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基督教史

第九章：教父

我们的教师是所有智慧的伟大教师，包括雅典与希腊在内的整个世界都属于他。

——亚历山大的克莱门

在教会生活的最初几十年，基督徒撰写的大多数著作都是处理具体或特定的问题。例如，保罗的书信。保罗写每一封书信都是受到特定情况的驱使，他并未试图在任何一封书信中讨论基督教的所有教义。在使徒时代之后，基督教的著作一度也是如此。这个时代的各位基督教作家被共同称为使徒教父（Apostolic Fathers）。他们的著作被保存下来，其中每部都是处理非常具体的问题。安提阿的伊格纳修的书信就是这样——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同样，罗马的克莱门（Clement of Rome）于公元1世纪末写了《致哥林多人书》（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而促使他写下这封书信的问题也类似于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所处理的问题。《十二使徒遗训》（Didache；Teaching of the Twelve Apostles）是指导基督徒生活与崇拜的纪律手册。但是，它实际上并不是十二使徒所著，而是一个我们并不知道姓名的基督徒所写，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它的成书时间与地点。《黑马牧人书》（Shepherd of Hermas）是罗马主教的一个兄弟于公元2世纪中期写的，主要是处理洗礼之后的赦罪问题。总而言之，所谓的“使徒教父”的所有著作都是处理单一的问题，并没有哪部试图详细地阐释基督教的全部教义。查士丁与其他在公元2世纪下半叶著述的护教士也是如此。他们的大多数著作都与逼迫有关，并没有哪一部论述了基督教的全部教义。

然而，到了公元2世纪末，马西昂与诺斯替派的挑战需要一种不同的回应。异端已经建立起自己的教义体系，对此，教会必须做出的回应是，让教会的一些教师对正统信仰做出同样令人信服的解释。正是因为异端在广阔的领域内进行了思索，基督教的教师也在同样广阔的领域内做出了回应。这就产生了第一批相当完整地阐释基督教真理的著作。它们就是爱任纽、亚历山大的克莱门、德尔图良和奥利金的著作。

里昂的爱任纽

爱任纽是小亚细亚人，可能于公元130年左右生于士每拿。他在士每拿时是波利卡普的学生，我们已经在早前的一章中讲过波利卡普的殉道。爱任纽一生都是波利卡普的狂热崇拜者，在自己的著作中，他经常提到一位没有说出名字的“长者”或长老，而这位“长者”很可能就是波利卡普。因为某些未知的原因，爱任纽移居到今天法国南部的里昂。在里昂，他成为了长老，并作为长老被派往罗马，给那里的主教送信。当他还在罗马时，里昂与附近的维埃纳爆发了逼迫——我们已经在第五章中讲过，主教弗提努斯（Photinus）殉道。一回到里昂，爱任纽就被选为里昂的主教。他一直担任里昂的主教，直到公元202年去世，可能是为主殉道。

首先，爱任纽是位牧者。他对哲学思辨与钻研尚未解开的奥秘并没有特别的兴趣，而是专注于指导他所牧养的基督徒的生活与信仰。因 此，在自己的著作中，他并不想飞上思辨的高空，只想驳斥异端与教导信徒。他只有两部著作现存于世：《使徒宣道论证》（Demonstration of Apostolic Faith）和《驳斥所谓的真知》（Refutation of the So-called Gnosis）——也被称为《驳异端》（Against Heresies）。在《使徒宣道论证》中，他就一些教义对他所牧养的基督徒进行了教导。在《驳异 端》中，他试图驳斥诺斯替主义。他撰写这两部著作的目的是阐明他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信仰，而不是用自己的思辨为信仰增添光彩。因此，爱任纽的著作出色地见证了公元2世纪末的教会信仰。

爱任纽视自己为牧者，也将上帝视为众牧者之上的大牧者。上帝是一位充满爱的存在，他创造了世界和人类，但并不像诺斯替派所说是因为必需或错误，而是因为上帝有去爱与带领受造物的渴望，就像牧人爱与带领羊群。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历史表现为神圣的牧人带领受造物走向历史终极目标的过程。

