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基督教史

第二部分：帝国教会

编年表

①※表示不被罗马天主教承认的主教。

②☆表示人物去世的年份。

第十三章：君士坦丁

上帝的永恒、神圣、深不可测的良善，并不允许我们在黑暗中徘徊，而是指给我们救恩之路……我在别人身上看到，也在自己身上看到。

——君士坦丁

我们在上一章中讲到，在米尔汶桥击败马克森狄之后，君士坦丁与李锡尼一同下令，停止逼迫基督徒。尽管我们已提到他最终成为罗马帝国的唯一统治者，但是现在，我们要简要地讲述一下他实现这个目标的经过。此外，我们还要讨论他归信基督教的性质与诚意。但是，对于基督教的历史来说，至关重要的并不是君士坦丁的诚意，或是他如何理解基督教信仰，而是他的归信及其统治在他生前身后的影响。他对基督教的影响是深远的，以至于一些学者提出，教会大部分历史都生存在君士坦丁时代（Constantinian Era），甚至在今天的21世纪，我们也在经历这一漫长时代的终结所导致的危机。是否果真如此，这是我们在讲述当今教会历史时将要讨论的问题。不管怎样，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对基督教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本卷《基督教史》的整个第二部分都可以视为基督教为适应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而做出的一系列回应与调整。

从罗马到君士坦丁堡

早在米尔汶桥战役之前，君士坦丁就一直在为扩张他旗下的领地做着准备。为了这个目的，他极其努力地在高卢与大不列颠建立强大的军事基地。他用五年多的时间加固了他在莱茵河畔的边界，因为这里的野蛮人始终是个威胁。他凭借公正和智慧的统治赢得了自己臣民的支持。但是，这并没有令他成为一位理想的统治者。他爱慕奢华与虚荣，在自己的首都特里尔（Trier）建造了宏伟华丽的宫殿，却忽视了公共建设， 以至于附近田地的排水系统瘫痪，作为地区经济支柱的葡萄园被洪水淹没。然而，他似乎拥有这样一类统治者的罕见天赋：他们知道征税到何种程度才不会失去自己臣民的忠诚。他确保边境免于野蛮人的入侵，因而赢得了许多高卢人的感激。在竞技场中，频繁而放纵的表演赢得了喜爱暴力与血腥之人的支持——如此之多被掳的野蛮人就这样成为牺牲品，以至于当时的一位编年史家证实，表演令人乏味，因为就连野兽都厌倦了杀戮。

作为一位精明的政治家，君士坦丁每次只挑战一个敌人，在采取下一个行动之前总要保护好他的侧翼。因此，虽然他对马克森狄的进攻看似突然，但他多年来一直在军事与政治上为此做着准备。他的军事准备是，在与马克森狄的战争中只投入四分之一的资源，从而确保当他出师在外时，野蛮人不会大举入侵，他的领地不会爆发叛乱。在外交方面， 他必须确保东临马克森狄的李锡尼不会乘虚而入，借君士坦丁战争之机入侵并攻取马克森狄的一些领地。为了预防此类事件发生，他将同父异母的妹妹康斯坦丝（Constance）许配给李锡尼，并与他未来的妹夫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这应当很好地保护了他的侧翼。但即使这样，他还是等到李锡尼卷入与马克西米努·达伊亚的冲突之后才入侵意大利。

米尔汶桥的胜利让君士坦丁控制了罗马帝国的西部，而帝国东部仍被李锡尼与马克西米努·达伊亚瓜分。君士坦丁在米兰与李锡尼的会晤似乎巩固了他们的联盟，这迫使李锡尼将矛头指向了他们共同的敌人马克西米努·达伊亚。李锡尼迅速采取了行动。当马克西米努还在附近的拜占庭——后来的君士坦丁堡，今天的伊斯坦布尔——时，李锡尼率领比马克西米努人数更少的军队出现在他面前，击败了他。马克西米努被迫逃跑，并在不久之后去世。

罗马帝国随后被李锡尼与君士坦丁瓜分：李锡尼统治着意大利的整个东部和埃及，君士坦丁则控制了意大利、西欧和北非的西部。这两位皇帝因联姻而成为亲戚，所以内战有望结束。但事实上，李锡尼和君士坦丁都希望统治整个帝国，帝国虽然庞大，可对这两位皇帝来说还是太小了。有一段时间，这两个对头都在致力于巩固各自的实力，都在为不可避免的战争做着准备。

战争最终爆发。谋杀君士坦丁的阴谋败露，随后的调查牵出李锡尼的一个亲戚，但他已经逃到李锡尼的领地。李锡尼拒绝将他的亲戚交给君士坦丁处决，并最终向君士坦丁宣战。虽然基督教历史学家通常将引发这场战争的全部责任都归咎于李锡尼，但事实上，希望与妹夫开战的君士坦丁让他的敌人成为挑衅者。君士坦丁的军事策略胜过了李锡尼，李锡尼被迫寻求和解。君士坦丁再次证明，他是一位能干的政治家，是一个有耐心的人，他对夺取了李锡尼在欧洲的大部分领地十分满意。

