片奶酪,她吃起来很甜。醒来后她向哥哥描述了这个异象,“我们意识到自己将要不得不承受苦难,意识到从现在起,我们将不再对此生抱任何盼望”。

接下来是法庭审讯,家人的情绪突然激动起来,父亲不停地恳求她:“不要抛弃我,让我受人指责。想想你的兄弟们,想想你母亲和姨妈,想想你的孩子,你一旦死了,孩子也就活不成了。放弃你的骄傲!你会把我们都毁了!”其他人都极力劝她向皇帝和偶像献祭:“走个过场,可怜可怜你的孩子吧!”但佩尔培图阿不肯妥协,不断地说:“我是基督徒。”最后总督判定将她喂给野兽。佩尔培图阿不但没有愤怒或畏惧,反而高高兴兴地回到监狱。这再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名狱卒深受感动,“意识到我们里面拥有某种巨大的力量,开始向我们表现出极大的敬意”。

佩尔培图阿的殉道

得胜之日来临,他们充满喜乐地从监狱走向圆形剧场,仿佛正走向天堂。他们表情平静,与其说因恐惧而颤抖,不如说因喜乐而颤抖。佩尔培图阿像神所爱的,像基督的新妇,迈着镇定的步伐,脸上充满荣光,她热切的凝视震慑了众人的目光。……她开始唱起了赞美诗:她已经踏上了那个埃及人的头。……当他们走近看到希拉瑞纳斯(Hilarianus)时,他们的一举一动仿佛在说:“你定我们的罪,将来神会定你的罪。”众人见此勃然大怒,要求在一排角斗士面前鞭打他们。他们为此高兴,因为他们已经与主耶稣基督的苦难有份。……其他人默默地握着剑,一动不动,尤其是萨图瑞斯(Saturus),他第一个爬上阶梯,将要第一个死去。他在等佩尔培图阿,可是,佩尔培图阿还要经历更多的痛苦。角斗士的剑击中了她的骨头,她发出了一声尖叫,随后她拿起那位年轻角斗士颤抖的手,指示着让他将剑刺向自己的喉咙。当时的情景仿佛是,这位伟大的女性,尽管她害怕这个不洁净的灵魂,但若非她自己愿意,他便不能了结她的生命。(《基督教殉道士的事迹》(The Acts of the Christian Martyrs))

佩尔培图阿对将要失去的东西并不在意,不论这个损失看起来多么严重。相反,她定睛于天国,认为与此世的生命相比,天国更为真实。临刑前她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提醒她,她必将获胜。她看到一个人来到牢房门口,护送她去竞技场。她注意到一大群人正看着她,随后她看到一个凶猛的埃及人,这个人正准备攻击她。突然她变成了一名伟大的勇士,整装待发与敌作战。她开始与那个埃及人搏斗,最后一脚踏住他的头,击败了他。人群爆发出欢呼声,这时一个身着紫袍的人对她说:“平安与你同在,我的女儿!”“随后我醒来,意识到自己不是要与野兽争战,而是与撒但本人争战,但我知道我将获胜。”

这个故事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佩尔培图阿不是英雄,而是耶稣基督的见证。

啊!何等勇敢、何等神圣的殉道者!你们被呼召拣选,诚然是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因为这些新彰显的美德将见证今天仍在我们心中运行的那同一位圣灵,见证全能的天父和他的独生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一切的荣耀、权柄都归与他,直到永远。阿门。

是什么促使佩尔培图阿如此地勇敢、喜乐?她的故事尤其让我感到不安,因为我有一个22岁的女儿。我知道自己会受到试探,作出像佩尔培图阿的父亲那样的反应,哀求我的女儿凯瑟琳放弃对基督的信仰,因为在这种可怕的环境中,生命无疑显得比死亡更美好。不论这项事业多么崇高、多么正义,我怎能忍受失去自己的女儿?然而,佩尔培图阿拒绝屈服,甚至在父亲的恳求、乳儿的啼哭、众人的嘲笑面前拒绝屈服。为了基督的缘故,她快乐地接受了死亡,她不是在生与死之间抉择,而是在基督与罗马之间抉择。她的勇气和决心只会提醒众人,也许对这些基督徒而言,有比眼睛所见的更为重要的东西。基督徒所信的会不会确实是真的?倘若如此,罗马帝国本身将不得不面对它以前从未面对的竞争。