人类是创造的顶峰，从最初就被造成是自由的，因此是有责任的。自由令我们越来越顺服上帝的旨意，越来越符合上帝的本性，因此也就越来越与我们的造物主共融。但是，另一方面，受造物人类并没有从最初就被造成其最完美的样式。上帝像一位真正的牧人，将第一对夫妇放进了伊甸园。他们并没有成熟，而是“像小孩子”，有着小孩子的完美。这就意味着，上帝的目的是，人类在与上帝的共融中成长，甚至最终会超越天使。

天使只是暂时高过我们。当上帝的目的在受造物人类中实现时，我们会高过天使；因为我们与上帝的共融比他们的更加紧密。天使的职责类似于指导王子起步的监护人的职责。虽然监护人暂时看管着王子，但王子最终会统治监护人。

人类不仅要接受天使的教导，还要接受上帝的“双手”——圣道与圣灵——的教导。在这双手的引领之下，人类接受教导，得以成长，其不变的目的是与上帝越来越紧密的共融。这个过程的目的就是爱任纽所说的神化（divinization）——上帝的目的是令我们越来越像上帝。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在上帝中不知不觉失去自我，也不是我们会和上帝完全一样。相反，上帝是如此高于我们，无论我们成长得如何像他， 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然而，一位天使嫉妒上帝为人类所留的好命运，因此诱使亚当与夏娃犯罪。由于罪，受造物人类被逐出乐园，人类的成长受到了阻碍。从此以后，历史就在罪的影响下展开了。

尽管历史的实际进程是罪的结果，但历史的存在这一事实却不是。历史的存在始终是上帝的目的。《创世记》所描述的乐园中的情形并不是创造的终点，而是创造的起点。

从这个角度来看，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成为肉身不仅是回应了罪。相反，上帝的最初目的就包括与人类的合一。实际上，未来成为肉身的道就是上帝在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类时所采用的模型。亚当和夏娃就是这样被造的，在经过成长与教育之后，他们可以长得像成了肉身的道。罪所造成的后果是，道成肉身有了一个附加的目的：赎罪与击败撒旦。

早在道成肉身之前，从最初犯罪的那一刻起，上帝就一直在引领人类走向与他更加紧密的共融。因此，上帝诅咒了蛇与土地，却只惩罚了男人和女人。就在堕落的那一刻，上帝已经在为救赎人类而工作。

以色列人在救赎这幕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上帝的“双手”正是在他选民的历史中继续做工，为人类预备与上帝的共融。因此，旧约并不是一位与基督教信仰毫不相关的上帝的启示，而是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所认识的那同一位上帝实施救赎计划的历史。

在恰当的时候，也就是在人类得到了必需的预备之后，上帝的道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了肉身。耶稣是“第二亚当”，因为新人类在他的生平、受死和复活中被造成了，耶稣以他的所有作为纠正了罪所歪曲的一切。此外，耶稣已经击败了撒旦，这令我们能够生活在新的自由中。所有在洗礼中与他联合、在圣餐中被他的身体喂养的人也分享了他的胜利。实际上，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这个身体通过崇拜—— 尤其是圣餐——得到喂养，也这样与它的头联合，因此已经得到了基督的胜利最先带来的益处。在他的复活中，最后的复活已经开始，他身上的所有肢体都将参与其中。

即使是在最后，当上帝的国度建立时，上帝的牧人工作也不会结束。相反，已被救赎的人类会向着与上帝更加紧密共融的方向继续成长，“圣化”的过程将永远持续下去，令我们越来越接近上帝。

总而言之，我们在爱任纽这里看到了一幅宏大的历史远景，而上帝的计划通过它展开了。这一历史的焦点是道成肉身，这不仅是因为上帝的道凭借道成肉身纠正了人类被歪曲的历史，也是因为人类与上帝的合一从一开始就是历史的目的。上帝的目的是与受造物人类联合，这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实现了。

