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基督教史

第十五章：修士的回应：修道主义

离开修道之所或去找他人陪伴的修士，失去了他们的宁静，犹如离开水的鱼儿，失去了它的生命。

——安东尼

教会在君士坦丁带来的和平之后有了新地位，但是，并不是所有基督徒对此都同样认可。一些基督徒相信，最近发生的事实现了上帝的计划，如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另一些基督徒与他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认为基督徒的生活标准降低了，并因此而感到悲伤。耶稣曾说的那扇窄门已经变宽，无数人从中匆匆而过——许多人似乎只是为了追求特权与地位，并不注重探究基督徒的洗礼和背负十字架生活的深刻含义。主教为了声名显赫的教职而相互竞争。富人和掌权者似乎主导了教会的生 活。稗子迅速生长，威胁到麦子的生存。

大约三百年来，教会始终生存在持续逼迫的威胁之下。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他们某一天可能会被带到罗马帝国的官员面前，在殉道与叛教之间做出可怕的选择。在公元2世纪与3世纪这两个漫长世纪的平静日子里，有些基督徒忘记了这些；当逼迫真的来临时，他们表现得过于软弱，难以经受住试炼。这反而令其他基督徒相信，安全与安逸的生活是坚守信仰的最大敌人，在相对和平的年代这些敌人其实更加强大。现 在，当教会的安全似乎有了保障时，许多基督徒相信，这种保障正是撒旦的网罗。

如何在这种环境中做真基督徒？当教会与世俗的权力联合在一起时，当奢侈和炫耀占据基督教的圣坛时，当整个社会决心将那条狭窄的小路变为宽阔的大道时，基督徒将如何抵御时代的巨大诱惑？当教会的众多领袖住在奢华的家中时，当殉道这一最后的见证不再可能时，基督徒将如何为那位无处枕头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作出见证？基督徒将如何战胜以世俗的新荣耀不断诱惑他们的撒旦？

许多基督徒在修道生活中找到了答案：逃离人群社会，撇弃一切， 战胜屈服于诱惑的肉体及其情欲。因此，正当成千上万要求洗礼的人涌入大城市的教会时，成千上万基督徒真的离开了城市，在独处中寻求上帝的祝福。

修道主义的起源

早在君士坦丁时代之前，始终有基督徒出于各种原因而相信他们得到了呼召，要过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我们已经讲过“寡妇和贞女”—— 她们选择不结婚或不再嫁人，将全部时间与精力投入教会的侍奉。后 来，奥利金过着柏拉图式的理想的智慧生活，他还准备去过那种仅能维持生命的生活，那种极端禁欲的生活。基督曾论过“为天国阉割”的人， 据说，奥利金以字面意义解释了这段话。此外，虽然教会已经否定了诺斯替主义，但它的影响仍然存在，这体现在当时广泛流行的一个观念 中：肉体与精神生活是根本对立的，因此，为了过完全的精神生活，必须克制与苦待肉体。

因此，修道主义在教会内外都有其根源。从教会内部来看，修道主义从保罗的话中获得了灵感，他说过，选择独身的基督徒可以更自由地服侍主。对主再来的盼望，往往增强了守独身的动力。如果末世近了， 那么结婚并开始规划未来的安定生活就没有任何意义。有时，守独身还有另一个原因：基督徒要为即将到来的国度作出见证，耶稣说过，这个国中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此，在今生选择守独身的基督徒，是即将到来之国的鲜活见证。

在基督教修道主义的发展中，教会之外的许多因素也起到了作用。古代的一些哲学学派认为，肉体是灵魂的监狱或坟墓，只要灵魂未能战胜肉体的束缚，灵魂就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当时广为流传的斯多葛派的教导是，情感是真智慧的大敌，智者致力于完善他们的灵魂，克制他们的情感。地中海盆地有一些宗教传统，包括神圣的贞女、独身的司祭、阉人和其他一些专门服侍神祇的人。有种观念认为，肉体——尤其是性行为——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邪恶的，与追求圣洁的人不相称。这种观念十分普遍，为了抑制这种极端的思想，公元325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决定，罢免所有已经阉割的神职人员，任何已经阉割的基督徒都不能成为神职人员。但是，根据古代编年史家的记载，甚至当时出席此次大公会议的一些主教也希望下令神职人员守独身——这一动议终因帕弗努提乌（Paphnutius）主教的强烈反对而被否决，帕弗努提乌主教以在逼迫中的坚定信仰与独身生活而广受敬重。因此，早期基督教修道主义的思想不仅源于圣经，也有同基督教极其对立的其他来源。

