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基督教思想史

第十二章：君士坦丁堡陷落前的东方神学

我们在第七章里最后讨论东方神学的时候，君士坦丁堡被拉丁十字军占领着；俄罗斯处于蒙古人统治之下；耶路撒冷、安提阿和亚历山大这些古代教区——以及大多数聂斯脱利派（Nestorians）和基督一性论派（Monophysites）——都隶属于伊斯兰。这种形势——只有君士坦丁堡和俄罗斯有重大变化——是我们正在研究的这段时期里东方神学发展的背景。这是东方基督教的一个黑暗时期。拜占庭教会处于这样一种光景，总是看不清楚最险恶的敌人到底是土耳其人还是西方基督教徒。俄罗斯分裂成好几个公国，这就引起了西方基督教徒的垂涎。他们侵入这个国家，建立了罗马势力范围。最终，俄罗斯倒是在这个时期末变成了一个统一的王国，但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却让位给了穆斯林的伊斯坦布尔。

拜占庭神学

在前两个半世纪，拜占庭神学的主题是关于拜占庭与拉丁语西方的关系的争论。这主要是因为政治形势迫使拜占庭最后几个皇帝在两大强邻——东面的土耳其人和西面的拉丁语罗马天主教徒——之间寻求一种艰难的平衡。从一个皇帝留给他儿子的政治教导中就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

土耳其人最害怕我们与西方基督徒联合……因此，当你想叫他们怕你的时候，那就让他们知道，你要举行一次会议，来同拉丁人达成谅 解。你考虑着这样的会议就到了，但注意一定不要召开这样的会议，因我觉得，我们的人民是不会屈从和平与协约的条件的……这样一次集 会，结果只会增加我们的分裂，并使我们落到土耳其人控制之下。

这一预言被证实了，因为佛罗伦萨会议（Council of Florence）庄严宣布东西方教会合一之后还不到十四年，君士坦丁堡就遭到了土耳其人的占领和洗劫。

在传统上受着皇帝政策很大影响的东方教会里，要与罗马联合这件事情在政治上是如此重要，以致必然要超过任何其他神学上的考虑。两个半世纪以来，拜占庭神学都集中在那些赞成联合的与那些反对联合的人之间的激烈争论上。这一斗争在很多方面都与反对拜圣像论相似，因为在这里皇帝们再次发现他们自己支持一个不受群众欢迎的立场，而且不能使那些处在君士坦丁堡政治势力范围之外的人民，修士和教会上层人士服从他们的意愿。支持与罗马联合的主要人士中有教长约翰·威克斯（John Veccus），他的神学主张与皇帝迈克尔八世帕来阿络哥（MichaelⅧPalaeologus）的联合政策密切配合。除了这类人及其直接追随者之外，绝大多数的群众和神学家都反对与罗马联合，并且在基督徒中间经常听到人说——可能他们对第四次十字军事件还记忆犹新——如果西方什么时候来营救君士坦丁堡，其目的与其说是拯救君士坦丁堡， 毋宁说是毁灭君士坦丁堡。

另一方面，大多数反对与罗马联合的神学家们，也并不比他们的对手们有更多的独到见解。像君士坦丁堡教长泽曼二世（German Ⅱ）——他因为君士坦丁堡仍在拉丁人手里，实际上住在尼西亚；和皇帝狄奥多尔二世拉斯卡利斯（Theodore ⅡLascaris）——也在尼西亚，这样的人，多半都满足于重复阜丢斯（Photius）时代得出的旧的论点。因此，所争论的问题基本上与早期激烈争论的问题一样——如“和子”问题，圣餐该用有酵饼或无酵饼问题，以及罗马至上问题。

东方和西方的教会当局和政府当局，曾两次达成了它们的教会的形式上的合一——1274年在里昂会议（Council of Lyon）上和1439年在斐拉拉-佛罗伦萨会议（Council of Ferrara-Florence）上。但是在这两个情况下，群众的情绪是这样地反对这两个会议的决定，以致从来都没有实现真正的合一。当拜占庭神职人员拒绝接受里昂会议的决议时，该会议的尝试就松了劲，及至教皇尼古拉三世作出的反应是要求希腊人给予更多让步时，该会议的尝试就彻底失败了。佛罗伦萨会议的决议在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时仍在辩论，不过到了那时已经很清楚，这种合一的新尝试将不会成功。1443年，亚历山大、安提阿和耶路撒冷的教长们， 谴责了他们原先同意的这次会议的决议。不久之后，在政治上受君士坦丁堡管辖的所有东方教会都跟着这样做。

