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基督教史

第十章：公元3世纪的逼迫

此时，在当权者面前承认信仰，将更加光荣、更加可敬，因为争战升级了，痛苦更大了，进行争战的基督徒的荣耀也将随之增加。

——迦太基的西普里安

在公元2世纪最后几年，教会过上相对和平的生活。罗马帝国卷入内战，忙于保卫自己的边境，以免受到野蛮人的入侵，从而无暇顾及基督徒。图拉真的老政策仍在施行：如果基督徒拒绝崇拜皇帝与神祇，他们就将受到惩罚，但不必对他们进行调查。因此，所有逼迫都是地方性的、零星的。

到了公元3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图拉真的政策仍然有效，所以始终存在爆发地方性逼迫的危险。但除此之外，又有了深刻影响到教会生活的新政策。制定并实施新政策的皇帝即是塞普蒂默·塞维鲁和德西乌斯。

塞普蒂默·塞维鲁的逼迫

公元3世纪初，在位的皇帝塞普蒂默·塞维鲁结束了一系列使罗马帝国受到削弱的内战。但即使是这样，统治如此广阔、如此难以治理的领地也绝非易事。生活在莱茵河与多瑙河以北的“野蛮人”始终是个威胁。在帝国境内，又有持不同政见的派系，始终存在着军队叛乱、另立新 帝，从而导致新内战突发的危险。面对这些难题，塞维鲁觉得，他的帝国需要宗教和谐，因此，他制定了促进调合主义的政策。他计划将自己的所有臣民都团结在不可征服的太阳（太阳神）崇拜之下，并将当时的各种宗教与哲学都纳入这一崇拜中。只要承认太阳神统治万有，一切神祇就都可以接受。

很快，这项政策就与两群拒不服从调合主义、看似顽固的人发生了抵触：他们就是犹太人和基督徒。后来，塞普蒂默·塞维鲁决定阻止基督教与犹太教的传播，因此，他宣布所有归信这两种宗教的人都属违 法，将被判处死刑——这两种宗教当时正在赢得大量信徒。除了图拉真那项仍在生效的法令之外，这项政策对基督徒又构成了新的威胁。

最终的结果是，除了公元2世纪那种地方性逼迫有所增加之外，现在又多了直接针对新信徒及其教师的更加猛烈的逼迫。因此，塞普蒂默·塞维鲁颁布上述法令的公元202年成为逼迫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据说， 爱任纽就是在这一年殉道的。也是在这一年，一群基督徒在亚历山大惨遭杀害，其中就有奥利金的父亲。克莱门是亚历山大著名的基督教教 师，而皇帝的法令尤其针对寻求新信徒的基督教教师，因此，他被迫逃到更少有人知道他的地区。

当时，佩尔培图阿（Perpetua）和菲里西塔斯（Felicitas）的殉道是最著名的。她们可能是在公元203年殉道。佩尔培图阿和她的同伴可能是孟他努派，她们殉道的记载大概是出自德尔图良之手。不管怎样，殉道士是五个慕道友——正准备接受洗礼的新信徒。这符合塞普蒂默·塞维鲁所制定的政策。这五个慕道友——有的才十几岁——受到了指控， 罪名并不是她们是基督徒，而是她们最近归信了基督教，因此违反了皇帝的法令。

《圣佩尔培图阿与圣菲里西塔斯殉道记》（Martyrdom of Saints Perpetua and Felicitas）的女主角是佩尔培图阿。她年轻富有，正在哺育自己的婴儿。她的同伴是奴隶菲里西塔斯和勒沃卡图斯（Revocatus）， 以及两个年轻男子萨图尔努斯（Saturninus）和塞古杜鲁斯（Secundulus）。《圣佩尔培图阿与圣菲里西塔斯殉道记》的大部分内容是通过佩尔培图阿之口讲述的，而一些学者相信，她可能的确说过其中的大多数话。当佩尔培图阿和她的同伴被捕时，她的父亲试图说服她放弃信仰，以保全性命。她的回答是，万物都有一个名字，再为它们另取名字毫无意义，她已经有了基督徒这个名字，这不会改变。

