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4费兰度-使徒行传
当代应用
没有圣洁或能力的福音：有些人辩称，向不信的人述说福音中令人不快的真理，这一步可留待在贯彻始终的关怀过程中才进行；我们必须先吸引别人聆听，日后才述说这些真理。这样的说法有其道理，因为连使徒行传里的布道者开始宣讲时，也是先在众人普遍赞同的共同基础（一些接触点）上入手。不过，我们要求人接受福音之一前，他们还是需要认识基本福音中那些可能令他们不快的层面。否则，他，们可能会感到受骗，因为他们进入与神立约之前，没有人告诉他们那些“细字印刷的附加条款”。神的圣洁和他对罪恶的憎恨，是福音的重要层面，是基本信息中不能省掉的内容。正如这段经文所显示的，耶路撒冷教会展现了神那可畏的圣洁（使外人畏惧的圣洁）和神的能力（这使福音对外人有吸引力）。
近年，人传讲福音，不讲神的圣洁，已带来可悲的后果。我们看见人声称有重生的经历，却继续活在自己过往的罪恶中。我记得有报导说，一位著名的色情刊物出版商公开声称自己重生了，但他却没有放弃出版色情刊物。我们固然不能因此就不假思索地怪责教会。可是，人公然过着这种可耻的罪恶生活，还可以声称自己是重生了的人，这就可能显示出教会向世人所阐述的重生观念出了差错。
斯里兰卡的佛教徒反对基督教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拥有的是一个廉价的宗教。他们说，基督徒可以过着任何不道德的生活，他们得蒙饶恕之后，就欢天喜地地继续过着他们不道德的生活。一些著名的讲员恰恰是过着这样虚伪的生活，而我们的报章也曾大肆报导过这些新闻，这一切对基督教信仰毫无益处。
为什么福音派一直以来迟迟不愿去认真面对一些不健康的现象，例如剥削和偏见？部分原因可归咎于我们福音性讲道的内容忽略了神的圣洁，以及神圣洁的含义。我们邀请人到基督面前接受赦罪的恩典，却不要求他们为自己在社会层面上的罪悔改，诸如为自己在种族、阶层、社会阶级和性别上的歧视而悔改。我们也没有叫他们为不公义的罪悔改，例如为自己剥削雇员的罪而悔改。我们不喜欢谈论个人的罪，例如撒谎和贪心。结果，人们接受了一个对这些事情保持中立立场的基督教。尽管他们加入教会的团契，被称为基督徒，但却继续做羞辱主名的事情。在那些被种族和宗教冲突弄得四分五裂的国家里，我们便经常看见这种情况。许多所谓虔诚的基督徒向反对阵营的人展示出跟基督教精神恰恰相反的态度。
使徒行传中强调神的圣洁及其含义，明显没有阻碍初期教会有效地传扬福音。葛培理（Billy Graham）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一个巡回布道者国际大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for Itinerant Evangelists）上说，他开始传讲基督是人生的主时，许多人认为很少人会回应这个呼召，将他们的生命委身给基督：但他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回应这个邀请的人数比例反而提高了。
至于神的能力方面，当群体失去了神能力的经验，他们吸引群众归向耶稣的惟一方法，就是与群众认同。结果，他们降低了标准，不再坚持圣洁，声称他们若要吸引人，就必须这样做。不过，耶稣和初期教会的侍奉经验显示，我们不用成为罪人来吸引罪人。耶稣曾为了与罪人认同而付上代价，他被指斥为罪人，因为他这么接近他们。不过，他从不降低自己的原则。他的确到了撒该的家，这使许多人惊讶；但这次探访结束时，撒该却脱胎换骨了，前后判若两人（路十九1-10）。可是，我们不可忘记，是耶稣的声誉（可能是行神迹奇事的拉比这名声）使撒该渴望见到他。认同、圣洁和能力，是绝妙的组合！
