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叛教者
尘女
12、
第二年，母亲作为海外归侨回到了上海，被暂时安排在统战部作些外围的工作。
三年前，反右运动开始不久，大学教授的三姑父只是见了几张大字报，还没等斗到他就跳了楼。他这样自绝于人民的畏罪自杀，将三姑母扔进了危境，但一向温和柔弱的三姑母，却因着这份安静的柔弱，让斗她的人很快失去了兴趣。他们的孩子都早就去了外地，于是抄了她的家，把他们家的房子分给好几家住，留下阁楼给三姑母后就不再理睬这个右派寡妇了。
阁楼里塞满了处理不了的旧物，诺大的一个家所有的往昔都挤在这个阁楼里，让三姑母的身子和心都被挤得透不过气来，她的身体越来越差，心却像死了般无声无息地让她不必顾及了。徐闻音离婚后，就让三姑母搬来陪她一起住。
徐闻音父亲留下的房子理应早就被收掉的，但先是因为吴一丹，现在是因为从国外回来的母亲，竟然被保留了下来。母亲回来后，一屋子三个女人，二姑母也常来，这里又恢复了人气。
刚刚学步的儿子徐宏英是全家的宝贝，他的存在让这四个女人几乎都不去谈有可能破坏祥和气氛的话题。但母亲和姑母们眼睛里的意思闻音看得很清楚，她知道她们悄悄为她祷告，她知道她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她能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不过，她觉得现在这样很好，她不想再冒这个险了，不想再那么认真地信任何东西，不想再有什么束缚自己。
一次，母亲在她屋里与她一同吃夜宵，和她说到人生的意义。她淡淡地回去了句，其实没有意义也挺好的。母亲便沉默了。
事实上，没有意义只是在理论上挺好的，在实际生活中她觉得自己的激情已经消失殆尽，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头来。虽然她仍努力地工作，当个好医生；虽然她努力地照顾好孩子，当个好妈妈。但她没有真正的激情来做这些，只能是勉力地做，做得累极了。
徐闻音在疲惫的日复一日相同的生活中开始想念激情，也许是因为现实环境中宗教已经成了迷信，教堂都关了门，基督教在当时的中国已经仿佛被抹去了，所以徐闻音的想念就越过了那段“圣女”的日子，直接回到了抗日演剧的时代，而那种革命激情正好与此刻的中国相匹配。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徐闻音就积极地响应号召，认为破四旧是对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不扫除怎么行？她觉得自己这一生的曲折都是因为旧东西，若不是这个旧家庭，自己就会天然地站在人民立场上；若不是这个旧宗教，若不是文德里，自己就会一直是个进步青年，一直有片明朗朗的天……
徐闻音参加了医院的一个造反队，她觉得自己似乎活过来了，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家里墙上的字画，书架上的旧书都收集起来交给组织。当她看着医院院子里的那堆大火时，她想到了《圣经》，按说《圣经》绝对是本四旧的书，是本该烧的书，家里原本早就不该藏着它了，但她知道家里藏着不止一本《圣经》，也知道这是母亲和姑母们看为比生命更宝贝的“上帝的话”。但作为革命战士，红色造反派成员，她必须把它们交出来，烧掉。
徐闻音那天回家去拿《圣经》，一路上看见不少烧四旧的火堆，还有一车车的线装书，卷轴等散乱地堆在拉圾车上运往造纸厂。这些过去宝贝得不得了的东西都要被烧掉，被打成纸浆，变成一张张白纸。