亚历山大的克莱门

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的生活和兴趣与爱任纽的截然不同。克莱门可能生于雅典，那个长久以来因其哲学家而闻名于世的城市。他的父母是异教徒；但年轻的克莱门因未知的原因归信了基督教，随后便开始广泛寻找能在基督教信仰上给他更深教导的老师。在四处游历之后，他在亚历山大找到一位可以满足他求知欲的老师。他就是潘代努斯（Pantaenus），一个我们知之甚少的人。克莱门留在了亚历山大，并在他的老师去世之后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为了亚历山大主要的基督教教师。公元202年，当塞普蒂默·塞维鲁成为皇帝时，逼迫开始了，克莱门被迫离开了亚历山大。后来，他游走于东地中海各地——尤其是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直到他于公元215年去世。

克莱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亚历山大度过的，而亚历山大是当时最活跃的知识中心。亚历山大博物馆（或缪斯神庙）和毗邻的图书馆类似于现代的大学，因为它是各个领域的学者聚会的地方。此外，亚历山大还是一个贸易中心，它不仅是学者与哲学家的聚会所，也聚集了骗子和冒险家。因此，当时的调和主义精神在尼罗河口的这座城市达到了顶峰。

这就是克莱门学习与教导的背景，因此，他的思想带有亚历山大的印记。与爱任纽不同，他并不是牧者，而是一位思想家与探索者；他的目标并不是阐释教会的传统信仰——尽管他持守这一信仰——而是帮助那些探索更深奥真理的人，并说服异教知识分子相信，基督教并不是某些人所说的荒谬迷信。

在《劝勉异教徒》（Exhortation to the Pagans）中，克莱门利用了柏拉图和其他哲学家的理论，这让我们看到他神学方法的要点。“我追求认识上帝，不只是上帝的作为。谁会帮助我探索？……哦，柏拉图， 我们该怎样寻找上帝？”克莱门说这段话的目的是向异教读者表明，基督教的许多教义可以得到柏拉图哲学的支持。因此，异教徒可以探讨基督教，而不是像许多异教徒理所当然地认为的，基督教是无知者与迷信之人的宗教。

可是，克莱门利用柏拉图的原因不只是为了便于他的论证。他相 信，只有一种真理，因此，在柏拉图这里找到的所有真理都是在耶稣基督与圣经中已经启示出来的真理。他认为，哲学被赐予希腊人，就像律法被赐予犹太人。它们的目的都是引人认识如今在基督里被启示出来的终极真理。古代的哲学家之于希腊人，就像是先知之于希伯来人。与犹太人，上帝立了律法之约；与希腊人，上帝立了哲学之约。

那么，我们如何看出圣经与哲学家的一致呢？骤看之下，两者似乎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是，克莱门相信，对圣经的仔细研读，会同样得出哲学家已经认识的真理。这是因为，圣经是以象征的手法写成的，或用克莱门的话说，是“用寓言”写成的。圣经并不只有一层意义，经文的字义不应当被抛在一边。但是，仅仅满足于经文字义的人，就像是满足于吃奶且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在经文的字义之上，还有真智者必须发现的其他意义。

信仰与理性关系密切，二者缺一不可。理性论证的基础是不能被证明、但可以凭借信仰接受的第一原则。对于真智者来说，信仰就是理性建基其上的第一原则与出发点。但是，满足于信仰、却不以理性建立信仰的基督徒，也同样像是那个永远只满足于吃奶的孩子。

克莱门对比了满足于初级信仰的基督徒与智者，或他所说的“真灵知者”（true Gnostic）。“真灵知者”超越了经文的字义。克莱门自认为他的工作并不是牧人带领羊群的工作，而是“真灵知者”带领其他具有类似兴趣之人的工作。这自然会导致一种精英神学，克莱门经常因此受到批评。

