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2全球灵恩运动与地方基督教

一、祷告与治病

在乡村教会中，治病往往是信徒皈依的首要因素，很多时候也是最后的因素。信徒在调研中也反映，经常是抱着一种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就信教了。实效则是保证其持续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教会中，有太多因治病而信教的例子，或者说大部分都是这样开始的。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和污染加剧，癌症的发病率急剧上升。这一致命性的疾病，即便是在农民能负担起医疗费的情况下，仍然夺取了很多人的生命。这超越了传统社会的头疼感冒，而是具有一种瘟疫般的效力。疾病的可怕性和不可预测性，将很多人推入了教会，也有很多人因而得到身体和精神的治疗。笔者在调研中确实碰到好几例手术后十多年不复发的例子，成为了教会激励人的见证。因病信教还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缩小了乡村社会的阶层感。当家庭背景好或有干部背景的人加入教会后，尽管仍有一定程度的社会优势，但跟贫困百姓之间的亲近感则较之前增添了很多。

祷告作为治病的重要方式，跟当地的灵媒有诸多可比之处。祷告的形式也有萨满教的特征。笔者调研的两个典型案例是一对张姓母子。张家是村里的第一大姓，家里的父辈曾经是教会的重要负责人。然而，由于父亲早逝，这个家庭已经变成典型的贫困户；主妇不擅打理，使家里显得十分破败。儿子到了婚娶年龄一直不能成亲，是家庭情况的一个突出反映。这甚至导致了不信教的大儿子跟母亲和弟弟的分裂。灵恩的赏赐似乎是对这种社会贫穷的巨大回报，使这对母子有着异常的祷告能力。经常有人来请他们祷告，来人还没说，他们就知道是什么问题。而且，去了一祷告，经常就得到医治或解决。祷告是一项集体行为，可他们经常在同一个场合中会得到特殊的启示。由于他们文化程度不高，所以这对母子的祷告有时相对其他人反而更简单，这就让他们的异常能力显得更加神奇。笔者在调研中也碰到其他几位类似的人物。有的只跟耶稣、不顾家庭，还有的感觉精神有些不正常。这些奇异的特点，增加了这类人物在教会和社会的神秘性。

除了在教会外，家庭祷告是经常的形式。而且，除了非常大的事情，信徒也不愿意到教会来为个人事情集体祷告，似乎无法承受圣灵的巨大能量。真耶稣教会的祷告是充满灵恩特征的，包括说方言。两个经常的形式是：领导性的男信徒用一种厚重的声音吼“呜呜呜···”，有灵恩的女信徒则快速地喊“打打打···”或“杀杀杀···”，一般的会众则更多地是用说唱的方式讲述具体的祷告内容，包括出了什么问题，求神解决什么，等等。语速加快甚至语无伦次，是这种场景进入高潮的体现。祷告不仅是唱，还包括跳，所谓“唱灵歌、跳灵舞”。一个经常的方式是大家手牵手将病人拉起来在地上走或跳，声称能通过身体的接触感受到彼此的力量。祷告是互动性的，在一种热烈的气氛中会让人进入一种暂时的集体感。这需要信徒之间的相互呼应，也需要某些信徒的特别引导。这里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引导的人并不一定是平时在教会中负责工作的人，尽管很多时候他们更容易进入引导的角色。新加入的信徒经常被称有特别的恩赐，而更容易进入圣灵感动状态，从而带领祷告。在祷告中，信徒相对性地实现了一种平等身份——只有上帝是高高在上的，只有罪人是需要拯救的。

相对于灵媒的个人专业行为，基督教的祷告更具有参与和互动特征。更重要的则是其效应。有一种解释说，灵媒经常是通过烧香和贡物来“送”鬼的，耶稣则是通过圣灵来“赶”鬼的。所以，在信徒看来，耶稣要比一般的民间神灵更有效、更厉害。而且，这种祷告没有了烧香、祭贡物这些仪式性的东西，更强调人与神之间的直接沟通，所谓简单而实惠。这也符合一般农村民众的心理。祷告灵验后，信徒经常会通过奉献来“还愿”，也会通过见证的形式来分享自己的经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信徒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信众超越了治病的初级层面，而是会提升到孩子的学习、丈夫的生意、全家的平安等。这跟中国传统社会福报的观念类似，也具有某些“丰盛福音”（prosperity gospel）的特征。同时，回报的形式也丰富起来，感恩会是一个主要表达。这一般也是由家庭组织的，包括了感恩的聚会祷告，也有世俗的聚餐。部分程度上由于大家物质条件的改善，这种感恩会的形式也越来越普遍，很多时候让教会的负责人都忙于应付。信徒的奉献也从最初的几角钱上升到几百元甚至几千元，还有电风扇、照相机等实物的奉献。