早期沙漠修士

尽管早期的修士遍布于罗马帝国各地，但是，沙漠——尤其是埃及的沙漠——为修道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最为肥沃的土壤。修士（monk） 一词源于希腊词monachos，意为独居者（solitary）。早期修士的动力之一是寻找幽静独居的地方。喧嚣的社会被视为一种诱惑，会搅扰修道的目标。“隐居者”（anchorite）一词的原意是“离群索居者”（withdrawn），甚至是“逃亡者”（fugitive），但它很快就开始用于指称隐居的修士。对于修士来说，沙漠具有吸引力，这并不是因为沙漠中的艰苦条件，而是因为沙漠地处偏远。他们所寻找的并不是滚烫的沙地，而是一片绿洲，一个隐蔽的山谷，或一片荒废的墓地，在这里，他们才不会被人搅扰。

有迹象表明，早期的基督教修道运动经常与一场类似的个人运动有关：为了逃避政府强加的苦难，尤其是税收，一些人离开了他们的村 庄。几乎就在同一时期，早期的基督教修道主义蓬勃发展，埃及乡村的人口逐渐减少，因为人们发现难以履行政府强加给他们的各种义务，于是逃到了更加偏远的地区。因此，他们也是逃亡者或隐居者，我们并不是总能分清他们与逃到沙漠寻求更加圣洁生活的修士。

我们无法说出，谁是沙漠中的第一个修士或修女。这一殊荣通常被赋予了保罗和安东尼（Anthony），这要归功于两位伟大的基督教作家：哲罗姆和阿塔那修（Athanasius），他们分别为保罗和安东尼立传，都声称自己的传主才是埃及修道主义的创建者。但事实上，我们不可能知道——也永远不会有人知道——谁才是这场运动的创建者。修道主义并不是一个人的发明，而是一大批人的离去，好像是一场传染病， 突然传染了成千上万人。不管怎样，保罗和安东尼的生活是重要的，如果他们并非早期修道主义的创建者，那他们也是早期修道主义的典型代表。

哲罗姆对保罗的记载非常简短，几乎完全是个传奇故事。但是，故事的核心内容仍可能是真实的。公元3世纪中期，一个名叫保罗的年轻人为了逃避逼迫而来到了沙漠，他在沙漠中发现了一个造假币者遗弃的藏身地。他在这里度过了余生，专心祷告，几乎完全依靠枣子度日。根据哲罗姆的记载，保罗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了近一百年，在此期间，他的访客只有沙漠中的野兽和年迈的修士安东尼。这可能有些夸张，但这的确告诉我们，隐修的理想对早期的修士非常重要。

根据阿塔那修的记载，安东尼生于尼罗河西岸的一座小村庄，他的父母较为富有。他很可能是科普特人——古代埃及人的后裔，但现在受到罗马人和希腊人的压迫与歧视。安东尼在父母去世时还很小，但他所继承的财产足以令他和他当时所照顾的妹妹过上安逸的生活。他本打算依靠财产度日，但教会有一次诵读的福音书经文深深触动了他，使他觉得必须要改变自己的生活。那一天诵读的经文是青年财主的故事，对于相对富裕的安东尼来说，耶稣的话清晰响亮：“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太19:21）。安东尼听从了耶稣的教导，他变卖了财产，将收益分给穷人，只留下用来照顾妹妹的那一份。但是，他后来被耶稣在《马太福音》6:34的话所感动：“不要为明天忧虑。”随后，他将自己为妹妹存留的那一小份财产也卖了，将妹妹交给教会的贞女照顾，然后自己来到了沙漠。

在最初几年修道生活中，安东尼向生活在附近的一位老者学习——这一事实说明，安东尼并不是第一个基督教修士。这些年对这位年轻的修士来说是一段艰苦的岁月，因为他经常思念他所放弃的快乐，他开始后悔，不该卖掉所有财产，退隐到沙漠。当安东尼受到这种试探时，他求助于更加严格的操练。他有时一连禁食数天；有时会只在日落之后吃一餐。