法庭对她们的审判旷日持久，这显然是因为当局希望说服她们放弃信仰。被捕时就已经怀有身孕的菲里西塔斯担心她会因为怀孕而保住性命或拖延殉道，让她不能与同伴一起殉道。但是，《圣佩尔培图阿与圣菲里西塔斯殉道记》告诉我们，上帝垂听了她的祷告，她在怀孕八个月时生下了一个女孩，一个女基督徒收养了她的孩子。看着在分娩之痛中呻吟的菲里西塔斯，她的狱友问她怎能面对竞技场中的野兽。她的回答代表了基督徒当时对殉道的理解：我现在的痛苦只是我的痛苦。但是， 当我面对野兽时，会有另一个人活在我的里面，为我担当痛苦，因为我将为他受苦。[1]

随后，《圣佩尔培图阿与圣菲里西塔斯殉道记》告诉我们，三个男殉道士被最先送进了竞技场。很快，萨图尔努斯和勒沃卡图斯就英勇殉道了。但是，根本就没有野兽攻击塞古杜鲁斯。有的野兽不愿意扑向 他，有的野兽反而扑向了士兵。最后，塞古杜鲁斯自己大声喊有只豹子会杀死他。结果豹子真的杀死了他。

我们得知，佩尔培图阿和菲里西塔斯随后被送进了竞技场，要受到一头发狂的母牛攻击。在被这头野兽顶倒之后，佩尔培图阿要求重新扎好头发，因为蓬头垢面代表着悲伤，而这一天对她来说是喜乐的一天。最后，这两个鲜血淋淋的女基督徒站在竞技场中央吻别，随后被剑刺死。

不久之后，因为一些并不十分清楚的原因，逼迫减弱了。在罗马帝国各地，虽然仍有一些孤立的逼迫事件，但塞普蒂默·塞维鲁的法令并没有被普遍执行。当卡拉卡拉（Caracalla）于公元211年继承塞普蒂默· 塞维鲁成为皇帝时，爆发了短暂的逼迫；但这次逼迫仍没有持续多久，且主要局限在北非。

随后的两位皇帝埃拉加巴卢斯（Elagabalus，218—222）和亚历山大·塞维鲁（Alexander Severus，222—235）采取了类似于塞普蒂默·塞维鲁的调和主义政策。但是，他们并没有强迫犹太人和基督徒接受调和主义，或禁止他们寻求归信者。据说，亚历山大·塞维鲁将基督与亚伯拉罕的像伴随他的各位神祇一同摆在他的私人祭坛上。他的母亲尤莉娅（Julia）还去亚历山大听过奥利金讲课。

在皇帝马克西米努斯（Maximinus）统治之下，罗马爆发了一场非常短暂的逼迫。当时，罗马的教会分裂了，两位敌对的主教庞提安（Pontianus）和希波律陀（Hippolytus）被流放到矿场服苦役。然而，逼迫的风暴再次过去，甚至有传言称——并没有多少事实依据——从公元244年至249年统治罗马帝国的阿拉伯人腓力是基督徒。

简而言之，大约有半个世纪，逼迫很少发生，许多人归信了基督 教。对于这一代基督徒来说，殉道士是十分值得敬佩的，但他们已经成为过去，那些邪恶的时代似乎一去不返了。贵族中的基督徒一天多似一天，普通群众也很少再相信基督徒没有道德的古老传言。逼迫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既充满了痛苦，又满载着荣耀。

后来，暴风雨再次来临。

德西乌斯的逼迫

公元249年，德西乌斯成为了皇帝。虽然基督教历史学家说他很残忍，但他其实只是一个传统的罗马人，他的主要目的是复兴古罗马的荣耀。多种因素造成了古罗马荣耀的衰落。边境之外的野蛮人越来越不安分，他们对帝国的侵扰越来越肆无忌惮。当时还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 机。与古罗马文明联系在一起的古老传统基本上已被人们遗忘。

在像德西乌斯这样传统的罗马人看来，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显然是人们抛弃了古代的神祇。如果所有人都崇拜神祇，情况就会好转，罗马的荣耀与权力就会增长。由于对神祇置之不理，罗马已招来了神怒，已被神祇抛弃。因此，若要复兴古罗马的荣耀，也必须复兴古罗马的宗教。如果帝国的所有臣民都能崇拜神祇，神祇或许会再次眷顾帝国。

