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犹大福音与新约旁经
第二章：《犹大福音》属乎真确史料？
国家地理学会宣称，经过专家们几年来保存、鉴定及翻译，证实了《犹大福音》是基督教一部旁经的真本，他们用五种方法去鉴定其年代，断定这古抄本大约抄写于主后300年左右：
1.放射性碳定法（Carbondating）：2005年1月，碳十四化验专家提摩太．祖（TimothyJull），他是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总监，他在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ofArizona）那以放射性碳十四定年法而闻名的加速仪实验室内，鉴定取自《查克斯古抄本》的微量芦苇纸与皮革样本，结果显示这古抄本的年代大概介乎主后220年至主后340年之间。
2.墨水分析：墨水分析由伊利诺伊州威斯蒙特的麦克隆实验室进行，并确认所取样的墨水被验出含有主后三、四世纪所用的碳黑，而该些含有铁质的墨水亦在其它方面符合着埃及三世纪的其他种类金属墨水。
3.多光谱照影术（MSI），这是一种鉴定古文件成份，也可判断文件有否曾被修改。杨百翰大学（BrighamYoungUniversity）古抄本影像实验室的金沃尔（GeneA.Ware）在瑞士替古抄本的部份碎件作多光谱照影分析，结果显示这古抄本的光谱跟其它古埃及文献真迹十分相近，而且抄本也没有发现多重改写或多重上墨的痕迹。
4.内文比对：古抄本是用埃及古科普特语之沙希地方言写成的，一些学者从语言形态方面作比较，就发觉古抄本无论是神学观念抑或文字特性都反映出纳哥哈玛地古卷集（TheNagHammadiCodex，这古卷集于1945年在埃及出土，其年代可上溯至主后几世纪）的观念与特性。另外，加州橘郡查普曼大学研究圣经与基督教的马文．梅尔教授（ProfessorMarvinMeyer）及德国明斯特大学（UniversityofMunster）的科普特学专家史帝芬．伊茂教授（ProfessorStephenEmmel）均同意这份古抄本反映出主后二世纪盛行的诺斯底教派的特殊观点，希腊文原版的《犹大福音》应在这期间写成的，期后才翻译成古科普特语版本。
5.古字比对：最后，古抄本的字体或笔迹都跟纳哥哈玛地古卷相近，伊茂教授指出，“我在研究生涯看过数百份古抄本，这绝对是标准的古科普特语手稿。我深信不疑。”
一般来说，涉及圣经的考古研究，多由基督教学术组织进行鉴定及翻译，此次《犹大福音》的鉴定及翻译则由没有宗教背景的国家地理学会作统筹与进行，有点异常。不过，国家地理学会向来是甚为权威的组织，其《国家地理杂志》更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权威与中肯报导，甚高学术水平。而观乎参与是次鉴定及翻译的，亦确是世界一流学者，笔者也认为其中有极高可信性，即是说，《犹大福音》应确是古抄本，确是主后第三世纪作品，不是今人伪作的冒牌东西。有人认为碳十四化验并不准确，可以伪造，因为碳十四的消耗可以在焗炉里模造，但碳十四加语文等几种证据配合，却应真属一份古抄本。
国家地理学会是次高调宣布并宣称其研究成果，笔者很难相信，如果这古抄本日后被发现是假冒的古抄本，会对国家地理学会造成怎样的打击。我们有理由相信，没有十足把握（或九成九把握），国家地理学会不会这样鲁莽行事。除非是因为他们太急于希望赶上电影“达文西密码”之热潮，结果推出了仍未有最后结案的研究成果。这点有待将来才知晓了。笔者个人相信，这可能性不高。当然，圣经学者也值得进一步研究此古抄本的真伪成份。
真实史料不等于史实本身
