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基督教史

第三十六章：中心地带的危机：美国的新教

我们承认作为基督徒的公民责任。因此，我们必须反对国家错误地信任经济与军事力量……我们必须抵制让国家和国家机构成为几近于宗教忠诚目标的诱惑。

——《芝加哥宣言》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经济大萧条

尽管美国也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同一战对欧洲的影响相比，它并没有对美国造成同样深远的后果。主要原因是，美国直到一战最后阶段才参战，即便如此，战火也从未燃到美国本土。总的来说，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亲身经历破坏与杀戮，美国平民的伤亡远不如欧洲平民惨重。虽然美国的公众舆论长久以来并不支持美国参加一场似乎是欧洲人的战争，但是，一旦美国参战，整场战争就被视为光荣的事情。教会在1916年之前始终支持和平运动，现在，教会也一同来美化战争。自由派和基要派表达说必须“拯救文明”，一些更激进的基要派开始将当时的事件解释为《但以理书》和《启示录》预言的实现。除了一些传统的和平主义宗派，如门诺派和贵格会，战争狂热和国家沙文主义在各个教会中盛行，以至于牧师在讲道中呼吁以上帝的名义彻底灭绝日耳曼人。当然，这给有着日耳曼血统的美国人带来了困境，包括沃尔特·饶申布什，他强调基督教信仰的社会意义，他的神学被称为社会福音，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

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成因的批判性反思不足，这在随后一些年中带来严重的后果。首先，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希望一纸条约即能令战败国受到公平的待遇，并避免带来苦毒和新的冲突， 但是，他的希望破灭了，因为胜利的同盟国野心勃勃，此外，他在国内也得不到支持，这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祸根。其次，威尔逊提出成立国联（League of Nations），为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一个平台。但是，当时的美国盲目美化战争，这个建议并不受欢迎，因此，美国未能加入国联。当时，许多教会领袖正在努力消除他们在一战期间助长的偏见，但是他们发现，同以前对仇恨与偏见的夸张相比，他们对爱与理解的呼吁并没有受到同样的欢迎。

在一定程度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令美国再次进入一段孤立主义时 期，在这段时期，美国人惧怕外国的所有东西，并镇压持异议者。在20 世纪20年代这十年中，三K党复兴了，它的成员数量在南北方都有了史无前例的增长。除了黑人以外，它还将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列为美国基督教与民主的大敌。在西南方，墨西哥革命迫使许多人逃离墨西哥，移民到美国，就像许多欧洲人以前移民到美国那样。大多数移民是新民 族，他们带来了新宗教，他们和他们的信仰并不总能受到欢迎，美国人越来越歧视有墨西哥血统的人。对此，许多宗教领袖和教会难辞其咎。当时正值“红色恐慌”（red scare）时期，对激进分子、共产主义者和颠覆分子的第一轮政治迫害在20世纪席卷了美国。许多教会推波助澜并从中获益，它们将自己和基督教信仰描述成抵抗“红色恐慌”的主要阵地。著名的福音派人士比利·森戴（Billy Sunday）宣称，驱逐“激进分子”的惩罚太轻了，这将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他建议将他们全部列队射杀。

为了反对这种极端行径，一些主要来自传统宗派的基督徒成立了委员会，并组织了抗议活动。这些委员会通常得到宗派总部的认可。因此，几十年来，在许多传统宗派中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现象：在神学和政治中，有自由的政治与社会思想的全国领袖与普通信徒分裂了，许多普通信徒认为，他们的宗派领袖并没有作为代表说出他们的观点。

自由派与基要派的冲突在战后时期加剧了。当时，著名的“斯科普斯审判”（Scopes Trial）正在进行，它表明基要派禁止在公立学校讲授进化论运动达到高潮，这场运动在某些地区一直持续到21世纪。几乎所有宗派都因基要主义的问题而产生分歧——尤其是圣经无误的问题，这个问题当时成为正统基要主义的标志。在后来的一些年中，这些分歧导致了公开的决裂。例如，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新约教授约翰·格雷西姆·梅钦（John Gresham Machen）是基要主义的一大支持者，他是北美长老会信徒，他的工作促成一所敌对派神学院的建立，并最终令正统长老会（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于1936年成立。