今天，我们在教会中看见一种奇怪的现象：人们一面藉着医治，藉着彰显非凡的恩赐，去表现神的能力，一面却过着不虔诚的生活。这怎么可能呢？我初步得出的答案是：侍奉的恩赐可以成为我们性格的一部分，即使我们个人已经远离神，这些恩赐仍可以展现一段时间。我见过这种相类似的情形，有讲道恩赐的人陷入严重的罪中，但他们跌倒之后，仍有一段时间能表现出这恩赐来。可是，他们不能长久这样欺骗下去。过了不久，他们灵命枯干的实况，就会在他们的讲道中流露出来。
不论什么原因，即使不敬虔的人藉着侍奉表现出神奇的能力，这事实本身并不表示神悦纳那侍奉（参林前十三1-2）。最后审判的时候，耶稣会对那些奉他的名说预言、赶鬼和行神迹的人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不守律法的人，离开我吧！”（太七22-23）我们很容易被那些人显示的能力所愚弄，忽视他们的不敬虔。这种情形在今天频频发生，我们因他们的侍奉展现出短暂的成果，就轻忽了这些侍奉所带来的长远破坏。这个人的真面目一旦被揭穿，神就会受到羞辱。那时，人们不单拒绝那个侍奉者，还会拒绝那人的信息，即使那信息是正确的。我不敢想像，那些成为别人绊脚石的教师，将来会有什么审判在等着他们（雅三1）。
美国的神学家卡尔·亨利（Carl F．H．Henry）在1948年写了一本影响深远的书《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The Uneasy Conscience of Modern Fundamentalism），标志着福音派人士对于基督徒圣洁的社会层面在态度上有所改变；他在书中这样写：“我们现在必须对抗世界，用道德使它战栗，用动力给它希望”。
为什么有时候没有神迹性的拯救？：如果神可以拯救我们，正如他拯救了彼得和约翰一样，为什么他不是每一次都这样拯救我们呢？许多人曾为这个问题绞尽脑汁，而有关神拯救的报导有时令这些人感到沮丧，因为他们正苦苦思索为什么神没有出手阻止痛苦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我写这一段文字的前一天，到了青年归主协会一名被拘捕的义工家里。他被机构里一名想报复的前雇员诬告他跟恐怖组织有连系。我与他的妻子和母亲一起祷告的时候，我想起当初教会听到严禁传福音的消息时，第一个反应是怎样——他们深刻地反省神在历史上的主权（徒四24-28）。那是使徒行传中教会极大的盼望。不论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神是掌握着主权的，他会使用这些事情来成就他荣耀的目的。
即使是司提反的殉道和接踵而来的迫害，也成了散播神的道种的机会（徒八1-4），有助于开展教会的宣教计划，这计划在世界历史上占有极重要的位置，何等激动人心。耶稣谈到自己所受的苦难时曾说，他可以派12营的天使来营救自己，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要藉着自己的死来应验圣经的预言（太二十六53-54）。
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免受挫败，挫败本是这堕落的世界里人生的一部分（罗八18-25）。但是我们知道，即使我们在这世上经历痛苦，在所面对的每一个处境里，我们藉着基督都将会得胜有余（八37），所以每一件事情都会带来好结果（八28）。换句话说，当神没有拯救我们脱离痛苦和艰难，我们面对这样的经历时，就必须确信他能够施行拯救，却选择不这样做，是因为他要藉着我们的苦难，成就他更美好的计划。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神为何在危机中似乎没有行动，就会感到荣幸，因为他呼召我们为他受苦，我们可以用期待的心态来看他这次“得胜有余”（参八37）的情况，而这次的情况甚至将会带来超越神迹性的拯救所带来的胜利。如果神能够救我们，却不这样做，那只因为他心中有更美好的计划。
