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2费兰度-使徒行传
应用原则
归信：英文“归信”（conversion）一词源自拉丁文convertere，意思是“转身”：相等的希腊词epistrophe在新约只出现过一次（徒十五3），《新汉语译本》译作“归信”，意即“改教者”、“新入教者”、“初熟的果子”。相关的动词，例如“转变”（epistrepho），以及同义词，例如“悔改”、“重生”等，也经常出现。
保罗的归信经历有时被描述为圣经里典型的归信例子，但其中也有许多非典型的特征。这事是由基督复活后的显现所引发的。这是突然彻底的转变，事前毫无迹象显示他正转向基督教（大多数归信者的情况也是这样）。他归信的经验就好像鲁益师（C.S.Lewis）一样，鲁益师说：“我降服了，承认神是神，并且跪下祷告：或许，是那个晚上全英格兰最沮丧最不情愿归信主的归信者。”扫罗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成为基督徒；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是被基督“抓住”的（腓三12）。然而，按着以下的特征，他的归信经历却是合乎圣经里典型的归信例子。
圣经里归信经历的典型特征：
（1）人归信主，是神采取主动所产生的结果。耶稣主动开始这次奇遇，最终保罗归信了他（3-6节）。保罗坦然承认自己没有做过什么可配得救恩。他自己甚至说，“在罪人当中，我是最坏的一个”（提前一15）。可是，他继续说，他蒙了怜悯，或许是要成为例子，显示神有无限的忍耐。因此，没有人可以自夸自己可以成就救恩，或配得救恩（弗二9）。保罗这样解释归信的过程，使人联想起他自己的经历，他说：“因为那位说“光要从黑暗中照耀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因认识耶稣基督脸上那神的荣光而得到亮光。”（林后四6）
（2）那是个人与基督的相遇（4-6节）。我们各人与耶稣相遇的方式都不一样，但只要我们归信主了，就必定遇见了他，跟他建立了个人的关系。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遣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十七3）。卡森（D．A．Carson）解释这一节经文说：“永生与其说是永远的生命，不如说是个人认识了永恒的那一位。”
（3）保罗降服于基督的权下。虽然第5节的kyrios可以指“主”或“先生”，但毫无疑问，我们这里看见的是扫罗的生命彻底降服于基督，因为他严格禁食三天，显示出他非要等到那在路上开始的历程完成，绝不会停下对神热切的追寻。这样的降服确实是所有耶稣追随者的标准。保罗后来呼吁人作门徒，提出极高的要求，其含义绝不下于完全降服在基督的权下。克莱门茨（Roy Clements）说，他不会“用“决志跟从基督＇或＇委身于基督＇等短语，纵然这必定包含了决定和委身—–归根究柢，归信不是一个决定，也不是一种委身，而是降服于耶稣至高无上的权威”。
（4）我们看见基督的身体在归信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虽然保罗热切表明他所接受的福音，不是源于任何人的教导，而是主亲自赐给他的（加一）；但在他归信的经历和初期的基督徒生活中，基督身体内的其他肢体也担当了重要的角色。他藉着洗礼加入基督的身体（徒九18），然后他“与大马士革的门徒住了一些日子”（19节）。这段经文突出之处，就是两位鼓励者的角色——亚拿尼亚和巴拿巴。扫罗归信之后听到的第一句话，可能就是“扫罗弟兄”（17节）；斯托得（Stott）说：“这对他来说必定是悦耳的声音”。教会的头号敌人受到欢迎，成为弟兄；令人惧怕的狂热者被接纳为家庭一分子。奥格尔维（Lloyd Ogilvie）惊讶地说：“试想像一下，你知道那人曾经一直要来拘捕你，现在你竟按手在他身上！”在这里，你看见鼓励者的爱心，他们不理会初信者的过去，向他伸出双手。
巴拿巴显出基督身体内的鼓励者另外两个特征。他冒险向教会的核心领袖引介以前的敌人（27节上）。如果扫罗真的是间谍，这将是他一直期待的大好机会。但巴拿巴信任扫罗，甘愿冒上这个危险。此外，他把扫罗怎样信主和扫罗向人作见证的事迹都告诉这些信徒（27节下）：他在前辈面前替后辈说话。这样的鼓励让初信者受益不浅。
（5）虽然扫罗归信主是个人的经历，这却不是单为个人的好处。加文塔（Gaventa）指出，他“得以归信主，不是为了让他回味那段经历，而是为了让他作见证”。因此，他归信主，随之而来的是见证的使命。虽然我们可能不会像保罗那样获得任命为使徒，但所有基督徒都奉召为基督作见证。我们一归向他，就成为他的特使（林后五20），肩负责任和一大特权，就是在世上代表他，将他的信息传给世人。
作门徒必须受苦：扫罗开始行走这天路时，就得知他将要为基督的名受苦（16节）。而为基督的名受苦也成为初期教会教导人作门徒的一个标准内容，因为耶稣对门徒的基本呼召就是背起十字架（例如：太十38，十六24）。虽然扫罗比其他许多顺服的基督徒遭遇更多苦难，但我们必须记着，为基督受苦是基督教正常的部分，并且这观点应该包括在标准的基督教简介里，让初信者认识。