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大多数新教徒在禁酒运动这项重大事业中团结起来。禁酒运动很快就得到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共同支持，自由派认为，禁酒运动是对社会福音的实际应用，而对保守派来说，禁酒运动能让国家回到以前看似更纯洁的时代。许多新教徒将醉酒与他们所声称的由犹太移民和天主教移民带来的种种恶习相联系，因此，他们迎合了人们对外国人、犹太人和天主教徒所持有的偏见，这让三K党迅速壮大起来。禁酒运动起初在许多州的立法中获得了胜利，后来，禁酒被写进联邦宪法。1919年，凭借宪法第十八修正案，禁酒成为美国今后十多年当中的一项法律。

然而，实施法律比制定法律更难。行业利益集团、暴徒和好酒人士通过各种方式勾结在一起，共同破坏禁酒的法律。后来，在酗酒恶行之外，又出现了通过非法贸易获得暴利所助长的腐败。到了禁酒法被废除时，美国民众普遍认为，“人不能为道德立法”。这种思想最初受到已经放弃了禁酒思想的自由派的欢迎，继而又被反对为种族隔离立法的保守派所接受。

在一战之后的十年，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满怀希望。战争和战争所造成的恐怖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来自遥远地区的模糊记忆。在美国，发展仍是头等大事。在教会中和讲坛上，很少听到正在欧洲形成的新神学——抛弃了前几代人的乐观主义的神学。对于美国人来说，正在欧洲形成的新神学听起来十分陌生，因为它适用于一个没有乐观盼望的世界，而美国是“自由者的国家和勇敢者的家园”。但是，经济大萧条不久就爆发了。

经济大萧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1929年10月24日，纽约股票交易所一片恐慌。股票在短暂的小幅上涨之后持续跌落，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时，西方大多数国家都爆发了经济大萧条。美国四分之一的劳动者失业。在英国等国家，有社会保障制度和失业保险；但在美国，对社会主义的恐惧令美国政府并没有采取这些措施，因此，失业者必须完全自食其力，或被迫寻求亲友或教会的救济。在所有大城市和许多小城镇，赈济处和等待领取救济食品的队伍随处可见。银行挤兑、破产和止赎达到了历史新高。

最初，美国还在用前几十年所特有的乐观主义来应对经济大萧条。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和他的内阁继续否认市场崩溃之后已出现数月之久的经济大萧条。当他们最终承认萧条来临时，他们坚持认为，美国经济有着足够坚实的基础，会自动反弹，市场的自由运作是确保经济复苏的最好方法。胡佛本人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人，失业者的疾苦令他深感悲痛，但是，他周围的一些人却幸灾乐祸，因为经济大萧条有望消灭工会。美国不再需要成千上万墨西哥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其中许多人是美国公民）的劳动，因此，他们被赶回了墨西哥。当政府最终为避免工商业继续崩溃而干预经济时，喜剧演员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讽刺地说，钱正在被给予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以望它能“一点点流到下面需要的人”。

这一切结束了美国之前十年的乐观主义。历史学家已经证明，虽然19世纪末袭击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更为严重，但是，美国民众对20世纪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更缺乏心理准备。整整一代美国人从未经历过匮乏，一切势必越来越好是他们所得到的承诺；但是，他们突然发现，自己的梦想破灭了。当生存都成为问题时，会有一个美好未来的轻易许诺，越来越显得不切实际。

这时，一种更悲观的神学开始弥漫美国。卡尔·巴特的《上帝的话语与人的话语》（The Word of God and the Word of Man）在经济大萧条之前刚刚出英文版，它对美国人来说不无意义，因为经济大萧条对美国人的影响与一战对巴特和他那一代人的影响（参第三十五章）很相像。尼布尔兄弟——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1892—1971） 和理查德·尼布尔（H. Richard Niebuhr，1894—1962）——的神学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1929年，理查德·尼布尔出版了《宗派主义的社会起源》（The Social Sources of Denominationalism），他在书中指出，美国的宗派主义是福音与社会中不同种族和经济阶层相调合的产物，因此，“不同阶级和自我保护的教会的伦理主宰了福音的伦理。”[1]他得出结论说，“基督教将它的领导权交给了国家与经济生活的社会力量，这样的基督教无法为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带来任何希望。”[2]考虑到世界正走向一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战争，他的结论更加显得鞭辟入里。1937年，他出版了《美国的上帝之国》（The Kingdom of God in America），进一步谴责了这种基督教，他说：“一位没有愤怒的上帝，通过一个没有钉十字架的基督的服侍，将没有罪的人们，带入一个没有审判的国度。”[3]

