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1全球灵恩运动与地方基督教

第四章：席胜魔的遗产∶山西临汾

2009年，由于“临汾教案”的问题，山西再次引起基督教世界的关注。这也让很多人联想到100年前因为义和团而产生的血腥事件。自近代以来，当明清票号生意兴隆的景象不再，山西多是和一种落后、封闭的形象密切联系在一起。晚清山西举人刘大鹏（1857-1943）的日记成为了一个典型缩影。然而，相对于这些事件本身，研究者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基督教是如何在这样一个相对内陆的社会中生根的，冲突又反映了怎样的社会背景？很遗憾，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对山西基督教的历史和当下都重视不足，这也造成了在地方研究中的相对缺失。

实际上，山西作为一个内陆省份，是宗教文化特别发达的一个地区。就北部而言，有五台山、云冈石窟、北岳恒山寺等佛教圣地；在南部，则有临汾尧庙、运城关帝庙、洪洞大槐树等重要宗教遗迹。在省城太原，既有最古老的清真寺，也有天主教的宏伟建筑。晋南的绛州，既是最早的天主教聚落之一，又培养出了杨绍唐（1898-1969）这样的基督新教领袖。其中，席胜魔（席子直，1835-1896）作为19世纪自立教会的先驱之一，在当地的基督徒群体中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以禁烟和本土诗歌作为两大招牌，且反过来影响了传教士，席胜魔成为了人们了解晋南基督徒生活的一位象征性人物。

本章的研究，首先以历史性人物席胜魔为例，从而引出近代以来基督教在山西发展的大致轮廓。再参照历史背景，集中于一个乡村教会的个案研究。研究的核心命题在于：基督信仰如何体现于普通信徒的日常生活；或者，普通信徒是如何实践基督信仰的。作为一名历史学背景的宗教研究人员，笔者强调教会历史与当下故事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像席胜魔这样的历史人物所带来的一种灵感式影响。其次，从历史进入当下，笔者依旧强调历史叙述的基本方法，这也符合描述日常生活的故事化需求。这里所追求的是一种地方基督徒的生活史。

第一节：历史背景

山西的基督宗教信仰可以追溯至明末的耶稣会士。其时，山西绛州（今新绛县）的乡试解元韩霖（1596-1649）在京为官，并在徐光启的影响下受洗入教。1620年，他与同乡的乡绅段衮一起邀请著名耶稣会士艾儒略（Giulio Alenio，1582-1649）来绛州。当时韩霖的兄弟韩云、韩霞，段衮的弟弟段袭等都受洗入教。1624年，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来到绛州，并建立了山西历史上第一座天主教堂。1625年，高一志（原名王丰肃，Alfonso Vagnoni,1566-1640）来到山西。在韩霖、段衮的庇护下，他同时得到了绛州知府雷羽中的支援。当年，绛州200余人受洗（内有举贡生员80余人）。到1630年，绛州教徒增至2000余人。1631年，高一志应大学士韩爌邀请至蒲州（今永济市）传教。1638年，他又派万密克（Michel Walta，1606-1643）到蒲州。高一志在绛州一带传教15年，有8000多人受洗，被誉为“山西宗徒”。这也构成了中国早期著名的天主教聚落之一。1635年，受高一志派遣，金弥格（Michel Trigault，1602-1667）到了太原，成为了太原的第一任本堂神父，他也是明清时期在山西时间最长（1631-1665）的传教士。万密克死后，金弥格负责主持整个山西的教务。

1696年，罗马教廷划分北京和南京两大教区，又在中国建立9个代牧区。山西为其中之一，首任代牧主教为意大利人张安当（Antonius Posateri）。1705年，张安当死后，山西主教告缺达11年之久。1716年，由于山西主教告缺，山西和陕西合并为山陕教区，管理权也从耶稣会转移到方济各会手里。1844年，罗马教廷另设山西代牧区，意大利人杜嘉弼（杜约理，Gabriel Grioglil）被任命为代牧主教。1890年，山西被划分为南、北两个教区。北边以太原为中心，由意大利籍方济各会士管理；南边以潞安为中心，由荷兰籍方济各会士管理。庚子事变后，由于信徒人口增加，罗马教廷又相继增设了大同教区（1922年）、汾阳教区（1926年）、朔县教区（1926年）、榆次教区（1932年）、洪洞教区（1932年）、绛州教区（1936年）等。现在山西的教区结构，是1982年按行政区划重新厘定的结果。

