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基督教史

第十一章：基督徒的生活

……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上帝却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

——《哥林多前书》1:26—27

当我们讲述基督教的历史时，一定要永远记着，资料本身并不能公正地再现所有的历史真实。现存的大部分文献都是关于教会领袖的工作与思想，或是记载那些逼迫，以及基督徒与罗马帝国的冲突，因此，我们总是忘记，这些文献只是描绘了一幅不完整的画卷，几乎没有说到普通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或他们的信仰实践。此外，当我们试图重绘这幅历史画卷余下的部分时，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几乎完全没有相关的材料，因此必须整合一些零散的信息。

早期基督徒的社会出身

我们之前引用过异教作家塞尔修斯的抱怨：基督徒是一群无知的民众，他们并不在学校或公共广场上教导，而是在厨房、店铺和皮革厂中说教。虽然像查士丁、克莱门和奥利金这些基督徒的工作看似驳斥了塞尔修斯的话，但事实上，塞尔修斯所说的基本属实。基督徒中的智慧学者是个例外，他们毕竟是少数。重要的是，奥利金在护教文《驳塞尔修斯》中并未驳斥塞尔修斯的那番话。在一些有文化的异教徒——如塔西佗、科内利乌·弗龙托和马可·奥勒留看来，基督徒就是一群可鄙的乌合之众。

他们并没有完全说错，因为近年来的社会学研究表明，最初三百年间绝大多数基督徒都来自社会底层，至少这些人没有很好地融入上层人群。根据四福音书的记载，耶稣大部分时间是与穷人、病人和受鄙视之人一同度过的。同大多数最早的使徒相比，保罗的社会地位更高，他的确说过，哥林多的大多数基督徒是无知的、无权势的和出身卑微的。最初三百年的教会生活也基本如此。尽管教会中也有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基督徒，如佩尔培图阿和多米提拉——如果她真的是基督徒——但是， 她们很可能只是少数几位，教会中更多的是成百上千社会地位更低下、更没有文化的基督徒。

正是在这些普通基督徒中，出现了与查士丁和其他基督教学者风格极为不同的传说和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些典外福音书（Apocryphal Gospels）和一些使徒与圣母的“行传”，这包括《彼得行传》、《耶稣致国王阿伯加书信》、《马利亚与安提阿的伊格纳修的通信》、《巴多罗买福音书》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神迹占据了重要的位置，甚至达到荒谬的程度。例如，在一部典外福音书中，小耶稣自娱自乐的方法是：打碎自己玩伴的水罐，然后将碎片扔到井里，当他的玩伴失声痛哭，称他们的父母会因打破水罐而惩罚他们时，小耶稣会命令水再次回到破碎的水罐中，一切又完好无损。另一则故事是：当小耶稣想要爬上树尖时，他并不会像其他孩子那样爬上去，而是命令树向他弯下来，然后他坐上去，再命令树恢复原状。[1]

然而，这样天真的轻信并不应当令我们因此小看那些普通的基督 徒。如果我们将普通基督徒的神学与更有学识的基督徒的神学作一番比较，结果并不总是有利于后者。例如，同亚历山大的克莱门那不可名状的、冷漠的上帝相比，许多典外著作所描述的那位活跃的、至高无上 的、公义的上帝，更接近于圣经中的上帝。此外，尽管一些伟大的护教士竭力向当局证明，他们的信仰与皇帝的政策并不矛盾，但仍有迹象表明，一些普通基督徒能够充分地意识到，罗马帝国的目标必然与上帝的计划产生冲突。我们得知，当某个普通基督徒被带到帝国官员面前时， 他拒不承认皇帝的权威，并宣告基督是“我的主，是统治万国万王的皇帝”。最后，当一些更有学识的基督徒倾向于将基督徒的盼望灵性化时，在普通基督徒的信仰中，仍有上帝的国度与新耶路撒冷的异象：上帝的国度终将取代现世的国度，上帝将在新耶路撒冷擦去那些在罗马帝国社会制度下受苦之人的泪水。

