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基督教史

第二十八章：东方的基督教

当我无书可读时，当像荆棘一般折磨我的思想令我厌倦读书时，我便去教堂崇拜，这是唾手可得、治愈每一种灵魂疾病的良药。新颖生动的圣像引起了我的注意，吸引了我的目光……渐渐令我的灵魂赞美上帝。

——大马士革的约翰

我们在上一章集中讲述了西方的基督教，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 记，与此同时还有东方的基督教。对于当时东西方的基督徒来说，他们自认为还是只有一个教会。但是，历史学家现在可以看出，中世纪早期的东西方教会已渐行渐远，最终于1054年发生的彻底分裂正在酝酿中。除了说拉丁语的西方与说希腊语的东方在文化上的明显差异之外，东西方的政治进程也令东西方教会处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势之下。在西方， 罗马帝国的灭亡留下一个权力真空，教会填补了这一空白，因此，教会领袖——尤其是教宗——逐渐拥有了政治权力。在东方，罗马帝国又存在了一千年。虽然经常受到外国入侵和国内动乱的搅扰，但是，拜占庭帝国还是存活下来。拜占庭帝国的独裁皇帝牢牢控制着教会领袖。这通常会导致世俗权力干涉教会事务，尤其是神学争论。为了打败依靠论证所难以驳斥的对手，神学争论中的各方可能会去争取皇帝的支持，因 此，许多皇帝令政治因素成为神学争论的基础，这甚至导致了更加激烈的论辩，可是，这种情况却令神学争论有了污点。因此，在中世纪早期，神学争论成为东方基督教的标志之一。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神学争论微不足道。当时面临的问题通常都对福音至关重要。此外，当时的基督徒自认为同属一个教会，因此，东方教会所规定的教义——有时西方教会很少或根本就没有参与其中——被视为东西方教会共同的标准教义。最终，因为这些神学争论，基督教出现了第一次永久性的分裂，并从中产生了今天仍然存在的彼此分立的教会。

卡尔西顿大公会议前的基督论之争

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325年）和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381年） 解决了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圣子（和圣灵）的神性问题。虽然罗马帝国之外的一些日耳曼人归信了阿里乌主义，他们随后入侵西欧，导致阿里乌主义的短暂复兴，但是，阿里乌主义最终还是销声匿迹，基督徒就三位一体教义达成了基本共识。可是，仍然存在其他导致严重神学分歧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神性与人性如何在耶稣基督里联合在一起。这就是基督论的基本问题。

就这个问题而言，东方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神学思潮，历史学家出于方便而将它们称为安提阿学派和亚历山大学派——尽管并不是有亚历山大学派思想的神学家都来自亚历山大，也不是有安提阿学派思想的神学家都来自安提阿。这两个学派都同意，上帝是永恒不变的。可是，问题在于永恒不变的上帝如何与一个短暂易变的历史人物联合在一起？正是在这一点上，这两个学派产生了分歧。亚历山大学派像几百年前的克莱门和奥利金那样，强调耶稣作为上帝真理教师的意义。为了成为上帝真理的教师，救主耶稣必须完全清晰地启示出上帝，他的神性必须得以肯定，即使这样做会牺牲他的人性。另一方面，安提阿学派认为，因为耶稣是人类的救主，所以他必须拥有完全的人性。毫无疑问，耶稣也同样具有神性；但是，这不能理解为耶稣的神性减损或超过了耶稣的人性。亚历山大学派和安提阿学派都同意，耶稣既具有神性，又具有人性，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耶稣的神性与人性的联合。

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提出这个问题的方式似乎令这个问题难以回答。以前主要受到早期希腊哲学影响的基督教神学家，通过对比人类的所有局限性来定义上帝。上帝是不变的，人类则不断变化；上帝是无限的，人类是有限的；上帝是全能的，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上帝是永恒全在的，人类只是在某个时间存在于某个地方。当人性与神性被这样定义时，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道成肉身——上帝临在于人类以及神性与人性的完全联合——就成了一个矛盾的命题。（我已经在其他地方说过，这就像要求某人做出一个热的冰激凌。我们可以溶化冰激凌，我们可以混合各种成分，我们可以将冰淇淋与一些热的东西放在一个盘子中，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做出热的冰激凌。）当问题被这样提出时，解决这个困境的唯一方法是，要么肯定神性与人性并没有真的联合，要么肯定神性超越了人性，神性胜过了人性的自然局限性。前者是安提阿学派的观点，后者是亚历山大学派的观点。

这些问题在西方并没有引起像在东方那样的激烈争论。首先，在日耳曼人入侵之后，其他更为紧迫的问题亟待解决。其次，西方只是重新提出了德尔图良的老信式：在基督里，两个实质联合在一个位格之中。这样，在东方的亚历山大学派与安提阿学派之间，西方起到了平衡的作用，因此，西方可以体面地退出基督论之争。

