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基督教史

第十七章：阿里乌之争与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

（我们）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出于父的实质，出于上帝而为上帝，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受生，而非被造，与父一体……

——《尼西亚信经》

基督教从一开始就不断卷入各种神学争论。在保罗时代，极为迫切的问题是犹太基督徒与外邦归信者之间的关系。后来，围绕着诺斯替派的思辨，爆发了至关重要的争论。公元3世纪，当西普里安担任迦太基的主教时，争论的焦点是重新接纳背教者的问题。所有这些争论都非常重要，通常也非常激烈。但是，在最初几百年，赢得争论的唯一方法是缜密的论证和圣洁的生活。世俗的政府很少关注教会内的神学争论，因此，争论中的各方通常不会落入这样的试探：为了缩短争论进程或赢回在神学争论中输掉的某个论点而求助于世俗的政府。

在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教会可以借助国家来解决某个神学问题。罗马帝国在教会的合一中有着既得利益， 君士坦丁希望，教会的合一可以成为“维系帝国统一的纽带”。因此，国家很快就开始利用自己的权力强迫基督徒在神学问题上达成一致。许多不同观点就这样被压制了，这可能真的会威胁到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如果没有皇帝的干涉，问题可能要通过漫长的争论才得以解决，争论中的各方最终会达成一致，就像过去那样。但是，统治者们并不希望看到教会中这些漫长、悬而未决的争论，因此，他们凭借皇帝的权威来判定谁是谁非。结果，争论中的许多基督徒并不是努力说服他们的对手或其他基督徒，而是试图说服皇帝。最终，政治阴谋变得比神学争论更重要。

这一过程可能早在阿里乌之争中就已经开始，最初，这场争论只是一位主教与一位牧师之间的地方性冲突，后来却发展到君士坦丁必须出面干涉，争论双方最终都试图通过政治阴谋消灭他们的对手。乍一看， 这并不是一段极有教益的历史。但是，如果我们更加仔细地研究这段历史，令人惊讶的并不是神学争论卷入了政治阴谋，而是教会在这种非常不利的环境中，还可以找到力量与智慧，去驳斥那些威胁到基督教核心教义的观点。

争论的爆发

在君士坦丁之前很久的神学发展中，我们就可以找到阿里乌之争的根源。由于查士丁、亚历山大的克莱门、奥利金和其他神学家的工作， 基督徒开始思考上帝的本质，实际上，他们的思考方法是阿里乌之争的直接原因。当第一代基督徒开始在罗马帝国各地宣讲他们的信仰时，他们被视为无知的无神论者，因为他们并没有有形的神祇。作为回应，一些有学识的基督徒求助于古代极具智慧之人的权威——古代哲学家的权威。最优秀的异教哲学家曾经教导，在整个宇宙之上，有一位至高之 神，还有异教哲学家甚至宣称，异教神祇是人类的创造。在求助于这些备受尊敬的哲学家的权威时，基督徒认为，他们相信异教哲学家所谓的至高之神，就是他们所说的上帝。这种论点极具说服力，它无疑有助于知识分子接受基督教。

可是，这也是个危险的论点。渴望证明基督教信仰与古代哲学一致的基督徒可能会认为，众先知和其他圣经作者表述上帝的方法并不是最好的方法，柏拉图、普罗提诺（Plotinus）和其他哲学家的方法才是最好的。这些哲学家想出永恒、不动情、不变的至善这些观念，许多基督徒认为，这就是圣经中的上帝。

为了将圣经所启示的上帝与古代哲学家那位不动情、不变的至高之神相联系，基督徒找到了两种方法：寓意解经法和逻各斯的教义。寓意解经法应用起来非常简单。只要经文与上帝“不符”，即不符合哲学家的至高之神所拥有的至善，这些经文就不能按照字义加以解释。例如，如果圣经记载上帝在园中行走，或上帝说话，我们不要忘记，一位不变的存有不会真的行走或说话。这在理性上满足了许多人。但是，这在情感上却不尽人意，因为教会生活是以这样的信仰为基础：人类可能与一位有位格的上帝（personal God）直接建立联系。但是，哲学家的至高之神却没有位格。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决哲学中至高之神的观念与圣经中上帝的矛盾。这就是查士丁、亚历山大的克莱门、奥利金和其他神学家所提出的逻各斯教义。这种观点认为，虽然至高之神“圣父”是永恒的、无情的， 但还存在一个逻各斯、道或上帝的理性，它是有位格的，可以与世界和人类直接建立联系。因此，查士丁认为，当圣经说上帝向摩西说话时， 它的意思是，上帝的逻各斯在向摩西说话。