基督徒的崇拜

崇拜是社会各阶层的基督徒所共有的一种经验。如果想要重现这一经验，我们所依据的主要是基督教领袖留下的文献。但是，普通基督徒也进行崇拜，因此，我们只能在此粗略地了解一下所有基督徒的崇拜生活。

《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早期教会从一开始就有个习俗：在每周的第一天举行擘饼聚会——圣餐（Eucharist）或主餐（Lord’s Supper）。在每周第一天聚会的原因是，这一天是主复活的日子。因此，圣餐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呼吁基督徒悔罪或提醒他们罪孽深重，而是为了庆祝耶稣的复活及其确保的应许。这就是《使徒行传》将圣餐描述成欢乐聚会的原因：“他们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上帝，得众民的喜爱。”（徒2:46—47）早期的圣餐礼并不以耶稣受难日（Good Friday）的事为中心，而是以复活节（Easter）的事为中心。一个新国度已经来临，基督徒聚在一起庆祝它的降临，并成为其中一员。

从此以后，在基督教的大部分历史中，基督教会就将圣餐视为它的正式崇拜与最高崇拜。只是在16世纪新教改革之后，甚至在更晚的一些情况下，许多新教教会才普遍将崇拜的中心从圣餐转向讲道。

除了新约对圣餐那段众所周知、但也较为有限的记载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整合现存大量文献中的零散信息来重现早期基督徒的崇拜。这些文献来自不同的年代和地区，因此就传递的信息而言存在着差异与矛盾，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勾勒出典型圣餐礼的大致轮廓。

早期圣餐礼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们是庆祝活动。圣餐的基调是喜乐和感恩，而不是痛苦与悔罪。起初，圣餐是完整一餐的一部分。信徒带来他们能够带来的食物，在共同进餐之后，便是为饼与杯的特别祷 告。但是，到了公元2世纪初，共同进餐被取消了，这可能是因为对逼迫的恐惧，或是为了平息关于狂欢“爱宴”的传言，或只是因为信徒数量的不断增长导致共同进餐必须取消。但即使是这样，圣餐仍然保留着最初的喜乐气氛。

两份最早见证基督徒崇拜的文献，来自比希尼亚的总督小普林尼与殉道者查士丁——我们已经在讲述公元2世纪的逼迫时提到过他们。查士丁对崇拜的记载相当简短：

在通常被称为主日（星期天）的这一天，住在城市或乡间的那些人（信徒）都聚集到一个地方，依照时间所许，诵读《众使徒的回忆录》（memoirs of the apostles）或众先知的著作。诵读之后， 主持聚会者宣讲并勉励会众仿照众使徒与众先知的美好榜样而行。此后，我们全体起立祈祷，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在祈祷完毕之后，我们搬出饼、酒和水，由主持聚会者依照自己的能力，照样向上帝献上祷告和感谢，全体会众以“阿们”回应。于是便将这些祝圣过的食物一一分给众人，并留下一部分给那些未能到会的人，由执事随后送去。信徒中的一些有钱人，如果愿意，就随自己的意思把部分财物施舍出去；这样收集的款项由主持聚会者来保存，用于救济孤儿、寡妇和那些因患病或其他原因而有需要的人，还有那些受捆绑在牢里的人和寄居在我们这里的异乡远客。总而言之，就是由主持聚会者分给所有需要的人。主日是我们全体聚会的日子，因为它是上帝作工、改变混沌、造出世界的第一天，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是在这一天从死里复活。[2]

我们可以从这些文献以及其他一些文献中得知，至少从公元2世纪起，圣餐礼就包括两个主要部分。首先是诵读经文与解释经文，同时伴有祷告和歌唱赞美诗。基督徒在当时几乎不可能拥有自己的圣经抄本， 因此，圣餐礼的第一部分通常是信徒了解圣经的唯一途径，从而导致圣餐礼的这个部分相当长——有时会持续数个小时。随后便是圣餐礼的第二部分——圣餐，以亲吻礼开始。但在此之前，那些还没有接受洗礼的基督徒在祷告与祝福之后就会被要求离开。在亲吻问安之后，饼和酒被抬出，交给圣餐的主持者，他随后会为饼与酒祷告。为饼与酒所作的祷告经常会时间很长，在祷告中，上帝的救赎之工通常会被依次述说，会祈求圣灵的能力临到饼与酒。随后，饼被擘开，在信徒中分享，一杯酒也被信徒同享共饮。最后，圣餐以祝福结束。圣餐礼还是一次与穷人分享的机会，因为信徒在圣餐礼中会为他们奉献财物。查士丁还在他的护教文另外一处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拥有什么，我们都是凡物公用，与所需的人一同分享。”[3]