二、祭祀与祖先

“上帝就是老天爷”——这是一位信主20多年的基督徒在聊天中的关键话题。他说，世界上的“真神”只有一位，只是名字不同。外国人称为上帝/神，中国人则称为老天爷，实际上是一回事。这反映了当地信徒对基督教十分本土化的理解，也体现了信徒与上帝之间的一种亲密关系。“阿爸父”是信徒对上帝的另一个亲切称呼。

在洪洞这个地方，祖先崇拜有着深厚的传统。由于历史上的多次移民，洪洞大槐树成为了祖先崇拜的一个重要象征。随着对大槐树公园的整体改造，这一形式也在地方政府支持和商业利益的驱动下达到一个新的层次。在原来的大槐树、姓氏牌位和广济寺之外，新的园区增加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祭祖堂，位于整个园区的中央，前面还设有一个巨大的广场。在2007年的清明节，新园区进行了盛大的庆典和祭祖仪式。这包括省部级高级官员的出席、仿古服装和礼仪、规模宏大的表演等。中央电视台的朱军、凤凰卫视的吴小莉和山西电视台的李丽萍三位著名主持人，应邀一起主持了现场活动；活动在中央电视台四套节目现场直播。《人民日报》在当年也发表了关于大槐树的专门文章。此后每年都有地方政府主持的清明祭祖仪式，并在山西电视台等直播。同年推出的还有偶像派演员陆毅和陈好主演的电视剧《大槐树》，在中央电视台等多个频道播出。山西籍的著名歌唱家谭晶演唱的主题曲也传遍了全国各地。

基督教和祖先崇拜的一个关键冲突体现在葬礼的问题上，特别是烧纸、蒸馒头、哭七等传统形式。这在父母信教、子女不信的情况下会显得较为麻烦。更容易引起冲突的情况是，父母或儿子不信，出嫁的女儿则信教。除了信仰，这里还包括了性别和家庭亲疏的关系。普通信徒大多在亲友和社会的压力下采取屈服的方式，明明知道不合教义，却仍然从事这些传统的形式。信仰比较坚强的则多少会有所抵抗，有时甚至导致亲友关系破裂的冲突。少数的也有互相谅解的情况。比较特殊的问题是由神秘力量带来的干扰。比如：有信徒因为社会压力或其他特殊原因，不得不烧纸或蒸馒头，就会出现哭丧不停的神秘现象。这在一开始并不被注意到，也不易为外人发觉，但个人在过程中会逐渐体会，并最终归结为信仰的冲突。

基督徒和其他村民葬礼的不同首先是外在的。早期的时候主要体现为有教会人士主持的追思礼拜和祷告，后来则增加了教会的鼓乐队。看坟地的时候不用风水师而是祷告，也是一个区别。基督徒在清明节时不扫墓，也跟其他村民有异。然而，在农村，信仰的界限往往不是那么井然分明。相反，经常是一种交叉的状况：父母信，子女不信；子女信，父母不信；部分子女信，部分子女不信。这就在礼仪中出现一种冲突或重叠的现象。墓地是否请风水先生是一个重要的冲突，这特别体现在死者和子女信仰差别的情况下。由于鼓乐队而引起的利益冲突则是新的例子，这在夫妻或子女信仰差异的情况下比较明显，冲突的层次则较前者低。较多的案例是社会风气压倒基督信仰，也有两套体系并存的情况。信徒在其中的物质利益是一个例外。