由于奥利金及其学生的影响，这些观点在东方教会——也就是在说希腊语、而不是在说拉丁语的教会中广为流传。有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在永恒不变的上帝与短暂易变的世界之间，有上帝的道或逻各斯。阿里乌之争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爆发的。

阿里乌之争始于亚历山大，当时，李锡尼统治着罗马帝国的东部， 君士坦丁控制着西部。亚历山大的主教亚历山大因一些问题与阿里乌产生了冲突，而阿里乌（Arius）是亚历山大最有威望、最受欢迎的长老之一。虽然争论的问题很多，但生死攸关的问题主要是逻各斯、上帝的道是否与上帝永恒共存。最终成为阿里乌派箴言的“有一段时间还没有他（圣子）”（there was when He was not），恰当地指出了阿里乌之争的焦点。亚历山大认为，上帝的道与圣父永恒共存；阿里乌则相信，上帝的道并不与圣父永恒共存。尽管这似乎是个细节问题，但是，最终岌岌可危的问题在于，上帝的道是否具有神性。阿里乌声称，严格地讲，上帝的道并不是上帝，而是所有受造物中的第一个。就这一点而言，重要的是要理解，阿里乌并没有否定上帝的道先存于道成肉身。相反，阿里乌和亚历山大都认为，上帝的道先存于道成肉身。阿里乌的意思是，在其他一切受造物被创造出来之前，上帝就已经创造了上帝的道。亚历山大相信，上帝的道就是上帝，因此不是被造的，而是与圣父永恒共存的。换句话说，如果要在上帝与受造物之间画一条线，阿里乌会将上帝的道画入受造物，而亚历山大所画的线会将所有受造物与上帝和上帝的永恒之道分开。

除了圣经中有利的经文证据之外，阿里乌和亚历山大似乎都有令自己对手的观点站不住脚的逻辑论证。阿里乌一方认为，亚历山大的观点否定了基督教的一神信仰——因为按照亚历山大这位主教的教导，有两位具有神性的存有，因此就有两位神。亚历山大反驳称，阿里乌的观点否定了上帝之道的神性，因此也否定了耶稣的神性。教会从一开始就崇拜耶稣基督，现在，阿里乌的观点迫使教会要么停止崇拜耶稣，要么宣布自己正在崇拜受造物。亚历山大认为，这两种选择都是难以接受的， 阿里乌实际上是错误的。

虽然这些是在阿里乌之争过程中所呈现的问题，但问题的实质很可能是基督如何施行拯救。对于亚历山大，特别是后来为他的观点辩护的神学家——尤其是阿塔那修——而言，基督已经救赎了我们，因为上帝已经在基督里进入了人类的历史，为我们打开了重回上帝那里的道路。阿里乌和他的追随者显然认为，这样的观点威胁到基督作为救赎主的角色，因为通过自己对上帝的顺服，耶稣已经打开了救赎之路，如果耶稣是上帝，不是受造物，他的顺服就没有任何意义。

冲突终于公开爆发了，因为亚历山大声称，谴责阿里乌的教义，革除他在亚历山大的所有教职，是他作为主教的权力与职责。阿里乌并不接受这一判罚，而是求助于亚历山大的人民和罗马帝国东部各地的许多有名的主教，因为他们曾是他在安提阿的同窗。亚历山大很快就爆发了群众示威，人们走上大街游行，歌唱反映阿里乌神学观点的叠歌。阿里乌所求助的主教——他们为了向他们在安提阿的同一位老师表示敬意而自称卢西安派的伙伴们（fellow Lucianists）——纷纷写信表示，被革职的长老阿里乌是正确的，亚历山大在教导错误的教义。因此，亚历山大的地方性分歧威胁到了罗马帝国东部所有教会的合一。