早在三位一体的问题得以解决之前，最早的基督论之争就已经开始了。老底嘉的阿波利拿里（Apollinaris of Laodicea）是尼西亚三位一体教义的捍卫者之一，他认为他可以通过解释上帝永恒的道如何在耶稣里成为肉身来帮助尼西亚事业。为此他声称，上帝的道，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在耶稣里取代了理性灵魂。耶稣同全人类一样，拥有物质的肉 体，给予所有人生命的同一本质将肉体生命给予了耶稣。但是，他并不拥有人类的理性。上帝的道在耶稣里面所起到的作用，就是理性或“理性灵魂”在所有人里面所起到的作用。

虽然阿波利拿里似乎对自己的解释感到满意，但是，许多神学家很快就看到了其中的缺陷。完全拥有上帝理性的人并不是真正的人。从亚历山大学派的角度来看，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耶稣只需真的像上帝一样讲话，他只需有与我们相通所必需的肉体。但是，安提阿学派坚持认为这还不够。耶稣必须是真实的人。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耶稣必须取得人性才能拯救人类。只有耶稣成为真实的人，耶稣才能真正拯救我们。如果耶稣并没有完全取得人性，耶稣就不能完全拯救人类。纳西盎的格列高利（卡帕多西亚三杰之一）是这样说的：

如果有人相信，耶稣基督是没有人类理性的人，那么，他们才是没有一丝的理性，他们并不配得救恩。因为如果耶稣基督不取得人性，他便无法施行拯救。耶稣基督拯救他使之与自己神性联合的人性。如果只有半个亚当堕落，那么，耶稣基督可能只取得半个人性，拯救半个亚当。但是，如果人性完全堕落，那么，人性就必须完全与上帝的道联合，目的是人性能够完全获得拯救。[1]

在几次争辩之后，阿波利拿里的理论被否定了，最初是被许多主教和他们召开的地方宗教会议所否定，最后是被公元381年的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所否定——此次大公会议重申了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针对阿里乌主义所做的决议。

后来的基督论之争是由聂斯脱利突然引发的。聂斯脱利代表着安提阿学派，他于公元428年成为君士坦丁堡牧首。政治阴谋始终伴随着君士坦丁堡的牧首之职，因为这个圣职已经成为安提阿牧首与亚历山大牧首的冲突点。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已经宣布，君士坦丁堡主教在东方拥有的地位类似于罗马主教在西方拥有的地位。这只是在承认政治事实，

因为君士坦丁堡已经成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但是，安提阿和亚历山大的教会更加古老，它们的主教不满自己被降到从属地位。他们将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职变成了奖赏他们支持者的奖品。在这场角逐中，安提阿比亚历山大更为成功——君士坦丁堡的大多数牧首都是安提阿人，因此， 亚历山大牧首将他们视为敌人——我们在讲述约翰·克里索斯托的生平时就已经讲到了这种情况。因此，聂斯脱利的地位并不稳定，亚历山大人盼望找到他犯错的机会将他擒获。

聂斯脱利真的犯错了，因为他宣称，马利亚不应当被称为上帝之母（theotokos）——生上帝的人，他建议将马利亚称为基督之母（Christotokos）——生基督的人。新教徒难以理解这里争论的问题，因为我们一直被教导要否定马利亚是“上帝之母”的观念，乍一看，马利亚似乎是争论的关键。但是，争论的问题其实不是马利亚，而是耶稣。问题也不是应当给予马利亚何等殊荣，而是我们应当如何定义耶稣的降 生。当聂斯脱利宣称马利亚是基督之母，而不是上帝之母时，他所肯定的是，说到成为肉身的主时，我们可以、也必须区分耶稣的人性与神 性，我们说到耶稣的事情，有些涉及他的人性，有些涉及他的神性。这是安提阿学派的典型观点，因为他们试图通过区分耶稣的人性与神性来保全耶稣的完整人性。聂斯脱利和其他安提阿学派神学家担心，如果耶稣的人性与神性被过于紧密地联合在一起，耶稣的神性会超越耶稣的人性，这样就不能再说耶稣是完全的人。

为了解释这个观点，聂斯脱利宣称，耶稣有“两个本性和两个位 格”，一个是神的本性与位格，另一个是人的本性与位格。人的本性与位格是马利亚所生；神的本性与位格则不是。我们并不完全理解聂斯脱利所要表达的意思，因为“位格”与“本性”这两个术语能够以不同的意义来使用。但是，他的敌人立即就看出了将救主耶稣“分成”两个存在的危险，因为耶稣的神性与人性的统一在于一致，而不在于任何实际的联合。其他许多神学家很快就相信，聂斯脱利的教义确实是危险的。

不出所料，亚历山大成为反对聂斯脱利的中心，同聂斯脱利相比， 亚历山大的领袖、主教西利尔是一位更有才干的政治家和神学家。他确信自己已经得到了西方教会和皇帝瓦伦提安三世与狄奥多西二世的支 持，因为基督有两个位格的教义在西方教会看来应当受到咒诅。后来， 两位皇帝于公元431年6月在以弗所召开了一次大公会议。

聂斯脱利的主要支持者安提阿的约翰（John of Antioch）及其追随者被耽搁了。以弗所大公会议在等待两周之后召开，尽管这遭到罗马使节和一些主教的抗议。此次大公会议随后审理了聂斯脱利案，在禁止聂斯脱利为自己辩护的情况下判他为异端，并革除了他的教职。