葬礼本身的世俗化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在2012年的调研中，笔者特别观察了一家非信徒家庭的葬礼。由于正好发生在农历新年后，所以可以看到相对多的村民参加。死者有四个儿子，这形成了庞大的亲友网络。在送葬的仪式中，包括了两个鼓乐队和一队说唱人马，附以精美的棺椁和车队。尽管增加了悼文此种比较仪式化的程序，然而哀悼的气氛却抵不过社交的意味。在送葬队伍中，可以看到仪式性的哭丧，但大部分的人员都显得漫不经心。特别是到村庄的核心区域，送葬队伍被拦下来表演。两个鼓乐队相互比赛，说唱人员唱流行歌曲，还有唢呐助兴。最让观察者吃惊的则是放礼炮、扔烟和糖果。当包括穿丧服的人都卷入抢烟和糖的行为后，旁边还伴随着流行乐和鞭炮声，现场顿时陷入一场狼藉。在场者也几乎忘，记这是一场葬礼。

因此，很多的时候，冲突往往不在信仰本身，而是因为现实的利益。反过来讲，基督信仰和祖先崇拜在孝的内涵上则更容易达成共识。在社会世俗化强烈的背景下，父母和子女的情感淡化得厉害，反而会因为具体利益而导致冲突。基督教则在这种世俗的环境中增加了一种额外的束缚和引导。特别是，社会上缺乏其他的机制性因素，而只能靠个人良心和日益淡化的习俗来规范民众，基督教的神学和组织优势就体现得更加明显。最后，按当地信众的理解——“上帝就是老天爷”，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外来的基督教和当地民众之间的情感隔阂。老天爷是“阿爸父”，也扩展为一种泛化的家庭伦理。

三、女性与家庭

女性往往在教会中占绝对的大多数。一种解释是，相对于男人自顾自的潇洒状态，30-50岁的妇女更多一种家庭的关怀和负担，这使他们成为了教会的主体。女性的情感特征也让她们在教会中扮演了一种更活跃的角色。女性因而在家庭和教会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

婆媳矛盾被称作是中国家庭最基本的冲突之一。然而，在笔者的调研中，对于很多女性信徒来说，矛盾更多地体现为娘家带来的基督教信仰和丈夫的不信之间。在山西这样相对封闭、落后的社会中，女性的弱势还是体现得非常明显的。所谓“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自身身份的转化使其在一个脾气倔强的丈夫面前显得软弱无力。这导致了一种秘密信徒的产生：由于丈夫的极力反对，妻子不能到教会中参加正常聚会；但她又极力渴望耶稣的保守，包括她那不信教的丈夫和家庭，所以只能偷偷地请人帮忙带奉献。读经和祷告（最起码公开祷告）是不可能的，信仰维护在一颗柔弱却又坚强的女性心里。这有时甚至会波及到娘家和婆家之间的冲突，特别在葬礼等一些仪式性的问题上。但这样的持守也经常是有回报的。就在笔者研究的一个案例中，丈夫在经历了一些挫折和磨难后，最终走入了教会，妻子的信仰也由此得以公开。这自然是一种相对完美的结局，但冲突的例子似乎更多。

在老年女信徒的案例中，默默为全家祈求平安但却不有意劝教的例子更多。当儿女辈成立自己的家庭后，老年父母的角色日益被边缘化，在家庭的话语权也逐步散失。有的媳妇会因为婆婆信教而嚼口舌，甚至吵架。少数的也包括儿子和母亲之间的矛盾。在笔者所经历的一个经典案例中，当事人白（化名）是一名老年信徒，人非常善良，并在教会中承担一些服事工作。她不识字，却背会了很多《圣经》的章节和诗歌，并严格遵守教会的诸多规条。她不但忍受懦弱却又暴躁的丈夫，且时常将全家都放在自己的祷告中。她似乎从来没有为自己求过什么，只渴望耶稣保守全家的平安。无论在家里还是教会，白都是一个沉默而勤劳的角色。因为信仰，她也曾经跟媳妇有过一些不快。但最终，媳妇在他人的带领下信教，双方的关系也得到更多的理解。在很多人的眼里，包括不信教的村民，白代表了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中年妇女则较多带领全家信主的例子，灵（化名）是一个代表性的案例。她成长在一个有灵媒背景的家庭中，从小对跳大神、烧高香等事情非常熟悉。家里有什么问题，也经常首先求助于娘家的灵媒。嫁人后，灵因为信仰的不同，跟婆婆多有隔膜之处。后来，因为个人生病，她产生了一次改教的经历。信耶稣后，她变得非常活跃，不仅在教会里有积极的参与，而且带领全家都加入教会。作为一个有事业心的女性，灵充满理想，做事也积极主动。有些时候，她难免在现实利益和基督信仰之间有所挣扎。但在家庭和教会中，她都充当了一个积极带领和劝化的角色。她不但拖着自己的丈夫去参加聚会，还鼓励自己的儿女多信上帝。多年后，当她的儿女都跟有基督教信仰背景的人婚娶后，她感觉自己建立一个神的大家庭。她自身则成为了一个全力事奉的传道人。灵经历了“神迹与奇事”，又祈求“健康与财富”。这可谓是五旬节一灵恩运动的一个化身。她的改教经历，既包括了传统民间信仰与基督教之间的相似处，又体现了信仰的差异和抉择。