这就是刚刚击败李锡尼的君士坦丁决定介入时的事态。他的第一个措施是，派他的教会事务顾问科尔多瓦的主教霍修斯去说服争辩的双方和解。霍修斯的反馈是，单凭友善的劝解并不足以解决争执，于是君士坦丁决定采取他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的举措：他将召开一次罗马帝国各地的主教都参加的大会或主教会议。除了解决为了制定通行的政策而必须解决的问题之外，此次大会——将在距君士坦丁堡很近的城市尼西亚（Nicea）召开——还将解决爆发在亚历山大的这场神学争论。

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

公元325年，主教们聚集在尼西亚，召开了后世所称的第一次普世大公会议。出席此次大公会议的主教的确切人数不详——一些古代编年史给出的数字“318”遭到了学者们的质疑，因为这个数字恰巧与在亚伯拉罕时代接受割礼的人数一致。不过，出席的主教大约有三百位，主要来自说希腊语的东方，还有一些来自西方。为了从出席会议的主教的角度来理解此次大公会议，我们一定要记得，其中一些主教最近刚刚遭受过监禁、逼迫或流放，一些主教的身上还留有忠于信仰的标记。现在， 在经历了这些试探数年之后，正是这些主教受到了邀请，出席在尼西亚召开的大公会议，而且，是由皇帝支付他们参加会议的费用。出席此次大公会议的许多主教因着传闻或借助信件往来而彼此了解。但是现在， 他们在基督教的历史上第一次共同亲眼目睹了教会普世性的切实证据。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出席了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他在《君士坦丁 传》（Life of Constantine）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上帝最杰出的执事聚集在尼西亚，他们来自欧洲、利比亚—— 也就是非洲——和亚洲的许多教会。一间小小的祷告室仿佛被上帝变大，这里荫庇着叙利亚人、西利西亚人（Cilicians）、腓尼基 人、阿拉伯人、底比斯人（Thebans）、利比亚人、美索不达米亚人，以及来自巴勒斯坦与埃及的代表。还有一位波斯的主教和一位西徐亚（Scythian）的主教。本都、加拉太（Galatia）、潘菲利亚（Pamphylia）、卡帕多西亚、亚细亚和弗里吉亚也派来了最杰出的主教。还有来自色雷斯（Thrace）、马其顿、亚该亚（Achaia）和伊庇鲁斯（Epirus）这些最遥远地区的主教。甚至西班牙科尔多瓦的著名主教霍修斯也出席了此次大公会议。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的主教因为高龄而没能出席。但是，作为他的代表，他的长老出席了会议。君士坦丁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和平召开这样一次盛会，并将其作为战胜所有仇敌的感恩之祭献给自己救主的统治者。[1]

在这样欢快的气氛中，主教们讨论了许多随着逼迫结束而必须解决的立法问题。他们通过了关于重新接纳背教者、选举和授予主教与长老圣职以及各主教辖区隶属关系的标准程序。他们也颁布教令，禁止主教、长老和执事从一座城市来到另一座城市，但这一教令很快就被忽视。

然而，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所面临最困难的问题是阿里乌之争。在这场神学争论中，我们必须考虑一些不同派别的观点与关注。

首先，尼哥米底亚的优西比乌领导着一小群坚定的阿里乌派（这位主教在早期阿里乌之争中曾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请不要将这位优西比乌与亦出席此次会议的历史学家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混淆）。阿里乌并不是主教，因此，他没有资格出席此次大公会议，尼哥米底亚的优西比乌成为了阿里乌及其观点的代言人。这一小群阿里乌派相信，阿里乌的教义完全正确，他们只需通过逻辑论证即可清楚地阐明他的教义，认为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将会支持阿里乌，并因亚历山大谴责过阿里乌的教义而谴责亚历山大。

另一小群完全反对阿里乌派的主教认为，阿里乌主义威胁到基督教的核心信仰，因此，必须无条件地谴责阿里乌主义。不出所料，这群主教的领袖正是亚历山大的亚历山大。在他的追随者中，有一个年轻人，他当时还只是一位执事，尚不能出席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但是，他最终得以闻名于世，因为他是尼西亚正统信仰的捍卫者：他就是亚历山大的阿塔那修。

大多数来自说拉丁语的西方教会的主教对阿里乌之争并不是那么关注，在他们看来，阿里乌之争只不过是奥利金的东方追随者之间的一场争论。对于他们来说，正像德尔图良在很久以前所说的，只要宣信上帝有“三个位格和一个本质”就已经足够了。