随后是一段和平时期。君士坦丁再次利用这段时间巩固他在新领地的权力。他并没有住在罗马帝国的西部，而是将总部先后设在塞尔曼（Sirmium）和撒尔底迦（Sardica）——现在的索非亚（Sof ia）。这两座城市都位于君士坦丁新近征服的领地，因此，他可以密切注视李锡尼的一举一动，并加强他对这一地区的统治。

休战持续到公元322年，但两位皇帝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冲突的主要原因还是两位皇帝的野心，这在授予他们儿子头衔与荣誉的问题上显露无疑。但到了战争最终爆发时，宗教政策问题也成为冲突的原因。

我们需要澄清李锡尼的宗教政策，因为在君士坦丁胜利之后，为了证明君士坦丁对李锡尼发动的战争是合理的，一些基督教作家并没有公正地对待李锡尼。在颁布《米兰敕令》许多年之后，李锡尼并没有采取任何针对基督徒的行动。实际上，在讲述李锡尼战胜马克西米努·达伊亚的那段历史时，当时一位基督教作家的记载读起来非常像君士坦丁战胜马克森狄的那次胜利，其中也包括一个异象。但是，李锡尼领地中的基督教因许多问题发生了分裂，这些分裂扰乱了公共秩序。当李锡尼动用皇帝的权力维护和平时，一些基督徒认为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他们开始将君士坦丁视为真信仰的捍卫者，是“上帝所爱的皇帝”。李锡尼并不是基督徒，但有迹象表明，他惧怕基督教上帝的能力；因此，当他得知自己的臣民在为他的敌人祷告时，他将这种行为视为叛国。就是在这个时候，李锡尼开始采取针对基督徒的措施，这反而给了君士坦丁一次良机，让他得以成为对抗逼迫者李锡尼的基督教捍卫者。

公元322年，君士坦丁入侵了李锡尼的领地，借口是他在追击一伙跨过了多瑙河的野蛮人。不管是对是错，李锡尼将其解释为故意挑衅，他在阿德里亚堡（Adrianople）集结了军队，准备与君士坦丁开战。在阿德里亚堡，他等待着君士坦丁相对较少的军队。

当时的编年史家证实，李锡尼惧怕君士坦丁拉伯兰旗的魔力，他命令自己的士兵不要看基督教的这个象征物，避免正面攻击它。如果这是事实，那一定会削弱李锡尼军队的士气。不管怎样，在一场漫长血腥的战斗之后，君士坦丁的军队以少胜多，赢得了当天的战斗，李锡尼逃到了拜占庭。也许是在尼哥米底亚的主教优西比乌（Bishop Eusebius of Nicomedia）——随着我们的讲述，他将起到重要的作用——的陪同下，李锡尼的妻子康斯坦丝以她丈夫的名义去见哥哥君士坦丁，君士坦丁许诺不杀李锡尼，但条件是李锡尼退位。随后不久，李锡尼被人谋 杀。此时，君士坦丁成为罗马帝国的唯一主人。

君士坦丁统治了十三年，直到他于公元337年去世。同之前的内战相比，这是一段重建与繁荣的时期。但是，政治始终动荡不安，许多人因或真或假的密谋反叛皇帝而被处死，其中就有君士坦丁的长子克里斯普斯（Crispus），他曾指挥父亲的舰队与李锡尼作战，而君士坦丁后来却下令将他处死。

君士坦丁并不因单纯迷恋权力而追求绝对权力。他同之前的德西乌斯和戴克里先一样，也梦想着复兴罗马帝国的古老荣耀。他们的主要不同在于，德西乌斯和戴克里先试图通过复兴异教实现这一目的，而君士坦丁相信以基督教为基础才能最好地实现这个目标。这个政策最坚定的一些反对者是在罗马，尤其是在元老院中，一些老牌贵族因他们古代神祇与特权的衰落而痛心疾首。在与李锡尼决战的若干年前，君士坦丁因利益问题而与元老院产生了冲突。现在，作为罗马帝国无可争议的主 人，他开始着手启动一个更大胆的计划：他将修建一座“新罗马”，一座坚不可摧、永垂青史的城市，他要将它命名为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之城”。

君士坦丁很可能是在与李锡尼的战争中意识到拜占庭的战略价值。拜占庭位于欧洲的最边缘，几乎与小亚细亚接壤。因此，它可以成为罗马帝国的欧洲领土与亚洲领土之间的桥梁。此外，如果防御工事设置得当，拜占庭还可以控制博斯普鲁斯（Bosporus）海峡，而博斯普鲁斯海峡是所有船只从地中海通往黑海的必经之路。几十年前与波斯帝国签署的和平条约即将到期，君士坦丁觉得必须将自己的首都设在帝国东部边境附近。与此同时，莱茵河畔的日耳曼部落却始终是个威胁，因此，对于君士坦丁来说，将首都设在距帝国西部太远并不是明智之举。基于这些原因，拜占庭似乎成为新首都的理想地点。实际上，君士坦丁的选择是最明智的，因为他所建立的城市将在未来几百年中发挥战略作用。但是，他并没有将做出这一决定的功劳归于自己，而是声称他是在遵行上帝的旨意。

