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5全球灵恩运动与地方基督教

2012年1月24日

在教会长老的病床前，本村的几位教会负责人和两位外来的长老一起聊天。得知笔者是做宗教研究的，他们问了我几个相关的问题：三位一体、真耶稣教会的地位、中国基督徒的人数、共产党员的信教问题、巨型教会、中国基督教的历史、神创造天地的时间。笔者分享了真耶稣教会的历史，认为争论是人为的，不是《圣经》的。他们还曾提及《迦南诗歌》的创作者吕小敏，算是对外界的一些零星了解。也有人提及温家宝总理的秘书赵晓，肯定名人对传福音的影响。离开前，几位负责人一起为生病的长老做了祷告。

会后，其中一位教会负责人留下同笔者谈话，大约两小时。大致内容如下：从2011年12月18日开始，他与几位男信徒一起查经分享《约翰福音》，直到今天。他曾因打工的机会，到北京和河北的教会交流。因为一个买烟的机会，发现店主的对联是有教会背景的，从而交流了洗礼、律法等问题。他曾接待来自大同那边的神学生，并一起学习《圣经》。他学习过倪柝声的讲章，觉得倪讲得真对，要一切从圣经出发。倪柝声发起的地方教会运动和真耶稣教会是近代中国最大的两个本土教派，但倪并不认可真耶稣教会的说方言等灵恩特征。在这里，笔者感到了神学观念的模糊，也体会到本土教派之间的某种联系。

他感觉自己在当地教会是孤独的，得不到灵性的满足因此，当碰到一位宗教研究的博士愿意跟他聊天时，他的话茬便止不住了。他的思绪有些凌乱，但箇中有些要点却非常有意思。这让笔者对乡下教会的神学水平有了一个初步的感观。

他首先提到摩西的例子：摩西是受了神的差遣，目的是为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他特别讲了红海水分开的故事。风是流动的，人看不见风，却能感受到风的存在。神也是这样。接着，他特别集中在罪和得救的问题上。他说，罪是因为人脱离了神。律法是因罪而产生的，目的是将罪收集到一起。恩典的基础是爱。十字架是来赎罪的，要用血将罪洗清。恩典也需要义，因为要有分于神的生命。教会需要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基础上。先知是预言者，神接着先知说话。耶稣是神在地上的具体展现。使徒是耶稣事迹的见证者。使徒的见证和先知的预言是对等的，一副图纸就是一幢建筑。洗礼是一个仪式。大水洗将人全部淹没，意味着对死的埋葬。只有圣灵才能将人复活。人从水里面被拉起是因为奉耶稣的名。因信称义，人得到了神的生命，但也需要灵命的增长。信就得救，但在天国的地位是不一样的。这就需要学习神的话，将神的生命行出来。神有一个预定和拣选的问题。十字架对死亡的人来说是愚昧，对得救的人来说是大能。神就是一位，不会是两位或者三位。耶稣就是神。《圣经》是神启示的话，但不是神本身。神的话是真理、道路、生命。心中有神的话就是属灵的。人能看见的是见证，神是看不见的。人的错误在于，仅仅相信看得见的。律法也是属灵的，而不是属肉体的。因为律法也是出自神，是为了定罪。有了罪才需要救恩。《旧约》和《新约》必须对照起来看·《圣经》不能自相矛盾。说到笔者是研究者的问题，他觉得人没什么可研究的，因为神才是衡量人的标准，人是不能衡量神的。最后，他提到安息日的守法：和旧约时代不同，不是叫什么事情都不做。具体是哪一日的争论并不重要，关键是对神的敬拜，是一个记念神的机会。他说，当地教会的基础并不好，大部分的人对真理没有系统的学习，甚至也不读《圣经》；但教会是可以做到人手一本《圣经》的。

笔者碰巧系统阅读过倪柝声的神学书籍。这位负责人讲的有关《罗马书》的部分，确实出自倪柝声的讲章；这特别体现在罪、律法和义的关系问题上。也有信徒说，他拿着这一部分经常到处卖弄。然而，在涉及洗礼的问题上，他讲到了大水洗和灵洗，这都是真耶稣教会的特征。还有，他说到“神只有一位”，这体现了真耶稣教会的“一位论”传统，跟三位一体说相对。倪柝声的神学也坚持是“三一神”，不讲在位格上的分裂问题。相对来讲，真耶稣教会更着重在祷告、灵恩等方面的特征，倪柝声的教会则更注重文字的事工。这让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弥合效果。