在此，我们不必赘述克莱门神学的实际内容。虽然他自认为是圣经的解释者，但他的寓意解经却让他在经文中发现了一些其实是受到柏拉图哲学启发的思想与教义。上帝是一位不可言说者，我们只能用隐喻和否定的方式来论述。我们只能说上帝不是什么。但是，至于上帝是什 么，人类的语言只能指向一个言语难以描述的实在。

这位不可名状者在“道”或“逻各斯”中被启示给我们，哲学家与先知又从“道”或“逻各斯”中获得了他们所认识的一切真理，而“道”或“逻各斯”在耶稣里成为了肉身。就这一点而言，克莱门遵循了查士丁之前制定的路线。他们的主要不同在于：查士丁用“逻各斯”的教义向异教徒证明基督教的真理，而克莱门则用“逻各斯”的教义呼吁基督徒接受哲学中的真理。

不管怎样，克莱门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理解某个教义的方法，而是在于他的思想代表着在亚历山大形成的整个氛围与传统，以及他的思想对随后的神学发展的巨大影响。我们稍后在本章中讲到奥利金时，会讲到这一神学传统的下一步发展。有趣的是，克莱门还是已知的最古老的赞美诗《良善牧人》的作者。1831年，这首赞美诗被洛威尔·梅森（Lowell Mason）翻译成英文。现在，它还在广为传唱。它的开头是：“孩童良善牧人，求领我众归真。”

迦太基的德尔图良

德尔图良与克莱门极其不同。他似乎是北非的迦太基人。虽然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迦太基度过的，但他是大约四十岁时在罗马归信基督教的。回到迦太基之后，他撰写了许多论文，有的是维护信仰，驳斥异教徒；有的是捍卫正统，驳斥异端。他的许多著作因不同的原因而非常重要。例如，他的论文《论洗礼》（On Baptism）是现存最早论述洗礼的论文，是我们了解早期洗礼惯例的重要文献。他的著作《致他的妻子》（To His Wife）让我们对公元2世纪的基督徒婚姻有了些许有趣的了解。

德尔图良是位律师，至少受过修辞学训练，他的全部著作都带有法律思想的印记。在早前的一章中，我们引用过他对图拉真的“不公判罚”所提出的抗议：图拉真下令，不必调查基督徒，如果被带到官员面前，他们就应当受到惩罚。德尔图良的抗议读起来像是在高等法院为一起案件辩护的律师所使用的辩词。在另一部著作《论灵魂的见证》（On the Witness of the Soul）中，德尔图良将人类的灵魂送上了证人席，他在审问灵魂之后得出结论，灵魂是“天生的基督徒”，如果它坚持拒不接受基督教，这是因为顽固与愚昧。

在论文《剥夺异端权利》（Prescription against the Heretics）中， 德尔图良的法律思想大放异彩。在当时法律用语中，剥夺权利（Prescription）至少有两个意思。它可以是在案件开始审理之前提交给法庭的法律论据，以证明审判不应该进行。在案件实际开始审理之前， 如果案件的一方能证明另一方无权提出诉讼，或诉讼提出得并不合法，或法庭根本就没有司法审判权，审判就会被取消。但是，当我们说到“长期剥夺权利”时，这个词就有了不同的意思。它的意思是，如果一方在一段时期内毫无争议地拥有一份财产，这一方就成为合法的物主， 即使后来又有另一方对此提出要求。

德尔图良使用了“剥夺权利”的这两个意思，仿佛正统基督教在与异端进行一场诉讼案。他的目的不仅是证明异端是错误的，还要证明他们根本就无权与教会辩论。为此，他声称圣经属于教会。教会历代以来一直在使用圣经，而异端并没有对它的所有权提出异议。即使全部圣经最初并不归教会所有——因为它的许多书卷是犹太人所著，但它现在属于教会。因此，异端根本就无权使用圣经。他们是后来者，却想要改变与使用合法属于教会的东西。