太原是山西信徒最多的教区。其成立可以追溯到1890年，1932年时有重新划分，现主要管辖太原市及所属郊县的信徒。教区曾设有大、小修道院，以及方济各修院、玛利亚方济各修女会、本地修女会附会、方济各三会修女传信会等机构。凡驻本堂神甫的座堂都有初级小学和经言要理学习班，教区办有明原、加辣两所中学。太原市区和圪僚沟有两处保赤会（孤儿院），还有圪僚沟养老院、若瑟医院等慈善机构。历任主教包括：艾士杰（Gregorius Grassi,1876-1900）、风朝瑞（Agapitus Fiorentini,1902-1910；1916-1940）、希贤（Eugenio Massi,1910-1916）、李路加（Lucas Capozi,1940-1961）、郝乃（1952-1955）、李德华（1955-1966）、张信（1981——）。著名的天主教聚居村有二合村、洞儿沟、圪僚沟、红沟、河上咀等。主要的堂口包括太原总堂（始建于1634年；1870年新建；现堂建成于1942年）、板寺山圣母堂（1778年初建，后屡有增扩，是著名的朝圣地）、圪僚沟堂、六合圣堂等。

在山西南部，绛州是天主教最早传入的地区，1936年建立绛州主教教区。洪洞教区是另外一个重要的代表，成立于1932年。天主教最早传入洪洞大概在1624年。1626年，高一志亲自到洪洞传教。1862-1867年，太原来的李神甫到韩略堰村传教。1894年，荷兰籍的翟神甫到韩略堰村，并修建了一座罗马式圣母堂。天主教的钟声由此在洪洞开始荡漾。1932年，洪洞监牧区正式成立，中国神职人员成玉堂（1875-1942）为首任监牧。教区建立当年，即创办了修道院、德来女校、育婴堂等附属机构。教区还派韩廷弼（1909-1991）等到河北宣化大修道院深造。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成玉堂监牧、修道院院长高宗汉、教区总堂神甫李栋材等被捕入狱，成玉堂监牧1942年死于狱中。解放战争时，洪洞教区的大部分神甫携部分修士和修女迁到北平，并成立了天主教洪洞教区驻北平办事处。1950年，天主教洪洞教区正式成立，韩廷弼神甫为第一任主教。

基督新教传入山西，最早可以追溯到1869年。当时代表苏格兰圣经会在华活动的伦敦会牧师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和理一视（Jonathan Lees,1865-1904）曾涉足山西，从而开辟了在山西传教的先河。1876年，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德治安（Joshua J.Turner）和詹姆斯（F.H.James）到山西泽州（今晋城）、平阳府（今临汾）一带活动，企图建立据点，后因经费不足离开。1877年，山西大饥荒。德治安和詹姆斯借赈灾而布道，再次进入山西，后因詹姆斯染疾离开。同年，大英浸信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的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代表上海赈灾会到山西，并赴晋南考察灾情。1878年，德治安偕同英国循道公会的李修善（David Hill，1840-1896）和美国牧师惠廷（AlbertWhiting）到山西协助李提摩太放赈。山西的宣教活动由此得以展开。

在发展过程中，各主要差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地盘。其中，最大的分裂是在中国内地会和大英浸信会之间，前者集中在晋南和晋东南地区，后者则以省府太原为中心向北发展。二者在策略和影响上也各有侧重。李提摩太的大名成就了浸信会的社会影响，包括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他借助庚子赔款成立山西大学堂西斋，更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内地会在人数上则更占优，又曾因为著名的“剑桥七杰”而名声大振。著名的传教士艾伟德（Gladys Aylward，1902-1970）在抗日战争时期带领一百名孤儿千里穿越太行山的故事，后来也登上了好莱坞的银幕，成就了传教史上的一段传奇。除此之外，由欧柏林学院师生组织的“中华团”（The Oberlin Band）于1879年进入山西，以太谷和汾阳为主要据点，在义和团事件中则全部遇难。欧柏林学院曾为他们树立了专门的纪念碑。身为孔子后裔以及民国时期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1880-1967），即受这批传教士的影响而信教，后在欧柏林山西纪念协会（OberlinShansi Memorial Association）的支持下创办了铭贤学校。

