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1全球灵恩运动与地方基督教

第五章：中国的加利利∶河南南阳

河南是一个人口大省，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著名学者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书，曾让许多人对河南的农村有着深刻的体验式理解。在基督教界，河南则有“中国的加利利”之誉称。这可以追溯到开封犹太人的久远历史，又跟当前基督教的复兴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南阳，这里被称作是中国“家庭教会的老巢”，聚集了几个重要的组织网络。这引起了海外教会的密切关注，也给中国的地方行政管理带来了诸多挑战。一个问题是，河南为什么成为基督教及“邪教”大省？

基督教在河南，尤其跟一种苦难的概念密切联系。这在新近冯小刚执导的电影《一九四二》中有着让人刻骨铭心的体现。很少人知道，这个故事也有一个传教士的版本。河南的苦难，因于自然灾害，也有人口众多和疾病泛滥的原因，这在快速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都被无限放大了。基督教的扎根和快速增长，都跟这样一种苦难的历史和现实紧密相连。而且，这种苦难也影响了基督教在当代的质量，比如：一种深刻的认罪和重生概念、疾病和治疗、情感式表达和庆典式效应等。

让人印象最深的则是复杂的政教关系，这在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中都有着突出的体现。在本章，笔者不愿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尽管这同我们在其他地方的观察有着截然相反的特征。与此同时，笔者也不愿意过于执着于这一问题，而是希望看到基督教发展的一个整体背景，并努力搜寻基督教在当地发展的常态或生态。作为集体项目的一部分，笔者仍希望去探讨，在紧张的政教关系背后，南阳的基督徒是否有一种正常的信仰生活；除了政治问题，南阳的基督教还反映了哪些宗教学的问题？

第一节：历史背景

河南同犹太——基督宗教传统的一个最初联系可以追溯到开封犹太人。这也成为了后来传教士追寻合法性的根源之一。天主教最早于1613年传入河南。当时·艾儒略（GiulioAleni）、郭居静（Lfizaro Catfino）、金尼（Nicolas Trigault）等先后到开封，结交当地的绅士，以介绍西学为名进行传教活动。1628年，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i,1582-1649）到开封晋见王室，并购买民房改用作教堂；后由费乐德（Rodrigo deFigueiredo，1592-1642）接任。1642年黄河决口，费乐德及当地信徒十余人死于堂内。大约在1660-1665年间，徐光启的曾外孙许缵曾任河南按察使，他邀请法国耶稣会士恩理格（Christian Herdtrich,1624-1684）到开封传教，并在朱仙镇、扶沟、商丘等地建立据点。林县、鹿邑和南阳等地也有传教士进

1843年，法国遣使会的安巴都（Jean-Henri Baldus,C.M.）等四人来到南阳靳岗恢复传教；次年正式建立南阳教区。这是继北京、南京、澳门之后在中国建立的第四个天主教教区。1869年，米兰外方传教会接管河南，并继创卫辉（今汲县）、开封两教区。1906年，巴尔玛圣沙勿略会（或称巴尔玛外方传教会）建立豫西教区，1929年分为郑州和洛阳二教区。圣言会在1925年传入河南，并先后建立了信阳和新乡教区。1928年，重整奥斯定会以商丘为中心建立了归德教区。1933年由中国神职人员任主教的驻马店教区成立。截止1947年，河南省共有9个教区，正规教堂103处，教徒17万余，中国神职人员86人，修女417人，外籍男女传教士324人。开封市东郊设有天主教河南总修院（1930-1958）。社会事业方面，南阳靳岗在1875年成立了第一家孤儿院仁慈堂；1921年在开封成立的培文学校和华美女校是河南最早的天主教学校；南阳县城在20世纪20年代开办了天主堂医院。

基督新教有组织地进入河南首推中国内地会。当时主要有两个入口：一是豫东的周口镇（今周口市），一是豫西南的赊旗镇（今社旗县）。1883年，中国内地会的领袖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来到周口，并修建了河南第一座基督新教的礼拜堂。1885年，戴德生的次子戴存义（Frederick HowardTaylor，1862-1946）到赊旗创办教会，作为华南华北各教会的联络站，并开设培训班。受训后的传教士派往河南、山西、甘肃、蒙古、新疆等地。1885年，赊旗教会派人到襄城建立教会；1891年，周口教会派人到漯河建立教会。1890年，瑞典牧师罗贯民到洛阳建立基地，并向周围扩张。1901年，包兴培（Sidney J.Powell）到开封传教；后金仁（G.Whitfield Guinness）、柯维齐（Sidney Herbert Carr）在南关创办福音医院。根据1950年的统计，河南内地会共有老会16处，支会108处，礼拜处8处，教徒12722人。