《犹大福音》应是真确的史料，具真确性（Authenticity），不是冒牌史料或今人伪作，这点大概不容置疑。问题是，这真确史料本身是冒牌东西，是野史，不是正史。它是主后三世纪的译本，但希腊原版文献只是当时一些受诺斯底主义影响之基督徒按该主义而把圣经故事翻头换面改写过来的东西。真确的史料，不等于就是按史实写下的史料。正如真确（指真是出于古代）的野史，不等于就是按史实写下的正史。“古”，不能就表示着“真”，文本的真实跟内容的真实是全然的两回事。
这情况就如人人皆知《三国志》及《三国演义》都记载中国古代魏蜀吴三国故事，但陈寿写的《三国志》是严谨可靠正史，罗贯中写的《三国演义》却是野史，即使《三国演义》比《三国志》更为著名，前者比后者更被人津津乐道。三国演义是作者按史实改编的野史，且是近乎“肆意”的改编，结果，枭雄曹操被描写成了奸狡之辈，关云长被神化为过五关、斩六将的绝代英雄，诸葛亮成为料事如神的绝世军师。都是事实吗？正史告诉我们，不是。如果关公真的如此神勇，孔明先生真是如此机灵多智，后来蜀国就不会落得如此悲惨收场。三国志，出自历史家手笔；三国演义，出自说书人（广东俗语的“讲古佬”）之手。前者是历史记载，后者是小说，二者有天渊之别（话虽如此，但后者无疑比前者精彩很多，不然也不会比前者远为著名，成为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
三国演义，跟三国志一样，是货真价实的史料，但三国演义这真确史料本身却绝对是野史一部，跟史实有很大出入。同样，《犹大福音》虽应是真实史料，但这史料本身是假的，是野史，不是正史，其内容并不足信。事实上，在人类历史很早时期，就已有捏造故事、虚构出来之“小说”（Fiction）这回事。
举个例子，如果今日笔者兴之所至，手写了一卷《约瑟福音》，天马行空地写耶稣父亲约瑟在耶稣事奉期间隐居埃及的故事。这卷书在五千年后被人在瓦砾中发现，由于离开主耶稣时代“只有”千多年（或因纸张残旧而被推算为更早年期），故此也有可能被人推算是“古抄本”，甚至是“初期教会重要文献”，当然，不能因为这“古抄本”是笔者的“真迹”，是“真本”，而且年代久远，所以就断定这“古抄本”一定对解释约瑟之故事有崭新的历史资料或观点。真正决定的因素，不是抄本是否真迹，不是年代如何久远，而是内容合不合理，是否可信，跟圣经新约以至旧约又是否承接贯通。圣经新旧约六十六卷书，内容以至神学理念都前后全然连贯，浑然一体，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随便加上去的。
《犹大福音》只是新约旁经其中一本，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它并不真是四福音之外的一卷什么“新福音书”。它唯一独特之处，大概只因它已佚失将近一千七百年，到现在才首次呈现在世人面前而已。
概言之，作为考古发现，《犹大福音》或许有点参考价值（另参本书第六章），但我们却绝不能因它是有考古价值的文献而认为其内容也应该正确，或甚至以之作为基督教信仰上的诠释。考古价值及真理诠释，是全然不同的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
爱任纽提到《犹大福音》
《犹大福音》属乎真确史料，除了用几种鉴定法去鉴定外，亦有一个重要证据，就是教会历史确曾提过此福音书。历史上首次提到《犹大福音》的，大概是早期教父爱任纽（Irenaeus），他在主后180年期之著述内就提到了《犹大福音》。当时他是里昂（Lyon）的主教，里昂属罗马高卢地区（Gaul，即今日的法国）。他在《驳异端书》（参AgainstHeresiesI.31.1）内猛烈抨击当时一些流行的异端，其中就包括了《犹大福音》在内，他提到有一群叫该隐群体（Cainites）的人“宣称唯有叛徒犹大是—–知晓别人所不知的真相，完成背叛的秘—–他们杜撰一个相关故事，命名为《犹大福音》”。