为了证明圣经属于教会，只需看看古代的各个教会。自使徒时代以来，教会始终在一致地诵读与解释圣经。例如，罗马的教会可以证明， 自己现在的主教——公元2世纪末的主教——与使徒彼得和保罗一脉相承。安提阿的教会和其他一些教会也是如此。所有使徒教会对圣经的使用与解释都是一致的。此外，由于使徒著作的本源，使徒的著作也属于使徒的教会。

既然圣经属于使徒的继承人教会，异端就无权以圣经为基础进行论证。在此，德尔图良使用了剥夺权利的另一个意思。异端无权解释圣 经，因此，与他们就解释圣经展开任何辩论，都是不合适的。教会是圣经的合法拥有者，只有教会才有权解释圣经。

在基督教的历史上，驳斥异端的这个论证被不断用来驳斥各种持不同信仰者。它也是天主教徒于16世纪驳斥新教徒的主要论据之一。但 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德尔图良的论证是基于证明历代教会的正式传承与教义的延续性。教义的延续性正是在宗教改革时期所辩论的，因此，这个论证并不像它在德尔图良的时代那样有力。

然而，德尔图良的法律精神不只局限于这样的论证。他的法律思想也令他肯定，我们一旦发现了基督教的真理，就不应该再去寻找真理。在德尔图良看来，仍在寻找真理的基督徒并没有信仰。

你们要去寻找，直到你们找到，一旦你们找到，你们就要相 信。从此以后，你们只需相信你们已经相信的。此外，你们还要相信，再没有什么可去相信的了，也再没有什么可去寻找的了。[1]

这就意味着，已被公认的基督教教义已经足够，任何在此之外对真理的探寻都是危险的。当然，德尔图良允许基督徒进一步钻研基督教的教义。但是，必须弃绝一切基督教以外以及有着其他来源的东西，尤其是异教徒的哲学，那是异端的源泉，也是无用的思辨。

可怜的亚里士多德啊，你给了他们辩证法，你给了他们为拆毁而建造的艺术，给了他们狡猾的演说与粗野的辩论……它们否定一切，却又解决不了什么。[2]

简而言之，德尔图良谴责一切思辨。例如，辩论上帝的全能可以做些什么，这是在浪费时间，也是一个危险的行当。我们要问的，并不是上帝能做什么，而是上帝做了什么。这正是教会所教导的，这也是在圣经中所找到的。其他一切都是无用与危险的好奇。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德尔图良放弃使用逻辑来驳斥他的对手。相反，他的逻辑通常稳固，且势不可挡，正如他在《剥夺异端权利》中所表现的那样。但是，他采用修辞进行的论证比他使用逻辑进行的论证更加有力，这有时会令他讽刺对手。例如，在驳斥马西昂的著作中，他告诉对手，教会的上帝创造出整个世界与其中的所有奇妙之物，而马西昂的“上帝”连一棵蔬菜都没有造出。他接着问，马西昂的“上帝”在最后一次启示之前在做什么？马西昂吹捧的“上帝之爱”在最后一刻才能得到 吗？德尔图良将尖刻的讽刺与稳固的逻辑独特地结合在一起，从而让他成为异端的灾难、正统的斗士。

然而，大约在公元207年，这位异端的劲敌与教会权威的不懈捍卫者却加入了孟他努运动。他这样做的原因成为教会史上众多谜团之一， 因为他自己的著作和当时的其他文献都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动机。德尔图良为什么会成为孟他努派？我们对此不可能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出，德尔图良的性格和神学与孟他努主义有着相似之处。

孟他努主义得名于它的创建者孟他努（Montanus）。他在公元155 年归信基督教之前是一位异教司祭。后来，他开始说预言，宣称自己被圣灵充满。很快，两位名叫百基拉（Priscilla）和马克西米拉（Maximilla）的妇女也开始说预言。这本身并不新奇，因为女性在当时被允许讲道和说预言，至少在一些教会是这样的。令孟他努运动与众不同并引起极度不安的是，孟他努和他的追随者声称，他们的运动正在开创一个新时代，就如一个新时代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开始，一个更新的时代将在圣灵的降临中开始。这一新时代的特点是更加严格的道德生活， 就如登山宝训本身就比旧约的律法要求更高。至少一些孟他努派肯定， 这一更加严格的律法包括独身。