若干年后，安东尼决定离开他年迈的老师和身边的修士，他已经从他们那里学会了修道生活。后来，他来到一片荒废的墓地，生活在一个墓穴中。一些好心人每隔几天给他送些饼，他就依靠这些食物度日。根据阿塔那修的记载，安东尼这时开始看见几乎在不断诱惑他的魔鬼的异象。有时，他与这些魔鬼的遭遇会导致一场令他的身体疼痛数天的肉搏战。

安东尼最终在三十五岁时得到了异象，上帝要他不要惧怕，因为他总能指望上帝的帮助。安东尼此时认为，他居住的墓穴还不够远离社 会，于是他搬到沙漠中更远的地方。他找到一座荒废的堡垒，在那里住了下来。即使是在那里，魔鬼还在纠缠他，异象与诱惑仍然不断出现。但是，安东尼现在相信，他得到了上帝的帮助，争战更能忍受了。

然而，并不只有魔鬼跟随着这位修道健将。其他修士也尾随着他， 他们渴望从安东尼这里学到修道戒律和祷告默想的智慧。此外，一群好奇的人和病人也跟随着他，因为他当时已被誉为圣徒，能行神迹。这位年迈的隐修士一次次退隐到更加偏僻的地方，但是，他一次次被寻找他的人找到。最终，他不再躲藏，同意住在一群门徒附近，条件是他们不可以太频繁地拜访他。作为回报，安东尼会定期探望他们，与他们讨论修道戒律、上帝的爱和默想的奇妙。

可是，安东尼的确有两次到过大城市亚历山大。第一次是在戴克里先大肆逼迫基督徒时，安东尼和他的一些门徒决定去亚历山大殉道。但是，罗马帝国的高官对这些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修士不屑一顾，这些想要成为殉道士的修士只能对其他基督徒说些鼓励的话。

多年以后，有关圣子神性的阿里乌之争爆发时，安东尼第二次来到亚历山大。因为阿里乌派声称，这位圣洁的隐士支持他们，反对阿塔那修。安东尼认为，揭穿这些虚假传言的唯一方法，就是亲自出现在聚在亚历山大的主教们面前。根据阿塔那修的记载，这位因不懂希腊语而不得不讲科普特语的年迈修士——他可能还是个文盲——所说的话充满智慧，且极具说服力，他挫败了阿里乌派。

到了晚年，安东尼终于同意让两个年轻的修士与他同住，照顾他。他于公元356年去世，在临终之前，他叮嘱他的两位同道不要说出他的埋葬地，并托付他们将他的唯一财产——一件披肩，送给亚历山大的主教阿塔那修。

保罗和安东尼在君士坦丁时代之前就已来到沙漠，而在此之前，沙漠中就已经有了修士。当君士坦丁掌权时，修士的生活越来越受欢迎。一些到过沙漠的旅行者声称，在沙漠中居住的修士比一些城市中的居民还多——这显然是夸大其词。另有人宣称，埃及的一个地区就有两万女基督徒和一万男基督徒过着修道生活。此外，还有人声称，在今天位于土耳其的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的贫瘠地区，也生活着同样数量的修士，他们在这里松软的岩石中开凿洞穴。不论这些数字有多么夸张， 一个可以肯定的事实是：数量众多的人为寻求修士的隐居生活而逃离了社会。

修士的生活极其简单。一些修士种植菜园，但是，大多数修士依靠编织篮子和席子维生，用它们换来饼和油。除了随手可得的芦苇之外，这个副业的优势还在于，修士可以在编织时祷告、吟诵《诗篇》或背诵某段经文。沙漠修士的主要食物是饼，有时还会加上水果、蔬菜和油。他们的财产被严格限制在必需的衣服和睡觉用的席子。大多数修士并不赞成拥有那些会导致人骄傲的书籍。他们相互教导，可以背诵整卷圣 经，尤其是《诗篇》与新约。他们还分享一些具有教育意义的轶事与训导，而这些都是源自最受尊敬的修士。