女性信教也有些消极的例子。典型的是，女性信得快，却也经常容易受到其他诱惑。在笔者的调研中，不乏信了多年后退教的例子，甚至将《圣经》转卖给他人。相对于男性，女性也更容易在上帝面前讨价还价；当一些需求不能如期实现时，就会产生退缩或沮丧的心理。女性在教会中还容易引起冲突。这并不一定是有着什么重大利益的事情，而往往仅仅是为了表现本身。大的目的都在服事教会，但有时候却会为了谁讲道、谁带领祷告、谁负责什么事情，而产生一些琐碎的矛盾。尽管都是主内姊妹，女性信徒也难免在其他人（甚至不信教的人）面前互相抱怨。这在一定程度上跟中国乡村社会的普遍特征有很多相似之处。

整体上，无论在教会还是家庭，女性都充当了一种更积极主动的角色，但往往最后决定权还是在男性。这让教会和社会在性别问题上产生了一种同构特征。一个补充性的例子是关于男女关系。教会因为服事的问题，男女之间确实多了很多互动。但部分上是因为乡村社会的保守，在笔者的调研中，从来没有产生过男女不正当关系的问题。有时候，一些乡村的习惯性打情骂俏在教会中也有一定的限制。这让教会在很大程度上显得比外在社会更规范。

四、喝酒与赌博

在地方社会中，基督徒和其他社会民众之间有什么区别呢？这在传统节日的庆祝期间体现得非常明显。对大部分基督徒来说，圣诞节当然是一个不同于非基督徒的特别节日。然而，在当地社会，春节仍然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大部分出外打工的人在这期间会返回农村。但就在这样一个共同的节日，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表现却有着鲜明的分别，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种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分离。

按农业社会的习惯，春节期间属于农闲。现在由于出外打工的问题，很多信徒也只有到这时候才能回到家里。所以，从大年初一到初五，教会每年都会组织连续聚会，上下午各半场，连续听道学习。除了一些必备的应酬，大部分信徒都会选择到教会中参加聚会。近几年，由于家庭生意等原因，一些年轻的夫妇也宁愿选择放弃应酬，而是到教会中听道。五日连续聚会后，经常会轮到下一个主日礼拜，就像对过去一周的一个总结。在教会增添了鼓乐设施后，还会有一个贯穿村中主干道的游行。一般前面有十几个人打着旗，中间是鼓乐队，后面会有部分服务人员，浩浩荡荡近百人的队伍穿越而过。由于是在行进中，也因为设备的不全，这个游行队伍并不会特别宣传一些基督教的内容。但在农业社集体生活过后，随着基层政治的衰弱，教会几乎成了除学校外唯一的集体组织。因此，这样的集体游行本身已经是一种对福音的宣传。

那么，其他的非基督徒在做什么呢？在这个交往的热季，酒与赌成为了两项最重要的内容。当一群人凑到一起，如果既不赌也不喝酒，甚至连基本的交流都变得不可能。

农村人喝酒，酒是自然要喝，而且大部分情况下想喝。但同时，酒仿佛仅仅是一种媒介，有一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思。当几个人凑到一起，即便他真地想喝，却总是表现出三分想喝七分不想喝的样子。喝酒的时候要找出很多的名堂，不断地大声吆喝。喝得多显得厉害，有豪气；但同时又意味着在酒令技巧上的失败，或者是一种“楞”。酒桌上高谈阔论，对他人评头论足，彷佛真理就掌握在自己手里。喝得好成为了心灵沟通的一种重要方式，却又可以看为一种超乎平常的非理性。酒桌上可以结交人，又可以得罪人。喝酒是一种快乐的享受，又可以成为一种痛苦的应酬。喝酒还体现为一种权力关系，象征着财富、智慧、人气的较量。