这就是德西乌斯宗教政策的基础。它不再是关于基督徒没有道德的传言，也不是惩罚拒不崇拜皇帝的基督徒的顽固，而完全是一场复兴祖先崇拜的宗教运动——而基督教在他看来尤其损害了古罗马的宗教。对于德西乌斯来说，罗马存亡生死攸关。实际上，拒绝崇拜神祇的人被视为犯下了叛国罪。

考虑到这些情况，德西乌斯的逼迫与之前的非常不同。他的目的并不是制造殉道士，而是制造背教者。德尔图良大约在五十年前说过，殉道士的鲜血就是一粒种子，播下的越多，长出的基督徒就越多。早期基督徒的殉道榜样感动了许多亲眼目睹殉道的人，因此，逼迫似乎更促进了基督教的传播。如果不是强迫基督徒殉道，而是迫使他们放弃信仰， 这会令基督教失去殉道士那英雄般的见证，这将是德西乌斯复兴异教这个目标的一次胜利。

尽管德西乌斯的法令已经遗失，但他的命令显然不是逼迫基督徒这类人，而是在全罗马帝国强制推行神祇崇拜。按照皇帝的法令，所有人都必须向神祇献祭，在德西乌斯的像前焚香。服从命令的人会得到一份凭证，或称法案证据（libellum），以证明他遵守了命令；没有得到凭证的人将被视为拒绝服从皇帝命令的罪犯。

皇帝的法令证明，基督徒并没有做好迎接新挑战的准备。当时，始终生存在逼迫威胁之下的那几代基督徒已经成为过去，新的几代基督徒还没有为殉道做好准备。一些基督徒跑去服从了皇帝的命令。一些基督徒买来了证明他们已向神祇献祭的假凭证——虽然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做。还有一些基督徒曾一度坚守信仰，但当他们被带到官员面前时， 就按照要求向神祇献上祭物。还有许多基督徒决心坚守信仰，拒绝服从法令。

如前所述，德西乌斯的目的是推广神祇崇拜，而不是杀害基督徒， 因此，真正殉道的基督徒相对较少。当局只是逮捕基督徒，然后试图通过酷刑与威逼利诱迫使他们放弃信仰。正是在这一政策之下，奥利金被关进监狱，受尽了折磨。在整个罗马帝国，有数百起像奥利金这样的案例。这不再是零星的或地方性的逼迫，而是有组织的全国性逼迫。在罗马帝国一些相当偏远的地区，证明已向神祇献祭的凭证被保存下来，这可以表明当时皇帝的法令曾被普遍遵行。

这场逼迫的一个结果是，教会中出现了一个光荣的新称谓：“认信者”（confessors）。在此之前，几乎所有被带到官员面前并坚守信仰的基督徒都成为了殉道士，而向神祇与皇帝献祭的基督徒则成为了背教 者。由于德西乌斯所制定的政策，出现了甚至在酷刑中依然坚守信仰也未得殉道冠冕的基督徒。后来，在逼迫中承认信仰的基督徒被称为“认信者”，他们深受其他基督徒的尊敬。

德西乌斯的逼迫是短暂的。公元251年，加卢斯（Gallus）继承了他的皇位，废除了他的政策。六年之后，德西乌斯以前的一位同僚瓦莱里安（Valerian）开始了新的逼迫。但是，他被波斯人俘虏，成为阶下囚，于是教会又过了四十年相对和平的日子。

背教者问题：西普里安与诺瓦替安

德西乌斯的逼迫虽然是短暂的，但它对教会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这不仅是因为逼迫本身，也是因为教会在逼迫之后必须面对的问题。简而言之，教会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如何处理“背教者”（lapsed）——在逼迫期间有这样或那样的软弱的基督徒。这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其中之一是，既不是所有基督徒都以同样的方式堕落，也不是所有基督徒堕落的程度都一样。背教者的实际情况也极为不同：有的基督徒在得知皇帝的法令之后就立即跑去献祭，有的基督徒购买了假凭证，还有的基督徒在逼迫中暂时软弱，但在逼迫尚未结束时就重新认信，并要求再次加入教会。

考虑到认信者的巨大威望，一些基督徒认为，认信者们有权决定教会应该重新接纳哪些背教者，以及如何重新接纳他们。一些认信者—— 尤其是北非的认信者——宣称，他们拥有这样的权威，并开始重新接纳背教者。这遭到许多主教的反对，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教会的主教团才有权重新接纳背教者，且必须以一致与公义的方式重新接纳他们。还有一些基督徒认为，认信者和主教都表现得过于仁慈，对待背教者应当更加严厉。在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辩中，有两个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就是西普里安（Cyprian）和诺瓦替安（Novatian）。