沙漠修道主义的精神与建制教会格格不入，因为教会的主教生活在大城市，享有权力与威望。许多修士认为，降临在他们身上最糟糕的命运是被按立为司祭或主教——正是在这时，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所带来的变化，基督教的执事开始被称为“司祭”。尽管有些修士接受了圣职，但这几乎总是违背他们的意愿，或者只是为了回应某位著名的圣洁主教——如阿塔那修——的不断恳求。这也意味着，许多修士多年没有领过圣餐，而圣餐最初就是基督教崇拜的中心。一些地方建起了教会，附近的修士星期六和星期天在这里聚会。星期天，他们在圣餐之后经常一同进餐，然后到下一周再一同聚会。

另一方面，修道生活并非没有诱惑。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修士逐渐相信，他们的生活比大多数主教与教会其他领袖的更加圣洁，因此应当由他们决定基督教的正确教导，而不是由教会的主教和领袖来决定。许多这样的修士其实相当无知，近乎狂热，因此他们成为了更有文化、更具权势和更加狡猾之人的爪牙，他们利用这些沙漠主人的狂热，实现自己的目的。在公元5世纪，这种情况发展到了极点：一些暴动的修士试图通过武力强制推行他们所认为的正统教义。

帕科米乌与集体修道主义

退隐到沙漠的基督徒越来越多，其中大多数希望受教于经验丰富的教师，这就产生了一种新的修道生活。安东尼经常被迫逃离寻求他帮助与指导的修士。集体修道生活逐渐取代了隐居修道生活。集体修道的基督徒仍自称为“修士”——独居者，但是，他们的意思并不是完全离群独居，而是生活在远离俗世的隐居处。这种修道主义被称为“修院式修道主义”（coenobitism），得名于意为“集体生活”的两个希腊词。

同隐居修道主义的情况一样，我们也无法说出，谁是修院式修道主义的真正创建者。修院式修道主义很可能同时出现在许多地方，它并不是一个人天才般的创造，而是迫于形势的压力。早期修士完全隐居的生活并不适合许多来到沙漠的基督徒。此外，如果基督徒生活的中心是 爱，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完全独居、很少与他人接触的修士，如何实践他对邻舍的爱。于是，修院式修道主义诞生了，这既是因为很多修士聚集在某些圣徒般领袖身边的自然趋势，也是因为福音的本质。

帕科米乌（Pachomius）虽然不是修院式修道主义的创建者，但他配被誉为这场运动的组织者，他为修院式修道主义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公元286年左右，帕科米乌生于埃及南部的一座小村庄。他的父母都是异教徒，在他从家中被带走、被迫参军之前，他对基督教似乎一无所知。在军队中，当他因自己的命运而深感悲伤时，一群基督徒来安慰他、陪伴他。这个年轻的新兵被这种爱的行为深深感动，他发誓，如果可以离开军队，他也要全心服侍他人。在十分意外地被获准离开军队之后，他四处寻找可以教授他基督教信仰以及为他施行洗礼的人。若干年后，他决定退隐到沙漠，在沙漠中，他请一位年迈的隐修士教他修道生活。

年轻的帕科米乌与这位隐修士共同生活了七年，直到他听到一个声音命令他离开。他那位年迈的老师帮他修建了一个栖身之所，帕科米乌独自生活在那里，直到他的弟弟约翰前来与他同住。兄弟俩一同过着祷告与默想的生活。

但是，帕科米乌并不满意，他不断祈求上帝启示给他一条更好的服侍之路。最终，他得到一个异象，天使告诉他应当服侍人。帕科米乌不相信这个异象，声称他是到沙漠中服侍上帝，不是服侍人。但是，服侍人的异象不断出现，帕科米乌或许还记得他当初做军人时立下的誓言， 于是他决定改变自己的修道生活。

帕科米乌在他弟弟的帮助下建起了一座能容纳许多修士的大修道 院，并招募了这座新修道院的第一批修士。他希望教授他们他所学到的祷告与默想，也希望建立一个人人互助的修道院。但是，他的招募不 当，新成员违反了修道戒规，帕科米乌最终开除了这批修士。