大马士革经历的意义：教会一直视保罗的归信经历为独特的事件。第18世纪的英国政治家利特尔顿（George Lyttleton）说出了大马士革路上经历的重大意义，他这样写：“只要我们作周全的考虑，单是圣保罗的归信主及他使徒的身份，这些事本身就已经足以证明基督教是神所启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在新约中，使徒具有特殊的地位，是得到神启示的代言人。旧约的先知获得神直接的默示而发言，所以他们可以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和》）。基督降生之前，这个现象停止了四百年，而犹太人已有完整的希伯来圣经正典。随着基督来临，这种逐字默示的启示再次出现。耶稣说：“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在做他的工作。”（约十四10下）耶稣应许说，圣灵“要把一切的事教导你们”（十四26），并且“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十六13）；这应许实现在使徒的教导中。由于使徒见过复活的基督，也曾受他的差遣，他们的地位独特。耶稣升天之后，新约书卷被接受为正典权威之前，他们领导教会。他们是得到神启示的代言人，正如旧约的先知一样。
保罗热切指出，他不是通过人来领受他的基本信息（加一），因为身为使徒，他也是得到神启示的代言人。注意哥林多前书二章6至13节，他对逐字默示的声称在这些话中达到高潮：“我们也讲论这些事，不是用人类智慧所教导的言语，而是用圣灵所教导的言语，向属灵的人解释属灵的事。”
因此，保罗可以声称他的教导有绝对的权威。他说：“如果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你们要留意这人，不和他来往，使他自觉羞愧。”（帖后三14）又说：“但即使是我们，或是从天上来的天使，所传的如果与我们从前传给你们的福音不同，他就该受诅咒。”（加一8）谈到婚姻的复杂课题，他把自己的看法和主的教导分开（林前七10、12）。富勒（Daniel Fuller）说：“保罗认定自己的教导具有绝对的权威，我们不应视这为怪癖自大者的怒吼，而应该视此为他严肃地认识到在他的一切教导中，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说话。”
保罗对祖宗的信仰传统极之热心（加一14），这促使他到大马士革去拘捕某个宗教的跟随者，因为他们抵触这些信仰传统。他在途中遇见耶稣，领受差遣，使他踏上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他成为外族人的使徒。身为使徒，他知道自己承担了逐字默示的真理。今天，我们可以读到他的书信，它们占了新约超过四分之一的篇幅，并且我们接受它们的权威，等同基督的话语。
当代应用
在救恩中神主动角色的意义：在本书四章12节的那一课，我们注意到，我们没有能力为自己的得救做任何事，这事实应该使我们谦卑下来；真正的基督徒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骄傲自大的。有人问甘地（Mahatma Gandhi）对琼斯（E.Stanley Jones）有什么看法，甘地回答说：“他是个好人，但他对自己的宗教过于自豪了。”琼斯知道了这事就说，根据甘地的信念，他所说的是对的。对甘地来说，救恩是辛苦经营的结果。赚取救恩就好像尝试用我们的手淘空海洋一样艰难。根据这样的思想，任何人说自己对得救有把握，都理当被视为傲慢。
不过，根据基督徒的思想，救恩是神的礼物；我们不配获得，是那位主动寻找我们又带领我们到他那里的神无偿地赐给我们的。换句话说，我们没有理由自觉比别人优越。我们必须在这个时代展示这个真理，因为多元主义者视追求救恩是发自内心的，认为基督教相信自己对救恩有完全的确据是傲慢的表现。
神主动拯救那些最不可能得救的人，例如迫害信徒的扫罗；从这个事实推断，我们可作出另一个重要的推论：在归信主的事上，我们不能宣告某人是无望的。当我们面对没有宗教的人士，或是新时代运动思潮的追随者，或是其它宗教的信徒时候，我们也许认为不可能带领他们来到基督跟前。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16节所说，罪人中最坏的那一个也可以归信主，这恰恰显明最不可能得救的人也可以得救。这样更会激励我们去梦想，去祷告，去努力，使顽抗福音的人并福音的敌人归信主。
带领人亲自与基督相遇：身为见证人，我们的任务是带领人来到耶稣跟前，好让他们与耶稣相遇，让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和主宰。我们可以与人讨论宗教，为真理辩论，并设法让人明白这真理跟他们息息相关，让他们认识这真理的能力。但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人归向耶稣。因此，明智的做法是帮助那些已准备接受基督教的人，作一个寻求救恩的祷告。我们可以请他们跟着我们说；无论我们怎样做，我们的目的是要带领他们与基督相遇，让他们可以亲自与神相交。