另一小群主教——可能只有三到四位——持有的观点接近于圣父受难论，即圣父和圣子是同一位，因此，圣父也在十字架上受难。这些主教赞同阿里乌主义是错误的，但是，随着教会开始阐释三位一体教义的意义，他们自己的教义也在争论的过程中被否定了。

实际上，出席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的绝大多数主教并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派。当逼迫终于结束，教会必须应对新的机遇与挑战时，他们对爆发了威胁到教会合一的争论而深感悲伤。从召开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的那一刻起，这些主教似乎就希望能够达成一种令会议可以继续讨论其他问题的妥协。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这位因渊博的学识而赢得其他主教同工极大尊敬的历史学家——就是这种态度的典型代表。

根据出席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的主教的记录，令事态发生改变的是尼哥米底亚的优西比乌对他教义的阐述——也是对阿里乌教义的阐述。尼哥米底亚的优西比乌可能始终相信，只要清楚地阐明了他的教义，他就能说服出席此次大公会议的所有主教。但是，当主教们听到他的解释时，他们的反应与他所期待的正好相反。尼哥米底亚的优西比乌断言，无论有多么崇高，上帝的道或圣子都只是一个受造物。他的断言激起了许多主教的愤怒：“你说谎！亵渎上帝！异端！”主教们的愤怒咆哮令优西比乌沉默了，我们得知，主教们夺过了他手中的讲稿，将其撕成碎片，践踏在脚下。

此时，绝大多数主教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他们之前还希望通过谈判与妥协去解决那些危如累卵的问题，而不谴责任何教义。他们现在认 为，必须尽可能以最清楚的方式否定阿里乌主义。

起初，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试图通过圣经中的经文驳斥阿里乌主义。但很快就显而易见，如果只通过经文，此次大公会议难以确凿无误地否定阿里乌主义。此时会议决定制定一份表达教会信仰、明确否定阿里乌主义的信经。我们并不完全清楚制定这份信经的经过。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拿出了自己教会的信经，他为何这么做，学者们众说纷纭。君士坦丁建议将同质（homoousios）一词——我们还会讲到——写进这份信经。（令一些学者心存疑虑的是，君士坦丁是真的完全清楚“同质”一词是阿里乌之争的关键才提出了这个词，还是他的教会事务顾问科尔多瓦的霍修斯建议他这样做？）最终，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通过了一份以凯撒利亚信经为基础的信经，但是，这份信经添加了大量清楚否定阿里乌主义的内容：

我们信独一的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和有形无形万物的主。

我们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出于父的实质，出于上帝而为上帝，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受生，而非被造，与父一体（同质，homoousios），天地万物都是藉着他造 的；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取得肉身而为人，受难，第三天再次复活，升天，将会来审判活人和死人。

我们信圣灵。

但是，凡曾说有一段时间还没有他（圣子），在被上帝所生之前他尚未存在，或说他出于无有，或说上帝的儿子所具有的是与上帝不同的实质（hypostasis）或本质（ousia），或是被造的，或是会改变或变化的，这些人都为大公教会所诅咒。[2]

后来，教会对这份信经做出了许多补充，并删除了最后一段诅咒 文，这份信经成为我们今天所说的《尼西亚信经》的底本，而《尼西亚信经》是最被普遍接受的基督教信经。（起源于罗马的《使徒信经》只被源自西方的教会——包括罗马天主教和源于新教改革的教会——所熟知和使用。

另一方面，西方教会和东方教会——包括希腊东正教、俄罗斯东正教等——都承认《尼西亚信经》。）

当我们阅读主教们在尼西亚通过的这份信经时，我们会清楚地看 到，他们的主要关切在于否定圣子或上帝的道——逻各斯——是受造 物，或它们与上帝不具有相同神性的观念。首先，这可以在一些肯定的陈述中看出，如“出于上帝而为上帝，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这也是《尼西亚信经》宣布圣子“受生，而非被造”的原因。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尼西亚信经》开篇就宣告，圣父是“创造天地和有形无形万物的主”。因此，在宣布圣子是“受生，而非被造”的同时，圣子已经被排除在圣父所创造的“有形无形的万物”之外。此外，《尼西亚信经》的最后一段谴责了宣布圣子是与受造物一样“出自无有”——从无中受造——的人。最后，《尼西亚信经》告诉我们，圣子是为“父的实质”所生。