帕科米乌随后开始了集体修道主义的第二次尝试。他的第一次尝试之所以失败，据他招募的新成员说是因为他的修道戒规过于苛刻。他在第二次尝试中非但没有放宽他的修道戒规，反而更加严厉。他从一开始就要求，所有希望加入修道院的人必须放弃全部财产，承诺绝对服从他们的修道院院长。此外，所有修士必须用自己的双手劳动，任何修士都不许将劳动视为卑贱的工作。修道院的基本戒规是彼此服侍，因此，虽然所有修士都发誓绝对服从他们的修道院院长，但修道院院长也必须服侍他手下的修士。

帕科米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修道院发展迅速，在他有生之年，就有九座这样的修道院建立起来，每一座都有数百名修士。与此同时，帕科米乌的妹妹玛丽（Mary）还为女基督徒建立了类似的女修道院。当时， 一些城市的教会认为寡妇与贞女制度已经不再必要，结果，许多寡妇和贞女离开城市，加入了通常位于沙漠的女修道院。一些到过沙漠的见证人说，在埃及的一些地区，修女的数量是修士的两倍。

帕科米乌修道院四周环墙，只有一个入口。修道院内部有一些共用的建筑，如教堂、仓库、食堂和会客厅。其余的建筑是住宅，修士根据他们的不同职责分住在里面。例如，有供看门人居住的房屋，他负责留宿需要住宿的客人，审核和培训要求加入修道院的人。在其他房屋中， 住着纺织工、厨师和鞋匠等。在每一所房屋中，都有一个公共房间和一些供两名修士居住的小房间。

帕科米乌修道院的日常生活包括劳动和灵修，帕科米乌本人也为其他修士做出了榜样，因为他承担起最卑微的工作。对于灵修生活来说， 帕科米乌修道院的模式是保罗的教导：“不住地祷告”。因此，当修士做饼或修鞋时，他们都唱赞美诗，背诵和默想经文，或是高声、或是默默地祷告。在帕科米乌修道院中，每天都有两次集体祷告。每天清晨，全体修士聚在一起祷告，唱赞美诗，恭听经文朗读。每天晚上，他们也会进行类似的灵修，但却是在各自住处的公共房间举行规模更小的聚会。

帕科米乌修道院的经济生活各式各样。尽管所有修士都过着贫穷的生活，但帕科米乌并不主张一些隐修士过度贫穷的生活。在帕科米乌修道院的餐桌上，有饼、水果、蔬菜和鱼——但从没有肉。修士生产的物品在附近的市场上销售，这不仅是为了购买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也是为了周济穷人和所有过路的旅居者。每一座修道院都有一位院长和副院长，他们必须定期向帕科米乌所在的总院汇报工作。

每个修士必须服从他的修道院院长，因此，帕科米乌修道院等级制度分明。每座修道院都有一位负责人，他要服从上一级修道院院长及其代表。各个修道院院长的上级是帕科米乌和他的继任者，他们被称为“修道院院长”或“大修道院院长”。在帕科米乌临终之际，他的修士发誓，无论他选定谁为继任者，他们都会服从这位继任者。这就确立了如下传统：每位修道院院长亲自任命自己的继任者，他对同一修院系统的所有修道院拥有绝对的支配权。这位新任修道院院长拥有最终权威，他可以任命、调动和罢免同一修院系统中的所有修道院院长。

帕科米乌修道院的全体修士每年两次聚在一起祷告和崇拜，同时处理为维持修道院的良好秩序所必须处理的所有问题。在同一修院系统中的所有修道院之间，修道院院长和他的代表经常互访，以保持修道院之间的联系。帕科米乌和他的追随者从未接受教职，因此，他们当中并没有被按立圣职的司祭。星期天会有司祭来到修道院，为他们举行圣餐。

女修道院中的生活也大致如此。每座女修道院都由一位女修道院院长领导，总修道院——帕科米乌及其继任者的修道院——的男修道院院长领导女修道院院长，就像他们领导帕科米乌男修道院那样。

希望加入帕科米乌修道院的人来到修道院的大门口。大门并不会轻易向他们敞开，因为在被允许进入看门人的屋子之前，候选修士必须在大门口等待数个日夜，恳求修道院让他加入。要求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证明他们的坚定决心、谦卑和心甘情愿的顺服。当修道院的大门最终向他们敞开时，看门人负责这些候选修士的生活，他们会共同生活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修道院认为，可以在祷告中接纳他们加入。随后，修道院将开会审查他们，为他们在院中找到一个住所和分配一个工作之前，他们一直住在一个特别准备的地方。