安提阿的约翰和他的追随者几天后来到了以弗所，他们随后召开了一次敌对会议，但是，他们会议的规模远远小于西利尔的会议，他们的会议宣布西利尔是异端，并恢复了聂斯脱利的教职。作为报复，西利尔的会议重申了对聂斯脱利的谴责，同时也谴责了安提阿的约翰和所有参加其会议的主教。最终，狄奥多西二世出面干预，他逮捕了西利尔和约翰，并宣布他们召开的这两次会议无效。随后是一系列谈判，这些谈判产生了一份《联合信条》（formula of union），公元433年，西利尔和约翰都在这份信条上签了字。当时还规定，西利尔的会议对聂斯脱利所采取的行动仍然有效。至于聂斯脱利，他的余生都在流亡中度过，他先是流亡到安提阿的一座修道院，后来他在安提阿对于抛弃了他的朋友们很尴尬，于是他又流亡到偏远的佩特拉（Petra）。

就这样，基督论之争的第二个阶段以亚历山大的胜利告终。但是， 随后的休战并没有持续多久。公元444年，当狄奥斯库若继西利尔之后成为亚历山大的牧首时，第三次更加激烈的交锋即将上演，因为狄奥斯库若是亚历山大学派最极端观点的忠实捍卫者，他还是一位不择手段的阴谋家。

这场风暴的焦点是君士坦丁堡一个修士欧迪奇（Eutyches）的教 义。欧迪奇缺乏神学上的敏锐，他认为，救主耶稣“与圣父同质，但 是，他不与我们同质”。他似乎是要说，基督“在道成肉身之前出于两个本性，但是，在道成肉身之后他只有一个本性”。我们并不完全理解欧迪奇这些话的意思。但不管怎样，由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弗拉维安（Flavian）的神学承袭了安提阿学派的传统，所以他认为欧迪奇的教义近似于幻影论，谴责了欧迪奇。狄奥斯库若通过各种伎俩令这场神学争论升级为一场波及整个教会的冲突，因此，皇帝狄奥多西二世下令于公元449年在以弗所召开一次宗教会议。

当此次会议召开时，狄奥斯库若和他的支持者显然采取了所有必要的措施，以确保他们能够取得预期的结果。狄奥斯库若本人被皇帝任命为此次会议的主席，他得到了决定谁可以发言的权力。此次会议采取了亚历山大学派的极端立场。罗马教宗利奥一世的特使希望向此次会议提交利奥就当前问题所撰写的一封信函——通常被称为《利奥大卷》（Leo’s Tome），但是，他们遭到了拒绝。弗拉维安受到了残暴的对待，并在几天之后去世。基督有两个“本性”的教义被判为异端，所有支持安提阿学派观点的基督徒也被谴责为异端，即使是温和的安提阿学 派。此外，会议还规定，所有拒不接受此次会议决议的基督徒都不得担任圣职。

在罗马的利奥一世愤怒了，他将此次会议称为“强盗会议”（Robber Synod）。但是，他的抗议无效。显然，狄奥多西二世和他的朝臣从亚历山大收受了大量金币，他们认为，基督论之争已经结束了。

后来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狄奥多西二世的坐骑失足，他从马上跌落摔断了脖子。他的姐姐布尔开利亚（Pulcheria）和她的丈夫马喜安（Marcian）继承了他的皇位。布尔开利亚之前同意西方的观点，认为应当谴责聂斯脱利，因为他的教义威胁到耶稣的神性与人性的联合。但是，她不是极端的亚历山大派，她认为，公元449年的以弗所会议还留有很大的余地。因此，她应利奥一世的请求，于公元451年在卡尔西顿又召开了一次大公会议，此次会议最终成为第四次普世大公会议。

此次大公会议谴责了狄奥斯库若和欧迪奇，但赦免了两年前参加以弗所“强盗会议”的其他主教。利奥一世的信函最终被宣读，许多主教宣布，利奥的信函表达了他们的信仰。此次大公会议重申了德尔图良在几百年前提出的信式：在基督里，“两个本性联合在一个位格之中”。最终，此次大公会议发表了一份并不是信经的信仰声明：《信仰定义》（Definition of faith），或澄清教会所相信的真理。如果仔细阅读这份《信仰定义》，我们就会发现，在否定安提阿学派和亚历山大学派的极端教义，尤其是欧迪奇的教义的同时，《信仰定义》再次肯定了前三次大公会议所做的决议，即公元325年的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公元381 年的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和公元431年的以弗所大公会议的决议：

因此，我们都追随众圣教父，异口同声地教导信徒们承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具有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既是真神，又是真人，具有理性的灵魂与身体；就其神性而言，耶稣基督与圣父同质，就其人性而言，耶稣基督与我们同质，除罪之外，完全与我们相像；按其神性，耶稣基督在万世之先由圣父所生，按其人性，耶稣基督后来由上帝之母童贞女马利亚所生。