徐闻音一路走着一路忐忑不安，犹豫不定。她一会儿感到一种释放的快感，仿佛自己的人生也能随着四旧般被打成纸浆，变成白纸，过去写在人生中的字也好，印在记忆中的画面也好，美的丑的都一同被抹掉，变成白纸。但下一分钟，她就不由地想到那本《圣经》，想到文德里，想到和廖英君、李依萍一起的日子，想到祖母握着她小小的手，想到……她又无法一下子抹去这其中实实在在的温情。
那晚，她回到家，母亲和两个姑母都不在，她楼上楼下翻了一遍，《圣经》全都没了，最后她从床下拖出一个小小的木箱，打开，里面有本儿童图画本的《圣经故事》，封面上四角装饰着粉红的百合花和天蓝底上的云朵，在一片嫩绿的草地上，耶稣抱着一个小孩，旁边还有三个孩子围着，耶稣好像在讲故事。
那晚，徐闻音抱着这本图画本的《圣经故事》哭了。
没过几天，徐闻音所在的造反队头子就找她谈话，说是另外一派造反队要抓她的历史问题来攻击、整垮我们。造反派头子说自己原来并不知道她的情况……徐闻音没等他多说，就表示自己会退出这个造反队，以免战友们受攻击。
那个造反派脸色一下子好了，冠冕堂皇地说了一大堆，表示革命队伍是欢迎能改造好的反动派子女的，即便她过去有什么问题，那也是上当受骗的，何况在肃反中她的表现是立了功的，等等。
徐闻音知道自己的家庭问题、宗教问题、历史问题，都已经又被翻出来查了个底朝天。她走出办公室，在医院大楼里，从走廊里悬挂的大字报中迂回穿行，觉得命运和她开了个残酷的玩笑。
她突然想到祖母，想到自己还是小小女孩时，每年六七月梅雨季节一结束，或者是中间只要出几天大大的太阳，祖母就在二楼平台上撑起一根根竹杆。竹杆上都是五颜六色绫罗绸缎的中式服装，也有父母从国外带回来的西装和大衣等，那时，她也是迂回曲折地穿行在其中，一心想着长大。现在她是多么怀念童年，“若不回到小孩子模样，断不能进天国”，自己如何能回得去呢？
徐闻音离开了造反队，甚至下定决心离开政治，离开让她心跳激动的“革命激情”。但政治与革命会忘记她吗？事实上，文化大革命“扫四旧”的革命铁扫帚，扫到了每一个家、每一个人，扫到了每个人的灵魂深处。
她们家遇到了一次又一次，不同名称不同派系不同单位的造反队的抄家和批斗，两个姑母都年事已高，但也逃不脱挨斗。母亲这位海外归来的医学专家，更是一身集了多重挨批的元素，她被要求站在小板凳上，身上挂了七八块牌子，纸牌上写着她的各种罪名：帝国主义间谍、反动学术权威、迷信传播者……最为可笑的一项罪名是台湾反革命分子的妻子。
母亲没有为其它罪名申辩，但就是一再提出她与在台湾的前夫早在解放前就离婚了，但这个申辩毫无用处，革命群众和组织上都认定她是假离婚、真潜伏的特务。
母亲和姑母们白天挨斗，晚上却比过去更长时间地关在楼下的一间卧室里。徐闻音知道她们是在祷告，她觉得她们实在是被洗脑到了冥顽不化的地步，事情到了这一步，还相信那个什么事都不做的神？
但同时，她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有点羡慕她们，不是羡慕有个神来救了她们，求神的她们挨的斗，比她这个不要神的人多多了。她是羡慕她们能睡得着，羡慕她们像羊羔般柔顺安静，以至风暴都从她们外面滑过，进不到她们心里去。
这些日子徐闻音的心恐惧极了，每天都觉得要大祸临头，六岁的儿子被送去幼儿园全托，有时礼拜六下午会接回家来睡一觉，若知道这个周末也要挨斗就不接回来了，她不愿意他太早看见这个“世界”。
让徐闻音最觉得委屈的，是她所在的医院最后把她定为“李夜声反革命集团分子”，完全不管她是第一个揭发者，仅仅因为医院需要有份量的反革命分子以供批斗。