在帕科米乌修道院审核候选修士的整个过程中有个惊人的事实，许多出现在修道院大门口并最终被修道院接收的人，必须学习基本教理和接受洗礼，因为他们还不是基督徒。这种情况说明，公元4世纪的沙漠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即使异教徒也认为，修道生活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生活方式。我们无法知道，这种吸引力在多大程度上是宗教性的，在多大程度上说明了埃及乡村穷苦人民艰苦的生活条件。但重要的是，逃到沙漠的绝大多数都是科普特人，他们是当时埃及社会最底层的古埃及人的后裔。

修道主义思想的传播

尽管修道主义并不只是起源于埃及，但这场运动于公元4世纪在埃及获得了最大的发展动力。各地敬虔的基督徒来到埃及，有的就留在这里，有的带着在沙漠中学到的修道主义思想与实践回到祖国。朝圣者从叙利亚、小亚细亚、意大利甚至美索不达米亚，来到尼罗河的这片土 地，他们在回国途中传播了保罗、安东尼、帕科米乌以及其他无数修士的传奇故事。在整个罗马帝国东部，哪里有适合的地方，修士就在那里安家。一些修士通过卖弄的行为夸大了修道生活，如生活在一个荒废神庙的柱廊顶上。但是，另一些修士则为教会带来了一种自律感与绝对委身的精神，这在君士坦丁之后看似安逸的时代是十分必要的。

然而，就修道主义思想的传播而言，贡献最大的并不是那些仿效埃及沙漠生活方式和寻找僻静之所专心祷告与默想的修士，而是许多主教和学者，他们认识到修士的见证对教会日常生活的价值。因此，虽然埃及修道主义最初是孤立存在的，甚至遇到了教会领袖的反对，但是，修道主义最终通过一些教会领袖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些为修道主义的传播做出贡献的主教和学者非常重要，我们将在以后的几章中讲述他们。但是，我们在此不妨先指出他们对修道主义历史的意义。除了写过《圣安东尼传》（Life of Saint Anthony）之外，阿塔那修还经常拜访沙漠修士，当他受到罗马帝国的逼迫时，他在他们那里避难。虽然他自己并不是修士，而是主教，但他的生活方式却反映出修道主义戒律与克己的思想。他被流放到罗马帝国西部时，使得说拉丁语的教会知道了正在埃及沙漠所发生的一切。哲罗姆撰写了《隐士保罗传》（Life of Paul the Hermit），此外，他还将帕科米乌的《修道戒规》（Rules）翻译成拉丁文，他自己也成为了修士——尽管他是一位罕见的博学的修士。他是当时最受人敬仰、最具影响力的基督徒之一， 因此，他的著作和榜样对西方教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方教会也因此对修道精神更感兴趣。在进行各种神学争辩之余，凯撒利亚的巴西尔（Basil of Caesarea）——被称为大巴西尔（Basil the Great）——还建立了致力于灵修与照顾穷人的修道院。为了回答修士向他提出的问题，他撰写了大量论文，虽然这些论文最初并不是为修道戒规而写，但它们最终被作为修道戒规来使用和引用。在他的家乡卡帕多西亚——今天的土耳其中部，荒芜人烟的地区很快就有修士居住。希波的伟大主教奥古斯丁读过阿塔那修的《圣安东尼传》，这是他归信基督教的原因之一。他始终过着修道生活，直到他被迫更加积极地投身于教会生活。即使这 样，他还组织与他同工的神父建起一座半修道式的修道院，由此为他的《圣奥古斯丁修道规章》（Canons of St Augustine）带来了灵感。