然而，对于这位伟大皇帝的宏大梦想来说，古代的拜占庭太小了。它的城墙是在塞普蒂默·塞维鲁统治时期修建的，还不足两英里。君士坦丁模仿了罗慕路斯（Romulus）与雷穆斯（Remus）建造罗马的古老传说。他来到古城墙之外很远的地方，用他的长矛标出了修建新城墙的界线。这次行动伴随着盛大的仪式，基督徒和异教司祭都参加了。陪同君士坦丁的一些朝臣看到他走进深远的乡村，这表明他心目中的“新罗马”已经相当阔大，便问皇帝还打算走多远，据说，君士坦丁的回答是：“远到走在我之前的那一位”。毫无疑问，随行的基督徒会认为，这句话是在说他们的上帝，而异教徒则会认为，那是指他们的神祇，或可能是指“不可征服的太阳”。到了仪式结束时，君士坦丁的足下已经踏出一片广阔的区域，足以容纳众多的群众。

新城墙的修建立即开始。现有的原材料与熟练技工并不足以兑现君士坦丁的时间表，因此，雕像和廊柱等材料被从各个城市运来。君士坦丁的代表在帝国上下搜寻一切可以用来装饰新首都的东西。哲罗姆（Jerome）在几年之后说，君士坦丁堡穿上了从帝国其他城市身上夺来的盛装。许多异教神祇的雕像被从它们的古老神庙中搬出，并安放在一些公共场所，如竞技场、公共浴场或广场。古代神祇只是被用作装饰物，似乎失去了它们以往的能力。

被这样运到君士坦丁堡的那些雕像中，最著名的可能要算是阿波罗神像——据说它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雕刻家之一菲迪亚斯（Phidias）的作品。它被放在城市中央，立在一块从埃及运来的巨大石柱之上，而这个石柱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独石。为了令石柱更高，它被立在一个高度超过二十英尺的大理石底座上。整座雕像从底到顶大约高一百二十五英尺。但是，雕像已经不再代表阿波罗，因为他的头像被换成了新头像——君士坦丁的头像。

其他大型公共建筑还有圣伊琳娜大教堂（Saint Irene Church）—— 神圣的和平女神，还有竞技场和公共浴场。此外，还为君士坦丁建起了一座巨大的皇宫，也为少数同意从古罗马迁来的贵族仿造了他们祖先的官邸。

然而，这一切仍不足以令人们移居到君士坦丁堡。为了让君士坦丁堡住满人口，君士坦丁给与到这里居住的人各种特权，如免税与免服兵役。为君士坦丁堡的居民免费提供油、面粉和酒很快就成为惯例。结 果，君士坦丁堡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发展起来，以至于在一百多年之后的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统治时期，君士坦丁堡必须再次修建新城墙，因为城中的人口已经远远超过在君士坦丁时代看似奢望的数目。

我们将在《基督教史》上卷的后面几章中讲到，君士坦丁修建新首都的决定有着巨大的影响，因为在西罗马帝国——包括古罗马——被野蛮人推翻后不久，君士坦丁堡成为帝国中心，让古罗马帝国的政治与文化遗产又存活了一千年。东罗马帝国的首都位于古代的拜占庭，因此，东罗马帝国也被称为拜占庭帝国。

从不可征服的太阳到耶稣基督

长久以来，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的性质始终是个有争议的主题。就在本章所讲述的事件过后不久，就有基督教作家——我们在下一章就会遇到一位——试图说明，君士坦丁的归信正是教会史与罗马帝国史所努力的目标。其他基督教作家则声称，君士坦丁只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他意识到将从“归信”中得到好处。

这两种解释都是夸大其词。阅读当时的文献就足以让我们认识到， 君士坦丁的归信与其他基督徒的归信极为不同。当时，归信的人被要求进行长期的操练与学习，以确保他们能够理解与活出新的信仰，之后他们才能接受洗礼。当他们努力学习自己的信仰在不同生活环境中的意义时，他们的主教就是导师与牧者。

君士坦丁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即使在米尔汶桥战役之后，以及在他的一生中，他从未接受过基督教的教师或主教的指导。拉克唐修这样的基督徒——他儿子克里斯普斯的私人教师——只是他的一个侍从。而科尔多瓦的主教霍修斯（Hosius of Cordova）则是他与其他教会领袖的联络员。但是，君士坦丁保留了决定自己信仰实践的权利，甚至会干涉教会的生活，因为他自认为是“主教的主教”。即使在归信之后，他也经常参加基督徒绝不会参加的异教祭典，而主教也从未谴责过他。

