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基督教史

第三部分：中世纪的基督教

编年表

①在此，只列出东罗马帝国与西罗马帝国最重要的皇帝，以及最重要的罗马教宗。

②※表示不被罗马天主教承认的教宗。

③☆表示人物去世的年份。

④此时，同西罗马帝国的皇帝相比，法国与英格兰的国王在基督教史中更加重要。

第二十七章：新秩序

如果蛮族只是为这个目的被上帝差派到罗马帝国境内……基督的教会可以充满匈奴人、斯维比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和无数的各民族信徒，那么，我们要赞美上帝的仁慈……即使这是以我们自己的灭亡为代价。

——保罗·奥罗修斯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导致许多独立王国的建立，其中每个王国都对西罗马帝国领地内的教会此后的历史有着重大意义。这也将新的职能与权力赋予了此前就已经形成的两种制度：修院制度和教宗制度。最终，新的入侵——这一次来自东南方——为基督教带来了新的挑战。这其中的每一次进展都值得分别讲述。

日耳曼列国

虽然“蛮族”在罗马人看来似乎是故意实施破坏的掠夺者，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其实都渴望定居在罗马帝国，在这里享受迄今为止他们只是听说的远方文明所带来的益处。因此，在经历一段四处漂泊的生活之后，每一群主要的入侵者都在罗马帝国的某个地区定居下来——其中一些是因为那里是他们梦想的土地，另一些只是因为他们被其他入侵者驱赶到那里。

我们在此并不是为了讲述每一个日耳曼部落的游牧生活与最终的定居。但是，为了让读者了解日耳曼部族的游牧生活和它们对前罗马帝国各地的影响，我们最好讲述一下其中一些大的、最具影响的日耳曼部族。

公元407年，汪达尔人越过了莱茵河，游荡在法国和西班牙。公元429年，他们穿过了直布罗陀海峡，又于公元439年攻占了迦太基。到此时为止，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为从直布罗陀海峡到埃及边境的整个非洲北海岸的主人。后来，他们越过海洋，占领了西西里岛（Sicily）、科西嘉岛（Corsica）和撒丁岛（Sardinia）。公元455年，他们洗劫了罗马，同哥特人在四十五年之前给罗马带来的毁灭相比，他们造成的灾难更 大。对于教会来说，他们在北非的统治是灾难性的。他们是阿里乌派——即否定耶稣的本质与永恒的神性，在他们的统治之下，不断爆发针对正统基督徒和多纳徒派的逼迫，正统基督徒和多纳徒派当时是在争论第十六章讨论的问题。

最终，在汪达尔人近一百年的统治之后，拜占庭帝国的将军贝利萨留（Belisarius）征服了北非。在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的领导之下，首都位于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帝国取得了短暂的复兴，但是，查士丁尼的梦想是复兴古罗马帝国的荣耀。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东方入侵者——北非人将他们称为“希腊人”——带来了另一种形式的基督教，这种基督教在教义上与西方的正统基督教是一致的，但是，它在文化与日常信仰实践上却表现出明显的不同。最终的结果是，当穆斯林于公元7世纪末征服北非时，他们发现，北非的基督教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基督教最终在北非消失了。

在公元378年的阿德里亚堡战役中，西哥特人——另一支日耳曼民族，上述哥特人两个主要支派中的一支——击败了罗马人。后来，他们横扫巴尔干（Balkans），又于公元410年攻占了罗马。公元415年，他们开始统治西班牙，直到公元8世纪初被穆斯林推翻。他们的这一段王国政治史混乱不堪。在西哥特王国的三十四位国王中，只有十三位是正常死亡或战死在沙场。其他国王或是被谋杀，或是被废黜。他们也是阿里乌派，但是，他们逼迫自己领地内基督徒的程度不及汪达尔人逼迫他们领地内的正统基督徒。很快就显而易见，作为被征服者的正统基督徒后裔成为古代文化的保护者，他们的参与对维护西哥特王国的稳定必不可少。这令西哥特王国的国王雷卡雷德（Recared，586—601）归信了正统的尼西亚信仰，在公元589年的托莱多（Toledo）会议上，他庄严地归信了基督教。在国王雷卡雷德之后，绝大多数贵族也成为正统基督徒，阿里乌主义很快就消失了。

在西哥特王国的整个历史上，最杰出的基督教领袖是塞维尔的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他是一位希望尽可能保护古代文化的学者。他的著作《语源学》（Etymologies）简直就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百科全 书，该书向我们展现了当时的知识水平，不仅涉及宗教，还涉及天文学、医学、农业和几乎每一个知识领域。《语源学》是历代以来最优秀的著作之一，也是那个时代的典型著作，因为伊西多尔所做的，只是收集与分类过去的知识，书中几乎没有他的任何原创思想。然而，正是通过像伊西多尔这样一批学者的著作，中世纪才学到了古代的荣耀与智慧。

在雷卡雷德归信基督教之后，教会在西哥特王国扮演着立法者的角色。就这一点而言，教会为西哥特王国带来了一定的稳定，尽管当我们读到教会会议所颁布的教令时，充斥其中的不公正与不平等会令我们感到畏惧。例如，公元633年的托莱多会议规定，神父只能在得到主教允许的情况下结婚，违反规定的神父会受到“忏悔一段时间”的惩罚，而主教还要把他的妻子带走卖掉。

关于犹太人的立法也是如此。托莱多会议——由当时最有学识的人塞维尔的伊西多尔主持——还规定，不应当强迫犹太人归信基督教，但是也禁止以前被强迫归信基督教的犹太人重回他们祖先的信仰，因为这是在亵渎上帝。此外，这样的归信者还被禁止与继续信奉其古老信仰的犹太人有任何往来，即使他们是至亲。如果他们当中的任何人被发现还在遵守犹太人的一些传统习俗，尤其是“可恶的割礼”，他们的孩子将被带走。此外，任何被发现娶了基督徒为妻的犹太人必须在归信基督教与离开妻儿之间做出选择。如果情况相反，妻子是犹太人，她拒绝归信基督教，那么她的婚姻便被视为无效，她必须将孩子交给孩子的父亲。

在雷卡雷德归信基督教之后，尽管教会做出了努力，西哥特王国的政治依然不稳定，暴力和独裁依然困扰着西哥特王国。例如，国王雷塞斯文斯（Recesvinth，649—672）处死了他的七百个敌人，并将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分给了他的朋友。最终，在国王罗德里克（Roderick，710— 711）的率领之下，穆斯林入侵了西班牙，结束了西哥特人的统治。但是，基督教此时已经在西班牙扎根，在从穆斯林摩尔人手中重新夺回伊比利亚半岛的漫长战争中，基督教成为西班牙人的凝聚力。