这同一位基督、圣子、主、独生子具有二性，此二性不可混淆、不可改变、不可分割、不可离散。此二性的联合并没有破坏此二性之间的差异，各性的特点反得保留，并联合在一个位格和一个实质之中。此二性并没有被分割成两个位格，而是属于一位独生的圣子、上帝的道、主耶稣基督。古代众先知这样预言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自己和众教父传给我们的信经都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这份《信仰定义》没有通过解释耶稣基督神人二性联合的方式来“定义”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而是界定了错误的神人二性教义的界限。因此，《信仰定义》否定了认为耶稣基督神人二性的联合破坏了“神人二性之间的差异”，以及救主耶稣基督被“分成两个位格”的教义——因此否定了亚历山大学派和安提阿学派最极端的教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被这样界定的救主耶稣基督，同福音书中的耶稣基督相距甚远，可见，这种界定深受经外思想的影响。但是，考虑到提出耶稣基督神人二性这一问题的方式，我们也的确难以想象，为了捍卫道成肉身的真实性，参加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的主教还能做些什么。

在西方的所有教会和东方的大部分教会中，《信仰定义》很快就成为了正统基督论的标准——尽管还有一些东方教会拒绝接受《信仰定 义》，并因此导致了基督教历史上第一次漫长的分裂。一些主要来自叙利亚和波斯帝国的基督徒坚持认为，必须明确区分基督的神人二性，他们最终被称为“聂斯脱利派”。还有许多基督徒则走上截然相反的道路， 他们否定基督具有“神人二性”的教义，因此被称为“基督一性论派”—— 这个术语源自希腊文monos（一个）和physis（本性）。但是，他们当中也有一小部分基督徒接受了欧迪奇的教义。他们所关注的是，对于主耶稣的神性与人性不能过分区分，以至于让道成肉身失去意义。此外，政治与民族因素也助长了已激烈进行数百年的基督论之争。

卡尔西顿大公会议后的基督论之争

卡尔西顿大公会议制定的《信仰定义》并没有结束基督论之争，尤其是东方的基督论之争。埃及的许多基督徒认为，狄奥斯库若是殉道 士，弗拉维安和利奥一世是异端。叙利亚的许多基督徒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在埃及和叙利亚，基督徒憎恨君士坦丁堡的中央政府，因为中央政府在埃及和叙利亚征税，但是并没有给予他们相应的回报，这也促使他们在神学上反对君士坦丁堡。此外，自从罗马帝国最初征服埃及和叙利亚以来，这里始终存在着从未解决的文化与民族矛盾。为了重获埃及人和叙利亚人的忠诚，拜占庭帝国的皇帝试图在神学上找到令埃及人、叙利亚人和信奉卡尔西顿信仰的基督徒都能满意的妥协。但是，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人民不满的原因并非只有神学。总而言之，拜占庭帝国的皇帝所采取的一切做法，只是进一步疏远了信奉卡尔西顿信仰的基督徒和其他基督徒，他们迫使教会陷入无休止的神学争论之中。

第一位采取这种不明智政策的皇帝是巴西利斯库斯（Basiliscus）。他废黜了皇帝芝诺，又于公元476年废除了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的决议。他希望再召开一次大公会议，但是，他的愿望并未实现，因为芝诺重新夺回皇位，巴西利斯库斯再次召开大公会议的计划破产了。后来，芝诺于公元482年颁布了《联合敕令》（Henoticon，或Edict of Union），他在《联合敕令》中命令一切信仰必须回到基督论之争之前的普遍信仰。但这又导致了新的争论，因为许多基督徒，尤其是教宗菲利克斯三世（Felix III）声称，皇帝无权规定人们的信仰。芝诺得到了君士坦丁堡牧首阿卡西乌（Acacius）的支持，因此，这场争论导致了罗马主教与君士坦丁堡主教的公开决裂。“阿卡西乌分裂”（Schism of Acacius）导致了东西方教会的分裂，这次分裂一直持续到两位主教去世很久之后。到了公元519年，皇帝查士丁（Justin）与教宗霍尔密斯达斯达成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实际上就是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的决议。

查士丁的继任者是他的侄子查士丁尼。查士丁尼是拜占庭帝国最有才能的一位皇帝，他夺回了北非和意大利，恢复了拜占庭帝国军队的声誉。他重建圣索菲亚大教堂，又编撰了一套完整的法典。他认为，持有卡尔西顿信仰的基督徒与基督一性论派的分歧，主要是因为措辞，双方可以通过一系列会议与对话和解。很久以后的基督教思想史家认为，查士丁尼在这一点上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看似纯粹的神学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更难以解决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冲突的结果。查士丁尼恢复了一些在查士丁统治时期被废黜的基督一性论派主教的教职，其中一些主教甚至还受到邀请，访问了查士丁尼和他妻子狄奥多拉的皇宫。查士丁尼在自己的皇宫中热情恭敬地接待了他们。

公元532年，在查士丁尼的敦促之下，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了一次神学会议。当时最杰出的卡尔西顿神学家——拜占庭的莱昂提乌（Leontius of Byzantium）解释了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的《信仰定义》， 他的解释令一些基督一性论派领袖宣布，和解之路已经畅通无阻。其中一位领袖甚至宣称，他愿意接受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的《信仰定义》。到了此次会议结束时，许多基督徒都希望教会的分裂尽快结束。