你是基督徒吗?基督徒忠贞地以耶稣基督为主实际上威胁到罗马帝国的霸权,这是帝国迫害基督徒的第三个原因。令人惊讶的是,帝国对宗教一向宽容,罗马人自认为是一个笃信宗教、非常虔敬的民族。罗马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西塞罗(Cicero)曾经评论道:罗马虽然在很多方面与其他文明十分相像,“但在宗教意义上,亦即在敬拜众神这点上,罗马要远远超越其他文明”。罗马人尽职尽责地庆祝异教活动,保留公共的纪念碑和神庙,参加宗教仪式,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建立良好的秩序,确保罗马的繁荣。形形色色的宗教信仰,只要符合国家的利益,增进帝国的福祉,尊崇皇帝的终极权威,都被视为可以接受的。简言之,罗马容忍宗教的多样性,只要罗马真正的宗教信仰受到尊崇,而罗马真正信仰的是罗马本身。公元1世纪末兴起的皇帝崇拜只是增强了这一信念,皇帝成为了罗马宗教信仰的象征,那个信仰的对象就是罗马。

查士丁的《第二护教辞》讲到一位无名氏女性的故事。这位女性从一个异教背景归信了基督教,她希望丈夫与她一起接受这个新信仰,因此温柔地劝他成为基督徒。但丈夫坚持不信,继续以前不道德的行为,于是,她提出了离婚。丈夫勃然大怒,在罗马法庭指控她,声称她未经他同意就离开了他,并且提到她是基督徒(这一罪名可能更加严重)。随后他特意提到她所在教会的牧师,认为托勒缪斯(Ptolemaeus)应该为她的归信负责。于是,托勒缪斯也被捕。在遭受一段时间的折磨后,托勒缪斯被带到罗马法官厄比科斯(Urbicus)面前。厄比科斯只问了他一个问题:“你是基督徒吗?” 托勒缪斯承认自己是,厄比科斯命令将他处死。这时法庭当中有个叫卢西乌斯(Lucius)的人站起来,抗议法官这种武断、不公正的审判。“他的罪名是什么?没有人证明他犯有通奸、淫乱、谋杀……或任何其他的罪。因为他承认是基督徒,你就惩罚他吗?”厄比科斯回答道:“我想你也是他们一伙的。”卢西乌斯说:“没错,我是。”厄比科斯于是命令也将卢西乌斯处死。这个故事最后以一句非常有力的评论结束:“卢西乌斯表示感谢,因为他意识到自己从此脱离了这类恶主子的辖制,将要启程往天父和天上大君王那里去。”

基督徒这个名字究竟有什么地方引起这样的反感?早期基督教作家注意到了对基督徒指控的荒谬性。在致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的为基督教辩护的一封书信中,哲学家与护教学家阿萨纳戈拉斯(Athenagoras)怀疑地问道:“为什么一个名字就令您生厌?名字不值得恨恶,不正义的行为才需要惩处。”公元2世纪末另外一位护教学家德尔图良抗议对基督徒的指控是对法律的歪曲,“没有一种罪名(name of a crime),只有名字之罪(crime of a name)能套到我们头上。名字何罪之有?有何过错?有何冒犯之处?……公开的仇恨需要一个借口,现在众人关心的只是找到这个借口——承认一个名字,而不是细查这一指控。”

诚然,基督徒没有犯侵害帝国之罪,如谋杀,但这并不能使基督徒脱离罪责,因为做基督徒本身就对罗马帝国构成了一种奇怪的威胁。基督徒殉道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向罗马跪拜、视皇帝为神向他献祭、视帝国为终极权威。在被迫于基督和凯撒之间选择时,大多数基督徒选择了基督,承认他是主。在几乎每一个早期殉道故事中,基督教与帝国之间的冲突都是主要的问题。基督教信仰产生了公开效应,基督教的信仰实践挑战了罗马对统治的寻求,基督教的一些宣称威胁到罗马帝国。这种信仰注定会使帝国不安。