近代山西的其他外国差会主要包括：（1）瑞华会（SwedishMission in China）：1886年传入山西安邑县（今属运城市），后传到猗氏（今属临猗县）、解州、永济、芮城、荣河（今属万荣县）等地。20世纪20年代，瑞华会加入“晋秦豫信义公会”。（2）瑞典圣洁会（Swedish Holiness Union）:1894年传入，主要在大同、朔县、浑源一带活动。（3）挪威会（Norwegian Mission in China）：1898年传入，主要在临县、静乐、岚县、兴县、岢岚、河曲、保德、宁武等地活动，被当地人称为“西八县教会”。（4）瑞华盟会（Swedish Missionary Society）:清末民初活跃在山西和内蒙交界处，包括属山西管辖的归化、绥远等地。（5）美国友爱会（Church of the Brethren）:1910年传入，主要在太行山区活动。（6）英国圣公会（Church Mission Society）:1877年入，1913年在孟县建福音堂，1917年在大同建首善医院。（7）美北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in USA）:曾在山西繁峙县活动，影响较小。（8）宣道会（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1893年入，曾在归化、保德等地活动。（9）基督复临安息日会（Seventh-Day Adventist）:1926年传入，主要在太原、榆次等地活动，曾创办“警世堂”，并开办有学校、神学院等。

传教士在山西的主要社会事业包括1877年的赈灾、由庚子赔款成立的山西大学堂西斋丶公理会在太谷建立的铭贤学校、太原的斯科菲尔德纪念医院等。1910年，基督教男青年会开始在太原活动，曾邀请美国布道家艾迪（George SherwoodEddy，1871-1963）、曾国藩的孙女曾葆荪、圣约翰大学校长涂羽卿，以及江亢虎、林语堂等来演讲。基督教女青年会于1930年代在太原出现，阎锡山夫妇曾亲自去参加他们的活动。

山西基督教发展的一个重要线索在于自立教会或本色教会的发展。1891年，叶守真（E.H.Edwards）和毕翰道（Thomas Wellesley Pigott）脱离内地会，分别在太原和寿阳成立“山西耶稣教自立会”和“寿阳耶稣教自立会”。这不但开启了山西自立教会的先河，在全中国也有着示范性的影响。1912年，乔义生（1883-1956）等在太原创立了中国基督教自立会；1924年改称“中华基督教会”。这构成了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和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的一部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五旬节-灵恩派教会的发展。“剑桥七杰”之一的司米德（StanleyPeregrine Smith,1861-1931）牧师夫妇就在泽州独创了神召会（Tsehchowfu Mission）,这既是独立教会，也是五旬节派教会。其他的还包括神召会福音堂（Pentecostal Assemblies of the World）、神召会（Assemblies of God）、使徒信心会（Apostolic Faith Mission）等。

影响最深远的，则要数本地信徒席胜魔开创的教会模式。如前所述，1877年赈灾时期，内地会的德治安和循道会的李修善来到临汾。赈灾结束后，他们先是买了一座院子，用作住宅兼教堂；后又买了一座宅院作教堂，并开办男女小学。为了吸引中国的知识阶层，李修善等发起征文评奖活动。襄陵县（今属襄汾县）的秀才席子直撰文获得头名，得奖银100两。受李修善的影响，席开始阅读基督教的教义，后受洗入教。信教之前，他曾对佛教和道教有一定的兴趣，还有鸦片瘾。由于其功名和家境，席的改教在当地有着广泛的影响。他戒了烟瘾，又带领全家人信教。席子直后来改名“席胜魔”，以反映其改教的重要经历。1880-1882年间，他与范洪年在洪洞开设“天招局”（俗称“戒烟局”），后拓展至赵城、霍州，甚至临近的河南、河北、安徽等地。戒烟和信教成为了相辅相成的两项重要事业，吸引了大批人员加入。另外，为了让当地信众了解基督教的教义，他还编写了非常有本地特色的诗歌。席胜魔的行为也影响了传教士在山西的事业，特别是中国内地会。女传教士冯贵石（Francesca Law French,1871-1960）、冯贵珠（Evangeline Frances“Eva”French,1869-1960）、盖群英（Alice Mildred Cable,1878-1952）等曾在霍州开办崇真女子学校，协助席胜魔的事工；他们后来六次穿越戈壁，记载了一段非常传奇的故事。