2012年1月25日

中午的时候，家里来了些亲戚。一位中年妇女来访，跟母亲聊教会的事情。尽管家里很多人，妈妈忙着应付午饭的事情，但这位妇女还是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说话。下午又再来，谈了几方面相关的问题：

1.因为信教的问题和丈夫吵架，是要信教还是烧香？丈夫最近已经有所改观，虽然没有明确的支持，却不再主动地烧香。个人似乎也遇到了一些身体的问题。

2.因为信教，所以摔了家里的香炉。但接着发生了一些问题，觉得是因为没有说“奉主的名”，从而触犯了一些神灵。

3.这个妇女的心理似乎有一些问题，经常想没来由地往外跑，并遭到丈夫的毒打。她希望通过信教克服这个问题，也希望为她的丈夫祷告、脱离疾病等。

邻居有一位大伯，以前是跟着练气功的，最近信教了。另一位之前练气功的则生病了，脑子出血，说可能跟练功有关。这个鹤翔庄气功是一位有钱的村民从北京传过来的，曾经在村里非常的红火，后来因为法轮功问题就消失了。

2012年1月26日

春节期间，喝酒同样是一件流行的事情。以下是当日笔者在观察了一场酒局后的反思。

农村人喝酒，酒是自然要喝，而且大部分情况下想喝。但同时，酒仿佛仅仅是一种媒介，有一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思。当几个人凑到一起，即便他真的想喝，却总是表现出三分想喝、七分不想喝的样子。喝酒的时候要找出很多的名堂，不断地大声吆喝。喝得多显得厉害，有豪气；但同时又意味着在酒令技巧上的失败，或者是一种“楞”。酒桌上高谈阔论，对他人评头论足，彷佛真理就掌握在自己手里。喝得好成为了心灵沟通的一种重要方式，却又可以看为一种超乎平常的非理性。酒桌上可以结交人，又可以得罪人。喝酒是一种快乐的享受，又可以成为一种痛苦的应酬。喝酒是一种娱乐；但我不得不提起布尔迪厄的“场域”概念——意味着一种权力关系的体系。这也是人类学上最流行的术语之一。

乡村的基本秩序是一种权力的体系。体系的占优者或得利者，不在于你是否善良、正义，而是要“混得好”。这包括了很多的因素：钱、权和交际的技术，从而形成一种综合的“地位”。纯粹的善良和正义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会让你显得非常的另类。钱和权始终是硬通货，可以让人直接拜服在你的脚下。在普通人家中，交往的技术则显得尤为重要。这其中就包括了算计、赌博、喝酒等。仗义是衡量男人的一个重要道德标准，算计却是男人交往的一个重要技术。当然，纯粹的混技术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专业的“欺骗者”最终也是孤家寡人。可怜的中国农民或许因为受了太多的苦，所以总是抱着一种脱离苦、不劳而获的暴发户心态。即便是做了多年知识分子的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也难以避免。一方面膜拜在钱权的脚下，一方面又存在仇富的天然心理。农村人是简单的、实际的、狡猾的。其实，城市的秩序又何尝不是如此。游戏的基本原则不变，只是换了场地，换了形式，换了玩主。“权力”是理解社会秩序的关键。

权力体系的占优者也面临自己的苦恼。当身在体系底层的时候，极力地想爬上去。一旦爬到一定的高度，也就失去了继续往上爬的意义。体系的束缚成为了新的痛苦。一方面享受着体系的利益，一方面也感受到体系的约束。一旦所需得到基本的满足，后者往往会压倒前者，彷佛陷在一个牢笼中。当然，在这个资源相对贫乏的地方，继续往上爬始终是一种动力。但是文化水平、社会资源的有限决定了上升的空间。一个农民，在到40岁左右的时候，停下来休息会成为更主导性的选择。但在这时候，“老天爷”就会降临，或者是因为爬的虚无，更重要的则是身体的疾病（不管是自己还是家人）。这就是农村权力体系的代价，也是上帝得以降临的地方。