东西方关系问题在这样一点上有新的变化，这一点是纥息卡（Hesy-chastic）或帕拉马（Palamite）争论，因为在这里西方的经院主义与东方的神秘主义发生了冲突。纥息卡运动的起源——之所以称为纥息卡运动，是因为它的追随者都在神圣的寂静中生活，ενησνχια ——可以追随到拜占庭基督教的最初年代，或至少可以追溯到“新神学家”西门（Simeon）那里。但实际争论，是由于一些西方经院主义传统训练出来的神学家，嘲弄拜占庭各修道院里盛行的某些禁欲主义做法而爆发的。

把这种有争议的禁欲主义做法引进到拜占庭各修道院的，似乎是西奈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Sinai），他在14世纪时曾游历了阿索斯山（Mount of Athos）和君士坦丁堡的几个修道院。格列高利达到极乐（ecstasy）境地的方法是静坐，下巴抵胸，目视肚脐，心血屏息而不停地重复“主耶稣基督，怜悯我”。长时间地这样做，使灵魂离开头脑而转向心房，这个神秘主义者达到极乐境界，看到那种上帝的和非被造的光，就像门徒们在泰伯山（Mount of Tabor）上看到的一样。

这种教导引起了喀拉布里亚（Calabrian）的一个修士巴尔拉安（Bar-laam）的嘲笑。巴尔拉安精通亚里士多德主义和西方经院主义。他赞成与罗马团结。为此目的，他根据伪狄奥尼修斯观点而提出这样的论点，说上帝是不可知的，因此不可能知道圣灵是只来自圣父呢，或是来自圣父与圣子。这样的不可知论激怒了拜占庭的几个神学家，其中有力图驳斥巴尔拉安的那位著名的格列高利·帕拉马（Gregory Palamas）。这样，那些赞成与罗马联合的人就开始并继续攻击纥息卡运动（Hesychasm）。

纥息卡修士们吁请格列高利·帕拉马出来，捍卫他们免遭巴尔拉安的奚落。格列高利挺身出来支持他们，并设法把争论从纥息卡派那些极易受攻击的禁欲主义做法上转移到所涉及的较深的神学争论点上。巴尔拉安宣称，不可能有什么像他波山的光那样的东西，因为这种光就是上帝自己，是看不见的。帕拉马答辩说，上帝的本质（divine essence）与上帝的运筹（divine operations）之间是有区别的，上帝的运筹不是被造的，因为它们是上帝本体的表现。如果上帝的这种表现是不存在的，人也就不可能认识上帝了。

这一争论持续了好几年。一般说来，那些赞成与罗马联合而对西方经院主义有研究的人，都站在巴尔拉安和他在争论中的后继人格列高利·阿森达努（Gregory Acindynus）一边，而反对联合的“狂热者们”则站在帕拉马和纥息卡派一边。情况由于一次内战而变得复杂化，因为纥息卡主义的问题也纠缠在其中——虽然只是许多问题中的一个次要的争论点。最后，于1351年，一次会议肯定了纥息卡派的教义，并且谴责了巴尔拉安和阿森达努。帕拉马从此被东方正教教会视为圣徒。

虽然与罗马联合的问题占着舞台的中心地位，但拜占庭人仍然找到时间来研究哲学和科学。当时古代古典学术一度复兴，这种复兴是赛勒斯工作的延续，这种复兴终于对西方文艺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加上了对于波斯人的天文学和数学知识的兴趣，就给了拜占庭科学极大的动力。当君士坦丁堡正在消亡的时候，它留给后来的文明世界的遗产已经完备。

终局不出预料。拜占庭人自己知道，一切希望都没有了，可也没有停止他们的争吵。有人说：一万个交手打仗的土耳其人也没有像一百个辩论神学问题的基督徒那样噪声喧天。1453年5月28日晚间，群众做了最坏的打算，都集合到圣索菲亚大教堂准备死去。这大概是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的最后一次基督教仪式，因为那一夜土耳其人设法攻破了城墙。接着是三天的洗劫，这之后苏丹进入了这座古城君士坦丁堡，把千年来人们在里面求告救世主之名的那座圣殿献给了“先知”穆罕默德。