与此同时，理查德·尼布尔的哥哥莱因霍尔德·尼布尔认为，毫无约束的资本主义是有害的。1928年之前，他一直是底特律的一位教区牧师。1930年，他与其他人一起加入了社会主义基督徒团契（Fellowship of Socialist Christians）。他相信，若任社会自行其事，同生活在社会中的所有个体相比，社会整体在道德上更糟糕，更追逐私利——他在《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中有力地阐释了这个观点。在反对神学自由主义时，他同新正统派一样怀疑人的能力，并很快就指出，“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一书应改名为“不道德的人与更不道德的社会”。他主张，基督徒现在应当重新找到一个均衡的人性观，包括他们应当对罪及其后果有更深刻的认识，也应当有一种全新的恩典观。这是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在两卷本的《人的本性与命运》（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中所尝试表达的，该书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分别于1941年和1943年出版。

由于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关心和支持，德国神学家保罗·蒂利希于1934年进入了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所在的纽约协和神学院（New York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其时，希特勒正在德国崛起，蒂利希是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他是第一批被迫离开德国的神学家。他并不是新正统派，而是文化神学家，他用存在主义哲学来解释福音以及福音与现代世界的关系。巴特强调，上帝的道是神学的出发点，与巴特的神学方法不同，蒂利希提出了“交互作用法”（method of correlation）。交互作用法的目的是研究现代人最深层的存在问题，尤其是他所说的“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然后以福音来说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他的著作《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即是基于交互作用法来处理基督教神学的重要主题。他也是一位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他的确曾使用一种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法来理解西方文明的缺陷。但是，在他移居美国之后，同他思想中这一独特的因素相比，他显然对存在主义哲学和心理学更感兴趣。

经济大萧条不仅仅在神学领域导致了对自由主义经济的批判。1932 年，美国循道宗和联邦基督教协会（Federal Council of Churches）——该协会由三十三个宗派于1908年联合成立，后来发展成全美基督教联合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公开支持政府参与经济决策，并采取措施保障穷人的福利。这一项1932年的举措被视为彻底的社会主义，很快就遭到了反对。

人们将传统的基要主义与反社会主义——有时是与法西斯主义—— 的政治观结合在一起。各个主流宗派领袖越来越相信，社会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和反垄断法必不可少，但是，许多普通基督徒开始反对他们的领袖，指责他们被共产主义腐蚀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日益临近，这场运动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与法西斯主义结成了同盟，其中一些领袖甚至宣称，基督徒应当感激阿道夫·希特勒，因为他正在阻止社会主义在欧洲前进的步伐。许多人不加区别地对待苏联的共产主义与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认为二者同样邪恶。

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和他的新政（New Deal）贯彻了教会的“社会主义”领袖一直在倡导的许多政策。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为减轻穷人疾苦和保护劳动者而采取的一些温和的政策，挽救了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不管怎样，新政的确改善了穷人的处境，美国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是，经济大萧条的迹象直到1939年才最终消失，当时，美国正在为可能爆发的战争做着准备。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不是罗斯福新政，结束了美国的经济大萧条。

美国因是否参加正在蹂躏欧洲与远东的战争而产生了严重的分裂。反对美国参战的人有很多理由：一些人是基督徒，他们仍痛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肆无忌惮的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一些人是法西斯主义者， 或至少是最担心共产主义的人；一些德裔美国人和意大利裔美国人同情他们祖先的那片土地；孤立主义者只是相信，美国应该让世界其他国家自寻出路；有着种族主义和反犹太思想的人觉得，美国不应该阻碍希特勒的计划。

然而，日本人最终替美国人做出了参战决定，因为日军于1941年12 月7日偷袭了珍珠港。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所有反对美国参战的人对国家的忠诚遭到了质疑。日裔美国人，包括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几代的日裔美国人，作为潜在的间谍被拘捕。悲哀的是，教会几乎保持沉默，而狡猾的操作者占据了被捕日本人的财产和企业。总的来说，在冲突期间，教会言辞中庸，这也许是因为教会因全然支持一战而遭到了强烈谴责。在二战期间，的确有教会支持美国参战，并为之做出努力，教会向军队派出随军牧师，还谴责纳粹分子的罪行。但是，大多数教会领袖谨小慎微，他们并不想将基督教与民族自豪感混为一谈。重要的是，在当时的德国，也有一些教会领袖同样坚持区别对待基督教与民族自豪感，甚至还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当世界因战争而支离破碎时，冲突双方的基督徒正在努力为世界架起桥梁。在二战之后，他们的这一努力在普世教会运动中结出累累硕果（参第三十三章和参第三十七章）。