另有两个例子需要记下来。一个是乡村的福利，在国家相关政策下有明显的突破。春节期间送对联、煤等都是典型的例子。2011年暑假，笔者就拍到了一个福利院。然而，个中的经营却是一场骗局。慈善反倒成为了行恶的管道。经营的主人曾经贩炸药，并因持枪械等被捕；后经过关系出来，又通过手段钻政策的漏洞，开了这家福利院。里面实际上是没有老人的，每次检查的时候则拉几个人出来凑数。福利院实际上是他家的宅院，甚至是进行肮脏交易的场所。另外一个是乡村的自来水，也存在将村民拉下水、然后步步套牢的情况。耕地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有的人稀里糊涂地就丢了地，“地主”的产生也是不透明的。村里的公路则存在付不起运费而通过类似回扣的方式得利的路径。农民不明白游戏规则而受骗，自己反倒似乎成为了麻烦的制造者。所以，一方面看到乡村的很多变化，包括那片黄土坡上的“新地主”；然而，另一方面，合理的背后却是不合理的逻辑。我一方面理性地明白社会发展的现实逻辑如此，一方面又感到阵阵刺心的痛。“无知的大多数”或者“沉默的大多数”，始终是最受苦、最常被欺骗的一群。一个理性的反思者总归会走向宗教的；而一旦宗教成为了新的权力体系，痛苦就会成为一种反复无常的恶魔。人成为精神的流浪者或者是虚无主义。当然，还有一类人成为了学者。

2012年1月27日

今天是大年初五，按照传统习俗，算是过年的一个重要关卡。

吃过早饭，大概在九、十点钟，教会里面陆续来了一些人。取下了插在房顶的旗帜，乐队慢慢组织起来，大约在30人左右。快11点的时候，乐队正式出发。最前面举着“县三自会义村真耶稣教会”（化名）的牌匾；接着是旗手，左右对阵，共八面；然后是鼓乐队，包括指挥、四面大鼓、十四面小鼓、五个号手；最后面则是教会的几位负责人。乐队从教会出发，首先向南到老的中学，然后向回折往北，分别在两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停留表演。路上陆续有人停下来围观。虽然注意力不一定完全集中在这上面，但显然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这算是一次新年的游行，就像欧美的圣诞节游行一样。游行可能是枯燥的，从观看者和跟随者的精力不集中可以看出来。但是，对于参加者而言，作为一个整体，显然是一次有效的福音之旅。有些不明白的人会问，这是哪里的乐队，人们会很快地回答是“教会”。除了学校，教会无疑成为了村里唯一有组织的、公共文化单位；而这个群体是成人的。所以，这可以说是成年人唯一有组织的公共文化生活。

行程也很有意思。两个十字路口都摆着小吃摊。在这个季节，显然是做生意的好机会。除了小孩的玩具，就是炸猪排、香肠等东西，这都是城市里面流行的。

游行的队伍很整齐，特别是到十字路口表演的时候。旗手自动地分站在路的两边，乐队则靠向路的一边。车子、摩托可以自由地通过，尽管还是有些人主动地停下来。一半是为让路，一半是为观看表演。围观者多是妇女、中老年人和小孩，也包括一些年轻人。两个有意思的插曲是，村支书和前任村长的通过。一个开着车，脸无表情，只是交流让道的问题；一个则穿得西装革履，领子上有一个五星红旗的领针，脸上的笑容形式性地跟人应酬着。

路上有一些广告。富士康的两则首先吸引了笔者的眼球。我的邻居就有一对年轻夫妇在那里打工，月收入在5000元左右，跟我做大学老师差不多。其他人仿佛不知道富士康跳楼的事情，而这在去年曾是一个热门新闻。乡村正在城市化，但对于一些公共的新闻还是比较陌生。墙上还有老的“村民公约”、收缴电费的通知、一个北京的舞蹈学校的招生通知、电器广告，等等。农村的生活显然是杂乱的，而这次鼓乐的游行则给人们一种短暂的团结感。参照凃尔干的说法，这本身就是一次宗教行为，何况这个乐队是教会的。

号手就是吹福音歌曲的，他们也是吹吹停停。朋友开玩笑地说，技术实在有待改进。跟打鼓相比，这个是有一定难度的。围观的人显然不明白吹的内容，但至少给他们带来一点儿新颖感，足以让他们驻足。

乐队返回后，再次在教会的院子里奏了一会儿，然后逐渐地收旗。春节的聚会活动算是搞一个段落，明天则又是安息日了。

乡村的传教首先是发生在家庭，然后是邻里之间。但这个游行显然是一次公共行为。虽然没有明着说传教，却给教会带来了很响的名声。联想在丧事上的服事，其实也是一种公共行为。红白喜事和过年，正是农村人少有的集体交往和聚集。这样的场景或许只有在乡村才发生。