教会之所以反对孟他努派的教导，并不是因为他们说预言，而是因为他们宣称，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已经与他们一同到来。根据新约的记载，末世始于耶稣的降生、复活，以及圣灵在五旬节被赐下。随着岁月的流逝，对末世已到的强调逐渐被人们遗忘，而在21世纪，这种强调会令许多基督徒惊诧不已。但是，在公元2世纪，教会对末世的信念却极富生命力，即末世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开始。因此，像孟他努派那样宣称末世始于圣灵被赐予孟他努和他的追随者，等于贬低新约事件的意义， 使福音成为救赎史上的又一个阶段。这就是孟他努主义造成的后果，是教会难以接受的。

德尔图良似乎是被孟他努派的严格主义所吸引。他的法律思想令他追求一切合理有序的完美秩序。尽管教会普遍尽其所能地奉行上帝的旨意，但还是有太多不合德尔图良心意的缺陷。他认为解释基督徒不断犯罪的唯一方法，是将教会视为一个中间阶段，它将被圣灵的新时代所取代。当然，这样的梦想注定破灭，古代的一些作家告诉我们，晚年的德尔图良对孟他努主义大失所望，因此，他创建了自己的教派——被古代的作家称为德尔图良派。

即使在成为孟他努派之后，德尔图良仍在与教义上的错误进行斗争。在这一时期，他撰写的最重要著作可能是短论《驳帕克西亚》（Against Praxeas）。在《驳帕克西亚》中，德尔图良发明了信式（formula），而信式将在后来的三位一体与基督论争辩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们对帕克西亚（Praxeas）知之甚少，甚至是一无所知。有些学者认为，根本就没有帕克西亚这个人，“帕克西亚”是罗马主教卡里克斯图（Calixtus）的另一个名字，德尔图良更愿意用一个假名攻击他。不管帕克西亚是谁，他显然在罗马教会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试图解释圣父、圣子和圣灵之间的关系，但他解释的方法是德尔图良难以接受的。帕克西亚认为，圣父、圣子和圣灵只是上帝显现的三种形态，因此，上帝有时是圣父，有时是圣子，有时是圣灵——这至少是可以从德尔图良的《驳帕克西亚》中得出的结论。这就是所谓的“圣父受难论”（patripassianism）或“形态论”（Modalism）。圣父受难论认为，圣父在十字架上受难；形态论则相信，三位一体的不同位格是上帝显现的三种“形态”。

帕克西亚也试图降低孟他努派在罗马的影响，因此，德尔图良在《驳帕克西亚》的开篇就以他特有的刻薄说：

帕克西亚在罗马以两种方式服侍魔鬼：驱除预言与提倡异端， 驱逐圣灵与钉死圣父。[3]

然后，德尔图良继续解释如何理解三位一体。正是在这一背景之 下，他提出了“一个本质，三个位格”的信式。同样，在论述耶稣基督如何同为神与人时，他提出了“一个位格”和“两个本质”或“两个本性”—— 神性和人性。他主要以“位格”与“本体”的法律用法来解释这两个术语。但是，后来的神学家却以形而上的方式解释它们。不管怎样，重要的 是，德尔图良在三位一体与基督论争辩中发明的信式，最终成为了正统的标志。

因为这些原因，德尔图良成为基督教史上一个独特的人物。他是正统的狂热斗士，驳斥每一种异端，却在最后加入了一场被教会普遍视为异端的运动。即使这样，他撰写的著作与发明的神学信式，对正统神学未来的发展仍极具影响。此外，他还是第一位用罗马帝国西部语言拉丁文写作的基督教神学家，因此，他可以被视为西方神学的奠基人。