战后几十年

随着广岛的惨剧与核时代的到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虽然起初有许多人谈论核能的巨大前景，但是它的破坏力也显而易见。有史以来第一次有整整一代人在核灾难可能灭绝全人类的恐惧中长大。这一代人也是美国历史上人数最多的一代人——“婴儿潮”（baby boom）的一代人。尽管有核战争的威胁，但是，二战之后的一些年是美国的经济以及教会有史以来最繁荣的一段时期。在漫长的数十年里，经济大萧条和二战造成美国人物质商品的匮乏，此后出现了一段充裕的时期。在二战期间，为了提供必需的战略物资，美国的工业生产加速发展。战后，这种生产仍在继续，并带来前所未有的最富裕的消费社会。通过《军人安置法案》（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美国政府为希望继续学习或购置房屋的退伍军人提供了经济援助。任何愿意在金融界和社会上有所作为的人似乎都可以得到机会，尽管种族的确为许多人制造了不可逾越的障碍。数百万人为寻找这些机会而来到了新地区，他们在成功之后定居在新发展起来的郊区。富人逐渐迁离到郊区，城市中心几乎完全成为社会底层人——尤其是新移民、贫穷的黑人和其他少数族群——的居所。在郊区的人口流动中，教会起到稳定社会和帮助人们获得社会认可的重要作用。

当时也正值冷战时期。轴心国刚被击败，一个更危险的新敌人就出现了：苏联。这个敌人似乎更阴险，因为它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美国爆发了针对所有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政治迫害。在以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为先锋的“麦卡锡时代”（McCarthy Era）的鼎盛时期，如果有人没有教会身份，他很可能被视为有反美思想。

由于上述所有原因，郊区教会迅速发展起来。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是教会建筑的伟大时代，富裕的基督徒出资兴建雄伟华丽的教堂、文教建筑和其他设施。1950年葛培理布道协会（Billy Graham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成立了，它不再是简单延续美国以前的复兴传统。有了雄厚的资金基础，它利用了最先进的通信技术和设备。虽然葛培理布道协会的信仰基本上是保守的，但是它通常采取的政策是避免与其他宗派基督徒产生冲突。美国的复兴传统很快就传遍了世界，因此，它对每一个大陆都产生了影响。

然而，并不是一切都一帆风顺。总的来说，传统教会已经放弃了穷人和少数民族现在居住的内城区。虽然一些传统教会还在英勇地努力，但是，主流基督教被富裕的新郊区的社会风气同化了，它与城市群众和乡村居民失去了联系。在乡村地区，仍留在传统宗派中的人越来越怀疑新领袖。在城市中，圣洁教会试图弥补这个缺陷，但是，仍有很多人失去了与所有体制教会的一切联系。在20世纪50年代的宗教大复兴过去二十年之后，不断有人呼吁再次向城市宣教；但是，很多人并不清楚该如何完成这一使命。直到20世纪80年代，内城区才出现宗教复兴的新迹象——尽管如此，这些迹象只出现在来到美国的新移民及其教会中，或者出现在返回到内城区的中等富裕阶层经常去做礼拜的人中。

二战之后，美国基督教复兴的另一个特点是，基督教被理解成一种获得内心平安与喜乐的方法。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宗教作家之一，他提倡信仰和“积极的思考”是一种获得精神健康与喜乐的方法。历史学家西德尼·阿尔斯特罗姆（Sydney E. Ahlstrom）正确地指出，当时的宗教情感是“对信仰的信仰”（faith in faith），它承诺带来“心灵的平安与自信的生活”[4]。这种形式的宗教情感非常适合那个时代，因为它给这个混乱的世界中带来了安定，它很少说到社会责任，也没有与因冷战心理而成为美国政见大审判官的人产生冲突的危险。阿尔斯特罗姆的结论提出一个尖锐的控诉：

总的来说，教会似乎只是在为那些被迅速割离了以往安逸生活环境的流动人口，提供一个获得社会身份的方法。[5]