这不仅因为君士坦丁的权力与暴躁，也因为他并不是正式的基督 徒，他还没有接受洗礼，尽管他的政策支持基督教，他一直承认基督的能力。实际上，他在临终之时才接受洗礼。因此，教会认为，这些支持基督教的政策或法令都是一位对基督教友好、甚至是倾向于成为基督徒的皇帝所颁发的，而不是一位已经接受洗礼的基督徒皇帝的作为。此 外，君士坦丁的所有信仰或道德过失也可以这样理解：这是一位倾向于成为基督徒、但还不是基督徒之人的不幸行为。这样的人可以接受教会的建议，甚至是教会的支持，却绝不会接受教会的命令。这种不明确一直持续到君士坦丁临终的那一刻。

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原因，让我们不能将君士坦丁完全视作一位为了博得基督徒的好感而自称支持基督教的机会主义者。首先，这种观点犯了一个严重的时代错误，因为它往往将君士坦丁视为现代政治家的先驱。当时，即使是最不信宗教的政治人物，也没有以如此精明算计的态度来处理宗教问题。其次，如果君士坦丁是机会主义者，他选择寻求基督徒支持的时机也不是很好。当他将Chi-Rho放到他的拉伯兰旗上时，正准备攻打异教传统的中心罗马，而他在罗马的主要支持者是那些自认为被马克森狄压迫的老牌贵族。基督徒群体在战争即将打响的帝国西部并不强大，而是在君士坦丁几年之后所主宰的帝国东部更加强大。最 后，我们还应当指出，不管基督徒给予君士坦丁怎样的支持，这些支持的价值到底有多大都是值得怀疑的。由于教会对军役的矛盾态度，军队中的基督徒士兵相对较少，尤其是在帝国西部。在普通人中，大多数基督徒来自社会底层，因此难以给予君士坦丁经济上的支持。在与罗马帝国近三百年的紧张关系之后，很难想象基督徒面对君士坦丁这样一位始料未及的基督徒皇帝时会持怎样一种态度。

实际上，君士坦丁可能真的相信基督的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这一能力的理解与基督教殉道士的完全相同。对于他来说，基督徒的上帝是一位能力非凡的神祇，只要他支持基督徒，他就会得到上帝的支持。因此，当君士坦丁颁布支持基督教的法律时，当他兴建教堂时，他希望得到的并不是基督徒的善意，而是他们的上帝的善意。正是这位上帝，赐给他在米尔汶桥和随后的多次胜利。从某种程度上讲，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理解很像李锡尼的理解，因为李锡尼惧怕其敌人拉伯兰旗的超自然威力。他们的不同只在于，君士坦丁试图通过支持基督徒的事业来获得这种能力。对君士坦丁信仰的这种诠释可以被他自己的言论所证实。他的话表明，他是个真诚的人，但他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并不充分。

这并不妨碍君士坦丁侍奉其他神祇。他自己的父亲信奉“不可征服的太阳”。在并不否定其他神祇存在的同时，崇拜“不可征服的太阳”就是崇拜其象征物为太阳的至高之神。君士坦丁在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中似乎始终认为，“不可征服的太阳”与基督徒的上帝并不矛盾——或许是对同一位至高之神的两种观念，虽然其他神祇处于从属地位，但它们是真实存在的，也拥有相对的能力。君士坦丁有时会考虑阿波罗的神谕，接受作为皇帝传统特权的大祭司这一头衔，参加各种异教庆典，可他却并不认为他这样做是在背叛或遗弃曾经赐予他胜利与能力的上帝。

君士坦丁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他拥有极大的权力，以至于他可以支持基督徒，兴建教堂，甚至可以将一些神像运到君士坦丁堡来装饰他梦想中的城市。但是，如果他想要禁止异教崇拜，难以招架的反抗很快就会向他袭来。古代神祇绝没有被遗忘。基督教在老牌贵族与乡村群众中传播得缓慢。在军队中，许多士兵信奉密特拉（Mithras）和其他神祇。当时的两大学术中心——雅典学院与亚历山大图书馆——致力于研究古代异教徒的智慧。君士坦丁的法令并没有禁止这一切——至少到此时还没有。不管怎样，他并不想颁布这样的法令，因为他并没有看出“不可征服的太阳”与“上帝道成肉身的儿子”之间存在任何矛盾。

出于对当时这些情况的考虑，君士坦丁缓慢但却坚决地推行着他的宗教政策。这样的过程可能既符合政治的实际需要，也符合君士坦丁自己内心的发展，因为他逐渐抛弃了古代宗教，对新信仰有了更好的理 解。起初，他只是结束了逼迫，下令返还基督徒被没收的财产。随后不久，他又有了支持基督教的新表现，例如，他将妻子在罗马的拉特兰宫赠给了教会，还命令帝国的军营为参加于公元314年召开的阿尔勒宗教会议（Synod of Arles）的主教随时提供服务。与此同时，他还努力与信奉古代宗教的人保持良好的关系，尤其是与罗马元老院。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是异教。作为帝国的元首，君士坦丁拥有罗马教宗或大祭司的头衔，并履行与之相关的职责。在公元320年之前的铸币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神祇的名字、象征物以及基督这个名字的交织字母——君士坦丁在米尔汶桥第一次使用的。