1888年，长老会的古约翰夫妇（Jonathan and Rosalind Goforth）、史雅各（James F.Smith）夫妇、季理（Donald MacGillivray）夫妇和罗威廉（William McClure）医生一行七人到河南传教，在安阳等地设立教堂、学校和医院。1905年，河南长老会的华人牧师曾成立自立会；1920年代又加入中华基督教会。信义会约于1891年传入河南，以挪威和美国差会为主，先后组成了豫鄂陕信义会、豫鄂信义会、豫中信义会、豫东信义会等。1904年，美南浸信会的陆德恩（W.W.Lawton）和施爱理（E.Sallce）从上海到河南，在郑州和开封建立教会；之后童圣智（Sydney J.Townshend）在商丘建立教会。循道会由女传教士李安东（Clara Leffingwell）于1906年传入，主要在开封、郑州等地活动。1910年，圣公会派加拿大籍的牧师怀履光（William Charles White）为河南教区主教，先后在开封、郑州、商丘等地建立教会。1934年，郑和甫（1885-1954）升任河南教区正主教，是当时全国第一个华人正主教。1940年，开封的各教会组成联合会，郑和甫当选为会长。1946年郑和甫因病辞职后，由王神荫（1915-1997）接任。在河南的其他教会包括：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救恩会、神召会、圣洁会、耶稣家庭、基督徒聚会处、真耶稣教会等。

南阳靳岗在坊间有“东方梵蒂冈”之称。其传教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644年，当时法国传教士安恩利格曾来此地传教；1657年在城内建立教堂。1735年，在禁教时期，还有法国传教士到这一带秘密传教，后被驱逐。1791年，法国遣使会司铎刘方济（St.Fr.Clet）从广西、湖北到靳岗，并拟觅地修建教堂。但由于当地的反洋教风波，至1843年天主教才正式立足。直到1938年，靳岗的主教座堂才因交通闭塞原因迁到南阳市内；1946年，河南总主教才从南阳迁往开封。靳岗的天主教建筑主要包括大经堂（1875年落成，1963年失火焚毁）、女经堂（1895年建）、司铎楼院（1880年建）、学校讲楼（1932年建）。1895年，主教安西满（Simeone Volonteri,P.I.M.E.）曾主持修建了长400丈、高2丈余的寨垣，有寨门5座。寨墙全用砖砌，寨隍用三合土修成，上建有炮楼。在西寨门外，有司铎和修女坟地；南寨外另设有给普通信徒的炼狱会坟园。其组织包括：主教府、靳岗堂口、圣心修道院、传教学校、仁爱会、圣母无原罪修女会；靳岗堂口则设有公教进行会、圣衣会、妇女善会、圣母女儿会等。在社会事业方面，包括西满中学（1931年，靳岗）、西满女子中学（1947年，南阳市内）、西满小学（1930年，靳岗，分男、女校）、德星女子小学（原名德勒撒女子小学，南阳市内）、西满幼儿园（1921年，南阳市内）。同时，在南阳市内（1920年）和靳岗（1935年）分别设有天主堂医院和天主堂眼科医院。另外，还办有孤儿院、养老院、残废院等。靳岗天主教会最多时曾占地5200亩，到南阳解放时尚有3700多亩。在靳岗曾经有瓦房92间，草房355间；在南阳市内有房屋300多间，在汉口有房屋80余栋，上海有8栋。南阳城内还曾办有“意利钱庄”。这些成为了天主教会收入的主要来源。