然而，在美国社会中，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虽然这些新因素在战后一些年中并不足以消除在美国盛行的乐观主义，但是，它们在随后几十年中开始产生影响，并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的世界观。

其中一个因素是酝酿了数十年的民权运动（Civil Rights Movement）。1909年，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NAACP）成立，它早在民权运动爆发之前就赢得了许多诉讼大战的胜利。一些非裔美国人在不懈追求这样一种宗教：它保证给予来世的奖赏，或在不对抗现行制度的情况下给予他们一种小信仰团体的归属感，因为他们希望在这种宗教中得到保护。在一些地区，这导致了一些新宗教，它们的领袖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化身。其中最成功的是父神（Father Divine）和主教曼纽尔·格雷斯（Manuel Grace）：父神也被称为“牧师上帝”（Reverend M. J. Divine， 1895—1965），曼纽尔·格雷斯也被称为可爱的父亲格雷斯（Sweet Daddy Grace，1881？—1960）。在二战期间，黑人和白人士兵被分派到黑人和白人各自的部队，他们在海外共同作战，但是，从战场上回来的黑人发现，他们在祖国得不到他们在海外为之战斗的自由。美国政府于1949年废除了军队中的种族隔离，最高法院于1952年颁布了历史性决议，废除了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许多白人支持废除种族隔离运动，他们的帮助和鼓励在民权运动初期非常重要。全美基督教联合会——以前的联邦基督教协会——和多数大的主流宗派也反对种族隔离。但是，非裔美国人自己的参与和领导令民权运动势不可挡。直到20世纪60年代， 民权运动的大多数领袖都是黑人牧师，其中最著名的是二战期间和其后的亚当·克莱顿·鲍威尔（Adam Clayton Powell Jr.）和20世纪50年代末60 年代初的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成千上万的黑人表现出史无前例的信心和勇气，他们决心反抗与揭露压迫他们的法律和习 俗。他们静坐，被逮捕，被殴打，甚至失去宝贵的生命；在一些地区， 如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和塞尔马，他们向世人表明，他们至少像那些不断指责他们是劣等人种的白人同样有道德感。“我们将获胜”成为他们的反抗口号和信仰告白。

马丁·路德·金所创立的南方基督教领袖会（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SCLC）和其他许多提倡非暴力的基督教组织， 并不足以表达在黑人社会中积聚起来的所有失望和愤怒。几十年来，更好战的黑人在伊斯兰教中看到一种并非由白人所主导的宗教。因此，黑人穆斯林（Black Muslims）和几个与它类似的运动诞生了，另有一些黑人，尤其是像纽约和洛杉矶这些城市拥挤的黑人聚居区的黑人，通过暴力宣泄了他们的愤怒，其中最著名的是1965年的洛杉矶沃茨区暴乱。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黑人们相信要想彻底获得人权，他们必须拥有合法的权力。因此，“黑人权力”的口号出现了，这个口号通常被误解为黑人想要成为白人的主人。

与此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基督教的启发，金博士的运动有了并不完全与种族相关的新视角。他和南方基督教领袖会的其他成员相信，他们正在与一切不公进行斗争。当时，东南亚爆发了战争，金博士开始批评美国政府在东南亚的政策，这不仅因为美国的义务兵役制度明显歧视黑人、穷人和其他少数族群，也因为他相信，美国正在东南亚犯下不义的罪行，就像美国对国内黑人所犯下的罪行。金博士现在认为， 美国本土所有种族的所有穷人都必须进行斗争。当他于1968年被暗杀 时，他正在领导一场穷人的游行示威。

整场民权运动在黑人社会的基督教信仰中获得了许多灵感。以往 的“黑人灵歌”（spirituals）有了新的意义，或者说它们再次被赋予了反抗的意义，就像黑人在种植园中第一次唱响的灵歌。教会成为反抗者的聚会所和培训处。牧师在宣讲福音与民权运动的联系。最终，“黑人神学”（black theology）诞生了。黑人神学基本上是正统神学，它肯定了黑人所处的现实、希望和斗争。它的主要代表是纽约协和神学院系统神学教授詹姆斯·科恩（James Cone），他说：

不存在不完全支持受羞辱与虐待之人的基督教神学。事实上，如果神学不是源于受压迫的人，神学就不再是福音的神学。因为，如果不承认上帝是劳苦担重担之人的上帝，上帝支持他们，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说这位上帝是以色列历史中的上帝，是在耶稣基督里启示了他自己的上帝。[6]