早期教会的另一个习俗是在基督徒的坟墓里举行圣餐，这就是地下墓穴的作用。一些作家将“地下墓穴教会”（church of catacombs）戏剧化，把它们描述成基督徒聚在一起反抗当局的秘密场所。这多是夸大之词。地下墓穴就是墓地，它们的存在是当局所熟知的，因为不只有基督徒将逝者埋葬在地下墓穴。虽然基督徒有时的确利用地下墓穴藏身，但是，他们在地下墓穴聚会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惧怕当局，而是另有两个原因。首先，教会不被政府承认，因而并不拥有自己的财产，但是，殡葬机构却没有被政府禁止，它们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在一些城市，基督徒自己建立起这样的殡葬机构，因此就可以在自己的公墓中聚会。但更重要的是，许多信仰英雄安葬在那里，基督徒相信，圣餐不仅将他们彼此连合，将他们与耶稣基督连合，也将他们与自己的信仰先辈连合。

在殉道士坟墓举行圣餐尤其是这样。早在公元2世纪中期，基督徒就有这样一种习俗：在殉道士的殉道周年纪念日，他们在殉道士的坟墓聚会，举行圣餐。基督徒还相信，殉道士也是教会的一部分，圣餐会将活着的基督徒与死去的殉道士连合在同一个身体中。圣徒日就是源于这个习俗——圣徒日通常是庆祝圣徒的殉道日，而不是圣徒的生日。（收集殉道士遗物的习俗似乎开始得相当早。在公元2世纪中期，《波利卡普殉道记》告诉我们，波利卡普的遗骨“对于我们比珍珠还宝贵”。）

同在地下墓穴或墓地聚会相比，基督徒还更加频繁地在私人家中聚会。新约对此有过一些暗示。后来，随着会众的增长，一些屋子被专门用来崇拜上帝。因此，最古老的基督教堂在其成为教堂之前，似乎是一所私人住宅。它建于公元256年之前，是在考古挖掘杜拉-欧罗波斯（Dura-Europos）的过程中被发现的。

会众增长的另一个结果是，一个城市的所有基督徒很快就无法聚在一起崇拜了。然而，基督身体的合一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在一个城市出现若干会众群体时，教会似乎失去些什么。为了保护和象征教会合一的纽带，在一些地区兴起这样一种习俗：将在主教教会的圣餐礼中所使用的一块饼——圣饼片（fragmentum）——送到同一个城市的其他教会， 并将其用到这些教会的圣餐饼中。此外，为了保护和象征全世界基督徒的合一，每个教会都有一份其他教会的主教名单，无论是远处的，还是近处的，这样就可以在举行圣餐时为其他教会的主教祷告。这些主教名单通常是记录在由合叶或绳子连接起来的两块写字板上，就像是当时常见的短笺和一些官方函件。这一套套写字板被称为“双连记事板”（diptych）。后来，将某位主教的名字从教会的双连记事板上删除

成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正如添加一个名字以确定合一的纽带，删除一个名字则意味着打破了这一纽带。

起初，基督教的历法相当简单，基本上是以周为单位的。每个星期天都是一次复活节，都是喜乐的一天；每个星期五都是悔罪、禁食和痛苦的日子。不知是什么原因，星期三在很早时就成了禁食日。每年都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星期日，这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是基督徒最隆重的节日。遗憾的是，就何时庆祝这个重要的日子而言，基督徒并没有达成一致，一些基督徒认为这个日子应当根据犹太人的逾越节（Passover）而定，而另一些基督徒认为应当始终在星期日庆祝这个日子。到了公元2世纪，基督徒就这个问题爆发了激烈的争辩。直到今天，尽管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但并不是所有教会都赞同确定复活节日期的方法。