俄罗斯教会

蒙古人的征服使俄罗斯处于混乱状态。一座座城市都被破坏了，再也不曾兴起。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国家分裂成了一些小公国，都是间接受着蒙古人的统治。慢慢地，其中一些公国——主要是莫斯科——控制了其他公国，这样就为沙皇的俄罗斯建立了政治基础。但是这个过程花了两个半世纪，即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这整个时期，这个时期历史学家们称为“俄罗斯的中世纪”。

这一段时期对教会生活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加强了教会生活；而另一方面则削弱了教会生活。教会加强了在俄罗斯人民中的地位，因为教会对人民来说，是把所有的俄罗斯人维系在一起的最容易看见的纽带。教会成了俄罗斯民族的象征。民间艺术表明信仰普遍地深入人心。修道运动蓬勃发展，而且具有俄罗斯的特征。当这个民族从它的中世纪进入沙皇时代时，他们认为自己不但是古老基辅俄罗斯的后继 者，也是已经衰亡的拜占庭帝国的后继者——是它的皇帝，它的教长， 以及它自称的“新罗马”的后继者。

但俄罗斯的中世纪也削弱了教会。我们在前面曾经讨论过的俄罗斯神学思想的萌芽，从来没有结出成果。反之，这一时期留给我们的著作，实际上都是一些充满神奇描述的圣徒传记和一些历史学家颇感兴趣的纪事，但几乎全都缺乏思想深度。一般的文学和知识竟衰落到了如此地步，以致俄罗斯最出名的修道院，其最好的图书馆，只有《旧约圣经》的《耶利米书》，而且把两本明显是伪经的材料包括在它的《圣经》手抄稿里。尤其可笑的是，诺夫哥罗德（Novgorod）的大主教根拿丢（Gennadius）写信给这个修道院时，竟然把公元前4世纪雅典一个喜剧作者的摘录集，也列入《圣经》各卷里！

在这个“中世纪”期间，俄罗斯神学思想里最有趣的事态发展，是出现了两个教派——14世纪的斯特利哥尔尼克派（Strigolniks）和15世纪的犹太信仰派（Judaizers）。斯特利哥尔尼克派——这个名称的起源， 不得而知——开始是批评神职人员因为封职礼和其他教会服务而要人付钱的做法。由于他们强烈认为神职人员不称职，所以他们否认圣礼，强调《圣经》研究和个人虔敬比教会现行做法更重要。因此，他们就实行向“土地”认罪——这种做法在俄罗斯宗教信仰里有长久的历史，甚至比基督教的问世还更早。这样一个运动，开始是一群比较有知识的人抗议神职人员滥用职权，结果是回到基督教以前的古代形式的宗教信仰上。犹太信仰派的起源和斯特利哥尔尼克派的起源一样不清楚，而这个名称对于他们的立场说来是否公道也弄不清楚。他们的对手们指责他们否认基督的神性，否认弥赛亚已经来临，也否认三位一体，并拒绝敬拜十字架、圣像和圣徒。据说，他们认为礼拜六比礼拜天更应该作为礼拜的日子。无论怎样，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犹太信仰派在读《圣经》和圣徒著作上，较之正统基督徒更具有批判眼光。总之，这两个运动，可以恰当地说，是比较有知识的少数人方面试图更新教会的尝试，因为他们认为教会已经陷入腐败和蒙昧主义。

聂斯脱利派的和基督一性论者的神学

几个世纪中，聂斯脱利派神学走的基本上是从前走过的道路。这段时期的绝大部分著作是：翻译作品、灵修诗作和经典与礼仪的资料。然而，有一个神学家值得一提，那就是诗人兼学者依伯德耶稣·巴尔·伯尔瑞卡（Ebedjesu bar Berika），他的《论基督教教义真理的珍珠之书》（Book of the Pearl on the Truth of Christian Doctrine）是一本精彩的系统神学著作。全书共分五章，论述上帝，创造天地，基督论，圣礼和末世论。第三章特别显得重要，因为基督问题在聂斯脱利派与其他基督徒之间的分歧中占有重要地位，依伯德耶稣在这一章里发表了典型的安提阿基督论，把基督的成为肉身看做是神性寓居其中的一个殿宇。他最喜欢用的比喻是珍珠的比喻，太阳照着珍珠，人们可以从它看到太阳的光， 但它不是太阳本身。另外一个重要论点是，依伯德耶稣在排列基督教会各教长的时候宣布，罗马教长应居各教长之首。这可能是一个迹象，说明罗马想要把整个基督教置于它卵翼之下的努力，也使得聂斯脱利派的主要神学家受到了影响。