罗马众神的毁灭者!罗马帝国逼迫基督教还有最后一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早期基督徒认为自己的信仰是终极、独一的真理,这威胁到当时流行的多神论。历史学家斯蒂芬·本科(Stephen Benko)特别提到:“罗马人容忍相当程度的信仰自由,因此,他们认为基督徒对真理性的独一宣称令人困窘。”异教徒认为,宗教真理本质上模棱两可、模糊不清,因此最好让大家去辩论。基督徒的观点恰恰相反,他们确信神选择以道成肉身的方式来到世间,耶稣基督带给世人拯救,因为其他一切试图到达神那里的努力均宣告失败。本科最后说:“但是,基督徒确信自己掌握了真理,因为耶稣基督体现了关于神的终极启示。”

因此,基督徒对耶稣是主与救主的相信最终引起了最大的反感。基督教的批评者表明自己愿意接受耶稣为通往神的一条道路,正如他们接受大多数其他的通往神的道路一样,但前提条件是基督徒愿意放弃这一信念,即耶稣是通往神的唯一道路。基督徒承认耶稣是主,这直接与罗马的多神论和宗教宽容相冲突,也激怒了罗马知识界的精英,因为他们对基督教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认识到基督教与罗马文化不会很好地相融。

波利卡普(S. Polycarp)在士每拿(今天的土耳其)教会侍奉了几十载,这位年高德劭的主教的殉道表明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基督教信仰是多么令人反感。根据故事记载,一群暴徒在处死了几位基督徒后开始要求也将波利卡普处死,因为他是该地区著名的教会领袖。他的朋友们劝他离开城里,他遵从了,在乡下找了个地方躲起来。优西比乌在公元4世纪叙述这个故事时特别提到,“他和几个伙伴留在那里。像惯常一样,他日夜恒切地祷告,恳求主赐平安给普天下的教会”。罗马帝国的官员穷追不舍,最终找到了他,将他带到城里,领他走进了竞技场,在那里一大群人呼喊着要处死他。故事写道:这时一个很大的声音从天上传来,说:“波利卡普,要坚强,无所畏惧。”

[波利卡普(士每拿主教)]

总督强迫波利卡普否认基督、对凯撒起誓,但他拒绝了。“我做基督的仆人已有八十六年,他从未亏待我,我怎么可以亵渎拯救我的君王?”

“对凯撒起誓”,总督咆哮道。

“如果你以为我会对凯撒起誓,正如你所说的,假装不知道自己是谁,那么我坦率地告诉你,我是基督徒。”

总督威胁道:“我养了很多野兽,你若不改变态度,我就把你扔给野兽。”

“叫它们来吧。”

“你若不在乎野兽,我就让烈火将你化为灰烬。”

“你威胁使用的烈火不过燃烧片刻,转眼灰飞烟灭。有你所不知道的烈火——那未来的审判和永恒刑罚的烈火,为那不敬虔的人存留。你还犹豫什么?赶快做你想做的吧。”

“波利卡普承认他是基督徒”,总督向众人宣告,“这家伙是亚细亚的教师,基督徒的教父,罗马众神的毁灭者,教导无数人不要向我们的神献祭,甚至不要敬拜我们的神。”

群情激愤,呼喊着将他处死。他们将波利卡普绑在火刑柱上,在他周围堆上木柴,点燃了火。与此同时,波利卡普祷告说:“主,我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看我为配得今天这个时刻,你让我得以进入殉道士的行列,和他们一同分享主你的杯,直到身体和灵魂的复活。”波利卡普死后,一名官员要求将他的尸体从教堂挪走,以免基督徒将他变成崇拜的对象。讲到这里,故事写道:“帝国的官员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永远不会离弃基督去崇拜他人,基督为普天下得救之人的救赎而受难。”故事以赞美基督——波利卡普甘愿为之牺牲的基督——结束,“因为向圣子,我们献上我们的崇拜;但是,向殉道者——主的门徒和效法者,我们献上我们的爱戴,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大君王和导师无比地忠心,他们配得我们的爱戴”。

耶稣,唯一的救主?