不过，很快她也就不觉得委屈了，因为她听说吴一丹也被电影厂打倒了，并且被扣上了特务的帽子，而他年轻的单纯的演员妻子立刻就与他划清了界线，并且彻彻底底地揭发他，最后将他送进了监狱。
这个一直要求她站到人民立场中来的革命者，最后被革命人民一脚踢到了反革命立场。他们俩最后算是站到了同一个立场，虽然都不是自愿的。
她觉得他们之间的恩怨就此结束了。她心中一直有的，对他的讨好，对革命的讨好，对人民的讨好，都结束了！
一九七四年，徐闻音再次结婚。
虽然她还没有回归信仰，但这次她有意无意地找了一个号称自己是基督徒的男人结婚了。他比她小两岁，是个工程师。因为他在郊区工作，而徐闻音医院的工作很忙，周未也常需要加班，因此他们就没有安置新房，每次都是他来城里住在她们家。
起初，母亲和姑母们觉得这个女婿是基督徒很高兴，就悄悄地试探着邀他一起祷告，但遭到他很粗暴的拒绝，好像她们要害他。她们也没生气，想也许他刚进入这个家，对她们还没有信任，以后慢慢再说吧。
这个男人每周回来都很不高兴，母亲和姑母们想着不要影响他们小夫妻，总是尽量躲出去，即便在家中也大多待在屋里。但他仍是情绪激动，时悲时喜反复无常，找任何一点小事就动手打骂闻音，这让母亲和姑母们忍无可忍。
男人并不高声，常常是在屋里闷着声打，闻音是要面子的，也是从不发出一点声音。母亲和姑母躲在楼下的后屋里，祷告着却也无法静心，楼上沉闷的震动让她们感到惊恐和无助。她们怎么也想不通会有这样一个人进入这个家，他看上去是文弱的、书生气的、是一个自称为基督徒的男人。在他沉重激烈的喘气声中，她们仿佛感到楼上这个男人已经变异了，成了一个怪兽……
嫂嫂，一定要报警的！格样子要出人命！二姑母仍旧一直称她为嫂嫂。
唉！报警？格人也是作孽了。告了他，他就要坐牢了。总归还是弟兄……
弟兄？一定是被鬼附了，这样打人的……
三姑母说着就要冲出去，母亲拉住了她说，闻音会保护自己的，闹出去大家都不好。她，她也是要吃吃苦头了……她这么说着，眼里却流下泪来。
二姑母走去打开了房门，探头往楼上看，突然看见那男人冲下楼来，吓得她忙关了门，靠在门上喘了一口气，就听得大门咣一声碰上了。
她们三个这才走出来，望着空空的客堂间发愣。二姑母回过神来说，格男人也是真真地怪，那样子倒像是自己被打了，委屈得不行，一脸油水光光地，不知是汗是泪。
我想，他这样真是不太正常，是不是……
母亲没有把心里的那个疑惑说出来，话截了一半，就径自上楼了。
楼上女儿的屋门是敞着的，闻音靠在窗边，一动不动。屋里也是静止无声的，打翻的凳子，扔在地上的镜框和枕头，枕头上插着的瑞士水果刀……这些好像原本就该这么放置的，又像是散场了的剧院后台。
母亲向女儿走近了几步，才发现她的额头顶上，从浓密的头发里流下一道细细的血，被浓发阻挡着，流得很慢。闻音却像是一点没感觉到，只是侧头看着窗外，看着弄堂里。母亲忙转身从门后柜子里拿个小药箱，拿了酒精棉和纱布。
她帮女儿擦洗头上伤口时，顺着她的目光，看见了弄堂底蜷着身子蹲在大拉圾箱边上的那个男人，他倒像头受伤受惊的流浪狗……
囡，侬看伊是有毛病了吧？
嗯！
那哪能办？送医院去？
现在格样乱，啥人管？弄得不好，阿拉同伊才要吃苦头……
……
母亲和闻音都是学医的，她俩虽没明说，但都判断这个男人是得了躁郁症。
闻音虽然被这个男人折磨得憔悴不堪，心里却极同情他。她知道他在单位里也一直因为信基督的原因被斗，虽然他已经表明自己不信了，却没有人相信他，或者说厂里的工人们不愿另外再揪斗一个人。这也算是一份残存的“善良”，但这“善良”对于他和他们这个小家却是极残酷的、致命的。
这个男人终于彻底疯了，一种他自认为，也表现得十分清醒的疯狂。
他开始蓄意要谋杀妻子和她的孩子，他甚至也想杀掉这屋子里的另外三个老人。他一心觉得自己是她们的英雄，他要用自己的勇气将她们和他自己都带离这个丑恶的世界，进入天堂。