与此同时，另一场最初更不为公众所知的运动正在积聚力量，它便是女权运动。一百多年来，美国的女性始终在要求得到她们应有的权 利，她们的领袖通常是福音派女基督徒。在废奴运动、全美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和争取选举权——她们最终于1920年赢得了选举权——的斗争中，她们已经表现出并巩固了她们的政治力量。在19世纪，少数教会的确授予了女性圣职。但是，直到20世纪中期，大多数宗派仍禁止授予女性圣职，一切都在男性的控制之下。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社会结构发生巨变，教会和社会的女性运动进一步获得了力量和经验，并得到了巩固。在教会内部，主要进行着两场战斗：女基督徒要求得到被授予圣职的权利，以证明她们的侍奉是有效的呼召；女基督徒开始批判传统上由男性所研究与主导的神学。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多数大的新教宗派开始授予女性圣职；在仍然拒绝授予女性圣职的罗马天主教中，出现了呼声很高的强大组织，它们积极开展运动，要求取消禁止授予女性圣职的禁令。在神学领域，许多女基督徒对传统的男性神学做出修正，但 是，她们的神学基本上没有偏离正统神学——其中比较著名的是长老会的莱蒂·罗素（Letty M. Russell）和罗马天主教的罗斯玛丽·鲁瑟（Rosemary R.Reuther）。玛丽·戴利（Mary Daly）更为激进，她自称“毕业于”男性所主导的教会，并呼吁她的姐妹们等待“一位化身为女性的上帝”（female incarnation of God）。

当许多黑人和女性正在进行这些运动时，其他国际国内事件也在影响美国的国家意识。其中最重要的是在东南亚爆发的战争。这场战争起初只是一场规模较小的武装冲突，但从1965年开始升级为美国有史以来所参与的最漫长的战争。美国希望这场战争可以阻止共产主义的势头， 但是，美国现在发现，它正在战争中支持腐败的政府，它并没能成功地利用它的强大军事力量来对抗一个比它小很多的国家。媒体将战争的暴行传送到千家万户。后来有人发现，关于促使战争升级的“东京湾事件”（Tonkin Gulf Incident），公众——还有国会，被故意告知了错误的信息。美国的大学校园里充满了抗议与抱怨之声，爱国的大学生们备感失望。最终，军队被用来镇压抗议的学生，这导致了肯特州立大学（Kent State University）和杰克逊州立大学（Jackson State College）的惨剧。最终，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输掉了战争。更重要的是，美国也输掉了自己的清白。“自由者的国家和勇敢者的家园”这一信念曾表明了美国国内的自由和公义，也曾在国外为美国的自由和公义辩护，但是，它现在受到了质疑。源于战争的繁荣以及随后的经济大衰退，令一些人怀疑美国建基其上的经济制度是否真不需要战争人为地刺激。此外，最终导致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辞职的“水门丑闻”（Watergate Scandal）又加剧了各种问题和质疑。

当美国社会发生所有这些事件时，教会也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新教的神学事业支离破碎，神学家走上了各自完全不同的道路。试图通过世俗方法来表达基督教信仰的尝试，导致了20世纪60年代广为人知的“神死神学”（theology of the death of God）。哈维·考克斯（Harvey Cox）采取了不同的进路，他的《世俗之城》（The Secular City）试图通过城市社会来重新解释基督教的信息，并认清城市社会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约翰·科布（John Cobb）等人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基于过程哲学（process philosophy）。莫尔特曼的盼望神学在美国这片土地上产生了共鸣。为了获得理解圣经的新灵感，许多白人男性神学家开始研究黑人、女性和第三世界的神学。在众多不同的、甚至存在分歧的神学中，有三个共同的主题：着眼于未来、关注社会政治现实以及尝试将两者结合起来。换句话说，总的来看，这些神学的最大特点是复兴了盼望未来的末世论，然而，这种末世论在参与现世社会生活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外，还出现了对早期基督教崇拜仪式的历史研究，它们使崇拜仪式复兴，并最终开始强调崇拜的末世维度和社会意义。

教会的国际间联系进一步唤醒了教会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在其他国家，人们正在忍受饥饿、政治歧视和国际不公，在那些总能接触到这些人的教会看来，这些问题变得更为重要。因此，全美基督教联合会、世界基督教联合会和几乎每一个大宗派的宣教机构，都受到政治保守派的批评，他们指责共产主义者混入了这些机构，或它们至少盲从于共产主义。