历史上，基督新教在南阳地区的活动主要分布如下：内地会主要在赊旗镇、泌阳东部、方城、唐河；美国信义会、遵道会、救恩会主要在唐河、桐柏及泌阳西部；美国鸿恩会主要在新野、邓县、唐河县西南部、南阳县南部；挪威信义宗（路德会）主要在南阳、邓县、镇平、内乡、南召、浙川及方城县西部；安息日会主要在方城县内；神召会主要在唐河县东部。除内地会外，挪威路德会是影响最大的差会。1891年，挪威传教士在湖北老河口建立传教中心，当年即有人来南阳传教。郑明道（Olav Espegren）是第一个来城内的传教士，后长时期为南阳一带的总负责人。他们先在察院街（今民主街）租房，后在四隅口（今和平街与联合街交叉口）买房建教堂，初名“福音堂”。1914年，改名为中华基督教路德会。当时挪威路德会分为南部老会和北部老会，南阳属北部老会。1927年，南阳一带的北部老会回应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倡议，提倡自立、自养、自传，遂改名自立会，由中国牧师主持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南阳北部老会并入中国基督教信义会豫陕鄂总会。1941年，林子扬到南阳任牧师，后任豫陕鄂总会北会会长。林子扬提倡全家信教，即家长为信徒，全家皆洗礼奉教。挪威会曾在南阳市内办福音学校，包括德育女子小学和三育小学（男子），分别由传教士孟慕真（Marie Monsen，1878-1962）与何维义负责。到文革前，教会有教堂、女经学楼及牧师楼各一座。

在河南南阳地区，有很强的福音派教会传统。这跟两位杰出的传教士的活动密切相关：一位是来自加拿大的古约翰，一位是来自挪威的孟慕真。

古约翰被称作是“中国最伟大的布道家”（China’s GreatestEvangelist）。他于1859年出生于加拿大的安大略地区，18岁时受洗入教。受在台湾传教的著名传教士马偕（George Mackay，1844-1901）的影响，遂决定献身于传教事业。1885年，他遇到了未来的太太罗莎琳（Rosalind Bell-Smith），后者成为了他一生事业的忠实伴侣。1888年，他们受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的呼召，决定到中国传教。在山东学习了九个月的中文后，他们来到了河南安阳。在这里，古约翰夫妇创造性地实行“打开房门传福音”（open-house evangelism）,通过邀请当地居民参观他们的房子而传教。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古约翰夫妇差点儿丧命。一年后，他们重新来到中国。面对当时传教士中的自由主义倾向，古约翰希望发起奋兴运动。他阅读相关书籍，特别受查尔斯·芬尼（Charles Finney）以及威尔士复兴运动的领导者伊凡·罗伯茨（Evan Roberts）的影响。他认为，只要虔心祷告，认罪忏悔，就一定能实现复兴。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他在中国东北地区发起了一系列的奋兴布道会，从而引起了一场巨大的复兴运动。1907年，他还去朝鲜见证了在那里的复兴运动。他一般在一个地方待一个月，然后将工作交给一位华人布道者，过一段时间后再回来探视。他为福音的复兴而兴奋，带着全家周游各地，进行巡回布道。在全国出名后，他再次回到河南，并引导了那里的复兴。1918年，他还到冯玉祥的军队中开展福音布道。1918年，他因为自由主义和高等批判的问题脱离加拿大长老会。1934年，由于健康等原因，古约翰返回加拿大，两年后去世。他们为中国的福音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11个孩子中有5个葬在了中国。古约翰出名的另一个重要事迹是在基督教将军冯玉祥的军队中的事奉。

孟慕真被称作是“中国家庭教会的母亲”（the mother of thehouse churches）。她于1878年生于挪威，本来想做一名老师，后受感召献身做传教士。孟慕真于1901年来到中国。在初到中国的日子里，她受了诸多煎熬，先是从楼梯上摔下来，后来又生热病。由于健康原因，医生甚至禁止她学语言。后来，她被派往河南南阳。1907-1908年朝鲜半岛的复兴给她以极大的振奋；她还关注了古约翰牧师的活动。面对传教士中的自由派倾向和懒散生活，孟慕真发起复兴运动，不断地追问“你重生了吗？”的问题。认罪和忏悔是其布道中的重要内容。经常在奋兴会之后，重生的男男女女即赴外传福音。由于其奋兴会的热闹场景，很多传教士批评其是五旬节派，认为她的布道是情感主义的。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孟慕真不惧困难和危险，一心信托上帝，到处巡回布道。在东北、山西、山东、河北、湖北等地都留下了她的足迹。1932年，为了照顾病中的母亲，她返回挪威；1962年去世。孟慕真的传奇经历成为了当地教会复兴运动的一个重要资源。

回顾河南基督宗教的历史，就会发现其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增长不是没缘由的。天主教和当地社会的历史冲突，为当代的政教关系埋下了伏笔。福音派传教士的活动则成为了当代基督新教复兴的火种。另外，即便在当前的状况中，外国因素依旧有着重要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河南基督教的复杂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