2012年1月28日

上午，妹妹的一个同学来访。他们是在大学生团契里认识的同学，也是同乡，今天到这里来做礼拜。他属于个人皈依型，大概在2008年时皈信，家人都不是基督徒。实际上，他的家乡在同县的羊獬；那里有一个姑姑庙，香火很旺，当地人都凭此发财。我觉得他对基督教的一些基本知识并不了解，我有给他们解释“团契”的意思。但他也了解一些外面的事情，曾向我问到临汾教案，以及守望教会代祷的事宜。我将此类情况称为乡村教会的新因素，也是流动因素。将来，他们或许会对乡村教会和外界关系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

下午4点多，一位邻村的基督徒来访。他早先属于门徒会。但由于门徒会不处世事，所以吸引的人较少；现在则开始同其他教会交流。他提到自己教会的兴起有两个梦：他梦见接断了的电线，他老婆梦见拾地里落下的麦穗，算是有神的启示在里面。他曾送父亲一本书，并同母亲相识于一场感恩会。

他们聊到信徒的信、对真理的认识、教会的合一等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说，教会很多奏乐的人，不是为了荣耀神，而是为了彰显自己。信徒对真理的学习不够，经常做礼拜也不拿《圣经》，读的就更少。当然，亦有例外。例如：一个女信徒，只有小学一年级水平，但现在基本能将《圣经》读下来。她经常也乐于分享，却遭到其他人的讥讽。他指责一些教会负责人的带领，经常缺乏灵性。很多时候像社会上指派任务，彷佛自己就是教会的头，缺乏服事的心态和属灵的精神。有的教会负责人虽然对《圣经》等有一定的把握，到其他地方讲道，却经常导致教会的分裂。信徒散会后，经常也像社会上的人，互相开玩笑、推推搡搡，缺乏属灵性。这些都是大教会的问题。搡大部分人到教会实际上都是因为生病，而且是到了没有办法的地步。耶稣仿佛是最后一根稻草。人们对恩典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对平时肉体的恩典都不感恩，更不用谈十字架的救恩如此高深、抽象的道理。邻村的同工提到神藉大人物兴起教会的事情，一个例子即温家宝总理的秘书赵晓。他说这样的人物有影响力。他们希望自己的教会要做社会的模范，也要做教会的模范。

2012年1月29日

今天已经是大年初七，这个春节算是基本过去了，乡村又要恢复宁静。打工的人已经陆续离开，乡下的产业则总是显得工慢半拍。从昨日到今日，由于过年的忙碌、天气的干燥及其他原因，自己身上有些不适。今天决定去理发，然而从村南走到村北，从公路到马路，却没有一家理发店是开门的。对于农村，人来说，不过十五依旧是新年假期的。

农民的生活是闲适的，却也是忙碌的。嘈杂的春节刚过，各种事情就已涌现出来。吃酒席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件。礼金，已经从我曾经知道的五块、十块变为了五十、一百。而且，随着乡下生活的发展，出外打工人口的增多，喜酒已经专业化，而不再需要乡里乡亲帮忙。吃和玩就成为了最重要的活动。有些人想尽力地把自家的礼金吃回来。年轻的男人们则常常趁此彻夜不归。赌博则是一个永远也不厌烦的游戏。赌博不仅是让人们冒险性地失去钱，更重要的是身体。父母告诉我，已经有好几个熟人死在麻将桌上了。

死人则是另外一件逃避不过的事情。年前的哀乐已经交代过。记得大年初二的时候，还路过看一位朋友的母亲，今天早上却突然去世了。生死无常已经是乡下司空见惯的事情。年前的时候，有一位邻居的大伯扫雪的时候还跟自己打招呼，第二天却突然卧病不起了。这个朋友本来今年加班没有回家。没想到年过去了，他却突然需要回来。春节是老百姓最重要的一个节日。但一旦破了五，似乎一切都要恢复正常。吃酒席和送老人就是两个重要的标志。与此相随的，则是世俗化背景下的应酬，以及对人生无常的哀叹。