与此同时，始于20世纪初阿苏萨街（Azusa Street）的灵恩运动（参第二十七章）已经有了新形式。在20世纪上半叶，它主要影响到社会底层阶级和圣洁教会。自20世纪50年代末起，它开始在郊区以及包括天主教在内的主流宗派中发展。在新一波灵恩运动中，大多数人仍忠于他们的教会。但是，与此同时，不同宗派的灵恩主义彼此之间也培养出一种亲密感，这就促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普世教会运动：它与体制教会通过召开会议来开展的普世教会运动，几乎没有任何联系。虽然一些评论家有时将灵恩运动视为“逃到郊区”运动的宗教之对等物，但是，灵恩运动实际上是多种多样的，一些灵恩派认为，经历圣灵令他们远离世界，另一些灵恩派相信，经历圣灵带领他们在社会上勇往直前。

福音派也出现了类似的分裂。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福音派的电台与电视工作迅猛发展。为了进一步开展他们的工作，一些电视布道家创建与领导了庞大的公司，他们将自己的工作组织成所谓的“部门”（ministry），这一普遍的现象被许多评论家称为“电子教会”（electronic church）。许多福音派布道家所宣讲的共同主题是传统价值观的丧失，以及他们所说的由此导致的社会崩溃。自从美国颁布禁酒令到禁酒令被撤销以来，人们总是能听到这样的信息。一些福音派领袖从以前的禁酒运动中得到启发，他们成立了维护道德价值观和支持保守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的“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福音派觉得，他们的信仰令他们有义务批评国内外现行的社会与经济制度。他们相信，基督徒必须与一切不公、苦难、饥饿和压迫进行斗争。1973年，一群有着类似信仰的领袖共同发表了《芝加哥宣言》（Chicago Declaration），它明确表达了美国许多敬虔的基督徒越来越坚定的信念：

福音派基督徒委身于主耶稣基督和上帝之道的至高权威，因此，我们肯定，上帝有权对他子民的生活提出要求。因此，我们不能令我们在基督里的生活脱离我们在美国和世界中的生存环境，因为上帝将我们放在这些环境中……

我们承认，上帝要求爱。但是，我们并没有向被漠视与被剥削的人显出上帝的爱。

我们承认，上帝要求公义。但是，我们并没有向一个不公平的美国社会宣讲或显明他的公义……此外，我们并没有谴责因我们的经济制度而在国内外出现的种族主义剥削……

我们必须抨击我们文化中的物质主义和国家财富与服务的不公分配。我们承认，作为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与发展的失衡和不公中，我们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上帝和十亿饥饿的邻舍面前，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必须抵制这样的诱惑：令国家和它的机构成为近乎宗教忠诚的目标……

我们并不是通过这一宣言支持哪一个政治思想或政党，而是呼吁我们国家的领袖和人民实践可以荣耀国家的公义。

我们按照圣经的盼望制定这一宣言：基督会来建立他的国度， 我们接受他对我们所有门徒提出的要求，直到他来。[7]

重要的是，《芝加哥宣言》与全世界处在不同境遇中的基督徒所发表的其他宣言非常相像，他们通常来自完全不同的神学背景，但是，他们发表了类似的宣言。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美国教会似乎最终开始认真应对后君士坦丁时代和普世教会时代的挑战。美国教会似乎也在回应“太空时代”的新远象：在太空时代，我们第一次在太空中看到了地球，并且将它视为一艘全人类必须在其上学会共同存亡的脆弱的“太空飞船”。

一个新世纪

虽然出现了可怕的末世预言，包括很快就被人们遗忘的所有电脑在新千年伊始都可能失灵的恐慌，21世纪还是以乐观的基调开始了。冷战已经结束，美苏两国在中美洲和其他地区所煽动的傀儡战争也已经结 束。苏联解体，这令美国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超级大国。20世纪的最后十年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富足的十年。