在公元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高卢被两群入侵者瓜分：勃艮第人（Burgundians）和法兰克人。勃艮第人是阿里乌派，法兰克人仍是异教徒。但是，勃艮第人并没有像汪达尔人在北非那样逼迫正统基督徒。相反，他们模仿正统基督徒的习俗，很快，许多勃艮第人就接受了他们正统基督徒臣民的尼西亚信仰。公元516年，国王西吉斯蒙德（Sigismund）接受了正统的三位一体教义，很快，他的臣民也效法了他的榜样。

法兰克人（他们的国家被称为“法兰西”）最初结成了由独立的原始部落所组成的松散联盟。墨洛维（Meroveus）——墨洛温王朝的创建人——为法兰克人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统一。克洛维（Clovis）——墨洛维的孙子和墨洛温家族中最伟大的统治者——娶了勃艮第的一位基督徒公主，他在一次战争前夕许诺，如果他妻子的上帝给他一场胜利，他就归信基督教。结果，在公元496年的圣诞节，他与许多贵族一同接受了洗礼。随后不久，大多数法兰克人也接受了洗礼。

公元534年，法兰克人征服了勃艮第人，因此，法兰克人统一了整个高卢地区。但是，墨洛温王朝后来的国王软弱无能，到了公元7世 纪，权力实际上掌握在一群“宫廷大臣”手中，他们才是国家的真正统治者。“铁锤”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 the Hammer）便是其中之一，他率领法兰克军队进攻已经征服了的西班牙，又越过比利牛斯山脉（Pyrenees）直逼欧洲腹地的穆斯林。在公元732年的图尔战役（Battle of Tours）或普瓦蒂埃战役（Battle of Poitiers）中，查理·马特击败了穆斯林。他这时其实已经成为国王，但他并没有加冕。他的儿子矮子丕平（Pepin the Short）决定废黜被称为“蠢人”的无能国王希尔德里克三世（Childeric III the Stupid）。在教宗扎迦利（Zacharias）同意之下，丕平迫使希尔德里克三世退位，希尔德里克三世成为了修士。后来，依照教宗的命令，主教卜尼法斯（Boniface）膏立丕平为国王。这对基督教后来的历史至关重要，因为丕平的儿子查理曼（Charlemagne）将成为中世纪早期最伟大的统治者，他希望改革教会，并且他是由教宗加冕为皇帝。

在上述整个过程中，教会的态度通常是妥协。在像克洛维这样强大的国王统治之下，教会领袖似乎只能支持与服从统治者。主教很快就通常由国王来任命。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主教职就意味着拥有广阔的土地，因此，主教也是大地主。在膏立丕平之前不久，主教卜尼法斯就曾向教宗抱怨，法兰克人的教会实际上掌握在平信徒地主手中，许多主教是地主，而不是牧者；在法兰克人的王国中，他们并不知道通过召开主教会议来治理与改革教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查理曼时代。

大不列颠从未被罗马帝国完全控制。皇帝哈德良（Hadrian）修建的长城将大不列颠一分为二：南方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而皮克特人（Picts）和苏格兰人则在北方保持独立。当灾难威胁到罗马帝国在欧洲大陆的领地时，罗马军团撤出了大不列颠，许多居民与他们一同离开 了。留下来的居民很快就被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征服，他们最终建立了七个王国：肯特（Kent）、埃塞克斯（Essex）、苏塞克斯（Sussex）、东英吉利亚（East Anglia）、威塞克斯（Wessex）、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和麦西亚（Mercia）。这些入侵者都是异教徒，但是， 始终有一部分留下来的居民信奉罗马帝国时期的基督教。

与此同时，随着日耳曼各族入侵罗马帝国，爱尔兰教会也在蓬勃发展。爱尔兰教会保留了许多以前的信仰与文化，因此很快就开始向其他国家差派宣教士，最值得关注的是向苏格兰宣教。最著名的爱尔兰宣教士是科伦巴（Columba），他和十二个同伴可能于公元563年定居在小岛艾奥纳（Iona）。他们在艾奥纳建立的修道院成为向苏格兰宣教的中心，在苏格兰，很快就模仿艾奥纳修道院建起了许多修道院。最终，宣教运动向南发展，到达了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所控制的领地。

对于欧洲其他国家的基督教来说，爱尔兰基督教一个重要与持久的影响，是神父亲自聆听的忏悔。这种忏悔形式起源于爱尔兰，与之配套的通常是供忏悔者使用的手册。有趣的是，流行的赞美诗《成为我异象》（Be Thou My Vision）就是译自“凯尔特祷文”（lorica），而“凯尔特祷文”当时是被用来抵抗“德鲁伊教徒”（Druids）的“邪恶力量”（Rob tu mo bhoile）。

因为某些我们并不完全清楚的原因，苏格兰-爱尔兰基督教与之前在罗马帝国领地内发展起来的基督教存在着许多差异。苏格兰-爱尔兰教会并不由主教领导，而是服从修道院院长。它们的许多教会礼仪和复活节日期也与其他教会的不同。苏格兰-爱尔兰的修士与其他修士也不同，他们剃光前额，而不是头顶——这是他们反抗的一个标志。这种习俗最终被宣布违法。

另一种形式的基督教——表现于因循欧洲其他传统的基督教——始终在大不列颠存在，仍然沿袭罗马帝国时代传统的那些基督徒信奉这种基督教，当欧洲大陆的基督徒开始关注大不列颠时，这种基督教获得了发展动力。年轻的格列高利——大格列高利——遇到了几个被卖到罗马为奴、长着金发碧眼的年轻人。大格列高利的一位传记作家记载了这件事。

“这些小伙子是哪个民族的？”格列高利问。“他们是盎格鲁人。”有人告诉他。

“他们的确是天使，因为他们长着天使的脸庞。他们的国家在哪里？”

“在傣里。”

“他们确实来自上帝的愤怒，因为他们已经被从愤怒中召出， 进入了上帝的仁慈。他们的国王是谁？”

“阿拉。”

“阿里路亚！必要在那地赞美上帝的名。”[1]

这场对话可能从未发生过。但是，大格列高利肯定对盎格鲁人的那片土地产生了兴趣，他可能考虑过到那里去宣教。他在公元590年成为教宗，九年之后，他派一个宣教团向盎格鲁人宣教，而该宣教团由他以前所属的修道院的修士奥古斯丁领导。当这些宣教士意识到他们面临的困难时，奥古斯丁和他的同伴想放弃宣教。但是，大格列高利坚决反 对，于是他们被迫继续宣教。他们最终来到了肯特王国，肯特的国王埃塞尔伯特（Ethelbert）娶了一个基督徒为妻。他们最初并没有取得多大成功。但是，埃塞尔伯特最终归信了基督教，他越来越多的臣民也归信了基督教。奥古斯丁后来成为坎特伯雷（肯特王国的首都）的第一任大主教。英格兰的诸王国接连成为基督教国家，坎特伯雷成为英格兰的宗教首都。