然而，查士丁尼错误地认为，他不用谴责卡尔西顿大公会议本身， 而只是谴责令那些反对者特别讨厌的三位安提阿学派神学家的著作，即可重获那些依然否定该大公会议的臣民的效忠。这三位安提阿学派神学家是摩普绥提亚的西奥多（Theodore of Mopsuestia）、居鲁士的狄奥多勒（Theodoret of Cyrus）和埃德萨的伊巴斯（Ibas of Edessa）。随后爆发的基督论之争通常被称为“三章争论”（Three Chapters Controversy）。查士丁尼是正确的，因为基督一性论派的确最讨厌安提阿学派这三位神学家的基督论。但是，这场神学争论引起了巨大的轰 动，查士丁尼最终被迫于公元553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了一次会议。此次会议最终被称为第五次普世大公会议。该会议在查士丁尼的敦促下谴责了“三章”。（许多与会者反对谴责过世已久、且并没有被其同代人宣布为异端的那三位神学家——西奥多、狄奥多勒和伊巴斯。因此，此次大公会议没有直接谴责他们，而是谴责了他们著作中最令基督一性论派讨厌的内容。）但是，这并没有满足希望看到卡尔西顿大公会议决议被撤销的基督一性论派，因此，查士丁尼的所有努力几乎没有收到任何成效。

最后一位希望重获卡尔西顿大公会议反对者效忠的皇帝是公元7世纪初的赫拉克利乌（Heraclius）。君士坦丁堡牧首塞尔吉乌（Sergius） 提出，基督的确有两个本性，但是，基督只有一个意志。虽然我们并不完全理解塞尔吉乌的观点——他想要表达的意思似乎是，上帝的意志在基督里取代了人的意志——但不管怎样，他的观点是这样被解释的。因此，反对他观点的论点类似于之前反对阿波利拿里的论点：没有人类意志的人不是真正的人。塞尔吉乌的观点被称为基督一志论（monothelism）——源自希腊文monos（一个）和thelema（意志），他的观点得到了教宗霍诺里乌的支持，随后又开始了漫长的基督论之争。但是，阿拉伯人后来征服了叙利亚和埃及。叙利亚和埃及是反对卡尔西顿大公会议最为强烈的地区，因此，拜占庭帝国的政策不再寻求与这里反对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的基督徒和解。公元648年，君士坦斯二世禁止再对基督有一个或两个意志的问题进行任何讨论。第六次普世大公会议最终于公元680年至公元681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此次大公会议谴责了基督一志论，并宣布教宗霍诺里乌为异端。（直到很久以后的19世纪，在关于教宗无误［Papal Infallibility］的讨论中，是否应当将教宗判为异端成为了讨论的焦点。）后来又爆发了关于使用圣像的神学争论。从某种程度上讲，圣像争论是基督论之争的最后一个阶段。在早期教会中似乎没有基督徒反对使用圣像，因为很多地下墓穴和其他早期崇拜处都装饰着描绘圣餐、洗礼和各种圣经故事的壁画。后来，当罗马帝国归信基督教时，一些重要的主教担心，当时涌入教会的大量基督徒可能会被引向偶像崇拜，因此，他们讲道时反对基督徒将圣像误用为崇拜的对象，但他们并不反对圣像。公元8世纪，拜占庭帝国的几位皇帝针对圣像采取了一些措施。皇帝利奥三世（Leo III，717—741）下令捣毁许多基督徒极为崇敬的耶稣雕像，此举导致圣像争论的公开爆发。公元754年， 皇帝利奥三世的儿子兼继任者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V）召开了一次会议，此次会议禁止使用圣像，并谴责了为使用圣像辩护的基督徒。我们并不完全清楚做出这些决定的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穆斯林的出现和他们强烈反对一切偶像的教义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此外，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可能希望抑制修士的权力，因为他们几乎一致支持圣像，他们的一部分收入也源自制造圣像或偶像。不管怎样，整个拜占庭帝国很快就因圣像而分裂了：一派是“反圣像崇拜者”（iconoclasts）——捣毁圣像者；另一派是“圣像崇拜者”（iconodules）。

在圣像崇拜者中，最具影响力的神学家是大马士革的约翰（John of Damascus）。约翰生活在穆斯林统治之下，他曾在哈里发的政府中担任高职。后来，他辞去了职务，先后成为修士和神父。他的《阐释正统信仰》（Exposition of the Orthodox Faith）意义重大，因为该书系统阐释了东方正统教义，该书也是在回应穆斯林的背景下写成的第一部重要的基督教著作。约翰之所以闻名于世，还因为他在神学上区分了可知—— 肯定神学（kataphatic theology），与神秘——否定神学（apophatic theology）。

大马士革的约翰和其他圣像崇拜者认为，他们的观点是正统基督论的必然结果。如果耶稣是真实的人，我们可以在他里面看见上帝，那我们为什么要反对表现上帝的圣像？此外，第一位肖像制造者就是上帝， 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但君士坦丁五世召开的会议谴责了大马士革的约翰，对此，约翰论证说：