公民抗命：要负责任地实践任何公民抗命，都需要遵循一些重要的准则。阿特伍德（A.J.E.Attwood）提出，在两个情况下进行公民抗命是正当的：“1．有人要求信徒否认他们对基督的信仰，或明确地否认他们与主的关系；以及2．国家要求基督徒参与一个显然与他们作为基督徒所具有的良知互相违背的行动。”彼得的行动属于这里的第一种情况，因为拒绝作见证就等于否认信仰。阿特伍德继续列出准则来帮助我们作决定：
1．必须真的先用尽了所有民主的、符合宪法的途径。用民主的论据来劝服人是更加可取的。〔那正是初期教会伟大的护教者所使用的方式。〕—–2．公民抗命应当是开放和公开的。〔若是作口头见证的话，这一点或许并非需要，因为这行动可以在私下进行。〕若因此而被捕、受惩罚，也要顺命接受，要准备好为这非法的行动承担责任。3．公民抗命尽可能采用非暴力的方法，有些人则说必须坚持不采用暴力。4．公民抗命的行动应该展示对法律的熟悉，以及完全尊重法律。5．行动应当与其目的相符。6．公民抗命应当具有明确和合乎现实的目标；策划行动或进行这行动，都不要在政治上产生反效果。
阿特伍德的结论是：“基本上，这只是一种抗议和劝说的极端形式，而不是一种高压手段。”
有些行动，诸如打破我们认为是“荒谬的速度限制”、拒绝缴交“不合理”的税项，以及轰炸堕胎诊所等等，都不符合我们刚刚提及的准则。约翰·范伯格（John Feinberg）和保罗·范伯格（Paul Feinberg）带给我们另外两个有益的忠告：（1）虽然道德规范驱使我们违背政府，但审慎叫我们考虑应该怎样做。当保罗的信念与当权者发生冲突时，他常常动脑筋，以最有智慧的途径去回应他的处境。（2）必须记着，我们是教会这个属灵群体的成员。因此，“与基督身体的其它肢体一起商量和祷告，是明智的做法，这不仅是在策划怎样在社会中代表神的时候，而且是在选择采取超越法律界限的行动的时候”。在除暴安良的英雄电影世界里，那些英雄只身为公义而战；但在现实生活中，群体的行动才是审慎得多的做法。
尽管有了这些忠告，我们仍必须记着，对于某人在某些特定的处境中应该采取什么具体的行动，教会内很可能有不同的看法。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参与刺杀希特勒（Hitler）的阴谋，许多基督徒认为这是一个英勇的决定，然而有人却视之为违反圣经的教导。另一个例子是偷运圣经和基督教书籍进入“限制进入的国家”的道德问题。有人认为对于禁止出版和发行基督教书籍的国家，这是让福音进入它们当中的必要途径。有人却认为基督徒应该遵照国家法律的规定行事；在可能的情况下，该跟政府谈判，要求放宽有关的法律规定。这两组人，神都使用来荣耀他自己。
同样，中国大陆许多诚恳的基督徒认为，不管共产党政府怎样控制“官方”的三自爱国运动，怎样利用它，他们也应该在这范围内行事。有人则认为这样的参与是妥协，而在“非法”的家庭教会内做事。基督徒对于战争的参与程度和方式也有不同的看法，尤其在实行强制兵役的地方，就有人提出了“积极不参战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的观念。有些人化解这矛盾的方式，就是选择在军方医院或其他人道部门服务，好让自己不用直接或间接参与战争。
对于那些没有必须遵守单一立场的不同课题，圣经容许基督徒之间存有不同的看法。在圣经里，这类课题的例子包括：饮食习惯（罗十四）、遵守圣日（罗十四）、吃拜过偶像的食物（林前八）。对于这些课题，保罗提出重要的指引，例如“就让各人确信自己心里所想的”（罗十四5）。他警告，要提防自己以审判官或高人一等的态度来对待异见者（十四1-4、13），以及不要让自己的行为成为较软弱的基督徒之绊脚石（十四13-16；林前八9-13）。在这些地方，我们切不可将自己的看法强加于别人身上。按保罗的说法，“你所持有的信心，你自己要在神面前持守住”（罗十四22）。我们的行动应当符合保罗提出的大方针：“这样，让我们追求那些缔造和好关系的事和彼此造就的事”（十四19）。