然而，英格兰的基督徒很快就与苏格兰-爱尔兰的基督徒产生了冲突。我们得知，他们的冲突在诺森布里亚愈演愈烈，因为诺森布里亚的国王追随苏格兰-爱尔兰的基督教传统，而王后却追随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传统。就复活节的日期而言，这两派并没有达成一致，当其中一派基督徒正在禁食时，另一派却在庆祝。为了解决这些难题，公元663年在惠特比（Whitby）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苏格兰-爱尔兰的基督徒坚守他们所说的源自科伦巴的传统，而罗马的宣教士和他们的支持者则反驳称，圣彼得的传统高于科伦巴的传统，因为使徒彼得已经得到了天国的钥匙。我们得知，当诺森布里亚的国王听到这些话时，他对那些为苏格兰-爱尔兰传统辩护的基督徒说：

“你们的对手所说的属实吗？圣彼得真的握有天国的钥匙吗？”

“当然。”他们回答说。

“那么，根本就不需要再争辩下去。我服从彼得。否则，当我来到天堂时，他会将门关上，把我拒之门外。”

结果，惠特比宗教会议决定支持欧洲大陆的基督教传统，反对苏格兰-爱尔兰的基督教传统。不列颠群岛各地都做出了类似的决议。但是，这并不只是因为统治者的天真，如诺森布里亚的国王在惠特比宗教会议上似乎表现出的那样。实际上，这几乎是必然的结果，因为这是迫于希望统一所有教会的其他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压力和威望。

日耳曼人的入侵在意大利造成了混乱的局面。尽管从理论上讲罗马在公元476年之前都有皇帝，但他们实际上只是日耳曼将军们的傀儡。最终，赫鲁利人（Heruli）的领袖奥多亚塞（Odoacer）于公元476年废黜了罗马的最后一位皇帝罗缪鲁斯·奥古斯图卢斯（Romulus Augustulus），他写信给君士坦丁堡的皇帝芝诺（Zeno），告诉芝诺罗马帝国现在已经重新统一。芝诺最初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他甚至将奥多亚塞封为“贵族”。但是，冲突很快就爆发了，芝诺决定通过怂恿东哥特人入侵意大利来除掉这个赫鲁利人。芝诺这样做了，不久之后，意大利就处于东哥特人的统治之下。

东哥特人是阿里乌派，因此，意大利信奉尼西亚正统信仰的基督徒向君士坦丁堡请求帮助。这反而令东哥特的统治者怀疑他们的臣民阴谋叛国。因此，正统基督徒经常受到逼迫，但是，逼迫的罪名通常与宗教无关，而是阴谋叛国。当时最有学识的波埃修（Boethius）就是这样被国王狄奥多里克（Theodoric）关进了监狱。波埃修在狱中完成了自己最著名的著作《哲学的慰藉》（On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哲学的慰藉》论述了预定论、自由意志和罪人兴旺而善人灭亡的原因。公元524年，波埃修和他的岳父西马库斯（Symmachus）一同被处死。两年之后，教宗约翰死在狱中。从此以后，波埃修、西马库斯和教宗约翰就被视为罗马教会的殉道士，罗马人与东哥特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最终，当拜占庭帝国在查士丁尼的统治之下取得了短暂的复兴时，查士丁尼的将军贝利萨留入侵了意大利，在长达二十年的战争之后，贝利萨留和其他罗马将军结束了东哥特人的统治。

但是，伦巴第人于公元568年从北方入侵了意大利。这再次威胁到亚平宁半岛的和平。现在，亚平宁半岛再次成为伦巴第人与拜占庭人不断上演战争的舞台。随着君士坦丁堡逐渐失去曾在查士丁尼统治之下重获的一些权力，伦巴第人可能会侵占亚平宁半岛。因此，到了公元8世纪中叶，教宗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再从君士坦丁堡得到多少帮助，于是他们开始向北方求援。就这样，教宗与法兰克王国结成了同盟，而这最终令教宗将查理曼加冕为西罗马帝国的皇帝。

总而言之，从公元5世纪到公元8世纪，蛮族的一系列入侵席卷了西欧，这令西欧这片土地陷入了混乱，也毁掉了西欧大量的古代文明。在宗教上，伴随入侵者的似乎还有已经成为历史的两个挑战：异教信仰与阿里乌主义。最终，异教徒和阿里乌派都接受了被他们征服之人的信 仰。这就是尼西亚信仰，也被称为“正统信仰”或“大公信仰”。在蛮族归信正统信仰的过程中和保护古代文明的努力中，有两个制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因此使信仰和文明得以巩固。这两个制度就是修院制度和教宗制度，我们现在就来讲述它们。

本笃修院制度

我们已经讲过，当教会与罗马帝国联系在一起而因此成为掌权者的教会时，许多基督徒在修道生活中找到了一条可以像以前那样完全活出信仰的道路。虽然修道主义运动在埃及和罗马帝国东部的一些地区尤其强大，但是，这场运动也在罗马帝国西部赢得了追随者。可是，西方的修道主义往往在三个方面与东方的修道主义存在差异。首先，西方的修道主义往往更加实际。它不仅为苦修这个单一的目的而决罚肉体，也为在俗世中的宣教操练肉体与灵魂。科伦巴和坎特伯雷的奥古斯丁就是西方修道主义这种倾向的实际例子。其次，西方的修道主义并不十分重视代表着东方修道主义的独居生活。从一开始，西方的修道主义就在探索集体修道生活的方法。最后，西方的修道主义并不总是与教会领袖处于紧张的关系之中，而这种紧张的关系却是东方修道主义的特点。除了在教会领袖极其腐败的年代，西方的修道主义始终是教宗、主教和其他教会领袖的左膀右臂。

在西方修道主义的形成期，一位重要的人物是本笃（Benedict）， 他在许多方面都是西方修道主义的创始人。本笃大约在公元480年生于意大利的小镇努尔西亚（Nursia）。因此，他是在东哥特人的统治下长大的。他的家族是罗马帝国的老牌贵族，因此他十分了解正统基督徒与阿里乌派的紧张关系以及正统基督徒所遭受的逼迫。他在大约二十岁时决心成为隐修士，因而离家生活在洞穴之中。后来，他过了一段极端禁欲的生活，因为他希望战胜自己肉体的诱惑。最后，他的名气越来越大，就像埃及以前那些备受尊敬的修士一样，一群门徒聚集在他的身边。当他的洞穴已经不再能实现他的修道愿望时，他把这个小小的修道群体搬到了卡西诺山（Monte Cassino）。卡西诺山十分偏僻，这里尚有一片用来祭祀的小树林，当地的居民还在这里进行古代的异教崇拜。本笃和他的追随者砍倒树林，捣毁了异教祭坛，就在这里修建了一座修道院的地基。随后不久，他的妹妹斯科拉丝蒂卡（Scholastica）在附近定居，建起一座女修道院。最终，本笃的名气大到连东哥特的国王也来拜访他。但是，等待这位国王的只有这位修士的严厉批评和可怕预言，因为在本笃看来，他是一个暴君。