复活节的一项活动是为新的归信者施行洗礼，接纳他们成为会众。查士丁告诉我们：“我们给那些相信并赞成我们教导的人施行洗礼之后，便带他们到称为众弟兄聚集的地方，然后我们为自己，也为那些受了光照的人，为在世界各地的一切同道，恳切祷告……我们这样祷告完毕之后，便行亲吻礼，主礼人接过饼和杯……”随后祝谢圣餐。[4]

在预备这些通常在复活节举行的活动时，会有一段时间的禁食与悔罪。这就是我们今天大斋节（Lent）的由来。基督徒也从很早就开始庆祝圣灵降临节（Pentecost）[5]，这是一个源于犹太人的节日。

与耶稣的降生相关的最早的节日是1月6日的主显节（Epiphany）， 即主显现的日子。主显节最初只是庆祝耶稣的降生。后来，12月25日开始取代主显节，尤其是在西方说拉丁语的一些地区。12月25日其实是异教的一个节日，在君士坦丁时代（公元4世纪）之后被圣诞节取而代之。

除了圣餐之外，洗礼是基督徒崇拜中另一项重大活动。我们已经讲过，只有已经接受洗礼的基督徒才可以参加圣餐。《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人们在归信基督教之后立即接受洗礼。这在早期的基督教会中是可行的，因为其中大多数归信者来自犹太教，或是受到犹太教影响的人， 因而基本上了解基督徒的生活与宣讲。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外邦人加入教会，要求新信徒在接受洗礼之前进行一段时间的预备、试炼和学习是必要的，这就是“慕道期”。到了公元3世纪初，慕道期长达三年之久。在慕道期间，慕道友要接受关于基督教教义方面的教导，要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他们的虔诚信仰。随着洗礼的日益临近，他们要学习信经或洗礼信条的意义，且在洗礼时会被问及是否承认其内容。最后，他们在接受洗礼前不久还要接受测验，并被列入洗礼候选人的名单。

洗礼通常在每年的复活节举行一次。公元3世纪初，准备接受洗礼的基督徒通常会在星期五和星期六禁食，然后在星期天清早接受洗礼，因为这是耶稣复活的时候。准备接受洗礼的基督徒全身赤裸，男女分 开。新信徒一从水中出来，就会穿上白袍，以象征他们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参西3:9—12；启3:4）。他们随后会被涂油，从而成为君尊的祭司。

在所有洗礼候选人接受了洗礼之后，新入教者会列队来到聚会的地方，与其他会众一同参加他们的第一次圣餐。已经接受洗礼的基督徒会得到水喝，以此象征他们从里到外都完全洁净。他们还会得到牛奶与 蜜，以象征他们现在正在进入的应许之地。

新信徒通常浸入水中接受洗礼，或跪在水中，将水从头顶浇下来接受洗礼。写作日期不详的《十二使徒遗训》更喜欢采用“活水”——流动的水——施行洗礼。但是，在一些缺水的地区，只能奉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将水从新信徒的头顶三次浇下来，为他们施行洗礼。

至于是否可以为婴儿施行洗礼的问题，学者们直到今天还依然争论不休。到了公元2世纪末或3世纪初，一些文献记载，至少有些基督徒父母会让他们的孩子在婴儿时接受洗礼。但是，所有更早的文献和后来的许多文献都很少提供婴儿洗礼方面的信息，因此就无法确定早期的教会是否为婴儿施行洗礼。

教会的组织

公元2世纪，教会显然有三个不同的领导职位：主教、长老（或长者）和执事。一些历史学家声称，这一等级制度源自使徒；但是，现存的文献似乎指向了相反的方向。尽管新约确实提到过主教、长老和执 事，但这三个头衔并不是同时出现的，并不总是共存的、分工明确的职责或官职。实际上，新约似乎表明，地方教会的组织因地而异，“主教”和“长者”（或长老）这两个头衔一度可以互换。还有一些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某些教会——包括罗马教会——并不是由一位主教领导， 而是有一批领袖，他们有时被称为“主教”，有时被称为“长老”。

我们已经解释过，为了回应公元2世纪末和3世纪初的异端所带来的挑战，教会开始强调主教的权威与使徒统绪。随着越来越多的外邦人加入教会，出现异端的危险也越来越大，这反过来又令教会更加强调主教的权威。