同李锡尼的战争让君士坦丁有机会以基督教捍卫者的姿态出现。现在，他正在进入教会长久以来拥有信徒最多的地区。在击败李锡尼之 后，君士坦丁任命许多基督徒担任政府的高职。他与罗马元老院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罗马元老院仍在倡导异教复兴，因此，君士坦丁越来越倾向于支持基督教。

公元324年，君士坦丁的一项法令规定，所有士兵必须在每周的第一天崇拜至高的上帝。这一天是基督徒聚会庆祝主复活的日子。可是， 异教徒也在这一天崇拜“不可征服的太阳”，因此，他们认为没有理由反对皇帝的法令。一年之后（公元325年），在尼西亚召开了一次主教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First Ecumenical Council of Nicea）。[1]此次大公会议是由君士坦丁召集的，他再次命令罗马帝国的军营随时为远道而来的主教提供服务。

兴建君士坦丁堡是君士坦丁推行自己宗教政策的又一举措。兴建“新罗马”是为了削弱主要是异教徒的老牌贵族的权力。为获得用于装饰新首都的雕像与其他物品而掠夺异教神庙，是对异教的一次打击，许多异教的古代神殿因此失去了当地人崇拜的对象。甚至基督教作家也承认，这是通过无理的暴力实现的，人们通常因为害怕受罚而屈服。与此同时，兴建崭新奢华的教堂与洗劫古老的神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尽管这样，君士坦丁几乎到了临终的那一天，都还在履行他异教大祭司的职责。在他去世之后，继承他皇位的三个儿子并没有反对元老院将他奉为神明的举动。于是，一位具有讽刺意味的奇特人物出现了：给异教带来极大损害的君士坦丁成为了异教的一位神祇；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东方教会还将他视为圣徒，这样就出现了一位身为异教神祇的基督教圣徒！

从受逼迫到占据统治地位

君士坦丁无疑是教会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以至于我们可以将从他的时代直到20世纪初恰当地称为“君士坦丁时代”——但是，他并没有令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君士坦丁本人还是一位异教祭 司，这与他的皇帝身份很相称，他到临终之际才接受洗礼。他的三个儿子君士坦丁二世（Constantine II）、君士坦提乌（Constantius）和君士坦斯（Constance）都接受了洗礼，他们的一些法令必然支持基督教。但是，在他们的统治时期也是纷争不断，这主要是因为教会在阿里乌主义（Arianism）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裂——阿里乌主义是关于基督与上帝的理论，我们将在第十七章讨论——而皇帝的宗教政策正是以这场争辩为中心。公元356年，当时的独一皇帝君士坦提乌宣布，偶像崇拜是死罪；但是，这项法令并没有被普遍执行。后来，君士坦丁的侄子朱利安（Julian）——他已经接受了洗礼——领导了一次异教复兴，因此他被普遍称为“背教者朱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在朱利安的统治之后，约维安（Jovian）和瓦伦提安二世（Valentinian II）继续采取先前支持基督教的政策，但是，他们所支持的基督教基本上是阿里乌派的基督教。与此同时，他们并没有采取针对异教的严厉措施。基督教与异教在罗马帝国拥有相同的地位，都被国家所承认和支持。直到皇帝格拉提安（Gratian，375—383）统治末年——他邀请狄奥多西（Theodosius，379—395）与他共治——他们才采取了令异教陷入不利境况的决定性措 施。公元382年，格拉提安下令，政府不再给予异教及其司祭经济支 持，胜利女神的祭坛也被搬出了元老院议事厅。公元391年，狄奥多西宣布异教献祭违法，异教神庙也随之或被关闭，或被改为公用。公元392年，所有异教崇拜都被禁止了，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公共的。

然而，古代宗教受到的最大威胁在于，一些过度狂热的主教以及暴徒将上述法令视为以暴力对付异教的特许。早在君士坦丁时代之前，一些狂热的基督徒就使用暴力破坏异教崇拜，这有公元305年在西班牙召开的埃尔维拉会议（Council of Elvira）为证，此次会议的第十六条教规规定：“如果任何基督徒因捣毁偶像而被杀，他们不应当被算作殉道士。”现在，随着基督教得到罗马帝国的支持，异教失去了罗马帝国的保护，对异教徒——犹太人——使用暴力很少受到惩罚。著名的主教， 甚至是像图尔的马丁（Martin of Tours）这种圣徒般的主教，也曾去捣毁异教徒的神庙和其他崇拜处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基督徒对异教徒使用了暴力，异教徒对新秩序进行了反抗。在亚历山大，主教提阿非罗（Theophilus）——我们还会遇到他，他是约翰·克里索斯托（John Chrysostom）最厚颜无耻的敌人之一——声称，他拥有所有异教神庙； 他洗劫了异教神庙，还炫耀他的战利品。他的异教敌人聚在萨拉匹斯（Serapis）神庙，捉住并钉死了许多基督徒以泄愤。于是提阿非罗向当局申诉，当局包围并最终占领了神庙。后来，提阿非罗还召来了沙漠修士，将萨拉匹斯神庙摧毁。类似的事件在迦太基、巴勒斯坦和其他地区不断上演。