然而，本笃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为修道院制定的《会规》。虽然相当简短，但是，他的《会规》将决定未来几百年修道主义的形式。《会 规》追求的并不是极端的禁欲生活，而是明智地安排修道生活：拥有严格的修道戒律，却不过分严厉。因此，当许多沙漠修士以饼、盐和水为生时，本笃规定他的修士一天两餐，每餐都有两种煮熟的菜肴，有时还有新鲜的水果和蔬菜。此外，每个修士每天还可以适量饮酒。除了一张床之外，每个修士还可以拥有一套铺盖和一个枕头。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资源充足的情况下得到的，因为在资源匮乏时，修士应该满足于他们所能得到的一切。

但是，对于本笃来说，修道生活有两个关键要素：稳定和顺服。稳定意味着修士不可以随意从一座修道院去到另一座修道院。每个修士必须终生留在他最初加入的修道院，除非他被命令前往另一座修道院。本笃修会的修士对稳定修道的承诺，反倒显明该修院制度与那个混乱时代的相关性，而这种承诺正是产生这种关联的一个资源。

其次，本笃的《会规》坚持顺服。首先，这意味着顺服《会规》。但是，本笃修会的修士必须“立即”顺服修道院院长。这不仅意味着立即顺服，也意味着努力操练自愿的立即顺服。如果做不到立即服从接到的命令，修士必须向修道院院长做出解释。如果在做出解释之后，院长仍然坚持必须立即服从，修士就必须尽力服从。但是，院长一定不是暴君，他自己必须顺服上帝和《会规》。“修道院院长”一词意为“父亲”，因此，修道院院长也应当是像父亲那样行事为人。

犯错的修士会受到私下的规劝。如果他在两次私下规劝之后仍不悔改，他将在所有修士面前受到严厉的训斥。下一步是禁闭，他不仅被禁止领受圣餐，也不被允许与其他修士一同进餐以及有任何接触。如果他此时仍不悔改，他将受到鞭打。如果这还没有任何效果，他将被遗憾地逐出修道院。即使这样，如果他能够悔改，修道院还会再次接纳他。如果他被三次逐出修道院，修道院的大门将永远向他关闭。简而言之，本笃《会规》并不是为受人尊敬的圣徒而写，如沙漠中的英雄，而是为难免犯错的人所写。这可能是本笃《会规》成功的秘密。

本笃《会规》还坚持全体修士共同参加体力劳动。除了在特殊情况下，如生病或拥有独特的恩赐，全体修士将轮流承担每一项工作。例如，修士每周都要轮流做饭，以表明这样的工作并不卑微，每举行一次崇拜，做饭的修士就会轮流一次。此外，在分配工作时，病人、老人和幼小的孩子将得到特殊的照顾。另一方面，出身富人家的修士也绝不会在这方面受到特殊的待遇。如果出于一些原因而必须在修道院中建立优先制度，这也必须按照每个修士加入修道院的时间长短而定。贫穷本是以往修道主义中一种个人苦修方法，但是，本笃希望利用贫穷在修道院中建立一种新制度。修士的贫穷将他们与修道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修道院中的所有修士都同样贫穷，修士的所有需用必须依赖修道院。

本笃认为，祷告是修道生活的中心。每天都有留给个人祷告的时 间，但是，大部分祷告是在小礼拜堂进行的。修士每天要聚在小礼拜堂祷告八次：白天七次，半夜一次，因为《诗篇》记载：“一天七次赞美你”（诗119:164），“半夜必起来称谢你”（诗119:62）。

一天的第一次集体祷告是在黎明时分进行的，随后还有七次这样的祷告。中世纪的大多数修道院采纳了这些祷告时刻，它们被称为晨经、晨祷、午前祈祷、午时祈祷、午后祈祷、晚祷和夜祷。在每次这样的祷告中，大部分时间被用来诵读《诗篇》和阅读其他经文。《诗篇》被分类成几个部分，以便于可以在一周之内诵读一遍。其他经文的阅读取决于每天的时刻、每周的节期和崇拜的节期。结果，大多数修士都可以逐渐记住整卷《诗篇》和其他经文。许多有一定闲暇时间的平信徒也采取类似的灵修方法，因此，他们也非常熟悉圣经中的许多经文，因为它们出现在《日课经》里，而《日课经》是在每个祷告时刻都要诵读的经 文。这八个祷告时刻被称为“日课经时间”，进行这些祷告被称为“日课”。

虽然本笃自己很少谈到学习，但是，学习很快就成为本笃会修士的主要活动之一。举行日课需要书籍。修士可以熟练抄写圣经和其他书 籍，以留给后来者使用。本笃修道院也成为教学中心，尤其是为教授许多想成为修士而被送到修道院接受训练的孩子。本笃修会的许多修道院还成为医院、药店和为疲倦的过客提供住宿的客栈。

最后，本笃修道院还产生了深远的经济影响，因为许多修道院建立在偏远地区，修士的劳动带动了这些偏远地区的生产。因此，欧洲的大量土地成为耕地。此外，在一个富人认为体力劳动有失身份的社会里，本笃会的修士向世人证明，艰苦的体力劳动可以带来最高的理性与精神成就。

尽管修道主义运动在本笃时代之前就已经在西欧赢得了众多追随 者，但是，本笃《会规》最终被广为接受。公元589年，本笃在卡西诺山建立的修道院被伦巴第人洗劫烧毁。大多数修士逃到了罗马，他们将本笃《会规》一同带到了罗马。在罗马，后来成为教宗的格列高利知道了本笃《会规》。罗马的许多基督徒很快就采用了这部《会规》。前去英格兰宣教的宣教士奥古斯丁还将《会规》带到了大不列颠。在教宗的支持下，本笃《会规》传遍了西方的所有教会。虽然并没有形成一项正式的“制度”，但许多使用本笃《会规》的修道院终因共同的习俗与思想而统一起来。