亚历山大的奥利金

克莱门最伟大的学生是奥利金，他是本章所讲述的四位基督教教师中的最后一位。他的父母都是基督徒，这不同于他的老师克莱门。他的父亲在塞普蒂默·塞维鲁的逼迫期间殉道——这次逼迫也迫使克莱门离开了亚历山大。当时，还是个年轻小伙子的奥利金希望为主殉道。但 是，他的母亲将他的衣服藏了起来，他只能呆在家中。他在家里写了一篇论殉道的论文，寄给了在狱中的父亲。

随后不久，在奥利金还不到二十岁时，亚历山大的主教德米特里（Demetrius）委派奥利金培训慕道友——准备接受洗礼的新信徒。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责，拥有非凡天赋的奥利金很快就成名了。在教导慕道友多年之后，他将这份工作交给了他最优秀的一些学生，而他则去全心管理一所基督教哲学学校——非常像古代一些伟大的哲学家所创立的学校。他在自己的学校授课，听他讲课的不仅有远道而来的基督徒，还有慕名而来的开明的异教徒，其中就有皇帝的母亲与阿拉伯的总督。

因为许多原因——包括嫉妒——德米特里与奥利金产生了冲突。结果，奥利金被迫远走他乡，定居在凯撒利亚，在凯撒利亚又继续写作与教导了二十年。

在德西乌斯（Decius）的逼迫期间（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讲到），奥利金最终有机会证明自己信仰的力量。由于这次逼迫的性质，奥利金并没有被处死，而是受尽了折磨，以至于在被释放不久之后就去世了。他当时大约七十岁，是在推罗（Tyre）去世的。

奥利金撰写了大量著作。他注意到不同版本的圣经存在差异，因 此，他编订了《六文本合参圣经》。这是六种文本对照的旧约，包括希伯来文本、希伯来文本的希腊音译本——这令不懂希伯来文这一古老语言的读者至少可以对它的发音有所了解——以及四个不同的希腊文译 本。此外，《六文本合参圣经》还附有一整套说明异文、省略与添加的符号。除了这项伟大的杰作之外，奥利金还为圣经的许多书卷撰写了注释，还有我们已经引用过的护教文《驳塞尔修斯》和一部系统神学巨著《论第一原理》（On First Principles）。他的这些著作很大一部分都是他口述的，据说，他有时可以同时向多位秘书口述七部著作。

奥利金的神学精神与他的老师克莱门非常相似。他试图将基督教信仰与亚历山大当时的哲学传统——柏拉图主义联系起来。他意识到，为哲学家的教导而抛弃基督教的教义是危险的，因此他宣称，“一切不符合使徒与教会传统的东西都不是真理”。首先，这一传统包括关于上帝的教义：只存在一位上帝，他是宇宙的创造者和统治者，从而否定了诺斯替派关于世界起源的思辨。其次，使徒们的教导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在一切受造物之前为上帝所生，他的道成肉身令他在成为人时仍是神。至于圣灵，奥利金认为，使徒传统的论述并不十分明确，只肯定了圣灵的荣耀与圣父、圣子的荣耀是一样的。最后，使徒教导我们， 灵魂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根据今世的生活受到奖赏或惩罚，身体最终将会复活，且不会再朽坏。

然而，一旦肯定了这些教义，奥利金就可以自由地翱翔在思辨的广阔天空。例如，既然使徒与教会的传统并没有告诉我们世界被造的细 节，那么，奥利金就相信，还有一个广阔的探索领域。在《创世记》的开篇几章中记载了两个创造故事，犹太学者早在奥利金的时代之前就已经注意到了。第一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与样式被造，“上帝将他们造成男人和女人”。我们从第二个故事中得知，上帝先造了亚当，后造了动物，然后才用亚当的肋骨造成了夏娃。在希腊文译本的第一个故事中，描述上帝创造的动词是“创造”（to create），而它在第二个故事中是“组成”（to form）或“塑造”（to shape）。这些差异是什么意思？现代的学者们会说，这是将不同的传统融合在一起的结果。可是，奥利金认为，既然有两个创造故事，其实就是有两次创造。