说了这些以后，我们还必须提出，面对赤裸裸的不公义和压迫时，我们不能因为教会对于怎样处理该问题没有共识，就采取默许的态度。这正是一些基督徒在纳粹党人施行暴政期间所采取的立场。
传福音的热忱：初期教会显然把焦点放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把握每个机会，不惜任何必需的代价，以促进福音大业。当他们在法庭上受审，他们基本的关注不是赢得胜诉，而是促进福音大业。我们也必须把受迫害的处境视为分享福音的机会。
有一次，我乘火车到斯里兰卡一个偏远的宣教站，那时基督教受到攻击，因为有许多贫穷的佛教徒归信基督。基督徒在报章上被人诬告，说他们以金钱作为利诱，收买归信者。坐在我身旁的佛教徒，就提出这些典型的论据。我回应他的时候，否认那些指控，并指出报章可能是利用单一的个别事件来歪曲事实。接着，我告诉他，基督徒相信这个世界是由那位至高的神所创造的，他看见这世界乱七八糟，就为这乱局提供了解决之道，那就是基督。因此，我们视这为世上最重要的消息。由于我们这样相信，所以我们必须与世人分享它，不管这会使我们受苦或被中伤。我把握这个机会，解释这消息为何及如何是创造主对世界提供的答案。我希望这位佛教徒不仅明白我们为什么传福音，而且也受到挑战，知道这福音也是解答他的问题之答案。
使徒们为了传福音而被鞭打，传福音的热忱却使他们仍然充满喜乐。他们喜乐，因为对他们来说，地上的羞辱其实是很大的光荣。因此，鞭打没有遏止传福音的活动，反而使它更有力地向前推进（42节）。这种对尊荣的理解，就是最初数个世纪一些基督徒渴望殉道，以及很多基督徒虽没渴望殉道却在其中感到喜乐的原因。安提阿的伊格那丢（Ignatiusof Antioch）大约于公元107年在叙利亚殉道时，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用铁链将我与你的使徒保罗绑在一起，使我对你的爱完全，藉此给我尊荣。”
伊朗的基督徒领袖狄巴（Mehdi Debaj）为了他的信仰被关在狱中九年，他从监狱获释后六个月，于1994年被谋杀。其中一个看守他的监狱守卫曾经问他：“耶稣基督是否知道在这监狱里有爱他的人？”他回答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千千万万个爱他的人，他们都愿意为他牺牲性命，我也希望是其中一位。”叙述这件事之后，狄巴这样写：“如果有一天，我的性命是为他而牺牲，那将是何等甘甜。”
对我们来说，这些态度并非自然而来。我们当众被嘲弄或为福音而受罚时，通常会生气，愤愤不平，部分原因可能是我们认为在众人面前，我们应该看来是得胜的。明显地，圣经的英雄人物长期以来怎样看都不像是得胜的；可是，神最终必得胜的异象，以及他们暂时的失败能为天国赢得更大的胜利这信念，推动着他们。我们在跟福音有关的事情上必须培养这种对生命的态度，尤其在注重公众形象的文化中，因为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这种态度很难持守得住。
对众使徒来说，这些态度也不是自然产生的。加尔文（Calvin）说：“千万不要以为使徒十分麻木，所以不感到羞耻，甚至不觉得受屈辱；因为他们并没有完全弃绝了本性。不过，当他们仔细思考原因时，喜乐就掩盖了其它。”加尔文同意我们大多数人并不是这样想：“在100人当中，也没有一个能了解基督所受的羞辱胜过世上一切的胜利。”因此，他说：“因此，我们必须更加认真地思想这句话。”我们必须经常扪心自问：“基督的福音和他名字的尊荣对我们有多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