教宗制度

与修院制度一起，令中世纪得以统一与延续的第二个制度是教宗制度。教宗（pope）一词意为“父亲”，在早期被用来指所有重要的、受人尊敬的主教。因此，一些文献提到了迦太基的西普里安教宗或亚历山大的阿塔那修教宗。教宗这个头衔在西方最终被专门用来称呼罗马的主 教，但它在东方仍被更自由地使用。不管怎样，重要的并不是“教宗”这一头衔的起源，而是罗马的主教如何获得了他在中世纪与今天的罗马天主教中仍然享有的权力。

我们并不是完全清楚罗马主教制的起源。大多数学者同意，彼得的确到过罗马，他极有可能是在罗马去世。但是，早期不同的罗马主教名单——大部分始于公元2世纪末——不尽相同。一些主教名单记载克莱门是彼得的继任者，而另一些记载告诉我们，克莱门是在彼得去世之后的第三任主教。这令一些学者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罗马最初并非只有一位主教，而是一个“主教团”——一群共同领导教会的主教。但是， 这个理论尚存争议，因为从基督徒的数量上讲，最初几百年的基督教显然在说希腊语的东方更加强大，东方的教会比罗马的教会更加重要，如亚历山大与安提阿的教会。即使是在西方，主导神学的教会也位于北 非，北非的教会涌现出像德尔图良、西普里安和奥古斯丁这样伟大的神学家。

日耳曼人的入侵令教宗的权力急剧膨胀。罗马帝国在东方又存在了一千年。然而，教会在西方得以成为古代残存文明、制度和公义的保护者。日耳曼人的入侵令西方四分五裂。因此，西方最有威望的主教——罗马主教——成为西方重获统一的焦点。

这种情况的一个绝佳例子是大利奥（Leo the Great），他被称为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教宗。我们以后还会讲到，他参与了当时的神学争论——关于基督的神性与人性之间关系的最著名的争论。在这场神学争论中，大利奥的观点之所以没有被普遍接受，显然因为他是罗马的主教， 但是，他却利用了一个有利的政治局势令他的观点获胜。当时的神学争辩主要发生在东罗马帝国，虽然大利奥的介入意义重大，但是，东方的许多主教——还有拜占庭的大多数皇帝——将他的介入视为罗马主教扩张自己势力范围的无理企图。只是当更加支持他的皇帝掌权时，大利奥的观点才被更普遍地接受。这反而导致了教宗威望的增长。

然而，西方的情况却不同。公元452年，阿提拉（Attila）带领匈奴人入侵了意大利。这群来自东欧的异教徒最初想要征服君士坦丁堡，但是，拜占庭当局将他们引向了西方，其中一个原因是拜占庭当局给了他们金子。他们攻陷并洗劫了阿奎利亚（Aquileia）。罗马与阿奎利亚之间并没有驻防任何军队，他们通往罗马的大路畅通无阻。西罗马帝国的皇帝既软弱无能，又缺乏资源，东罗马帝国又表示不愿意出手相助。正是在这时，大利奥离开罗马，去见绰号为“上帝之鞭”（Scourge of God）的阿提拉。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在这次会晤中都说了什么。据说， 阿提拉看见圣彼得和圣保罗与大利奥一同来到罗马，这让阿提拉感到害怕。不管他们说了什么，阿提拉决定不进攻罗马，他撤回北方，并在随后不久去世。

公元455年，当汪达尔人洗劫罗马时，大利奥仍是罗马的主教。当时，他无力阻止入侵者。但是，他领导了与汪达尔人首领盖塞里克（Genseric）的谈判，因此，他令罗马免遭汪达尔人的焚城。

无需多说，这些事件——和其他类似的事件——给了大利奥在罗马极大的权力。他之所以能够做这些事，不仅是因为他的个人天赋，也是因为当时的政治局势，因为世俗政府无力履行它们的职责。但是，在大利奥心中，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他相信，耶稣令彼得和他的继任者成为教会建基的磐石，因此，罗马的主教——彼得的直接继任者——是教会的“头”。因此，在大利奥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所有被不断收集整合以支持教宗权威的传统论点。

大利奥于公元461年去世，他的继任者是希拉里乌（Hilarius）。希拉里乌曾是大利奥的亲密同工，他继承了大利奥的政策。但是，在下一任教宗辛普里丘（Simplicius）的任期之内，情况发生了变化。公元476 年，奥多亚塞废黜了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因此，意大利进入了一段漫长的政治混乱期。从理论上讲，意大利现在还是东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但是，教宗与东罗马帝国皇帝的关系持续紧张，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即将讲到的神学争辩。最终，这导致了东西方教会的分裂，这次分裂用了许多年时间才得以弥合。东哥特人入侵意大利又令教会的分裂雪上加霜。他们是阿里乌派，因此，他们与先在此居住的意大利人的紧张关系在所难免。到了公元498年，他们的紧张关系导致了两位敌对教宗的出现：一位得到了东哥特人的支持，另一位得到了君士坦丁堡的支持。罗马街头发生了暴乱，因为这两位敌对教宗的支持者发生了冲突。在一系列宗教会议之后，这场冲突总算得到了解决。

新教宗是霍尔密斯达斯（Hormisdas，514—523），在他的领导下，一系列谈判最终结束了罗马与君士坦丁堡的分裂。与此同时，拜占庭帝国在皇帝查士丁尼的领导下取得了短暂的复兴。正是在这时，贝利萨留入侵了意大利，结束了东哥特人的王国。但是，这并没有为意大利的教会带来有利的改变，因为皇帝查士丁尼和他的朝臣试图将类似于东罗马帝国的教会模式强加给意大利的教会：教会几乎完全臣服于国家。只要拜占庭帝国还占据统治地位，随后的几任教宗就只是皇帝查士丁尼和皇后狄奥多拉（Theodora）的傀儡。胆敢采取独立政策的教宗很快就会尝到皇帝查士丁尼愤怒的严重后果。

作为拜占庭帝国复兴的一部分，查士丁尼重建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献给“神圣的智慧”基督。据说，当圣索菲亚大教堂完成重建时，他夸耀说：“所罗门，我已经超过了你。”今天，圣索菲亚大教堂仍然矗 立，但是，它现在被清真寺的尖塔所环绕，因为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四周修建了清真寺的尖塔，将圣索菲亚大教堂改建成穆斯林的清真寺。

拜占庭帝国对意大利的统治并没有持续多久。仅在东哥特人的最后一个要塞被攻陷六年之后，伦巴第人就入侵了意大利。如果他们能团结在一起，他们很快就可以征服整个意大利。但是，在取得最初几场胜利之后，他们分裂成若干个敌对的派系，这减缓了他们的进攻。公元565 年查士丁尼去世之后，拜占庭帝国开始衰落，君士坦丁堡无法继续在意大利派驻强大的军队。因此，未被伦巴第人征服的意大利人虽然在理论上仍是拜占庭帝国的臣民，但是，他们必须自行保卫意大利。在罗马，教宗负责保卫罗马，抵抗伦巴第人的进攻。当本笃一世（Benedict I）于公元579年去世时，伦巴第人正在围攻罗马。他的继任者帕拉纠二世（Pelagius II）通过收买伦巴第人拯救了罗马。他当时无法得到君士坦丁堡的支援，因此，他求助于法兰克人，希望他们从北方进攻伦巴第 人。虽然他与法兰克人的最初谈判并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但是，这预示着未来，因为法兰克人将在未来成为教宗的主要支持者。