波利卡普被指控为“亚细亚的教师,基督徒的教父,罗马众神的毁灭者,教导无数人不要向我们的神献祭,甚至不要敬拜我们的神”,他配得这个罪名。波利卡普的影响似乎暗中侵蚀了罗马宗教哲学的心脏和灵魂。他不仅拒绝向帝国的权力屈服(这本身就很危险),而且还向罗马的多神论信仰发出了挑战,不承认罗马众神的合法性,不参加罗马的宗教仪式。波利卡普相信认识神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通过耶稣基督。透过在亚细亚全地宣扬这一信仰,他参加到与罗马帝国整个的世界观的争战中来。在罗马帝国看来,波利卡普相信耶稣是主,这是他真正的问题所在。

很奇怪,在这点上,历史记录听起来很现代。现代的多神论与罗马帝国的相似,现代人拒绝认耶稣为主也是罗马帝国的翻版。例如,在今天的学术界,正如在两千年前一样,基督教的独一论,即认为唯有通过耶稣才能认识神,令当今的多神论者极其反感。如今正如当年那样,只存在一种宗教真理这一观点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我们想当然地认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宗教信仰可能有价值,而且确实往往有价值,但我们无法知道究竟哪一种信仰是真的。当基督徒宣称耶稣是主与救主时,他们就对以上文化观念提出了质疑。两千年来,基督徒一直在招致这种反感。

道成肉身——神在耶稣基督中成为人——触犯了当时的宗教感情,因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宇宙的主宰、超越的神不可能变成人。公元2世纪的哲学家、基督教的反对者塞尔修斯(Celsus)对道成肉身的观念十分反感。他坚持认为神不可能经历这种改变,神不可能变成人。“经历改变和重塑,这是可朽之物才具备的本性;始终如一、永不改变是不朽者的本性。因此,神不可能经历这种改变。”宇宙的主宰、永恒的神怎么可能同时是人?基督徒如果“只崇拜一位神,他们对别神的驳斥或许会很有力。而实际上,他们过度地崇拜新冒出来的这个人,却认为自己崇拜神的仆人这并没有冒犯神”。

不仅如此,基督徒犯下了更为严重的错误:他们崇拜一个人,这个人整个的一生都证明他不配受这样的尊敬。假如一位神因为某种原因选择来到世间,古人会期待这位神以一种威严、令人敬畏的面目出现,而基督徒称为主的这个人却远非如此,他是一个可怜的失败者。一个身世可疑、在极其卑贱的环境中长大、没有接受教育和恰当的训练、因自称是神而遭处决的人,这样一个人宣称自己是神,他的话几乎不可能当真。塞尔修斯简直无法忍住自己的嘲笑,他嘲笑基督徒以十字架这样一个粗俗、耻辱的东西为荣。基督徒称耶稣为神,这简直不可思议,是对理性宗教和正常理性的公然侮辱。

公元3世纪著名的异教哲学家波菲利(Porphyry)间接地指出,耶稣不一定会造成什么问题,他认为耶稣这个人物很有魅力,值得钦佩,但前提条件是我们将他视为众神中的一员。波菲利甚至愿意欢迎耶稣入住罗马的万神殿。“我下面要说的话可能会令有些人惊讶。我想说的是:众神已经宣告基督是不朽的、最神圣的,他们以一种颂赞的口吻提到他。”但是,波菲利不能理解——也不愿意接受——基督徒宣称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我们不可能通过一条途径获知神这样一个巨大的奥秘”。波菲利极其渴望削弱基督教信仰,所以他试图提供另外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听起来极富现代性。按照他的说法,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这纯粹是基督徒的杜撰,“他们夸大了自己的老师,大大地超出了他实际所是,甚至称他为神的儿子和万有借之被造的神之道,宣称他与神为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异教批评者是对的。甚至门徒自己事先也没有倾向于相信耶稣这个人的独特,但他最终证明了自己的独特。门徒从他们的犹太教背景继承了一个盼望,盼望弥赛亚以一位伟大领袖的身份出现,赶出他们仇恨的罗马人,恢复以色列的独立,开启一个黄金时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使他们的盼望破灭。假如耶稣一直躺在坟墓里,这场运动和以前的弥赛亚运动一样,很快就会消逝。然而,门徒宣称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不是一具复活的尸体,这个尸体必将再死去,而是一个复活的人,一个将永远活着、永远为王的人。耶稣的复活使他们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们称他为主,拜他为神,这是完全应当的。他们与复活后的耶稣有很多次相遇,这导致他们相信基督身体的复活,这种信念对他们如何看待此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非但不鄙视今世的生活,反而视之为来世生活的前奏和准备,来世是此世的完成和完善。这使得他们按照生命自身的价值去看待它,但也赋予了他们牺牲自己生命的勇气,以期盼另一个更加荣耀的生命。