这个该隐群体属于诺斯底教派其中一支派，他们视该隐是一位英雄。他们视旧约的上帝为邪恶的，他们把传统中那些旧约英雄视为奸恶之徒，而崇尚所有勇于挑战旧约上帝之权柄的人，包括洪水前的人类，所多玛城的居民，而他们也特别尊崇创世记提到的首位谋杀者该隐。这些该隐群体很可能就是著作《犹大福音》的人。
爱任纽又宣告，在当时所流行的各种福音书中，只有四部是被认可的，即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及《约翰福音》。
后来，爱尼尔主教（SaintIrenee）亦把《犹大福音》抨击为异端。
爱任纽之后两个世纪，居比路（Cyprus，即今塞浦路斯）主教依芬尼斯（EpiphaniusofSalamis）也曾抨击《犹大福音》把犹大描述为一个帮助耶稣成就救恩的人（Haeres.xxxviii）。另外，教父俄利根（Origen）也在所著之DeStromateis内提及《犹大福音》。
一般相信，当其他福音书被列为旁经、被公告禁止使用之后，一些抄本就被某些信徒藏匿起来，一些则流传往外地，包括当时有不少犹太人聚居的埃及。《犹大福音》远离史实，当然也被视为异端书籍而被禁，其希腊原版手稿大概因此流入埃及，并于百多二百年后被译成科普特语，但这也足见这《犹大福音》在当时仍流传于部份基督徒群体中。
事实上，诺斯底主义这异端思想在主后一至四百年之间都一直困惑着基督教会，亦在很早以前就被判定为异端邪说，因此充满这种异端思想的《犹大福音》当时仍有流传，绝不稀奇。
当然，爱任纽虽提及《犹大福音》，也提到有人宣称叛徒犹大知晓别人所不知的真相，但他所提及的该旁经是否就确是现在《查克斯古抄本》内的《犹大福音》呢？抑或是内容相近的另一同名而不知何年写成的旁经著作？并没有肯定答案。所以，用爱任纽的记述来证明这《犹大福音》真确性或写成年代，并不一定正确。即使爱任纽指的确是现在的《犹大福音》，也仅是多了一种证据去证明一件事实：一卷被当时教会摒弃的伪福音书确实存在。
《犹大福音》只在初期教会稍被提到，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此福音书曾一度在任何历史时段中被主流教会所接纳。
残破不全的《犹大福音》
另一令人对《犹大福音》感到质疑的，是它虽然应是真确史料，不过十分残旧破碎，虽经几年拼凑，仍有不少遗漏地方，而已拼凑的部份仍很难说是百份百属乎原来面目。再者，整份包括《犹大福音》在内的《查克斯古抄本》都不是由考古家发现，而是从古董商手里买来的（一般而言，这已大大对一份古物的真确性或可信性打了很大折扣）。何况曾经过古董商辗转买卖，部份页数已分散在不同古董商手里（所以说不定日后仍会有新的资料出现），这亦令《犹大福音》更为残缺不全。
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一班专家的几年努力，《犹大福音》确被鉴定为主后三世纪左右作品，而且保存及翻译也有一定的专业水平，但始终来自古董商之手，又属残破不全的古抄本，就不禁令人质疑其可信性。再者，一般而言，要判定一份古抄本的准确性，也需要有其他的古代抄本作比对（四福音有很多古抄本作比对）。然而，《犹大福音》却是硕果仅存的孤本。要信任此孤本的准确性，就一定要信任期间的拼凑补漏过程。期间又会涉及多少的主观因素或“错拼”成份？
这份源自一千七百年前的孤本无疑有其参考意义，但要藉这份残破不全的孤本去建立任何一种学说或理论，都非常危险和主观。再说，这古抄本的文字是古科普特语，今日我们对这种消逝多时的古代文字，又是否能够在翻译上有绝对把握呢？当然，最重要的，是如上文所述，纵使这抄本确属古代抄本，却不等于其内容是真确的史实。