下一任教宗格列高利是有史以来最有才干的教宗之一。我们已经讲过，他派奥古斯丁及其同伴到英格兰宣教。大约于公元540年，他生于罗马的一个古老贵族家庭。查士丁尼当时是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他的将军们正在意大利与东哥特人浴血奋战。查士丁尼将自己最能干的将军贝利萨留召回君士坦丁堡，战争陷入了僵局。东哥特人的国王托提拉（Totila）继续进攻了一小段时间。公元545年，他包围了罗马，第二年，罗马投降。当时，执事长帕拉纠（后来的教宗帕拉纠二世）出城迎接获胜的东哥特国王托提拉，因此从他那里得到了一定的宽容。格列高利当时可能就在罗马，他目睹了围城所带给人民的苦难以及帕拉纠二世代表罗马所进行的斡旋。不管怎样，格列高利所了解的罗马已与辉煌的古罗马不可同日而语。在托提拉攻陷罗马不久之后，贝利萨留和拜占庭人重新夺回了罗马，但是，他们随即又失去了罗马。在多年的忽视与不断的围攻之后，罗马陷入了严重的混乱与治理不善的状态。为了修补罗马的城墙，古罗马的许多纪念碑和建筑被拆毁。沟渠与排水系统年久失修，疾病肆虐。

我们几乎不知道格列高利在被围困的罗马城内的早年生活。他在成为修士之前可能一直担任罗马的要职——他的家人显然为此而训练他， 因为他的家族是贵族。在成为本笃修会的修士之后，教宗本笃一世任命他为执事——行政理事会的一员。下一任教宗帕拉纠二世任命格列高利担任他驻君士坦丁堡宫廷的特使。格列高利在君士坦丁堡生活了六年， 他经常被卷入君士坦丁堡愈演愈烈的神学争辩与政治阴谋。最终，帕拉纠二世于公元586年派来了另一位特使，格列高利得以重返他在罗马的修道院，并被任命为修道院院长。

罗马当时的局势非常严峻。伦巴第人最终统一起来，他们计划征服整个意大利。尽管君士坦丁堡为保卫罗马给予了一定的支援，伦巴第人偶尔也会受到后方法兰克人的攻击，但是罗马仍然极有可能沦陷。

罗马爆发了瘟疫，这令情况更加糟糕。不久之前，洪水毁掉了大量储备粮。病人经常产生幻觉，因此谣言四起。有人看见巨龙从台伯河（Tiber）而出，大火从天而降。死亡笼罩着整座城市。后来，在格列高利和其他修士的帮助之下，教宗帕拉纠二世组织改善城市的卫生状况、埋葬死人、为挨饿的人提供食物。帕拉纠二世也病倒了，随后不久去世。

在这样的环境中，没有多少人愿意担任教宗。格列高利本人根本就不想成为教宗，但是，神职人员和人民选择了他。他写信给君士坦丁堡的皇帝，请求皇帝不要批准对他的任命——当时，在授任一个重要的主教圣职之前，通常要请求君士坦丁堡的批准。但是，他的信被中途拦 截。最终，他不情愿地被任命为罗马的主教。

在成为教宗之后，格列高利以极大的热情开始了他的新工作。他亲自组织给罗马的穷人分发食物，因为没有人做这项工作。他采取措施，保证从西西里岛驶向罗马的粮食船运不会中断。此外，他还监督重建罗马的沟渠与防御设施。他指挥卫戍部队训练，军队又恢复了士气。他几乎得不到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任何帮助，因此，他直接与伦巴第人谈判， 并从伦巴第人那里争取了和平。因此，教宗格列高利阴差阳错地成为罗马及其周边地区的实际统治者，这片地区很快就被称为“圣彼得的教产”（Saint Peter’s Patrimony）。在很久以后的公元8世纪，有人伪造了一份所谓的《君士坦丁赠礼》（Donation of  Constantine），该文书宣称，伟大的皇帝君士坦丁已经将这片土地惠赠予圣彼得的继任者。

然而，格列高利首先自认为是一位宗教领袖。他始终在罗马各个教会讲道，呼吁基督徒重拾敬虔的信仰。他也采取措施，促进神职人员守独身。守独身逐渐成为意大利所有神职人员的生活标准，许多神职人员声称自己独身，但是，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做到。此外，作为罗马的主 教，格列高利还将自己视为西方的牧首。他与之前的大利奥不同，并没有声称拥有普世的权力。但是，他采取了更加实际的措施，而这些措施增强了他在西方的权力。在西班牙，他帮助西哥特人归信了尼西亚的正统信仰。他派遣以奥古斯丁为首的宣教团到不列颠宣教，这最终将罗马的权力拓展到不列颠。他写信给非洲的教会，希望解决多纳徒派的分裂。但是，他的信并没有受到当地主教的欢迎，因为他们希望保护自己的独立。他也试图涉足法兰克人的领地，为那里的教会寻求更大的自主权。但是，他在这一方面并没有成功，因为法兰克人的统治者希望控制教会，他们没有理由听从教宗的要求。

可是，格列高利不仅是因为这些才被称为“大”格列高利——伟大的格列高利。他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的著作在整个中世纪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并没有表现出原创性或创造性。相反，令他最引以为傲的是他不会说出之前数百年来的伟大教父——尤其是圣奥古斯丁——没有说过的东西。对于大格列高利来说，成为希波这位伟大主教的学生就已经足够，奥古斯丁是大格列高利在教义上的一位导师。即使有着这样的愿望，大格列高利还是与他所敬爱的奥古斯丁产生了分歧。大格列高利生活在一个蒙昧、迷信和盲信的时代，他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他那个时代。他选择奥古斯丁作为他一位绝对可靠的教师，但 是，他却有悖于这位教师的精神。至少从某种程度上讲，奥古斯丁的天赋在于他的钻研与敢于冒险的精神。在奥古斯丁看来尚是揣测的思想到了大格列高利这里就变成了真理。例如，希波的这位神学家提出，对于在罪中死去的人来说，可能还存在一个洁净罪的地方，他们在进入天堂之前可以在这里将罪洗净。基于奥古斯丁的这个揣测，大格列高利肯定了这样一个地方的存在，因此，他促进了炼狱教义的发展。