我想自己此次的田野已经接近尾声。心理一方面急切地盼着回上海，一方面却又对这熟悉而陌生的乡村有着丝丝的留恋。自己的心情是沉重的，有一种沧桑的感觉。晚上辗转反侧，梦东梦西，就是表现了。

2012年1月30日

今日初八，按乡下的习俗，是所谓发财之日。我单身匹马去了县城，希望可以找到一些相关的文献资料。不想新华书店没有任何关于本地的材料，只好辗转去了古槐园。这里在前几年经过了重新包装，票价也从5元涨到了80元。自己的一口当地口音却救了自己，算是在淡季的时候给归来的游子一点儿优待。重新包装的古槐是令人惊异的。然而，对于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宗教含义。祭祖是一个传统的习俗，却也有着宗教的含义。在明朝的时候，这里有三次大规模的移民，该地由此成为了很多人寻根祭祖的所在。

记得自己第一次来，是在清明；节日也让自己省掉了一点儿门票钱。清明是本地人祭祖的日子，烧香磕头是习俗之事。为此，古槐也大开门庭，给当地人一次免费的机会。第二次是来是因为历史专业的考察。自己非常清楚地记得，当时班上有好几个同学凑到前面去烧香。这不纯粹是为寻根，而且有祈愿的含义。

这一次自己则更清楚了。买门票的时候就附一张祈愿签。重新包装过的古槐园，也显得更加气派。宏伟建筑前，则不免高高升起的粗香。旁边的寺庙则在重新包装时专门弄了一个规模宏大的水路法会。几棵槐树上挂满了红红的祈愿签。寻根祭祖的古槐园无疑弥漫着浓厚的宗教气氛，而祭祖本身也变成了一种宗教行为。这里面所包含的早已不再是对祖先简单的怀念，而是内含有希望祖先保佑升官发财的心愿。这是中国人典型的宗教心理。不同的只是从佛陀或太上老君变成了一个同姓的祖先。

不可忽略的是世俗化的影响。古槐园整体上当然就是一个世俗经济的体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佛寺的菩萨像前，人们习惯性地往里面扔钱。由于冬天结冰，很多钱冻在了上面。数额不大，多是个位数的，甚至有一角和五角的，但钱的数量却很多。前面的一个服务人员在高声地推销纸币换硬币。笔者亲眼看到，一个年轻人不断地将硬币向菩萨的身上投，去，钱砸在石像身上，在这依旧峭寒的冬天发出刺耳的声音。这个时候，我很难说他是在表达崇拜还是亵渎。

好玩的地方是民俗村，让我见到了很多小时候的农具。这多少让人回忆起一点儿这个地方的历史传统，从而将自己的田野置于一种人文的关怀之中。

我没有忘记去矗立在广场边上的天主教堂看看。这里曾经发生过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也即天主教会逼走公、检、法三家的事情。高矗的尖顶显得有些寂寞，门前也没有什么人。我试图找到一些当地历史的书籍，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尽管同是新的建筑，这里却不像古槐园，没有什么游客。基督宗教在这个地方终究还是一种异类的文化因素。后来，我了解到，我的高中母校也返回了原址。那里曾经是内地会为纪念席胜魔而修建的学校，一度为部队所占领。大部分的老建筑得以幸存下来；那是自己关于基督教的另一点家乡印记，可惜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去察看。

回到家里，我去探望那位同学母亲的丧事。老远就可以听到哀乐；100米外的另一家则在办婚礼。灵堂就设在路上，周围很多花圈，朋友则在回来的当天晚上写了一篇悼文，并挂在了房门外。由于丧事的专业化，朋友们已经没有什么帮忙的含义。打牌就成为了最自然的消遣。哀乐并没有让身处这个环境中的人们更悲伤。丧事的社会交往含义远大于失去亲人的痛苦。丧事更像是一种乡村的公共行为，而非一件家事。

晚上抽时间看了古槐园祭祖大典的DVD。宗教的含义是少了很多，政治和娱乐的含义则大大增强。中央电视台的转播和名嘴朱军的主持即说明了一个问题，一些著名歌唱家的露脸则反映了娱乐问题。而且，这个事迹也完全超出了地方范围，而是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事件，成为了一件涉及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事件。当然，一些地方的因素也体现其中。例如：那几位歌唱家都是山西籍的，奥运冠军则是洪洞的。“中国洪洞”“世界洪洞”体现了一种中央与地方，甚至是全球与地方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