他这些天常常借口看病回到城中的家里，他不再打骂妻子，而是表现得极为绅士，甚至像一个甜蜜的情人，一个虔诚的信徒。他不停地向她们描述着天国的美好，两颊奇异地燃烧着红晕。徐闻音和母亲、姑母们都感觉到了危险，她们只能藏起家中所有的刀和利器。闻音还是不愿意离婚，更不愿意报告他所在的单位。认识她并爱她的人只能为她祷告，但他们，包括她的母亲却都不敢要求她跪下来祷告。
徐闻音知道她们在为她祷告，到了这步田地，她早就无路可走，里子面子都没有了，性命也都有可能没有。她其实不是不想自己跪下来祷告，而是跪不下来，她不知道真来到上帝面前会如何，她怕一跪下来，往昔的一切就会泥石流般淹没她……
让她心里刺痛的是母亲和姑母们也都不敢和她谈上帝的事，不来要求她一起祷告。若她们要求，她也不知道自己是否会答应。但她们不要求，她就感受到了她们心里与她的距离，甚至她们对她，对这个亲生女儿、亲侄女是不信任的、害怕的……
七六年十月，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人们欢呼雀跃地上街游行。
七九年改革开放，中国恢复了信仰自由，母亲和几个姑母开始忙碌起来，她们忙着串门找过去的老弟兄老姊妹，一家家地去联络。每到周末，她们家的楼下又有了悄悄举行的擘饼聚会。虽然大家还是小心翼翼地，甚至有点躲躲藏藏，但那股压抑着的兴奋像一种甜蜜清新的酵般，迅速地、无形地扩大着。
但这一切都与徐闻音无关，她不想看到他们疑虑惧怕的眼神，每到周末她就找个借口避出去。母亲和姑母们明知她是在找借口，却似乎也是松了口气，她被排斥在这一切的欢乐之外。
丈夫已经被送进了上海精神病医院，前夫吴一丹死在了劳改农场，听说是活活饿死的。她领回了他的骨灰，但拒绝去领他平反后发还的工资。她心里并不恨他，经历了那么多事后，她只记住了他对她的爱，反而已经忘记了与廖英君的感情。她和第二个丈夫没有生孩子，仍然带着吴一丹的孩子，住在她父亲的屋子里。
第二年秋，廖英君和李依萍回到了上海，他们见了面，就在中山公园。他俩的脸都显得比徐闻音苍老，黑瘦，眼角嘴角都有了皱纹。特别是李依萍两颊红红的，已经是个标准的西北妇女了。
但他们一说起话来，时光就仿佛回到了从前，仍是那么充满激情，年轻，单纯，喜乐，那种似乎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盼望和爱，明亮地从他们里面满溢出来。
徐闻音呆呆地望着，她无法把这样的声音和他俩话中讲述的一切联系起来。大西北的风雪，劳改营的非人待遇，生不如死的羞辱，失去健康和生育能力的悲伤……似乎一切都与他们无关，即便在他们身上留下了破损，也不曾在他们心上留下痕迹。
那天，他们三个在金黄的大梧桐树下相拥而泣，他俩向闻音道歉，说当年不该丢下她离开。他们说这个道歉一直在他们心里折磨了他们许多年，他们甚至承认起初的那些年他们也认为她是卖主求荣，他们对她不抱任何希望。但是，二十多年来，上帝让他们看见了自己的软弱，也就看清了自己的“自义”……
徐闻音只是哭，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觉得他俩是如同先知但以理那样的勇士，在火窑中跳舞，经过火却没有烟火味。而自己呢？
父啊，我能不能是你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呢？
二十年多后，徐闻音终于回到了上帝的面前，在这棵一点都没有改变的梧桐树下，在这金黄的巨大的旋风中，她终于面对了她的神。
只是这一句话，所有的辛酸就全部涌上来。她再也不能站着、旁观着，判定谁对谁错，甚至也无法再向神辩驳或讨一个说法。她只是一个劲地哭，让所有积郁在心中的都融化成了泪水，流出体外。