1887年，中国内地会的总监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来到洪洞，并按立席胜魔为晋南总牧师。1893年，内地会在山西建立晋公会，办公地址设在洪洞。以洪洞为中心，其传教区域分为东、西、南、北四个区域，囊括了晋南、晋中、晋东南的38个县。1894年，戴德生到洪洞巡察教务，进一步确立了洪洞作为内地会在山西的活动中心的地位。1901年，戴德生再次来到洪洞，并重建了因义和团而受破坏的教堂。1912年，美籍教士丁良才（Frederick Charles Henry Dreyer,1878-1956）创办洪洞道学院。该学院持续到1942年，培养学生近500人；毕业生中包括著名的华人教会领袖杨绍唐。另一位毕业于该校的周振基（1900-1968）牧师是当地著名的教会领袖，1928年领导成立了洪洞中华基督教会。跟道学院一起动工的，还有为纪念席胜魔而创办的普润中学。山西内地会的总牧师陆义全（A.Lutley）负责督工修建，1918年落成。上世纪20年代，彭真曾化名傅懋恭到该校从事地下活动，是近代山西学生运动中的重要部分。

在山西南部，跟中国内地会齐名的是本土教派真耶稣教会，且两者之间也有一定的互动关系。1919年春，高大龄、张汉中、李约翰等人来到赵城县（现属洪洞）刘拱壁（时任平阳知府）家中传道。内地会的赵山城等人受影响，加入真耶稣教会。1931年，由于在洪洞一带发展迅速，真耶稣教会在赵城县召开会议，成立晋南支会，管辖洪洞、赵城、汾西三个分会。在抗日战争中，真耶稣教会因战乱等因素得到迅猛发展，接管了很多内地会的教会和信徒。到1945年日军投降时，晋南支会的村教会发展至81处，教徒达10000余人。1959年，由于真耶稣教会总会在全国层面上被打为反动组织，洪洞县政府也宣布取缔。在1971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该会彻底被禁止。1980年，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指示：“对真耶稣教会不宜作为非法组织取缔”，“明确真耶稣教会是基督教内的一个教派”，并指出“基督教各派执行联合礼拜，不再恢复其总会和地方分会组织”。真耶稣教会的活动得以逐步恢复。

目前，在山西南部，大部分的信徒分属内地会和真耶稣教会两大背景。在基督教“两会”的框架下，内地会背景的信徒占主导地位，真耶稣教会则在其中另设一个半独立的真耶稣教会委员会。普通信徒对这一教会的历史背景并不十分熟悉。习惯的说法是将内地会背景的人称为“老会”或“公会”；真耶稣教会的人则相应地成为“新教”或“真教会”。就聚会来讲，”由于内地会本来就强调跟本土社会的结合，且不重视建立“宗派”教会，真耶稣教会的早期成员很多就是从内地会转来，因此在当地社会并没有井然分明的差别。近几年，随着神学教育在当地社会的发展，教会的负责人逐渐对自身的背景有了初步的理解。然而，真耶稣教会的一位论、守安息日、说方言等，并没有在信徒的聚会生活中产生明显的冲突。

第二节：走进田野

本文的调研集中在2012年1-12月，2011年7月有预调研，2013年4月则有补充调研。课题组尽可能多造访一些地方，包括太原周边的主要天主教堂、李提摩太时期创建的太原基督教堂、欧柏林传教士在太谷的基督教遗迹和铭贤学校遗址等。在临汾，我们分别对市区教堂、城郊聚会点和大学生团契进行了综合观察。在2013年的补充调研中，课题组成员还特别实地考察了一座由席胜魔亲自建立的教堂。跟其他两个省份的调研不同，笔者选择聚焦在一个乡村教会及其周边网络堂点，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调研的基本方式是参与式观察，并辅以个人访谈。为保持田野材料的原始性，多以随机访谈为主，对几位教会负责人则做了深入访谈。记录的主要方式是田野日记，包括对材料的初步整理和个人反思。

笔者集中研究的个案名为洪洞县义村真耶稣教会（化名），历史上曾属赵城县境内，北靠汾西县和霍州市。该村半山半川，东以汾河与赵城镇相隔，西临丘陵山脉，中间有人工修的河流用于灌溉。全村人口约5000人，在当地属于较大的村子，经济也相对处于中上游的水平。历史上，该村是穿过汾河进入赵城县城的渡口；后在公路改道之后，有一定程度的衰落。农作物以小麦、玉米等为主。尽管有灌溉保证，但由于人口较多，在当地属于食物比较紧张的情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洗煤和炼焦为主的小企业曾大大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后因环境污染等原因停产。目前，大部分人口以出外打工为主要谋生方式。村里曾有完整的中小学系统，特别是初中曾经囊括了附近三、四个村庄的学生。2000年以来，则由于私立学校的竞争而走向衰落，目前仅保留小学部分。该村的名字得益于历史上的英雄式人物，对关帝有着特别的信仰。在抗日战争时期和村庄之间的械斗中，该村都有着传奇性的故事，并被编成歌曲的形式流传下来。就目前而言，则属于经济较发展、世俗化程度较强的状况。