女基督徒在早期教会中的领袖地位也值得特别关注。到了公元2世纪末，教会的正式领袖显然全是男基督徒。但是，这种现象在更早的时候并不十分明显。尤其是在新约中，有迹象表明，女基督徒也拥有领导职务。腓利有四个“说预言”的女儿——可以讲道的人。非比是坚革哩的女执事，犹尼亚被视为使徒之一。实际的情况可能是，在公元2世纪，教会在努力与异端斗争的过程中将教会权力集中，而集权化的一个副产品便是女基督徒被剥夺了领导权。但是，也同样在公元2世纪初，总督小普林尼告诉图拉真，他下令对基督教的两位“女执事”施以酷刑。

当说到早期教会中的女基督徒时，我们应当讲述寡妇的独特作用。

《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初期教会帮助供养教会中的寡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顺从旧约不断重申的命令：照顾寡妇、孤儿和寄居者。但是，这也是实际所需，因为没有生活来源的寡妇要么被迫再婚，要么必须带着她的孩子寻找避难所。无论是哪种情况，如果新丈夫或孩子不是基督 徒，她的信仰生活就会受到严格的限制。因此，教会很快就有了一个习俗：供养教会的寡妇，赋予她们特定的职责。在前面一章中，我们已经讲过一个寡妇的故事：她的侍奉激怒了异教徒，从而让她成为了殉道 士。还有一些寡妇致力于教导慕道友。最终，“寡妇”一词在教会中的意义改变了，它不仅是指一个死了丈夫的女性，还指所有由教会供养、并在教会中担任某种特定职务的未婚女性。一些女基督徒为了侍奉而选择独身。就是在这时，人们开始听到一些奇怪的说法，如“被称为寡妇的贞女”。最终，这产生了比男性修道主义更早的女修道主义。

教会也至少从公元2世纪开始举行婚礼——当时安提阿的伊格纳修写信给波利卡普称，主教知道当时举行的所有婚礼。可以理解的是，敬虔的夫妇希望将他们的婚姻神圣化。但是，教会婚礼显然还有另一个作用：认可并非严格合法的婚姻。根据当时的法律，一对夫妇的社会地位——和随之而来的权利——是由丈夫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在早期教会 中，女基督徒往往拥有比男基督徒更高的社会地位，因此，信徒之间正式合法的婚姻会导致严重的民事后果，即剥夺妻子一些更高的权利与地位。解决的办法就是举行不受官方或民事制约的教会婚礼。

宣教方法

虽然我们不可能给出确切的统计数据，但不容否认的是，教会在其第一个百年中，信徒数量取得了巨大的增长。我们不禁会问：教会采取什么方法才能取得这样的增长。答案或许会令一些当代的基督徒大吃一惊，因为古代的教会根本就没有“福音布道会”或“奋兴布道会”。相反， 在早期教会中，崇拜的中心是圣餐，只有已经接受洗礼的基督徒才被允许参加圣餐。因此，“福音传道”并不是在教会的崇拜中进行的，而是像塞尔修斯所说，是在厨房、店铺和集市中进行的。少数著名的基督教教师，如查士丁和奥利金，在他们的学校举行辩论会，从而在知识分子中赢得了一些归信者。但事实上，大多数归信者都是由一些无名基督徒赢得的，他们的见证令其他人归信了他们的信仰。最激动人心的见证显然是受苦以至于死的见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原意为“见证”的“殉道”（martyr）一词，才有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殉道”这个意思。最后，一些基督徒因他们所行的神迹而闻名于世，这也赢得了一些归信者。

在行神迹的基督徒中，最著名的是格列高利·托马都古斯（Gregory Thaumaturgus）——一个意为“行神迹者”（wonderworker）的名字。他来自黑海南岸的本都（Pontus）地区，因奥利金在学识方面所作的见证而归信了基督教。他一回到本都就成为新凯撒利亚（Neocaesarea）的主教，但是，他在福音传道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并不是因为他的神学论证，而是因为传说中他所行的神迹。他的神迹主要是医治的神迹，但我们也得知，他能够控制洪水中河流的走向，使徒与圣母亦曾向他显 现，指导他的工作。他还用基督教节日取代了古老的异教节日，并使基督教的节日胜过异教节日。他所使用的这个宣教方法在后来不断出现，他也是最早使用这种方法来宣教的基督徒之一。