过着修道生活的圣徒般的主教促进了修道主义思想的普及，其中最显著的是图尔的马丁。苏尔皮提乌·塞维卢（Sulpitius Severus）的《圣马丁传》（Life of Saint Martin）是西欧几百年来最受欢迎的著作之一， 也是塑造了西方修道主义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公元335年左右，马丁生于潘诺尼亚（Pannonia）——位于今天的匈牙利。他的父亲是异教徒士兵，年轻的马丁在罗马帝国的许多地方生活过，不过意大利北部的帕维亚（Pavia）似乎是他生活最久的城市。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决定成为基督徒，并在违背父母意愿的情况下成为了慕道友。为了迫使他与基督徒断绝来往，他的父亲将他送到了军队。皇帝朱利安——后世所称的“背教者朱利安”——当时正在进行他的第一次军事战争。马丁在他的麾下效力了几年。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事，从此以后这件事就与马丁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当马丁和他的朋友进入今天法国的亚眠城（Amiens）时，一个几乎赤身裸体、瑟瑟发抖的乞丐向他们行乞。马丁根本就没钱给他，于是他脱下自己的披肩，撕成两半，将其中一半给了乞丐。据说，马丁后来在梦中看见耶稣披着士兵的半个披肩向他走来，说：“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这件事非常著名， 从此以后，马丁经常被描述成与乞丐分享披肩的形象。这也是“小礼拜堂”（chapel）一词的由来，因为几百年之后，在一座小教堂中出现了一块据说是马丁披肩上的布。因为这一小片布——capella，这座小教堂被称为“小礼拜堂”，在其中服侍的神职人员被称为“牧师”（chaplain）—— 小教堂的牧师。

苏尔皮提乌·塞维卢告诉我们，在亚眠城的这件事之后不久马丁便接受了洗礼，并终于在两年后离开了军队。后来，他拜访了博学、圣洁的主教普瓦蒂埃的希拉利（Hilary of Poitiers），与他成为了密友。由于各种工作与变故，马丁在罗马帝国的许多地方生活过，并最终定居在普瓦蒂埃附近的图尔城外。他在这里过着修道生活，圣洁的美名在这一地区家喻户晓。据说，上帝通过马丁行了许多大事，但他始终声称自己只不过是基督徒生活的初学者。

当图尔的主教职空缺时，人们想将马丁选为主教。据说，参加选举的一些主教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马丁总是脏兮兮的，他衣衫不整，蓬头垢面，他的当选会有损主教这一职务的威望。到了诵读圣经时，还没有达成任何一致的意见，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后来，在场的一个基督徒拿出圣经，读出了他所看到的经文：“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诗8:2）人们认为， 这是直接来自上帝的启示。上帝拣选了肮脏不雅、被一些主教所蔑视的马丁，让主教们哑口无言。无需多说，马丁被选为图尔的主教。

然而，这位新任主教并不打算放弃他的修道生活。他挨着主教座堂盖起了一间小屋，只要有时间，他就会在这里修道。当他的声望令他难以在这间小屋里安静地修道时，他搬回图尔的郊区，在这里继续他的教牧工作。

当马丁去世时，许多基督徒相信马丁是位圣徒。他的名望和榜样令许多基督徒认为，真正的主教应当像他那样。因此，最初主要是用于抗议世俗化与主教虚荣的修道运动，最终影响到人们对主教教职的理解。几百年来（在某些地区直到今天）人们认为，真正的主教应当尽可能实现修道主义理想。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修道主义也发生了变化，因为最初加入这场运动的基督徒只是为了寻求个人救恩才逃到沙漠，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修道主义将成为——尤其是在西方——教会的慈惠与宣教事业的一个工具。

修道运动早在初期就已经表现出朝不同方向发展的巨大能力。大修道院从早期隐修士的独居修道生活中发展起来，有的大修道院拥有数百名修士。最初戒绝书籍与知识的修道运动很快就有学者加入进来，如哲罗姆、奥古斯丁和大巴西尔。最初，修道运动只是一场否定建制教会各种生活的平信徒运动，但是，它很快就得到了主教的认可，并最终为所有主教设定了理想的生活标准。这样的调整适应持续了数百年。在随后的几百年中，修士将成为宣教士、学者、教师、古代文化传统的保护 者、新大陆的殖民者，甚至是军人。

在这一切中，贯穿着一个共同信念：基督徒的理想生活是自身贫穷与凡物公用的生活。基督教会以前的普通生活——基督徒之间凡物公用——现在成为修道主义的特点，这是对修士修女们的希望，不是针对教会的其他成员。既然几乎所有人都成为了基督徒，多数基督徒就不必凡物公用，而修士还在继续以前的这个传统。这就产生了两种层次的基督徒，这种差别将成为教会大部分历史的特点——而只有修士才发愿过独身与顺服的生活，这又加大了这种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