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基督教史

第十六章：分裂者的回应：多纳徒主义

多纳徒派与我们争辩的是，在哪里可以找到基督的身体——教会？我们是在自己的话中，还是在教会的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话中寻找答案？

——希波的奥古斯丁

修士通过退隐到沙漠来表达他们对新秩序的不满，但是，另一些基督徒宣称教会已经普遍受到腐蚀，他们才代表真正的教会。在持有类似观点的分裂派中，多纳徒派（Donatists）是数量最多的。

多纳徒主义争辩是教会因背教者与如何重新接纳他们而产生分裂的又一个例子。在每一次猛烈的逼迫之后，教会不得不应对的一个问题 是：如何处理那些曾放弃了信仰、但现在又希望重新进入基督徒团契的信徒。虽然在东方教会中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与分裂，但是，这样的分裂在强调教规与秩序的说拉丁语的西方教会更为普遍，更为持久。公元3世纪，背教者的问题就已经在罗马导致了诺瓦替安派分裂；在北非， 迦太基的主教西普里安必须捍卫自己的主教权威，对抗那些认为应当由认信者来决定如何重新接纳背教的基督徒。现在，到了公元4世纪，关于如何重新接纳背教者的争辩在北非尤其成为一个致命的问题。

一直以来，北非的逼迫都非常猛烈，这里的许多基督徒都曾经屈 服。同其他地区逼迫中的情形一样，北非基督徒的屈服程度也不同。为了避免再次受到逼迫，一些主教向帝国官员交出了异端书籍，并让官员们相信，这些书籍就是基督教的圣经。有些主教真的交出了圣经，并声称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伤亡，这是他们身为牧者的责任。许多基督徒——既有神职人员，也有平信徒——屈服于皇帝的巨大压力，曾崇拜异教神祇。的确，崇拜异教神祇的基督徒非常多，一些编年史家记载，异教神庙有时容纳不下前来崇拜的基督徒。

另一方面，还有许多基督徒坚守信仰，结果遭受了监禁、酷刑，甚至是殉道。同以前一样，那些在监禁和酷刑中幸存下来的基督徒被称 为“认信者”，他们因坚定的信仰而备受尊重。在西普里安时代，一些认信者过于简单地重新接纳了背教者，并没有征求教会当局的意见。现在，在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之后，许多认信者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场， 他们坚持采取比教会更加严厉的措施。这些有着更加严格要求的认信者声称，背教者不仅是指那些真正崇拜了异教神祇的基督徒，还包括那些向当局交出圣经的基督徒。这些认信者认为，如果说改动圣经的一字一句都是大罪，那么将圣经交出来毁掉岂不是更大的罪吗？因此，一些主教和其他领袖被赋予一个可憎的称谓：背教者或以经换命者（traditores），用于称呼那些交出圣经或背教的基督徒，而这种称谓通常是用来称呼犹大。

这就是逼迫结束后不久迦太基主教教职空缺时的事态，而这一职位非常重要。凯希里安（Caecilian）当选为迦太基的主教。但是，他并不受严格派的欢迎，严格派选出了与他敌对的主教马约里努斯（Majorinus）。在选举过程中，双方都搞了一些阴谋，使用了一些卑劣的伎俩，因此，双方都有充足的理由声称自己对手的当选并不合法。马约里努斯被任命为迦太基的敌对派主教不久后就去世了，他的同党选出了多纳徒（Donatus of Casae Nigrae），他领导了他们大约五十年，“多纳徒主义”（Donatism）也最终得名于他。

其他教会自然会对北非的这次分裂深感不安，因为只能承认迦太基的一位主教。罗马和其他一些重要城市的主教宣布，凯希里安才是迦太基的真正主教，马约里努斯和多纳徒是篡位者。君士坦丁听从了这些主教的意见，命令他的北非官员只承认凯希里安和与凯希里安保持合一的基督徒，因为他十分关心教会的合一，这有助于他帝国的统一。这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因为君士坦丁正在颁布支持基督教的法律，如对神职人员免税。基于他对北非官员的命令，只有与凯希里安保持合一的基督徒才可以享受君士坦丁给予教会的一切恩惠。