如果不是因为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我们为什么要相互尊重……以某种有形的物体来描述上帝可能是最大的狂妄与亵渎……但是，既然上帝……成为了真实的人……教父们又看到，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读书，也不是所有人都有时间读书，他们便因此赞同以圣像这一可能的简单注释来表现那些事实。[2]

圣像之争又激烈地进行了若干年。西方教会并不理睬皇帝的法令， 而东方教会却分裂了。最终，第七次普世大公会议于公元787年在尼西亚召开。此次大公会议严格区分了最高崇拜（latria）与二等崇敬（dulia），前者是唯独向上帝献上的崇拜，后者是对圣像的崇敬。虽然反圣像崇拜者曾一度重新得势，但圣像最终于公元842年被明确恢复到原来的地位——东方的许多教会今天仍将这一事件作为“正统节”（Feast of Orthodoxy）来庆祝。在西方，第七次普世大公会议的决议并不受欢迎，因为最高崇拜与二等崇敬难以用拉丁文进行区分。但是，难题最终得以解决，大多数基督徒都同意在教会中使用圣像，也同意对圣像献上有限的崇敬。

持不同信仰的东方教会

尽管西方和拜占庭帝国的教会普遍认可各次普世大公会议的决议， 但是，这些决议并不总能受到罗马帝国之外的东方教会的欢迎，其中就包括波斯帝国的教会。波斯帝国是罗马帝国的传统敌人，因此，波斯帝国的基督徒极力证明，他们的信仰并没有令他们成为外国人的工具。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成功，因此，他们受到了残酷的逼迫。公元410年，在波斯首都泰西封（Ctesiphon）的牧首领导之下，波斯帝国的基督徒成立了自治教会。当聂斯脱利随后不久受到谴责时，许多有安提阿学派思想的神学家担心他们会再次遭到报复，于是越过边境来到波斯，定居在尼西比斯，建立了一所最终成为波斯帝国重要神学教育中心的学校。结果，波斯帝国的教会信奉了其他基督徒所说的“聂斯脱利主义”。在最兴旺的时候，波斯帝国的聂斯脱利派教会在阿拉伯半岛、印度甚至中国的宣教事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不利的政治局势最终削减了聂斯脱利派的数量，今天，仅存的数千名聂斯托利派分散在世界各地。

在拜占庭帝国境内，“基督一性论派”的主要据点是埃及和叙利亚。在埃及，除了反对卡尔西顿大公会议决议之外，科普特人——古埃及人的祖先——也是造成社会动荡的一个因素，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拜占庭帝国的压迫与剥削。在城市中，许多说希腊语的基督徒十分满意当前的社会制度，他们普遍接受了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的《信仰定义》。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之后，科普特教会成为埃及的主要教会。信奉卡尔西顿正统信仰的基督徒被称为麦基派（Melchites）——“帝国”基督徒。科普特教会和麦基教会一直共存到今天，但是，科普特教会是较大的教 会。埃塞俄比亚教会始终与埃及教会保持着密切联系，所以埃塞俄比亚教会很少与其他教会直接接触。因此，埃塞俄比亚教会随同科普特教会一同否认卡尔西顿大公会议，埃塞俄比亚教会也就成了“基督一性论派”教会。

叙利亚也有着类似的情况，但是，叙利亚的卡尔西顿正统基督徒 与“基督一性论派”的数量基本持平。“基督一性论派”的伟大领袖是雅各· 巴拉德乌斯（Jacob Baradaeus）——一位不知疲倦的旅行者和组织者， 他们的教会也被称为“雅各派”（Jacobite）教会。

另一个重要的“基督一性论派”教会是亚美尼亚教会。到了公元450 年，当波斯人试图将他们的宗教强加给亚美尼亚时，基督教通过启蒙者格列高利的努力传到了亚美尼亚，并成为亚美尼亚的民族凝聚点。这恰巧发生在卡尔西顿大公会议召开之前，亚美尼亚人希望，同为基督教国家的罗马帝国会出手相助。但是，当时已经许诺援助亚美尼亚的狄奥多西二世去世了，他的继任者布尔开利亚与马喜安任由波斯人入侵亚美尼亚。亚美尼亚的一千零三十六名士兵战斗到最后，他们守住了山口，希望这样能够拖延时间，等待罗马人援助他们。但是，一切都是徒劳，波斯人侵占了亚美尼亚。就是在这个时候，布尔开利亚和马喜安召开了卡尔西顿大公会议，亚美尼亚人当然会拒绝接受此次大公会议所做的决 议。因此，亚美尼亚基督徒被称为“基督一性论派”——信仰基督“一个本性”的基督徒。而亚美尼亚基督徒则宣称，参加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的主教——他们宣称基督具有神人二性——不仅是背教者，也是异端。

在波斯人统治之下，亚美尼亚人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与传统，他们得到了一定的自主权。后来，阿拉伯人征服了亚美尼亚。在阿拉伯人统治之下，虽然偶尔会受到逼迫，但亚美尼亚基督教仍在兴旺发展。11世纪时，土耳其人占领了亚美尼亚，他们的残暴统治迫使许多亚美尼亚人迁移到小亚细亚。在那里，亚美尼亚人建立了小亚美尼亚。但是，小亚美尼亚最终也被土耳其人征服，并以铁腕政治统治着这个地区。20世纪初，土耳其人屠杀了数千名亚美尼亚人，所有村庄被夷为平地，幸存者散居在世界各地。与此同时，老亚美尼亚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传统，先是在苏联的统治之下，后是作为独立的亚美尼亚共和国。