西普里安在大约四十岁时成为基督徒，并在随后不久被选为迦太基的主教。他最喜爱的神学家是德尔图良，并把他称为“大师”（master）。他同德尔图良一样，接受过修辞学训练，因而可以用自己的论证轻易驳倒对手。他的著作跻身基督教历代最优秀的著作。

在逼迫前不久成为主教的西普里安认为，他的职责是与教会其他领袖一起逃到安全的地方，并通过内容详尽的书信继续带领信徒。不出所料，许多基督徒将这一决定解释为怯懦。例如，罗马的教会在逼迫中失去了主教，罗马的神职人员写信给西普里安，质问他的决定。他坚持认为，自己逃跑是为了信徒的益处，而不是因为怯懦。实际上，当他在几年之后殉道时，他的英勇与信仰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但是，在他自身的权威受到质疑时，许多基督徒声称，已经为信仰受过苦的迦太基认信者比他更有权威，尤其是在重新接纳背教者这个问题上。

有一些认信者认为，教会应当直接重新接纳背教者，除了要求他们悔罪之外，不必再提出其他任何要求。很快，因为其他某种原因而讨厌自己主教的一些长老也加入到认信者的行列，结果，迦太基及其周边地区的教会分裂了。后来，西普里安召开了一次教会会议——由地区主教参加的会议——此次会议决定，对于那些通过购买、或者以实际献祭以外的方式获得凭证的基督徒，教会应当直接接纳。而对于已经献祭的基督徒，则只在临终之际，或当一次新的逼迫到来时他们能够有机会证明自己是真心悔罪，才能被教会重新接纳。教会永远不会重新接纳已经献祭且拒不悔罪的基督徒。这些措施都是由主教，而不是认信者执行。这些决议结束了当时的争辩，尽管教会的分裂又持续了一段时间。

西普里安坚持对教会重新接纳背教者做出规定的主要原因，是出于他自己对教会的理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将分享它的头——基督的胜利。因此，“教会之外无救恩”，“谁不以教会为母，谁就不以上帝为父”。他的这些言论并不代表基督徒必须与教会的主教团完全一致—— 他自己就与罗马的主教团产生了冲突。但是，他的确相信，教会的合一是最重要的。而认信者的行为威胁到教会的合一，因此，他觉得自己必须要否定那些行为，必须坚持召开教会会议，以决定对背教者的处置。

此外，作为德尔图良的崇拜者，西普里安刻苦研究过德尔图良的著作。德尔图良的严格主义影响了西普里安，因此，他反对过于简单地重新接纳背教者。教会应当是圣徒的团契，偶像崇拜者与背教者不能进入教会。

诺瓦替安比西普里安更加严格。他与罗马主教科内利乌（Cornelius）产生了冲突，因为他认为，科内利乌过于简单地重新接纳了背教者。就在几年之前，著名的神学家希波律陀与主教卡里克斯图在罗马发生过一场类似的冲突，因为卡里克斯图愿意宽恕犯有通奸罪、但已悔罪的基督徒，但希波律陀坚持认为，他们不应当得到宽恕。这件事的结果造成了教会的分裂，以至于罗马出现了两位主教。诺瓦替安抗议的结果也是分裂。同其他带来分裂的许多情况一样，问题在于教会的主要标志是什么：是教会的纯洁，还是教会的赦罪之爱？希波律陀造成的分裂并没有持续多久，而诺瓦替安派导致的分裂却延续了好几代。

这些事件的意义在于，它们让我们看到，由于关注自身的纯洁，以及持“罪是向上帝所欠的债”这一理解，西方教会如何不断卷入争论：教会应当如何保持自身的纯洁，又不先为爱的团契。因此，重新接纳背教者这一问题，很早就成为了西方教会的主要关切之一。如何处理已经受洗却再次犯罪的基督徒，这个问题也一再分裂着西方教会。正是出于这样的关切，一套完整的补赎制度才得以发展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后来的新教改革正是对这套补赎制度的抗议。

[1]Martyrdom of Saints Perpetua and Felicitas，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