基督教相信神“降卑”(condescension,这是公元4世纪勇敢的亚历山大主教阿塔那修的用语),这暗示着其他宗教是错误的,这些宗教都强调人必须“上升”(ascent)到神或众神那里。如果像所有古代宗教所指定的那样,人借助律法、仪式或特殊的知识就能够到达神那里,神就不必来到世间。然而,门徒宣称神确实来到世间,这就证明了其他宗教是虚妄错误的。在其他宗教失败之处,基督教成功了,因为,堕落的人类凭自己种种的筹划与努力无法实现之事,神成就了——他救赎了他们。对早期的基督徒来说,这是好消息,他们不能把这个好消息藏在自己心里。波利卡普被称为“亚细亚的教师”、“基督徒的教父”,是因为他像很多其他人一样,向众人传扬这个消息。罗伯特·威尔肯(Robert Wilken)最后总结说:“基督徒被视为宗教狂、自以为义的外人、傲慢的改革者,他们认为只有自己的信仰是正确的。”作为基督的见证,他们不会因受到恐吓而保持缄默,也不会因受逼迫而放弃自己的信仰。

正如我们从波利卡普的故事中看到的,他们的见证导致了殉道。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小的代价,因为在他们看来,与向人传扬应许永生的神这一特权相比,逼迫算什么?就此而言,既然他们属于胜过了死亡的神,死亡又算什么?殉道者查士丁写道:“十二个没有文化、笨嘴拙舌的人走出耶路撒冷,走向世界。靠着神的大能,他们向全人类表明,他们奉基督的差遣向每个人传扬神之道。……因认信基督,我们快乐地面对死亡。”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古罗马的其他宗教,即所谓的“密教”、皇帝崇拜以及形形色色的诺斯替教派都没有产生多少殉道士(犹太教例外)。为信仰献身的是基督徒,这个事实本身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我们只能推测在折磨和死亡的威胁下他们面临的放弃信仰的压力。我们知道有很多人确实向罗马人投降,向罗马官员交出了自己的圣经,出卖了主内的弟兄姊妹,向众神献祭,视皇帝为神,向他宣誓效忠。帝国的官员极力将事态化小,向他们保证,他们可以继续信奉耶稣,只是不是殉道士相信的耶稣,而是波菲利理解的耶稣——地位较低的耶稣,众神中的一员。但是,至少有一些人拒绝了,因为他们相信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唯有通过他才能够到神那里。正如普林尼向皇帝图拉真所抱怨的,基督徒很固执,在他看来,这就足以构成惩罚的理由。然而,那种固执根植于信仰之中——基督徒相信耶稣是主和救主。

殉道是一种生活方式

基督徒仍然在为自己的信仰献身,这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甚。今天的殉道即便不比过去更可怕,也和过去一样触目惊心。在世界上有些地区,基督徒夜间会从家中失踪;他们受到警告:若继续坚持自己的信仰,家人就会丧命;充满敌意的暴徒殴打他们,砍断他们的手脚。传教学家戴维·巴雷特(David B.Barrett)估计,仅在2000年,就有160000名基督徒殉道。他们在2000年殉道,与波利卡普在公元155年、佩尔培图阿在公元202年殉道,基本原因相同。早期的殉道士们相信,如果耶稣是主,是唯一的救主,他就不会接受任何其他对手,无论那个对手是人,还是宗教、意识形态、帝国。他们断言,基督教信仰要求信徒坚定不移、充满喜乐地持守这一信念——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他来是要为我们指明通往神的道路,他自己就是通往神的道路。只有这一个耶稣,地位较低的耶稣根本不是真正的耶稣,至少不是自司提反一直到今天的殉道士见证的耶稣。