这些不同的教会一直存续到今天。到了20世纪下半叶，它们受到了普世教会运动的影响。在所有这些教会和坚持卡尔西顿《信仰定义》的教会中，越来越多的基督徒认识到，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分歧，他们的分歧更多是在于措辞不同。因此，他们走上了和解之路。

阿拉伯人征服后的东正教

虽然所有教会显然都自认为是正统教会，但是，正统教会这个称谓最终成为东方卡尔西顿基督教的标志之一。因此，信奉卡尔西顿信仰的东方基督教通常被称为东正教。

在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后，穆斯林在东方和南方阻碍了东正教的传 播，因此，东正教只能向北方和西北方传播。在日耳曼人入侵之后，斯拉夫人入侵了东欧地区，成为这里的主要居民。他们占据了今天波兰的大部分地区、波罗的海国家、俄罗斯、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和希腊。越过多瑙河的斯拉夫人至少在名义上还是拜占庭帝国的臣民，其他斯拉夫人分裂成许多部落和国家。后来，一群新的入侵者保加利亚人征服了多瑙河盆地的广阔地区，他们在这里统治着混居在一起的斯拉夫人和拜占庭帝国的前臣民。

这就是公元862年的局势。在这一年，一个斯拉夫人王国——摩拉维亚——的国王罗斯季斯拉夫（Rostislav）的一封信送到了君士坦丁堡：

许多基督徒来到我们中间，有意大利人，有希腊人，有日耳曼人，他们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向我们讲述真理。但是，我们斯拉夫人是天真的民族，根本就无人教授我们真理……因此，我们恳求您，为我们派来能教授我们完备真理的人。[3]

罗斯季斯拉夫并不像他在信中表现的那样天真。他担心自己王国中的西方宣教士会充当征服者的先锋，这在其他地区已有先例，法兰克帝国的宣教士就充当了法兰克征服者的先锋。罗斯季斯拉夫已经意识到东西方基督徒之间的敌对情绪，他试图利用他们彼此的敌对情绪来保护自己的王国，所以写了这封信。

不管怎样，罗斯季斯拉夫的请求在君士坦丁堡受到了欢迎，这被视为扩张拜占庭帝国势力的一次良机。应罗斯季斯拉夫的请求，西利尔和他的兄弟美多迪乌（Methodius）作为宣教士被派往摩拉维亚。他们二人在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中长大，因此对斯拉夫人的语言有所了解。他们此前在克里米亚（Crimea）的宣教也证明了自己的勇气。在摩拉维亚，他们受到了欢迎。西利尔发明了一种书写斯拉夫文的方法，这即是如今仍被大部分斯拉夫语族所广泛采用的西利尔字母表；他还翻译了圣经、圣餐仪文和其他一些著作。但是，西利尔和美多迪乌很快就遭到了日耳曼宣教士的反对，日耳曼宣教士声称，只有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才可以在崇拜中使用。最终，西利尔和美多迪乌来到罗马，教宗决定支持他们，但他们必须接受教宗的管辖。因此，摩拉维亚教会多年来成了君士坦丁堡、罗马和日耳曼人三股势力争夺的对象。公元906年， 匈牙利人入侵摩拉维亚，摩拉维亚王国灭亡了。但是，西利尔和美多迪乌所做的开创性工作在所有斯拉夫民族中结出了果实。最终，一些斯拉夫人信奉了西方的基督教，还有一些斯拉夫人成为了东正教徒。

与此同时，保加利亚人在巴尔干半岛日渐强大。东西方的宣教士也在他们中间宣教，他们的国王鲍里斯（Boris）也成了基督徒。鲍里斯在接受洗礼后要求君士坦丁堡牧首弗提乌斯（Photius）为他的王国任命一位大主教。弗提乌斯提出了一些问题，并要求鲍里斯满足一定的要求， 因此，鲍里斯转向了教宗尼古拉（Nicholas）。尼古拉派来了两位主教，但是，他拒绝为鲍里斯任命一位大主教。最终，弗提乌斯的继任者——君士坦丁堡牧首——为保加利亚教会祝圣了一位大主教和几位主 教，由他们领导新生的保加利亚东正教。在保加利亚异教徒的短暂抵抗之后，基督教在鲍里斯的儿子西美昂（Simeon）统治时期得以巩固。公元917年，西美昂坚持保加利亚独立于拜占庭帝国，他自封为“沙皇”——恺撒或皇帝。十年之后，保加利亚教会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保加利亚的大主教被封为牧首。尽管拜占庭教廷最初将保加利亚教会的这种行为视为篡权，但是他们最终与保加利亚教会和解了。