“异教”（paganism）一词也许最能说明当时的变化。古代宗教并没有名字，只有不同神祇的名字。在公元4世纪的这些事件之后，异教被赶到了罗马帝国最偏远的地区，我们已经讲过，一些基督徒用来轻蔑地称呼敌人的乡巴佬（paganus）一词，转变成是对那些信奉古代宗教、但现在是乡村宗教的异教徒的称呼。

新秩序的影响

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最直接的结果是逼迫停止了。在此之前，甚至在相对和平的时期，基督徒也一直生活在逼迫的威胁之下，许多基督徒的盼望就是殉道。在君士坦丁归信之后，逼迫的危险与殉道的盼望都没有了。君士坦丁之后统治罗马帝国的异教皇帝很少会大肆逼迫基督徒， 而是试图通过其他方式复兴异教。但是，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对教会生活的直接影响远非显而易见的停止逼迫。就这一点而言，皇帝的一系列法令赋予了教会及其领袖各样特权，而这些特权的影响在21世纪的一些地区仍然存在。其中一项特权是免除教会的财产税，以及使教会的财产遗赠合法化。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就意味着教会将逐渐拥有广阔的土地及其他财富。主教——当时大约有一千八百位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也得以免税、免服兵役，其他公民为公共工程必须付出的多日劳动也因此豁免。主教可以自由出入罗马帝国的军营，这在公元314年的阿尔勒宗教会议和公元325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上先后获得通过，最后成为帝国的一项普遍政策。君士坦丁还试图为个人行为立法，尤其在性道德方面，他似乎受到基督教教导的影响。但是，他在这一方面的努力收效甚微，类似的情况在整个教会史上也并不罕见。与此同时，教会领袖现在得到了新的特权、威望和权力，这很快就令他们变得傲慢，甚至是腐败。历史学家狄奥多勒（Theodoret）提到过某个叫卢西乌斯（Lucius）的人，他买来亚历山大的主教职，“仿佛它只是个世俗的高职”——这种行为后来被称为“买卖圣职”，另有古代作家也证实了其他地区的类似行为。随着主教拥有了审判权，便有人向他们行贿，他们通常也会收受贿赂。虽然这绝对不是普遍行为，但这暴露出教会此时所面临的新危险——即教会在拥有权力与威望时所经常遇到的危险。

至于平信徒，他们归信基督教的经验与以往相比无疑不再那么激动人心，也不再那么性命攸关。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当时的调和主义和迷信色彩越来越浓。考古学家在罗马帝国各地的墓穴发现了这样一些证 据，人们用基督教和异教的象征物与宗教工艺品作为陪葬。当人们生病时，他们经常求助于古代巫术，这令许多基督教传道人大为苦恼。角斗士的格斗表演还在继续，一些基督徒现在也参与其中——他们也会参加一些以前曾被禁止参加的表演。

罗马帝国规定，每周的第一天被用来崇拜——显然，这既是崇拜基督，也是崇拜“不可征服的太阳”。这个法令使基督徒可以更容易地聚 会，而不必在工作开始之前的凌晨聚会。这与国家的庆典及其虚华一同影响到基督徒的崇拜，大多数普通基督徒也许在实际信仰生活的崇拜中最能感受到新秩序的影响。

在君士坦丁之前，基督徒的崇拜相对简单。最初，基督徒在私人家中聚会。后来，他们开始在公墓聚会，如罗马的地下墓穴。到了公元3 世纪，基督徒有了专门用来崇拜的建筑，如我们在第十一章中讲过的杜拉欧罗波斯教堂。

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之后，罗马帝国的礼仪开始影响基督徒的崇 拜。用来向皇帝表示尊敬的焚香，开始在基督教会中出现。此前一直身着便装的司祭人员，开始穿着更为华丽的服饰——他们很快就被称为“司祭”（priests），这是在模仿他们的异教同行；与此同时，圣餐桌变成了“圣坛”（altar）——这并不符合此前《十二使徒遗训》中的教 导。同样，通常在皇帝面前表示尊敬的许多肢体语言，现在也成为基督徒崇拜的一部分。其中一个有趣的例子与星期日的祷告有关。此前，基督徒在星期日并不是跪着祷告，因为这一天是我们被接纳的日子，我们作为上帝的孩子来到至高的宝座前，成为大君王的后裔。现在，在君士坦丁之后，基督徒总是跪着祷告，像是在皇帝面前请愿。以列队歌唱赞美诗进入教堂开始崇拜的习俗也被引进了基督徒的崇拜。唱诗班随之发展起来，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给这个唱诗队伍赋予一个形体。最终，会众对崇拜的参与变得越来越少。