2001年9月11日，恐怖与悲剧突然袭来。还沉浸在苏联解体所带来的喜悦中的美国突然发现，它正面临着更阴险、更好战的可怕敌人，美国的这些敌人得到了一群穆斯林的支持，虽然他们武器不足，但是十分狂热。尽管袭击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大厦实际上是极端的穆斯林对全人类文明所犯下的罪行，但是，美国的舆论和政府立即就将其转化为“对美国的袭击”，并发誓报仇。美国的报复方法主要是入侵，它先后入侵了阿富汗和伊拉克。阿富汗是穆斯林极端恐怖分子的避难所，而伊拉克却与恐怖主义毫不相干。虽然美国公众反对恐怖主义，但是，就美国政府应如何执行反恐政策而言，他们产生了分歧。伊拉克战争明显与恐怖主义无关，这令质疑和辩论有了理由。同样，伊拉克战争令美国失去了全世界许多人在应对“9·11”恐怖袭击时所给予美国的支持与同情。

2008年，自从七十年前历史性的经济大萧条以来，美国陷入了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银行倒闭；政府必须注入大量资金，才能挽救大公司； 房地产业实际上已经瘫痪；失业率和个人破产率急剧上升。

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和经济衰退这两个因素共同导致了新一轮的排外主义。当时，美国的民族与文化结构已经完全不同。在美国，生活着数百万穆斯林移民和他们的后裔，许多非穆斯林担心，美国的穆斯林社会将成为恐怖分子的温床。墨西哥的经济危机和美国于20世纪80年代在中美洲进行的傀儡战争，已经导致了一波拉丁美洲人的移民浪潮。东南亚和非洲的移民正在涌入美国。在每一座大城市和许多小城镇，清真寺、印度教的寺庙和其他非基督教建筑随处可见。美国的文化与民族结构明显在发生变化，许多人认为，这会威胁到美国和美国的价值观。在美墨边境，许多武装起来的美国公民在追捕为寻找工作而试图进入美国的偷渡客。在媒体上，一些人因为用语言攻击移民而成为名人。随着苏联解体，以前的“红色恐慌”成为了过去，但是，现在又出现了对一切深色皮肤移民的“棕色恐慌”（brown scare）。

基督教试图在言论和行动上回应这一切。几乎每一个大宗派都制定了服务新移民的计划。一些宗派促进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越来越多的对话，另一些宗派为无家可归的移民提供收容所，为缺少食物的移民提供食物，为遭受不公的移民提供法律援助，也为冒着生命危险穿越美墨边界的移民提供帮助。这一切再次表明，教会仍充满着巨大活力。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教会对更大的公义和更多的宽容与理解的呼吁却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媒体和公众对于聆听教会对这些问题发表的必要言论普遍缺乏兴趣。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保守派基督徒组成了松散的联盟， 他们倡导保守的社会与政治计划，保守的政治家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但是，到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世俗社会听命于教会的年代显然已经成为过去，即使这样，一些宗教领袖仍然坚持要求得到他们不再拥有的政治与社会权力。

将1900年与2005年的数据做一番比较，我们可以大体上了解美国的宗教正在发生的巨变。1900年，百分之九十六的美国人自称是基督徒。到了2005年，这一数字已经下降到百十之八十三。虽然罗马天主教和新教都有所壮大——前者主要来自移民，后者则来自移民和宣教——但是，新教的大多数“主流”宗派已经衰退，而且还在继续衰退。尽管美国的五旬节派有所增长，但是，它在美国的增长远远落后于它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增长，因此，即便在五旬节传统内部，美国也不再像它在五十年前那样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犹太教徒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仍然相当稳定，大约占美国人口的百分之二。但是，其他宗教并不是这样。1900 年，美国大约有一万穆斯林；到了2005年，穆斯林人数增长到大约五百万。1900年时尚未受到重视的其他宗教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佛教徒大约有三百万，印度教徒也超过了一百万。美国也正在迅速“超越基督教王国”，尽管并不如欧洲那么迅速。

[1]H. Richard Niebuhr, The Social Sources of Denominationalism, 1959 reprint（New York: Meridian）, p.21.

[2]Niebuhr, The Social Sources, p.275.

[3]H. Richard Niebuhr, The Kingdom of God in America（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37）, p.193.

[4]A Religious History of American People, vol.2（New York: Doubleday, 1975）, p.451.

[5]A Religious History of American People, vol.2 （New York: Doubleday, 1975）, p.460.

[6]James Cone, A Black Theology of Liberation（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1970）, pp.17-18.

[7]Ronald J. Sider, ed. The Chicago Declaration（Carol Stream,  Illinois:  Creation  House,  1974）, cover and pp.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