三个多月后，还没过春节，徐闻音的母亲就回了天家。临终前，闻音流着泪，用一首聚会处的诗歌为母亲送终。她唱的时候泪流不止，心中仿佛也是在为祖母唱的。母亲在女儿的赞美诗中松开了脸上和心上的皱折，微笑着，歇了地上的劳苦。
一九八一年冬，徐闻音离开上海，带着儿子来到美国，与分别了三十年的，现在独自住在美国的父亲团聚。临走时她去疗养院看望了丈夫，他已经不认识她了，她对他说自己不会离婚的，会一直寄钱来，她要他好好养病，他只是乖乖地点着头，看着她。她的眼睛就湿了，他那无助的却又是信任的眼神，让她觉得自己好像有两个儿子。
走出医院，徐闻音决心要重新开始，虽然那一年她五十一岁了。
当她坐上飞机时，她忐忑地祷告。天父，我回来了，回来得太晚了，但我求你为我这根火中抽出的柴，脱去褴褛，披上白衣。
徐闻音其实无法相信上帝真得能完全赦免她，但她也只有这一条路了。
13
我前后在徐医师家借住了两段时间，不仅听了她过去的故事，也听了她许多来美国后的故事。
美国的新移民环境，让年过半百的徐闻音只能全然信靠上帝。来到美国的第二个月，她就找到了一个做家佣的工作，照顾三个月大的婴儿，还要做家务。婴儿她是带过的，家务却极不善长，尤其不会做饭。好在主妇是个香港人，男主人是印度人，口味本身就差得远，她也就号称做的是上海菜，其实是边学边做。
等她学会煲粥，也能做咖哩时，右膝盖却跌伤了，伤得挺严重，只能辞了这份她这个年龄的移民“最适合”的工作。这时有个基督教的书房需要个翻译，钱很少，但有地方住。徐闻音就边做翻译边上补习班，每天只睡五个小时。
她上补习班是为了要考两个重大的医学考试，一个医生的同等学历考，一个医师执照。对于她这样一个没有在美国读过医学院的外国人，要想在这里当西医医生，实在是有点异想天开。许多年轻的中国医生移民来了都在这两个考试面前怯步，转而去学习并考了中医执照。
我问她，那时怎么会有那么大的信心？会相信上帝一定为她行神迹？
我没好意思问出口的是，她和上帝的关系有那么好吗？她凭什么得着这个她背叛了二十多年的神的特殊宠爱？
徐闻音却似乎听到了我没问出口的话。她淡淡地笑着，望向往昔的眼睛里浮出隐隐的泪光。
其实我没有什么信心，我也不敢奢望神迹，只是我已经无路可走，才回到了他的面前。既然回来了，就是靠他的。反正我自己也是尽力了……也不是没想过会靠不上，甚至也还是会有羞耻的感觉……但既然回头来信这位神，就只能硬着头皮，带着本相来信了。人，有的时候是被逼出来的，我和神现在的关系也是被逼出来的……
被逼出来？被谁？
环境、命运、或者，以可以说是神自己。前半辈子的命运和社会革命的大环境，逼得我无法体体面面地在一个宗教里“信”着，下半辈子就只能这么赤露敞开地站在神面前，来试着和他产生直接的关系。
直接的关系……
我被这五个字抓住，禁不住想自己和上帝的关系，是体体面面的宗教式的？还是血肉撕裂的结合？
但我嘴里的问话仍是带了记者的口气。
你为什么一定要做医生？
我没学过别的。
你当时，对神有试探的心吗？如果他不帮你当医生，你还会信他吗？
试探？徐闻音吃惊地看了我一眼，但瞬即就平静了，她低下眼睛看着地毯上的一个光斑说。也许有吧？也许是想看看他对我怎么样，是不是真得像《圣经》里那个浪子的父亲，能拥抱我，也能用他的袍子为我遮羞……甚至还让我戴上他印章的戒子……
她起身走到窗前，看着外面一地金黄的落叶，背对着我说。其实基督徒中有多少人是能够完全相信这个故事的？更何况是亲身体验……我是幸运的，我体验到了。
她续了杯中的水，又坐在我面前，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说，主怜悯了我，因为他知道我和别人不一样，我实在是需要亲身体验这赦免，才能踏踏实实地过下半辈子。那年我考过了，我选择了当儿科心理医生。