早在公元2世纪，在殉道士的墓地举行圣餐，来纪念他们的殉道周年，就已经成为基督教的一个习俗。现在，许多这样的地方建起教堂。后来，一些基督徒认为，在伴有殉道士遗物的圣地举行圣餐特别有效。结果，一些基督徒开始挖掘殉道士的遗物或部分遗骨，目的是将它们放到正在修建的教堂的圣坛之下。还有一些基督徒开始宣称，他们得到无名殉道士或几乎已经被遗忘的殉道士的启示。一些基督徒甚至还声称， 他们得到告知他们某位殉道士埋葬地的异象——就像是安波罗修（Ambrose）和圣盖尔瓦修（Gervasius）与圣普罗他修（Protasius）的所谓遗物那样。最终，圣徒与新约时代的圣徒遗物据称拥有神奇的力 量。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Helena）皇后尤其促进了圣徒遗物的发 展，因为她声称，她在去圣地耶路撒冷朝圣的途中发现了基督的十字 架。很快，人们就开始传说这个十字架具有神奇的力量，于是罗马帝国各地开始找到号称源自这个十字架上的木块。

与此同时，教会的许多领袖对这一切却是另眼相看，他们努力阻止极端的迷信。因此，他们讲道的一个共同主题是，要想成为一个好基督徒，不一定要到圣地崇拜，也不应当夸大对殉道士的崇敬。但是，这样的讲道却难以胜任，因为人们蜂拥进入教会，以至于教会几乎没有时间预备他们的洗礼，洗礼之后更没有时间指导他们的信仰生活。与以前教会对新信徒长期进行全面的教导和培训不同，教会现在对于要求洗礼的新信徒无能为力，难以对他们进行适当的培训与监督。在接受洗礼之前的培训与教导被大大缩短了，很快就有许多新信徒来到洗礼池前，却不知道洗礼的意义。伴随许多新信徒一同到来的还有一些教会以前难以接受的信念与习俗——许多抨击基督徒中流行迷信的讲道足以证明这一点。

在君士坦丁及其继任者的时代所兴建的教堂，与杜拉-欧罗波斯这样简朴的教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君士坦丁亲自下令，在君士坦丁堡修建圣伊琳娜教堂。他的母亲海伦娜在圣地修建了伯利恒圣诞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 in Bethlehem），在橄榄山也修建了一座教堂。罗马帝国的主要城市都修建了类似的教堂，这或者是出于皇帝的命令， 或者只是效法新首都君士坦丁堡的榜样。有时，地方居民被命令为修建教堂捐赠物资并献上劳动。这项政策在君士坦丁的继任者统治时期还在施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希望凭借建造雄伟的教堂而留名青史。尽管君士坦丁及其第一代继任者修建的大多数教堂已经被毁，但仍有足够的物证可以让我们大体上了解它们的基本设计。不管怎样，后世仍然屹立的许多教堂都模仿了它们的基本设计。

其中一些教堂在中央有一个圣坛，其建筑平面是多边形或近乎圆 形。但是大多数教堂都采用了“巴西利卡”（basilica）式建筑的长方形基本设计。“巴西利卡”是一个古代用语，是指大型的公共建筑——有时也是私人的——它的主体是一个被两排或多排柱廊纵向分成若干中殿的大厅。在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之后的最初几百年，“巴西利卡”式建筑为教堂建造提供了基本模型，因此，这样的教堂被称为“巴西利卡式基督教堂”。

总的来说，巴西利卡式教堂有三个主要部分：中庭、中堂和圣殿。中庭是入口，通常是一个由墙壁围绕起来的长方形区域。中庭的中央有一个喷水池，信徒在进入教堂的中堂之前，可以在这里举行沐浴的仪式——洁净的仪式。中庭的侧面邻接教堂的其他部分，这一区域被称为前廊，前廊有一扇或多扇通往中堂的门。

中堂是巴西利卡式教堂面积最大的部分。中堂的中央是主中堂，数排柱廊将它与数个侧中堂分开。主中堂的堂顶通常高于教堂的其他部 分，因此，在将主中堂与侧中堂隔开的两排柱廊上，有能够提供充足光线的窗户。侧中堂比主中堂低，通常也较窄。柱廊一般有两排或四排， 因此，一些巴西利卡式教堂共有三个或五个中堂。尽管有的巴西利卡式教堂的中堂多达九个，但是中堂超过五个的并不多见。

在主中堂的尽头，靠近圣殿的地方，有一个区域专门留给了唱诗 班，而这部分通常由栅栏围起。在这个部分的两侧，各有一个讲坛，在诵读圣经与解释圣经时使用，也在歌唱《诗篇》时供主要的领唱者使用。

圣殿位于中堂的尽头，它的基底更高。圣殿与中堂垂直相交，它的宽度要比教堂其他部分的更大一些，这就令巴西利卡式教堂的整个建筑平面呈一个十字形或“T”字形。圣坛摆放在靠近圣殿中央的地方，举行圣餐时所使用的饼与酒摆放在圣坛上面。

圣殿的后墙位于主中堂的正后方，是一面半圆形的墙壁，这就形成了一个环形殿——圣坛后一个凹入的空间。司祭人员的长椅正对着环形殿的墙。如果是某位主教的主要教堂，那么长椅中会有一把留给主教的椅子，即“主教座”（cathedra）——“主教座堂”（cathedral）就源于这个词。有时，主教会坐在主教座上讲道。