然而，关键词和许多争论的中心是homoousios一词，它通常被翻译成“同质”（of the same substance）。“同质”一词意在表达圣子与圣父具有相同的神性。但是，“同质”一词也成为后来抵制《尼西亚信经》的主要原因，因为它似乎是在暗示，圣父与圣子没有任何区别，因此为“圣父受难论”敞开了一扇大门。

出席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的主教们希望，他们通过的《尼西亚信经》——以及附在后面的措辞清晰的诅咒文——会结束阿里乌之争，他们逐一在《尼西亚信经》上签名。只有少数主教拒绝在信经上签名，其中就包括尼哥米底亚的优西比乌。最终，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宣布他们是异端，革除了他们的教籍。此外，君士坦丁对这些主教又做出了自己的判罚：他将被革职的主教逐出了他们的城市。也许，他只想避免再次爆发骚乱。但是，对教会神职人员所做的这一世俗判罚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它开创了世俗权力代表所谓的正统教义干涉教会事务的先例。

然而事与愿违，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并没有结束阿里乌之争。尼哥米底亚的优西比乌是位能干的政治家，我们得知，他甚至还是君士坦丁的远亲。他的策略是设法博得君士坦丁的同意，重返尼哥米底亚。他很快就成功了。君士坦丁的夏季行宫位于尼哥米底亚，因此，优西比乌很快就得以将自己的案件再次向君士坦丁陈明。最终，君士坦丁认为， 他对阿里乌派的惩罚过于严厉。阿里乌在流放中被召回，君士坦丁命令君士坦丁堡的主教恢复阿里乌的圣餐。正当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还在考虑是服从皇帝的命令，还是依照自己的良心来行事时，阿里乌突然去世。

公元328年，亚历山大的亚历山大去世，他的继任者是阿塔那修。阿塔那修作为执事参加过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现在，他成为了尼西亚事业的捍卫者。他很快就与尼西亚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讲述阿塔那修的一生就可以最好地回顾阿里乌之争的后期历史。这将是第十九章的主题，我们不必在此赘述。我们只需说，尼哥米底亚的优西比乌和他的追随者成功地让君士坦丁下令流放了阿塔那修。在阿塔那修被流放之后，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的大多数领袖也被放逐。当君士坦丁在临终之际要求接受洗礼时，尼哥米底亚的优西比乌为他施行了洗礼。

在短暂的空位期之后，君士坦丁的三个儿子继承了皇位：君士坦丁二世、君士坦斯和君士坦提乌二世。君士坦丁二世统治着高卢、大不列颠、西班牙和摩洛哥。君士坦提乌二世的领地遍及罗马帝国东部的大部分领土。君士坦斯只分得了他两个兄弟领地之间一片狭长的土地，包括意大利和北非。最初，新局势有利于尼西亚一派，因为君士坦丁这三个儿子中最年长的一位支持他们，他召回了流放中的阿塔那修和其他人。但是，君士坦丁二世与君士坦斯之间后来爆发了战争，这为在罗马帝国东部统治的君士坦提乌二世提供了一次推行倾向阿里乌主义政策的良机。阿塔那修再次被流放，在君士坦丁二世去世之后，当君士坦斯统一了罗马帝国西部，以及君士坦提乌二世被迫采取更加温和的政策时，阿塔那修才得以从流放中归回。但是，君士坦提乌二世最终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唯一皇帝，正如哲罗姆所说，正是在这时，“整个世界才从沉睡中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成为阿里乌派”。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的领袖再次被迫离开了他们的城市，君士坦提乌二世对他们施加了巨大的压力，甚至年迈的科尔多瓦主教霍修斯和罗马主教利贝里乌（Liberius）也最终在阿里乌派的信仰声明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但是，君士坦提乌二世的意外去世改变了事态的进展。他的堂弟朱利安继承了皇位，他被后世的基督教历史学家称为背教者。得益于基督徒之间无休止的争论，异教徒得以对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之后的新局势做出回应。

[1]  Eusebius of Caesarea，Life of Constantine 3.7.

[2]   Eusebius of Caesarea，Epistle to the Caesare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