那如果主没有应许你的祷告，没能如你的愿呢？你还会信吗？还是自我奋斗？
她看着我笑了起来。我其实已经没有自我了，我自己的生命实在是丑得像毛毛虫，不仅是指年老体衰，更是精神和道德的光环也被剥夺殆尽。但神的奥秘真是奇妙莫测，他似乎是喜爱这貌似丑陋的毛毛虫，因为他让毛毛虫在离世的一霎那，化为美丽的蝴蝶。我想我是只能信上帝的，今生的一切我都无法重新活过。但只要信他，主会让我在空中与他相遇时，瞬间改变，成为他的样式，那是人初造时的模样。那就……不在乎这一生我活得如何了。这是最美的，也是终极的赦免吧！
她看了眼茫然的我，脸上泛起一层酸涩的幸福。
只有我这种从污泥里爬出来的人，才会真真体验和期待赦免。
住在她家的日子，和以后我们的通信通话中，徐闻音都更喜欢谈发生在她后一半人生中的神迹和恩典。她每年都会寄来她的年终感恩信。她关了诊所后，过了两年，搬去和儿子儿媳住了。她信中越来越多谈到她与儿子和媳妇之间的家庭琐事，她会一边叹息自己是“二十年媳妇后，又二十年媳妇”，一边乐滋滋地说自己开始喜欢上了烹饪，甚至查着google学做中西菜。当然，她更多谈的是她的小孙女。
她说她不方便出门，现在唯一能为主做的事就是代祷了。她在信中写道:
以前我在教会中，常听到有人答应别人说，好，好，我为你祷告。我也不止一次地这样说过，可是常常说了转身就忘了。待到下次见面，心中就有愧。如今年老了，很少外出，神就吸引我以祷告来事奉祂。神的恩典浩大，赐我爱慕祷告和代祷。我甚至像一个做买卖的人，逢到有人需要代祷，就好像有“生意”上门一样地高兴。我对人说“好，好，我为你祷告”时，说得很喜乐，不再是应付。因为若是没有代祷，又不能去教会服事，我岂非“失业”，成为神家里东逛西逛的无业游民了吗？
……
一年又一年，读着她的信，我渐渐无法再把这个普普通通的幸福老人，与我采访过的那个徐闻音联系起来了。死神和她自己也似乎都忘记了她的癌症，我有时想起来，惊讶这个神迹，却不敢提醒她，一是不礼貌，二好像是我怕惊醒了死神。
徐闻音并不喜欢讲过去的事，我却仍时不时地要问一二句，不好意思多问时，我就去查资料。她其实是希望我写写她现在充满恩典的日子，但我却被那些经火的岁月紧紧抓住了。经过火，会被烧掉，即使幸存，也难免火燎之气、烟熏之色，但这就是真实，还有什么比真实更美呢？
在听和写徐闻音的故事时，我越来越对聚会处的“文胆”、“女状元”李如是感到好奇，作为一个同样热爱思想，热爱文字的女人，我无法理解她的人生，于是我去找了很多资料，去看了许多她编的杂志和书。她自己写的文章留下的并不多，她仿佛将自己完全融化在了那个人的思想和文字里了。
她的愚忠，她的决裂，她的和好，她的背叛，都同样地让我感到迷惑。何况，那两位据说是遭到那个人污辱的女同工，都是她一直带在身边，亲如女儿的学生、同工……她是如何平息愤怒的？或者，她是如何压抑自己的愤怒继续与他同工的？为什么？她被捕八天后，承认自己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那录音是在什么情况下录的？这是否意味着她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在监狱最后的日子里，瘫痪的她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又如何面对她的上帝？
正是这所有的不解，让我渐渐走进了她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