然而，东正教在宣教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功是俄罗斯归信了基督教。公元950年左右，基辅公国的女王奥尔加（Olga）归信了基督教，日耳曼宣教士为她施行了洗礼。但是，在她的孙子弗拉基米尔（Vladimir， 980—1015）统治时期，基督教才开始取得重大进展。因为一些我们并不完全清楚的原因，弗拉基米尔请求拜占庭帝国为他派来宣教士，而不是请求西方教会。他和他的许多臣民于公元988年接受了洗礼，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教会通常被认为是在这一年诞生的——因为基辅的王子最终在莫斯科施行统治，而莫斯科在弗拉基米尔归信基督教时还只是一座小村庄。弗拉基米尔在劝导自己臣民归信基督教的过程中使用了武力，但是，关于他使用武力的程度尚存一些疑问。他的儿子智者雅罗斯拉夫（Yaroslav the Wise，1019—1054）加强了与君士坦丁堡的联系，并与罗马越走越远。公元1240年，蒙古人入侵了俄罗斯。在蒙古人统治俄罗斯的二百多年中，基督教成为维系俄罗斯民族统一的纽带，基督教使得俄罗斯作为一个民族存活下来，并最终赶走了入侵者。16世纪初，在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占领之后，俄罗斯宣布，莫斯科是“第三罗马”，莫斯科的统治者成为沙皇，莫斯科的主教成为牧首。

在阿拉伯人的征服之后，罗马与君士坦丁堡的关系不断恶化。查理曼复辟了西罗马帝国，这就意味着，教宗不再需要拜占庭帝国的支持。关于使用圣像的漫长争论令西方相信，东方教会只是皇帝手中的傀儡。所有这一切导致了西方所说的“弗提乌斯分裂”（Schism of Photius， 867）。在一场废黜了牧首伊格纳修（Ignatius）的革命之后，弗提乌斯被任命为君士坦丁堡牧首。弗提乌斯和伊格纳修都向教宗尼古拉求助， 但是，尼古拉站在了伊格纳修一边。弗提乌斯随后宣布，西方的所有教会都是异端，因为它们篡改了《尼西亚信经》，指责它们在《尼西亚信经》中加入了和子（Filioque）一词——“和从圣子”，而以前的《尼西亚信经》说圣灵是“从圣父”而出。弗提乌斯认为，如果在《尼西亚信 经》中加入“和子”一词，那么西方人不仅篡改了《尼西亚信经》，还篡改了古人对三位一体的理解——圣灵是“从圣父，通过圣子”而出。

对《尼西亚信经》的这个改动最早似乎出现在西班牙，又从西班牙传到了法国。到了查理曼时代，在亚琛（Aachen）皇家礼拜堂中背诵的《尼西亚信经》就有了“和子”一词。当一些来到东方的法兰克修士背诵加入了“和子”一词的《尼西亚信经》时，东正教徒将此举视为丑闻，他们要求知道，是谁授权法兰克人改动古代大公会议所制定的信经。此 外，突然崛起的法兰克人是古老的拜占庭帝国的政敌，东西方之间始终缺乏相互信任，这些又令“和子之争”雪上加霜。

“和子之争”的一个副产品是《古罗马信经》被重新启用，现在，《古罗马信经》被称为《使徒信经》。教宗既不希望疏远拜占庭人，也不希望疏远法兰克人，于是他开始使用这个几乎已被人们遗忘的古代信经。最终，《使徒信经》凭借罗马的影响力取代了《尼西亚信经》，成为在西方基督徒中最被广泛使用的信经。

当君士坦丁堡的政局发生变化时，伊格纳修重新成为牧首，当时达成的一项协议是，弗提乌斯将成为下一任牧首。但是，分裂所造成的伤痛犹在，并最终酿成了严重的后果。

东西方教会于公元11世纪彻底分裂了。保加利亚大主教奥赫里德的利奥（Leo of Ochrid）指控西方教会犯了错，因为西方教会将神职人员的独身规定为东西方所有教会的教规，西方教会还在圣餐中使用了无酵饼。随着争辩的不断升级，教宗利奥九世（Leo IX）派出一位特使到君士坦丁堡处理此事。但是，他的这一选择是最不幸的。他的特使枢机主教洪贝尔（Humbert）根本就不懂希腊文，也不愿意学习希腊文。他是一位热情的改革家，他的改革计划包括神职人员独身以及教会独立于世俗统治者。在洪贝尔心中，东方教会已婚的神职人员和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对教会所拥有的权力，正是他发誓要消灭的敌人。他与君士坦丁堡牧首米歇尔·瑟如拉留（Michael Cerularius）相互咒骂。最终，在1054年6 月16日，当牧首米歇尔·瑟如拉留准备举行圣餐时，枢机主教洪贝尔来到圣索菲亚大教堂，他走上高高的圣坛，以教宗的名义——教宗实际上已在不久之前去世——当众将准备好的教宗绝罚谕放到圣坛之上，将“异端”米歇尔·瑟如拉留和所有胆敢追随他的基督徒全部革除教籍。

随后，枢机主教洪贝尔愤然离开，启程返回罗马。东西方教会彻底分裂了。

• Gregory of Nazianzus，Epistle，101.
• [2]On the Orthodox Faith 4.16.

[3]Quoted in G. Zananiri，Histoire de l’église byzantine（Paris: Nouvelles éditions latines， 1954），p.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