科普特教会的基督一性论者的神学，可见于它的《圣经》注释，神学辩论，和关于基督教信仰与实践的简明总论。但是这个古代教会缺少创造性。

埃塞俄比亚教会比科普特教会表现出更多的生命力和独创性，但埃塞俄比亚教会在组织上是隶属于科普特教会的。13世纪期间，埃塞俄比亚开始摆脱长期的混乱和内部斗争。这基本上是通过“所罗门尼得”（So-lomonid）王朝的建立才完成的。由于在这一政局改变中一些修士起了作用，他们就获得了很大特权和土地持有权。这反过来导致了修道和学术生活的复兴。不过这种新形势所带来的最终结果，不是团结的有生气的教会生活，而是一些琐碎的和法律的事物的讨论，这种讨论终于招来了对异端的指责和激烈的斗争。这里无须详述那些往往由于政治纠纷而变得纠缠不清的争论。这样说就够了，所辩论的主要论点是：守安息日问题，基督身体亲临圣餐问题，人是照着“上帝形象”创造的含义问题，以及敬拜马利亚和十字架问题。

雅各派教会（Jacobite church）虽然由于纷争而四分五裂，但叙利亚本身正在经历政治与文化的新生活时期的这一事实，使得该教会产生出了它的最杰出的神学家之一格列高利·巴尔-希伯来（Gregory Bar- Hebraeus）。他是一个犹太基督徒的儿子——巴尔-希伯来这个名字就是由此而来——曾求学于安提阿与特里波利（Tripoli），后来在雅各派教会内身居高位。他的职位要求他周游各地，因而有机会参观一些图书馆，并收集以前散落各地的知识。在哲学上，他成了亚里士多德的信徒，他似乎主要是从阿拉伯的一些评注者那里得知亚里士多德的。在神学史方面，他之所以显得重要是在于他的编辑工作和他在基督论上的深刻见解。在这里他既提出了新的信式，又承认各派教会之间的许多争论，只不过是口角而没有真实意义。假如他这话早被人们注意了，那么基督教由于繁琐字句争论而分裂的悲惨历史，必可缩短几个世纪。

亚美尼亚教会和它的雅各派姊妹教会一样，因政治的考虑而日益分崩离析。当“小亚美尼亚”——在小亚细亚境内——越来越靠拢罗马时，亚美尼亚教派的其余部分反对这个新的倾向。这就是亚美尼亚教会内部不断摩擦的根源，而其最后结果是，在佛罗伦萨会议试图使东方的所有基督教徒同罗马联合之后，小亚美尼亚（Lesser Armenia）的西斯（Sis）的教长与原来的国家的艾克米阿曾（Echmiadzin）的教长之间的长期分裂。不出所料，在这样的情况下，14世纪亚美尼亚教会的最主要的神学家，德特夫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Datev），付出了极大努力来驳斥那些加入了罗马教会的亚美尼亚人的观点。他在其《诸问题之书》（Book of Questions）中就进行了这种驳斥，提出了一连串问题，借此揭露对手们的谬误，因为这些问题都是他的对手们很难根据其预先假定来回答的。例如，格列高利问那些声称基督有二性的人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敬拜基督里的哪一个性？如果是神性，那你就是像犹太人那样敬拜……如果只有他的人性（应该敬拜），那你就是陷入了亵渎神明的拜人行为。”

总而言之，中世纪最后三个世纪的东方基督教最突出的特点是，与罗马的关系问题压倒了其他各种问题，而且在东方各教派里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这里我们虽然不打算概述此类故事，不过佛罗伦萨会议的结果，在整个东方教会里，和在拜占庭教会里基本上一样。这是最为不幸的，因为在寻求团结的幌子下，给那些已经被本地问题压得不可开交的教会的生活，带来了分裂因素。无怪乎，16世纪中，当西方教会由于重大的神学争论而四分五裂的时候，这种辩论在东方教会也有强烈的反响。不过，这段历史应属本《思想史》下一卷的讨论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