在奥利金看来，第一次创造完全是灵魂上的。上帝第一次创造的是没有身体的灵魂。这就是经文记载“造男造女”的原因——也就是根本没有性别的差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被告知，上帝是在“创造”，而不是在“塑造”。

上帝这样创造灵魂的目的是，灵魂可以专心默想上帝。但是，一些灵魂不再默想上帝，它们堕落了。就是在这时，上帝进行了第二次创 造。第二次创造是物质的，是堕落灵魂的避难所或暂时的家。堕落最深的灵魂变成了魔鬼，而其他灵魂则成为人类的灵魂。为了这些人类的灵魂——堕落的先在灵魂，上帝创造了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身体。上帝用 土“塑造”了身体，将一些造成了男人，一些造成了女人。

这就意味着，在降生世界之前，人类的所有灵魂都是作为纯灵魂——或奥利金所说的“理智”（intellects）——而存在的，我们之所以会来到世界，是因为我们在纯灵魂的先在中犯罪了。奥利金声称，所有这一切都是依据圣经，但它们显然是源自柏拉图的哲学传统，因为柏拉图传统中的类似思想已经被教导了很久。

在现今的世界上，撒旦和他的魔鬼俘虏了我们，因此，耶稣基督已来打破撒旦的权势，指出那条我们所要走上的重返灵魂家园的道路。此外，撒旦只不过是与我们一样的灵魂，且上帝是爱，那么，甚至撒旦最终也会得救，一切受造物都将回归其最初纯灵魂的状态。但是，灵魂仍是自由的，从而就无以保证不会再有新的堕落、新的物质世界和新的历史，堕落、复原、堕落的循环将永远进行下去。

在评价这些思想时，我们开始一定会惊讶于奥利金思想的广度。因此，他在教会史上各个阶段都有狂热的崇拜者。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奥利金所提出的这一切并不是被普遍接受的真理，也不会取代教会的教义，而是他自身尝试性的思辨，不应当被视为教会的权威教义。

然而，一旦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记住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奥利金在很多方面更像是柏拉图主义者，而不像是基督徒。例如，奥利金在否定马西昂与诺斯替派的世界是由一位劣等神祇所造这一教义的同时，他也认为，物质世界与历史的存在是罪的结果。在这一点上，奥利金与爱任纽明显不同，在爱任纽看来，历史的存在是上帝永恒计划的一部分。奥利金关于灵魂先在和堕落与复原永恒循环的思想，无疑偏离了基督教的普遍教导。

当我们研究教会这些伟大教父的著作时，我们明显可以看到，不同的趋向或神学思想开始形成。首先，爱任纽所代表的神学将成为叙利亚与小亚细亚的主要神学。这种神学被上帝的作为所主导：上帝做了什 么，正在做什么，将要做什么。它将救恩视为与已经战胜死亡的基督的联合——一种以洗礼建立、由圣餐喂养的联合。其次，另一种神学趋向也正在形成，尤其是在亚历山大。这种神学主要关注于证明基督教与古代哲学精华之间的联系，并以探索哲学与不变的真理为主旨。对于这种神学来说，救恩在于被上帝光照而得以重返精神的世界。最后，在说拉丁语的西方，德尔图良代表着一种深刻关注道德问题的神学——有时达到了律法主义的程度，这种神学认为，救恩可以通过纯净的道德获得。在随后的几百年中，这三种神学将继续发展。说拉丁语的西方受到在德

尔图良影响下形成的神学观的主导，从而将要卷入如何保守教会纯洁的持续争论中，并将在很久以后——尤其是在16世纪——又围绕着善工在救恩中的作用展开争论。很快，说希腊语的东方也由于分歧而产生了分裂，这些分歧一方面反映出爱任纽所阐释的传统，另一方面反映出奥利金的哲学观。

[1]Prescription against Heretics 8.

[2]Prescription against Heretics 8，7.

[3]Against Praxeas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