如果说喝酒主要还是一种男人间的游戏，赌则是老少皆宜的共同娱乐。在春节期间，走在村庄的大街小巷，最多的话题便是赌。赌赢了的人自然很高兴，赌输了的人却未必真生气。在笔者的调研期间，就亲眼看到有年轻的朋友因为赌输掉十几万的家产，甚至有村中的富人输掉几百万的事情，这也导致了家庭的破裂。更甚者，由于没黑没白地赌，有些人在烟酒刺激和过度劳累后死在了牌桌上。对于不赌的人来说，赌的终结就在于输赢；但对于赌局中的人来说，赌本身才是最大的乐趣。后来，笔者有进一步的发现，原来有的时候，谈论赌比赌本身更迷人。因此，赌作为乡下的一项普遍游戏至少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赌作为娱乐本身；二是赌作为一种社会交往的工具；三是赌作为一种可以交流的精神资源。对于很多非基督徒来说，赌其实就是他们的宗教。因为只有在赌或讨论赌的时候，他们才可以忘却平日生活的艰辛，忘记赤裸裸的市场和利益交换关系。在赌的过程中，他们超越了正常的经济交往原则，而进入了一种非常专注的超越境界。这对于散漫惯了的乡下人是很少见的。最重要的，他们在赌和讨论赌的过程中感觉到了快乐。这像是吸食鸦片，却又非常类似宗教。

乡村的另一项集体行为是吃酒席。在经济慢慢富裕后，这几乎成为了一项专业行动。而由于平时大部分人都外出打工，春节期间也成为了吃酒席的高潮期，几乎是日日有席，甚至一日多席。社会的专业化，已经让酒席超过了昔日的庆祝和交往特征，而是成为了一项纯粹的社会交换。从结婚到孩子满月，从过十二岁生日到给老人贺寿，酒席是一茬一茬地来，仿佛流水席。由于讲究等价交换原则，所以无论是否有意，到点就要举行，甚至会专门调整至春节期间。礼金成为了社会沉重的负担。就此而言，生活在其中的基督徒跟其他非信徒并没有什么截然的分别，而是同样地参与其中；甚至信仰关系也成为了邀请酒席的其中一个社会纽带。虽有几分不乐意，却也只能无奈参加。社会的人情网络在这一点上远远超过了宗教的信仰。

小结

如本部分一开始所言，本文的调研对象是一个真耶稣教会，它属于五旬节-灵恩运动的传统。祷告和治病是一个突出特征，包括说方言等灵恩因素。然而，我们的调研成果发现了更多的内容。特别是在这个案例中，中国内地会和真耶稣教会的传统在实践层面体现了一种融合。这跟历史上内地会对席胜魔的个人行为的宽容和接纳有异曲同工之妙。著名华人基督教学者邓守成指出，中国草根层面的基督教有“实践导向的五旬节派”（practice-led Pentecostalism）特征。这一方面体现为其他宗派背景的教会跟五旬节一灵恩运动的靠近，另一方面则体现为五旬节-灵恩运动跟其他教会和周围社会的同化。在这个双向过程中，说方言等比较争议性的特征得到了淡化，治病和祷告则被突出和强调。这体现了基督教在地方社会的趋同倾向。本个案的另外一个发现则是基督教和地方社会的融合。基督徒的信仰既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身份，跟周围的社会有一定的隔离；但在祖先、性别、家庭、人情等层面体现了跟当地社会的同构特征。实践化和地方化的基督教更多地反映了一种地方社会的类似需求，而非信仰导致的意识形态差别。健康和财富作为一种共同目标，基督徒区别于其他群体的在于形式和效力，而非目的本身。在社会互动的层面上，我们也看到了因为人情世故而产生的理解或妥协。尽管作者并不回避独特性和冲突性，但这种趋同性却是在目前大部分研究中被相对忽略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