有关基督教早期扩张的另一个惊人事实是，在新约时代之后，很少再听说有宣教士像保罗和巴拿巴那样，四处旅行宣教。福音在最初几百年的快速传播显然并不归功于全职宣教士，而是要归功于众多因其他原因而出行的基督徒——奴隶、商人、被流放到矿场服劳役的罪犯等。

最后我们应当注意，基督教主要是在城市中传播，在乡村地区渗透得很慢，而且遇到极大的困难。到了公元100年，罗马帝国百分之六十四的港口城市和百分之二十四的内陆城市拥有了教会。公元180年时，这两个数字分别增长到百分之八十六和百分之六十五。[6]在君士坦丁之后很久，基督教才赢得了罗马帝国乡村的大多数人。实际上，异教徒（pagan）一词最初与宗教没有任何关系，而是用来指称粗野无知的乡下人。只是在大多数城市居民成为基督徒之后，主要在乡村地区存在的古代宗教才被称为异教（paganism）。

基督教艺术的开端

基督徒最初在私人家中聚会，因此，他们的聚会场所不可能有很多寓指基督教信仰的装饰品或象征物。即便有，它们也没有被保存下来。但是，一旦基督徒拥有了自己的公墓（地下墓穴）和自己的教堂（如杜拉-欧罗波斯教堂），基督教艺术就开始发展起来。早期的基督教艺术主要是地下墓穴和教堂中的壁画，以及用于安葬那些富有基督徒的石棺上的雕刻。

圣餐是崇拜的中心，因此，展现圣餐的场景或象征物最为常见。它们所描绘的，有时是在内室举行的圣餐，有时只是装有鱼和饼的篮子。

鱼是基督教最早的象征物之一，因此在圣餐与其他场景中经常出现。除了与喂饱五千人的神迹有关，鱼的意义还在于鱼的希腊文“ICHTHYS”：它可以用作藏头词，包含了这些短语的首字母：“Jesus Christ，Son of God，Savior”（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7]因此，鱼不仅出现在表现性的艺术中，还出现在基督教最古老的一些碑文中。例如，公元2世纪末的希拉波利斯的主教阿伯西乌斯（Abercius the bishop of Hierapolis）的碑文是，“洁净无瑕的童贞女（马利亚或教会？）所钓的大而纯洁的鱼”喂养着阿伯西乌斯。其他类似的碑文是，“上帝的族类， 属天的鱼”以及“和平之鱼”。

早期基督教艺术中的其他场景描述了各种圣经故事：亚当与夏娃、方舟中的挪亚、旷野中的磐石出水、狮坑中的但以理、烈火窑中的三个年轻人、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拉撒路的复活等。总的来说，我们所发现的早期基督教艺术都非常简单，它们更具寓意，而不是写实的作品。

例如，挪亚通常被描绘成站在一个小小的盒子上，盒子小得几乎难以使挪亚漂浮起来。

总而言之，古代的基督教会主要是由一群出身卑微的人组成，对于他们来说，被接纳为万王之王的后裔这一事实，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喜乐。这在他们的崇拜、艺术、共同生活和英勇殉道中都得以体现。大多数基督徒的日常生活是枯燥乏味的平淡日子，这是所有社会中的穷人都必须过的生活。但是，他们因对新光明的盼望而感到喜乐，因为新光明将消灭他们社会中的黑暗、不公与偶像崇拜。

[1]Armenian Gospel of the Infancy，23.2-3. [2]I Apology，67.3-6.

[3]I Apology，14.2. [4]I Apology，65.1-3.

[5]圣灵降临节，又译为五旬节。——译者注

[6]Rodney Stark，Cities of God（San Francisco: Harper San Francisco，2006），225.

[7]“鱼”的希腊文单词是 。“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救主”的希腊文单词是， 。 与σ发音相同。因此， 可被视为包含了的首字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