我们不要以为所有服侍的对象都理所当然地与神有个人的关系。母亲在我14岁的时候，就带领我与主这样相遇，那时我已经对圣经有深厚的认识，并且在教会中积极参与。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一直以来在福音派的背景下受培育。他在班上作见证，说他几天前才第一次与基督相遇。印度马德拉斯的以马内利卫理公会（Emmanuel Methodist Church）曾因为会众人数少，难以维持其产业。他们打算出售一些产业时，有人向牧师（美国的宣教士）建议教会举办一些复兴聚会。于是他邀请了一位在神学和看法都跟他很不同的浸信会讲员在这些聚会中讲道。第一个晚上，当讲员邀请那些想重生的人走上前来，第一个出来的竟然是这间教会的牧师！他亲自遇见了基督，他的侍奉也得以更新，结果这教会成为全印度其中一个最大的基督徒见证中心；在他退休后的几十年间，这教会仍然保持着这个地位。
降服的重要性：基督徒曾争论过，讲述基督是主，究竟是否属于福音的基本内容。有些人恐怕，若说我们必须降服在基督的主权之下，就会使恩典的首要地位失去。如果意识到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甚至连运用得救的信心，都是出于神主动的作为和赐予，就可以避免这方面的隐忧。若不说我们需要完全降服于基督，所讲述的福音就遗漏了基督教重要的一面。我们所陈述的福音若没有讲述人需要完全降服在基督的主权之下，人若接受了福音之后才晓得，就可能会感到受骗，因为没有人告诉他（或她）有关基督徒责任所包含的“细字条款”。
今天鼓励者的位置：我们可以想像扫罗受到其他基督徒拒绝时，是何等绝望、孤单、失望。日后，他深刻地阐述“在基督里”的生活：按照这概念，地上的隔阂已被打破了，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然而这身体内的肢体并不信任他。有多少初信的基督徒正面对这样的孤单和失望！这样会带来绝望和苦毒。但神时常藉着鼓励者带来医治。盼望在我们的教会中有更多的亚拿尼亚和巴拿巴！
巴拿巴冒着极大的危险。扫罗是不是间谍呢？他炽烈的热情和直言不讳的勇气，肯定惹来一些较稳重的长老反感。这个做各样事都走向极端的年轻新秀是谁？他必定是个不平衡的人，因为他曾经一度猛烈反对基督教，现在却又奋力为它辩护。然而，巴拿巴却不顾一切支持扫罗，愿意冒上风险。今天，我们推崇冒险的行动，指的是个人的英勇行为。这里是另一类冒险事业：接受新人，推动他们前进。这是基督徒的冒险事业。基督教既是爱的宗教，我们最伟大的英勇行动，就包括冒险去爱了。冒险去相信人，就是这样的一种冒险行动。
巴拿巴也鼓励扫罗，于是巴拿巴把扫罗的事迹告诉使徒们。要这样做，巴拿巴首先要聆听这些事迹。领袖通常很有兴趣向人述说自己的故事，以致没有时间聆听别人的故事。巴拿巴把扫罗的事迹告诉使徒们，充当了这个后辈的公关代表。一般是由资历较浅的人去为领袖担任公关工作，但这里的情况却颠倒过来。保罗写书信时，也经常做这类的事：举例说，他热烈称赞好像提多和提摩太等年轻的无名小卒（例如：林后八16-24；腓二19-24）。
避免堕入陷阱，以为归信主只为个人好处：由于归信主给人极大的福气，归信者可能过分重视这些好处，却忘记了他们是肩负使命的群体。对扫罗来说，归信和使命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必须教导归信者有关基督徒的侍奉，并且让他们在归向基督的那一刻就积极参与。
印度伟大的布道家孙大信（Sadhu Sundar Singh，1889-1929年）归信主的经历跟扫罗十分相似。他也是一个强烈反对基督教的年轻人，直至他看见基督的异象，这就改变了他的一生。他的家人信奉锡克教，知道他所宣称的归信不是一时兴起后，就对他下毒，并且将他逐出家门。他踏上牧师家的门阶时，已是奄奄一息。诊治他的医生也认为他没有希望可以康复。“但他躺下的时候，浮现了一个很深刻的信念，相信神呼召他出黑暗，不会叫他还未见证他在基督里的信仰就死去，于是他开始用尽仅余气力祷告。”他终于康复过来，并且开始见证的生涯。他披上印度圣人的服装，赤脚走遍印度的东西南北去传福音。这为他赢得“血染双脚的使徒”之名，因为他赤脚走崎岖艰险的路，有时会弄得脚伤流血。他临终时，醒悟到他“得救是为要告诉其他人”这个福音。
神的救赎行动与多元主义者的态度：保罗的著作有绝对的权威，这个观念跟当代的氛围格格不入。现代的多元主义者，就像印度教徒多个世纪以来所相信的一样，认为真理是主观的。他们不重视像保罗受差遣那样的历史事件。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意念，不是事件。事件可能说明意念，但不能成就救恩，或赋予人权柄。
我们读圣经，看见神是通过事件来达成救恩。神学家谈论“救恩历史”和“行动的神”。圣经教导说，神藉着重要的救赎事件作出决定性的行动，例如出埃及、颁布法律、攻占应许地、基督成为肉身、基督在地上的生活、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五旬节、保罗的归信（或蒙召），以及基督的再临。如果我们要在这盛行多元主义的时代有合乎圣经的教导，就必须认真反思神与人类交往的这些基本事件。我们必须知道基督教是以客观的历史事件为根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