尤其是关于救恩的教义，大格列高利放宽，甚至是改变了奥古斯丁的教义。大格列高利抛弃了奥古斯丁关于预定与不可抗拒的恩典的教 义，他更加关心我们如何赎罪的问题。赎罪是通过补赎实现的，补赎包括忏悔、认罪和实际的惩罚或赎罪。此外，还必须得到神父的赦罪，以此进一步确定上帝的赦免。对于在信仰和教会的团契中死去但没有为自己所有的罪进行补赎的基督徒来说，他们在获得最终的救恩之前将进入炼狱。通过为死者举行弥撒，活着的人可以帮助他们摆脱炼狱。大格列高利相信，基督在弥撒或圣餐中被作为祭物再次献上（传说基督曾经在大格列高利举行弥撒时向他显现）。这种弥撒即献祭的观念最终成为西方教会的标准教义——直到它被新教徒于16世纪否定。

大格列高利讲述了一个死在罪中的修士的故事。修道院院长——大格列高利本人——下令每天为死者举行弥撒，死者的灵魂在三十天之后向一个基督徒显现，告诉那个基督徒他已经摆脱炼狱，进入了天堂。诸如此类的故事并不是大格列高利的发明，而是当时的一种潮流和信仰。

早期的基督教教师极力保护基督教信仰免于民间迷信的侵害，但大格列高利却欣然接受了当时广为流传的故事，仿佛它们简单直接地证实了基督教的信仰。

在大格列高利继任者任期之内，教宗进入了黑暗的年代。君士坦丁堡控制了罗马。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讲到，东方教会因基督论之争而产生分裂，因此，拜占庭帝国的皇帝要求教宗支持他们的神学观点。拒绝皇帝要求的教宗遭到残酷的逼迫。这就出现了教宗霍诺里乌（Honorius，625—638）宣布自己是基督一志论派（monothelites）的情况。一志论派是基督论异端，他们宣称有两个本性的基督只有一个意志。若干年后， 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下令禁止继续讨论基督论之争中的问题，但是，教宗马丁一世（Martin I）对皇帝的命令置若罔闻，后来，马丁一世被绑架到君士坦丁堡。按照皇帝的命令，马丁一世的主要支持者修士马克西姆（Maximus）被割掉了舌头和右手，与此同时，他被皇帝下令流放了。从此以后，所有神学争辩——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讲述——都在罗马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因为罗马无法摆脱君士坦丁堡皇帝的控制。在这一时期直到格列高利三世（Gregory III，731—741），选举产生的教宗必须在受任圣职之前得到君士坦丁堡的正式批准。

后来，随着拜占庭帝国的权力开始衰落，始终是个威胁的伦巴第人迫使教宗在其他地方寻找新的支持，他们选择了法兰克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教宗扎迦利同意废黜“蠢人”希尔德里克三世，并为丕平加冕。虽然扎迦利于加冕丕平的同一年（752）去世，但是，他的继任者司提反二世（Stephen II）为丕平募集了他所要求的借款。当伦巴第人再次威胁到他时，司提反二世请求丕平的援助，丕平两次入侵意大利，并赠予司提反二世已经被伦巴第人夺取的几座城市。司提反二世不理睬君士坦丁堡的抗议，他成为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从此以后，法兰克人与教宗的联盟越来越紧密。最终，教宗利奥三世（Leo III）在公元800年的圣诞节将查理曼加冕为西罗马帝国的皇帝。

阿拉伯人的征服

公元7世纪初，古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似乎即将复兴。大多数阿里乌派入侵者已经接受尼西亚的正统信仰。在高卢，最初就归信尼西亚正统信仰的法兰克人开始统一。在不列颠，奥古斯丁的宣教已经结出了最初的果实。拜占庭帝国仍然拥有查士丁尼收复的许多失地——尤其是在北非，汪达尔王国已经灭亡。

后来，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世界上一个被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遗忘的角落——阿拉伯半岛，涌现出潮水般的征服者，这股狂潮可能吞噬整个世界。在短短几年之内，波斯帝国就灭亡了，古罗马帝国的许多领地也落入阿拉伯人之手。

穆罕默德的教义是人类这场劫难背后的驱动力。穆罕默德是一位有着浓厚宗教兴趣的阿拉伯商人，他了解阿拉伯的犹太教和各种基督教——其中一些是相当严重的异端。十分敬虔的穆罕默德有过一系列异 梦，在异梦中，他被呼召为先知，并得到了他将要宣讲的信息。他声 称，这是天使加百列启示给他的信息：只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既公 义，又仁慈，他统治万物，要求万物降服于他。他的信息被以格律的形式呈现出来，就像古代的希伯来先知所做的那样。实际上，穆罕默德从得到第一个异象开始就被建议，“以你的主——造物主——的名义吟诵……吟诵！”《古兰经》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吟诵”（recitation）。穆罕默德声称，他宣讲的并不是一个新宗教，而是上帝在希伯来众先知与耶稣里的终极启示，耶稣是一位伟大的先知，但是，他并不是基督徒所宣讲的上帝。

这种宗教有五个基本要点，它们在今天被称为“五功”（Five Pillars of Islam）。第一功是清真言，“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这是绝对的一神论，穆罕默德在上帝的指导之下宣讲：“只有一位上帝，穆罕默德是上帝的先知。”第二功是萨拉赫，即礼拜，它有着时间上的具体规定。第三功是天课（zakat），它通常被翻译成“施舍”，但是，它的完整意义包括征税，具体来说是穷人有权拥有富人的一部分财富。在这五功之中，这一功争议最大，不同的穆斯林教派对这一功都做出了修 改。第四功是赖买丹月斋戒（Ramadan），这是庆祝《古兰经》最初被赐给穆罕默德的那一月。第五功是朝觐，即去麦加朝圣，所有体格健全的成年男子在一生中至少必须到麦加朝圣一次。

多神信仰与阿拉伯人的贸易密切相关。麦加的商人担心，穆罕默德的一神教会影响他们的贸易，因此，他们反对穆罕默德的教义。穆罕默德在附近的沙漠绿洲避难，这里的麦地那（Medina）最终成为一座大都市。这次迁徙的年份是公元622年，这一年成为穆斯林纪元的开始。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立了第一个穆斯林联邦，这里的崇拜、民众和政治生活都遵循他所制定的方针。后来，他和他的追随者进行了一场军事与政治运动，这最终令他们掌控了麦加。穆罕默德当时颁布法令，赦免了他以前的敌人，但是，他们必须捣毁所有偶像。到了穆罕默德于公元632 年去世时，阿拉伯半岛的大片领土已经落入穆斯林之手。