这里的堂属于真耶稣教会。由于在附近乡镇也属于大村，几乎在真耶稣教会一传入就有聚会生活了。但经过新中国政治运动的洗礼，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恢复聚会・最初就是在一位教会负责人家里。1986年，由于基督徒为村中免费植树一天，从而获得之前第一家大地主家的绣楼作为聚会场所。这是一座二层楼的木制建筑，楼上空置，一层除两边厢房，大堂可容纳100多人。解放后，这座小楼曾用作学校；80年代则教会同幼儿园共享。90年代，根据国家宗教管理的要求，注册为合法聚会点，归当地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真耶稣教会分会管理。2000年后，由于旧楼长期失修，信徒人数的增长也需要更宽阔的场所，从而对教堂进行重修。修建后为一层钢筋水泥建筑，打通了两边厢房，可以装200多人。在重建之前，教会跟七八户人家分享一个大院，曾因厕所等问题产生一定矛盾；重建后，则教会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小院，大院的许多住户也搬走了，过去的矛盾不再。在90年代，该教会的一个重要社会设施是炉灶家具；经常村里其他人有红白喜事的时候也来教会借用。2000年之后，鼓乐队成为了一个主要服务，服务对象都是信徒家庭。

目前该堂有信徒500多人，属当地最大的聚会点，平时聚会一般在200人左右。其“大”主要体现在人数。就堂的建筑来说，附近村落有两处修建了非常大的教堂，可以装上千人。有一家原属内地会的教会，修堂用了50多万，资金主要来自当地信徒的捐赠。乡政府所在村信徒人数很多，原来很兴旺；但现在因为几个讲道人矛盾却分裂成几处不同的教会，所以影响就小了很多。本村也有一些其他的教会。有的比较混乱，有的则人心比较齐。教会信徒不大遵守规范是一个问题；经常有人在聚会时随便站起来讲话，却称是受了圣灵的启示。

在笔者的调研期间，该教会的领导层属于一个调整的困难期。改革开放后教会的第一代负责人已经去世；第二代的负责人一位去世，另一位则病入膏肓；第三代的候选负责人由于家庭经济原因不得不向教会“请假”，外出打工；另一位也曾间歇性地外出打工，现在负责教会的日常事务。这位负责人性格比较温和，缺乏领导者的魅力。教会的管理因此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几位妇女是教会日常运转的主要推动者，但中间也有一些摩擦。真耶稣教会在当地严格禁止讲道人或教会负责人领取工资等金钱收入，所有人员一律为义务奉献，甚至包括交通、电话等费用也自付。这跟内地会在历史上的传教政策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在今日教会的具体运作中却产生了很多实际性的困难。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教会收入的增长是一个自然现象。据初步了解，该聚会点每个安息日的捐款大概为700元，每年的捐款约2万元。圣诞节的特别捐款大概有2000元，花费在800元左右。每年的奋兴大聚会大概有700-800人参加，捐款大概为3000元左右，花费约4800元。春节期间给困难户每人补贴30元；或者给信徒家庭送春联，花费约1000元。这跟上世纪80-90年代信徒捐1元钱、甚至1-5角钱的状况相比，是大大的提升。教会的捐赠多了，却也有信徒贪小便宜的现象。比如：有信徒家中富裕，却贪图贫苦户补贴。同时，收入的增多与修建教堂的需要相比则少很多。据称，农村修建一个教堂的开支最少需几十万元；该点的捐款主要还是满足日常开支。

政府机构跟教会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一种外在的制度框架，比如之前的注册。在调研期间，当地“两会”的管理日益规范，包括神学培训等。真耶稣教会委员会也在洗礼、圣诞节等方面有更多的集体性、联盟式活动，这主要体现为几个堂点的分区服务。在笔者所调研的本堂，墙壁上张贴有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和谐寺庙建设、加强公益慈善服务等相关政府文件，尽管大部分信徒对这些内容并不了解。政府机关的强制行为，主要体现在对门徒会等“邪教”组织的打击；这在当地被跟传销活动相类比。在一个附近的村庄，曾有村支书全家信教的情况。而且，就在笔者调研前夕，当地的教会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庆，并演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歌曲。教会的活动是自发的、独立的，信徒看到的更多是对一种全国性庆典的参与，而对其中的意识形态矛盾并不是十分了然。这个例子说明，在政治能给宗教以足够空间的前提下，两者之间的共存是可以实现的，冲突也是可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