那么，造成多纳徒派分裂的原因是什么？之前讲述的只是多纳徒派分裂开始的客观历史。实际上，这次分裂还有神学、政治与经济上的原因。神学是造成多纳徒派分裂的直接原因，这与如何处理在逼迫期间放弃信仰的基督徒有关。多纳徒派认为，在三位为凯希里安按立圣职的主教中，有一位是以经换命者——他曾将圣经交给了当局，因此，这次按立圣职是无效的。凯希里安和他的支持者对此的回应则是，首先，这位主教并不是以经换命者；其次，即使他曾经是，他为凯希里安按立圣职仍然有效。因此，除了这位主教——和与凯希里安保持合一的其他基督徒——是否放弃过信仰这个实际问题之外，还出现了另一个问题：由不称职的主教按立圣职是否有效。多纳徒派声称，按立圣职的有效性取决于其施行者是否称职。凯希里安和他的追随者回应称，圣礼和其他类似行为的有效性并不能取决于其施行者是否称职，因为如果是这样，那么所有的基督徒都会怀疑他们的洗礼或圣餐礼的有效性。我们无法知道圣礼施行者内在的属灵状态，因此就无法消除对圣礼有效性的怀疑。

多纳徒派坚持认为，凯希里安接受的圣职按立因以经换命者的参与而无效，因此他实际上并不是主教，进而由凯希里安按立圣职的所有神父都是假神父，他们施行的圣礼都是无效的。此外，为凯希里安按立圣职的另外两位有资格的主教也犯罪了，因为他们与凯希里安及其追随者保持合一。结果，他们施行的圣礼和按立的圣职也不再有效。

因为这两种观点，如果凯希里安的一位追随者决定加入多纳徒派， 多纳徒派就会要求他重新接受洗礼，因为多纳徒派宣称他们的对手施行的洗礼是无效的。但是，另一方面，凯希里安和他的追随者则不会为多纳徒派重新施行洗礼，因为他们认为，无论施行洗礼者是否称职，由他施行的洗礼仍是有效的。

除了由不称职的施行者所施行的圣礼是否有效这一问题，多纳徒主义争辩还与两种不同的教会观有关。多纳徒派认为，教会是基督的新 妇，必须是纯净圣洁的，而他们的对手提出了麦子与稗子的比喻，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基督徒最好不要论断是否称职的问题，应当将这个问题留给主来评断。对于多纳徒派来说，教会的圣洁在于教会成员的圣洁；在凯希里安和他的追随者看来，圣洁的基础是教会之主的圣洁。多纳徒派认为，牧师或主教的圣洁赋予了他们权威；他们的对手则相信，这样的权威源自圣职——这是罗马法的一个普遍原则。

这些就是多纳徒主义争辩所涉及的主要神学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当时的文献就会意识到，神学争辩经常掩盖着造成冲突的其他原因。一些多纳徒派曾将圣经交给当局，还有一些多纳徒派甚至列出了一份清单，上面完整地记录了教会在崇拜中使用的物品，并将这份清单交给当局。然而，多纳徒派还是重新接纳了他们。此外，普尔普里乌斯（Purpurius）是多纳徒主义运动最早的领袖之一，他谋杀了自己的两个侄子。因此，我们难以相信，多纳徒派敌视其他基督徒的真正原因是他们关心教会的纯洁。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两派基督徒很快就按地理位置与社会阶级划清了界限。在迦太基及其附近地区——罗马地方总督辖区内的非洲（Proconsular Africa），凯希里安和他的追随者势力强大。但是，在更西面的努米底亚（Numidia）和毛里塔尼亚（Mauritania），多纳徒派十分受欢迎。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都是农业地区。这两地的大量农作物都是通过迦太基出口到意大利。最终的结果是，作为贸易中间人，劳动少、风险小的迦太基人比实际种植庄稼的努米底亚人和毛里塔尼亚人赚钱更多。此外，同迦太基及其周边地区相比，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的罗马化程度较低。在罗马化程度更低的地区，许多居民仍保留着祖先的语言与风俗，他们将罗马和与罗马相关的一切视为外国的压迫势力。另一方面，在迦太基，生活着高度罗马化的地主、商人和军官，他们在与意大利的贸易和其他往来中获益最大。对于这些人来说，与罗马和罗马帝国其他地区保持良好的关系至关重要。但是，在迦太基及其边远地区，许多下层人有着类似于努米底亚人和毛里塔尼亚人的情感。

早在君士坦丁之前，基督教就已经在努米底亚和罗马地方总督辖区内非洲的底层人中赢得了大量信徒，也在毛里塔尼亚取得了一定的进 展。这些归信者的新信仰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即使是罗马帝国也难以征服。与此同时，数量相对较少的罗马化迦太基人也信奉了基督教。这将社会上其他一些紧张关系带进了教会。但是，当时归信基督教的人——尤其是上层人——必须断绝他们的许多社会关系，因此，教会内的紧张关系并不如以前那么严重。