后来，哈里发（caliph）成为穆斯林的领袖。“哈里发”是阿拉伯语，意为“继承者”。在阿布·巴克尔（Abu  Bakr，632—634）的统治之下，穆斯林在阿拉伯半岛的权力得到了巩固，他们第一次战胜了拜占庭帝国的军队。在奥马尔·伊本·哈塔卜（Umar ibn al-Khattab，634—644） 统治时期，阿拉伯人入侵了叙利亚。公元635年，他们夺取了大马士革，公元638年，他们占领了耶路撒冷。两年之后，他们成为这整个地区的主人。与此同时，另一支穆斯林军队入侵了埃及，建立了后来的开罗。公元642年，他们攻占了亚历山大。到了公元647年，在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伊本·阿凡（Uthman ibn Affan，644—656）的率领之下，穆斯林再次沿非洲北岸向西踏上了征服之旅。与此同时，一支穆斯林军队入侵了波斯帝国，波斯帝国的最后一位国王于公元651年去世。在此之后，穆斯林只遇到了几次小小的挫折，他们席卷了波斯这一世界上曾最为强大的帝国。

在公元7世纪后半叶，最初就存在于穆斯林内部的斗争减缓了他们的进攻。在前四任哈里发中，就有三位被暗杀。第四任哈里发阿里·伊本·艾比·塔列卜（Ali ibn Abi Talib，656—661）与他对手的斗争导致了一次延续至今的大分裂：什叶派支持阿里，逊尼派支持他的对手。他们的神学分歧很小，但是，他们在一些宗教仪式上产生了分歧，尤其是关于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是否是他唯一继承人这个问题——什叶派支持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是他的唯一继承人，而逊尼派却不这样认为。

然而，即使因内部斗争而产生了分裂，穆斯林还在继续进攻。公元695年，迦太基陷落，许多历经正统基督徒、多纳徒派、阿里乌派和拜占庭基督徒之间各样争斗的北非人很快就接受了伊斯兰教。到了公元711年，一小群穆斯林越过了直布罗陀海峡——直布罗陀这个名字源于这一小群穆斯林的领袖塔里克·伊本·齐亚德（Tarik ibn Ziyad），他们发现西哥特人的王国摇摇欲坠，于是推翻了西哥特人的统治。穆斯林很快就征服了极北地区以外的整个西班牙。他们从西班牙穿过比利牛斯山脉，直逼西欧的腹地。公元732年，他们最终在图尔战役中被查理·马特击败，穆斯林的第一波扩张浪潮就此结束。

穆斯林的这次大扩张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臣民的不满情绪。例如，在拜占庭帝国，这种不满情绪已经促成基督一性论在一些地区增长，如在叙利亚和埃及。现在，穆斯林的统治可以取代拜占庭帝国的压迫，他们向因宗教原因而产生不满情绪的人民许 诺，他们的信仰与财产会受到尊重。在征服耶路撒冷时，穆斯林所颁布的通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关系始终是个争论的问题，因此，这份通告特别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在这个通告中，穆斯林将军承诺，犹太人和基督徒的财产与习俗将受到尊 重，他们只需“像其他城市的居民那样”交纳贡税。至于基督徒，“他们的教会和十字架”也会受到尊重。此外，不会对“任何宗教事务施加任何压力和采取任何高压的政策”。只有“希腊人”——拜占庭人——必须离开耶路撒冷，但是，他们会得到离开耶路撒冷的安全通行证。

穆斯林的入侵对基督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许多古代的基督教中心——耶路撒冷、安提阿、大马士革、亚历山大和迦太基——现在处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虽然很少受到逼迫，但是，这些地区的基督徒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在大多数情况下，归信基督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尽管在这些地区的教会中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护教士，但有时只要他们为基督教辩护，就会被认为是在攻击穆罕默德，就会被判处死刑。在迦太基及其周边地区，基督教则完全消失了。在其他被阿拉伯人征服的广阔地区，基督教虽得到了宽容，但却停滞不前，最终也只能安于现状。

以前在近东和非洲北海岸拥有广阔领地的拜占庭帝国，现在被赶回到今天的土耳其和它在欧洲的领地。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讲到，拜占庭帝国的许多持不同政见者现在处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因此，拜占庭帝国的皇帝认为无需再考虑他们的意见，拜占庭帝国的正统基督教现在也无需再考虑基督一性论派和聂斯托利派（Nestorians）的反对。

此外，基督教的整个地理布局也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基督教始终沿着地中海盆地发展。现在，基督教沿着一条贯穿南北的轴线形成了新的中心，包括不列颠、法兰克王国和意大利。君士坦丁堡越来越远离这个轴心。因此，发生下面的事情绝非偶然：在阿拉伯人征服浪潮数年之后，教宗于公元800年将查理曼加冕为西罗马帝国的皇帝，教宗和查理曼都不去理会君士坦丁堡的抗议。

在神学领域，伊斯兰教也影响到基督教，这不仅在于基督教涌现出许多护教士——他们在穆斯林控制的地区内外著述——也在于基督教领袖回应穆斯林批评的方法，尤其是他们在回应关于使用圣像的争辩和阐释三位一体教义时所使用的方法。圣像之争在公元8世纪十分高涨，而穆斯林声称三位一体的教义否定了一神信仰。

然而最为重要的是，穆斯林的入侵和基督教对此的回应继续并加速了长久以来始终在进行的基督教军事化。最早期的基督徒奉行耶稣的教导，他们是严格的和平主义者。但是，随着基督教在军队中结出了果 实，基督徒逐渐开始妥协。早在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之前，一些基督教作家就认为，严格的和平主义只是对修士的要求。在君士坦丁之后，基督徒发现自己现在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全与秩序的使命，于是他们发展出正义战争论，这令基督徒可以在一些特定情况下使用暴力。后来，从北方来了日耳曼入侵者，从南方来了穆斯林入侵者。日耳曼人被同化了，教会在日耳曼人被同化的过程中也逐渐接纳了他们的战争传统。穆斯林不断威胁到教会，教会只能依靠武力阻止他们，结果，基督教被彻底军事化了，几百年后，基督教向穆斯林发动了战争——十字军东征，同穆斯林入侵者以前犯下的种种罪行相比，十字军的残暴毫不逊色。这就令那个时代充满了暴力与怀疑，以致在五百年之后，人们还在品尝那个时代所结出的恶果。

[1]盎格鲁人（Angle）与天使（angel），傣里（Deiri）与“来自上帝的愤怒”（de  ira），阿拉（Aella）与阿里路亚（Alleluia）的发音相似，因此，格列高利根据自己听到的话回答说：“他们的确是天使”，“他们确实来自上帝的愤怒”和“阿里路亚！必要在那地赞美上帝的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