因此我们看到,本书以罗马的竞技场开始一点也不奇怪。殉道是我们认识基督徒灵性的基础,因为殉道突出了基督教在过去以及今天的独特与根本之处。并非所有真正的基督徒都必须成为殉道士,或将要成为殉道士。殉道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神对某些人(并非所有人)的呼召与恩赐。实际上,殉道要求的可能是比愿意、渴望献身更根本的东西,字面意义上的殉道有可能没有抓住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我们当中大多数人不必为信仰献身(当然,即便在西方,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但是,我们都会面临这样的时刻——必须在基督和某个竞争对手之间选择,这个对手希望成为我们效忠的终极对象。早期的殉道士们——佩尔培图阿、波利卡普以及很多其他人——实际上并没有选择殉道,至少不是直接地选择殉道,早期基督教会甚至批评那些急于殉道的人,因为他们将殉道看成仿佛是某种荣誉的象征。早期的殉道士选择忠于基督,殉道碰巧只是其结果。

切斯特顿(G.K.Chesterton)说阿西西的方济各(Francis of Assisi)将殉道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为基督的缘故,方济各学习每天向威胁着要掌管他生命的众神——自我、享乐、权力、成功——而死,这是他能够如此充满激情与活力地生活的原因。正是一心要为基督而活使他成为了一名殉道士,虽然他从未经历字面意义上的殉道,因为,委身基督要求他向自我而死。向自我而死赋予了人以生命,正是在基督里的生命才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让人真正献上自己的生命。

殉道士献身并非是要向神证明什么,也不是想从神那里赢得什么,而是要见证他们从神那里得到的生命,这生命是神的礼物。对他们而言,这礼物是无价之宝,极其宝贵,他们不能不与别人分享这喜悦。最后我想说的是,无论是在过去还是今天,殉道都是在见证恩典。我之所以认为谈论基督徒灵性的书籍完全可以以殉道开始,原因即在此。基督徒的灵性与我们为神做什么几乎没有关联。仅仅依靠人为的努力或聪明的筹谋,我们永远无法借助爱、祷告、思考、感受、做工、默想、禁食甚至献身获得更加丰盛的灵性生命。我们不能做什么——也不必做什么——去寻找通往神的道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神已经走向了我们。殉道士的命运也许不是我们的命运,但他们的信仰和认信必须成为我们的信仰和认信。救恩完完全全是一份礼物,神如此地爱我们,以至于在耶稣基督里来就近我们。这就是福音,大喜的信息,是基督教灵性的基础。在圣诞节,我们庆祝神的道成肉身;在复活节,我们庆祝神为救赎我们付出的努力。在两个节日,我们都见证荣耀的神和他荣耀的工作。我们宣布自己是恩典的接受者,是神所爱的,是受到热烈欢迎的回家的浪子。这是值得我们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福音。因此,我们像早期的殉道士一样宣告:“耶稣是主!”

讨论问题

1. 一本基督教灵修思想史的书籍为什么要从基督教早期发生的殉道开始?

2. 你从本章复述的殉道故事中发现了什么共同的主题?

3. 早期的基督徒为什么受逼迫,乃至殉道?

4. 这些原因在何种程度上对当今仍然适用?换句话说,基督徒仍然遭到怎样的误解?他们是怎样仍被视为一种威胁?

5. 罗马帝国容忍新宗教,但前提条件是信徒向帝国宣誓效忠。基督徒坚信基督是主,这对罗马帝国的要求提出了挑战。今天在我们的文化中,什么相当于“罗马帝国”?

6. 早期的基督徒承认耶稣是主,很多人为此受苦。今天,承认耶稣是主意味着什么?你可能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7. 你很可能不会殉道,就此而言,本章与你有何相干? 

阅读书目

1.Arnold, Eberhard, ed. The Early Christians in Their Own Words. Farmington, Penn.: Plough, 1997. 引文集,起始时间是基督教早期,很多引文涉及殉道。2.Eusebius.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from Christ to Constantine. New York: Penguin, 1965.  最早的基督教历史著作之一,包括了很多殉道士的故事,作者是一位主教、君士坦丁大帝的朋友。3.Frend, W. H. C. Martyrdom and Persecution in the Early Church.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1967. 有关基督徒所受逼迫的最好著作。4.Hefley, James, and Marti Hefley. By Their Blood: Christian Marty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Grand Rapids: Baker, 1996.  20世纪的殉道故事集,鼓舞人心、令人信服。5.Wilken, Robert Louis. The Spirit of Early Christian Thought. New Haven,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一本极其优秀的著作,介绍了早期教父是如何得出神学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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