这种情况因君士坦丁的出现和教会获得了安宁而发生了根本性转 变。现在，人们既可以是好的基督徒，也可以是好的罗马公民。在君士坦丁的带领之下，罗马化阶层中的人涌进了教会。之前归信基督教的罗马化人将这种变化视为一种进步，因为其他重要人物现在证实了他们以前的决定。但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基督徒倾向于将新进展视为教会的腐败。他们一直憎恨的罗马帝国的一些东西，现在成为了教会的一部分。很快，有权势者——掌控政治与经济的人——就掌控了教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基督徒似乎必须抵制教会的腐败，提醒最近归信基督教的有权势者，当他们还在崇拜异教神祇时，那些所谓的“无知的”努米底亚人、毛里塔尼亚人和其他一些人就已经认识了真理。

这一切都可以在多纳徒主义争辩的各个阶段看出。凯希里安在迦太基的罗马化基督徒的支持下被选为主教。他的当选遭到罗马地方总督辖区内非洲的底层基督徒和几乎所有努米底亚人与努米底亚神职人员的反对。君士坦丁在还没有花时间去研究争辩问题之前，就做出了凯希里安一派代表合法教会的决定。在一些说拉丁语的大城市，主教也做出了认可凯希里安一派的决定——最终，说希腊语的城市的主教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多纳徒派十分愿意接受曾在逼迫期间软弱过的努米底亚神职人员的支持。

这并不意味着，多纳徒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场自觉的政治运 动。早期的多纳徒派并不反对罗马帝国，而是反对“世俗的世界”——尽管罗马帝国的许多习俗在他们看来是世俗的。他们不断劝说君士坦丁，希望说服他相信，他支持凯希里安及其追随者的决定是错误的。即使到了朱利安于公元4世纪后半叶执政时，一些多纳徒派仍然希望罗马当局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转而支持他们。

公元340年左右，出现了一群被称为圣墓派（circumcellions）的多纳徒派。“圣墓派”这个名字的起源尚存争议，可能是指他们将总部设在了殉道士的坟墓。他们主要是那些使用了暴力的努米底亚与毛里塔尼亚的多纳徒派农民。尽管他们有时会被描述成一群打着信仰幌子的强盗， 但他们实际上是宗教狂热分子。他们相信，殉道是最光荣的，既然以往那样的逼迫已经结束，那么在与歪曲信仰者的斗争中死去的基督徒也是殉道士。有时，为了追求殉道，他们选择集体跳崖自杀。他们很可能是宗教狂热分子，却绝不是伪善的机会主义者。

圣墓派成为分裂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有时，城镇中的多纳徒派领袖也希望远离这个激进的派系。但在其他一些时候，当他们需要这支激进的军队时，他们又会求助于圣墓派。最终的结果是，许多人被迫放弃自己在偏远地区的房产和地产，因为如果没有大量的护卫，富人和代表罗马帝国的人不敢在乡村地区走动。圣墓派不只一次出现在设有防御工事的城镇的城门口。罗马帝国因此蒙羞，贸易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罗马帝国做出了回应，只能诉诸武力。逼迫、劝说、屠杀和军事占领都无济于事。圣墓派表达出群众深深的不满，帝国难以彻底消灭这场运动。我们将在以后讲到，汪达尔人（Vandals）随后不久入侵了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因此结束了罗马帝国在这里的统治。但是，即使在汪达尔人的统治之下，这场运动还在继续。公元6世纪，东罗马帝国——首都建在君士坦丁堡——征服了北非。但是，圣墓派仍然存在。直到穆斯林于公元7世纪末征服北非之后，多纳徒主义和圣墓派才最终消失。

总而言之，多纳徒主义——尤其是其中激进的圣墓派——是对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所带来的新形势的一种回应。一些基督徒张开双臂欢迎新秩序，另一些退隐到沙漠，而多纳徒派则脱离了现已成为罗马帝国盟友的教会。即使这样，他们所提出的关于教会的本质与圣礼的有效性这些重要的神学问题，还是迫使其他基督徒——如著名的圣徒奥古斯丁——必须予以解决。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为了回应多纳徒派，奥古斯丁和其他神学家才提出了他们的教会论、他们对圣礼有效性的看法以及正义战争论。因此，就如经常所发生的那样，最后被教会作为异端与分裂者而被抛弃的基督徒，也影响到为了驳斥他们而发展起来的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