巴西利卡式教堂内部装饰华丽，有磨光的大理石、精致的灯和做工精细的挂毯。但是，基督教艺术在当时的典型表现手法是镶嵌画，而东方教会此后一直如此。教堂的墙壁上装饰着由精致的彩色小石块、玻璃片或瓷片镶嵌而成的图画。这些镶嵌画通常表现的是圣经与基督教传统中的故事。有时也会表现出资修建教堂的人，这个人通常会被描绘成手持教堂小复制品的形象。当然，圣坛后的环形殿的墙壁是重点装饰的对象。这通常是一幅巨大的镶嵌画，画中所表现的内容或是膝上抱着圣子的圣母，或是坐在荣耀中的宇宙的至高统治者基督。将基督描绘成宇宙的统治者（pantokrator）表明了新的政治局势对基督教艺术的影响，因为基督被描绘成坐在宝座之上，非常像罗马帝国的皇帝。

教堂附近还有其他建筑。其中最重要的是足以容纳数十人的洗礼 堂。洗礼堂通常是圆形或多边形的，中央是洗礼池，信徒可以沿着台阶进入池中。洗礼池的形状通常具有象征意义——圆形或子宫形象征新 生，棺材形象征旧人已死、成为新人，八角形是提醒信徒一个新时代、“创造的第八天”在基督里已经到来。洗礼是在洗礼池中进行，通常采取的是浸水或泼水或合并使用这两种，准备接受洗礼的信徒跪在水 中，然后奉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将水从他们头顶浇下。（事实上，这至少是在公元9世纪之前施行洗礼的通常方法。很久以前教会一直在以头上点水施行洗礼，但点水礼通常只是在极端情况下使用，比如体弱、临终或缺水。公元9世纪时，选择这种洗礼方法在西欧一些比较寒冷的地区更为普遍。在意大利，浸水洗礼一直沿用到13世纪，而东方教会至今仍然采用浸水洗礼，如希腊和俄罗斯等国的教会。）

在洗礼堂的中央，一张巨大的帐幕将洗礼堂一分为二，一边供男性使用，一边供女性使用，因为基督徒在公元4世纪时仍然是赤裸进入水中接受洗礼，他们从水中出来时会被披上一件洁白的袍子。

这一切足以说明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所带来的影响。古代教会延续着自己的传统习俗。圣餐仍是崇拜的中心，在每个星期天举行。基督徒仍普遍浸入水中接受洗礼，洗礼也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它的古老象征意义。但是，新环境带来的变化也随处可见。因此，教会当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来适应新环境。

回应新秩序

新秩序的一个结果是，一种所谓的“官方神学”发展起来。君士坦丁恩待基督教，许多深受影响的基督徒试图证明，上帝拣选君士坦丁带领教会史和罗马帝国史走向两者最终合一的顶峰。这种态度的典型代表是教会历史学家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

其他基督徒则有着截然相反的态度。对于他们来说，皇帝现在自称是基督徒、人们因此而涌入教会这一事实并不是上帝的祝福，而是巨大的损失。一些基督徒倾向于这种看法，但并不希望脱离与教会其他信徒的团契，他们退隐到沙漠，在沙漠中过着默想与苦修的生活。殉道不再可能，因此，这些基督徒相信，基督的真正精兵必须继续操练，如果不再是为了殉道，那也是为了修道。因此，公元4世纪，大批最敬虔的基督徒退隐到埃及和叙利亚的沙漠中。这一早期修道主义运动将是第十五章的主题。

还有一些消极看待新秩序的基督徒，他们认为最好的办法便是脱离教会的团契，因为教会现在成了帝国教会，是有罪的，违背信仰的。我们将在第十六章讲述他们。

还有许多基督徒既没有退隐到沙漠，也没有制造分裂，而是留在教会，进行了大量的智力活动。正如每一个这样的时代，一些基督徒所提出的理论与教义，在另一些基督徒看来却必须予以否定。其中最重要的是阿里乌主义，它引发了关于三位一体教义的激烈争辩。在第十七章中，我们将讨论公元361年之前的阿里乌之争，而朱利安在这一年成为了罗马帝国的皇帝。

朱利安的统治标志着对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的另一种态度达到了顶峰：异教徒的回应。第十八章将讲述朱利安的统治与复兴异教的尝试。

然而，大多数基督徒对新秩序的回应是既不完全接受，也不完全否定。教会的领袖大多认为，新环境既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机遇，也带来了巨大的危险。因此，正如大多数基督徒始终在做的那样，他们在肯定效忠皇帝的同时也坚持认为他们最终效忠于上帝。这就是教会里一些伟大教父的态度——用词不当，因为其中还有“教母”。巨大的危险与机遇并存，因此，这些领袖肩负着一项艰巨使命。也许，他们的所有决定与态度并不都正确；但即使这样，这仍然是一个伟人辈出的时代，他们塑造了未来几百年的教会以及教会的神学。

[1]参见上卷附录：普世大公会议表，该表列出了全部普世大公会议召开的时间及其主要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