“国家地理杂志”处理恰当吗？
从种种证据看来，《犹大福音》关乎犹大或耶稣的记载都不是历史真相，可是瑞士基金会及国家地理学会却以“修复犹大福音及修复门徒犹大之角色”的高姿态向世人展现这福音书。
事实上，整件事情都来到有点仓促，瑞士基金会的罗博在收到鉴定结果后不久就向外宣布说．“我们刚收到碳十四化验报告，证明抄本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古旧，大概可追溯至第三世纪初至第四世纪”（Wehavejustreceivedtheresultsofcarbondating:thetextisolderthanwethoughtanddatesbacktoaperiodbetweenthebeginningofthethirdandfourthcentures）。这种仓促并不合乎一般学术研究的谨慎原则。另一方面，国家地理学会高调地宣传是次鉴定及研究结果，就更显得有点过火。
零六年四月六日，他们出版了两本书籍，一本是《犹大福音》，由格瑞果．沃斯特及马文．梅尔等主编（这几位都是曾参与该福音书鉴定、修复及翻译工作的人），及《失落的福音》，作者是贺柏．克罗斯（HerbertKrosney）。这两书除详尽介绍《犹大福音》的出土、在古董商们之间几番转手、修复和鉴定、翻译等经过外，也列明此福音书曾在昔日被初期教会列为异端旁经的史载。当然，两书都暗示《犹大福音》可能指向真正的历史真相。犹大被四福音指为叛徒，只不过因为是当时初世纪时外邦基督徒都很针对犹太人，于是就在记载历史时刻意善待罗马巡抚彼拉多，而把出卖耶稣罪名强加诸门徒犹大身上，令犹大蒙受不白之冤。
零六年四月七日开始，国家地理学会在其设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总部展览古抄本的残破书页。
零六年四月九日，国家地理频道电视台（国际，NGCI）在全球首播了两小时的特别节目“《犹大福音》纪录片”，内容关乎该古抄本的研究工作及文献中的细节，并想藉此而揭示所谓不为人知的大秘密，就是“门徒犹大不是耶稣的叛徒，而是英雄”的观点。随后也在不同媒体中不断重播类似的记录式节目。
零六年五月份，在《国家地理杂志》刊登关乎《犹大福音》之特稿，亦以该福音书残片作该期的封面，封面标题是“为一份有1,700年历史之文献的秘密作译码”。留意其中的“译码”二字明显让读者联想起《达文西密码》小说及众多为该小说译码的基督教或非基督教书籍。国家地理学会想借助“达文西密码效应”之心，昭然若揭。至于正文的标题，就是“一份1,700年前的古代文献说出卖耶稣者其实是他最信任的门徒”，而内文跟学会之前出版之二书内容相若。内文也以大字标题列出《犹大福音》两句说话：“这是秘密记载，透露耶稣与加略人犹大—–的对话”及“你将凌驾所有人，因你将牺牲那遮蔽我的肉身”，并在经文之下以巨幅图片刊出写有该两句经文的抄本残片。
该期杂志本身在特稿内没有清楚表示自己的立场，只透过一些学者的正反意见来表示自己立场中立，但字里行间仍明显地表示地理学会认为《犹大福音》有可能指向历史真相。例如“有学者说—–《犹大福音》内没有记载什么我们可以认为是属于史实的东西。但其他学者却认为它是一重要新窗叶，令我们得窥早期基督徒的思想。普林斯顿大学宗教教授伊莲．伊格斯说：这会改变早期基督教的历史—–”。
杂志又引述提供该古抄本之查克斯女士的话，“每件事都是命中注定的—–我自己就被犹大命中注定要把他的真相恢复过来”（Everythingispredestined—–IwasmyselfpredestinedbyJudastorehabilitatehim）。而特稿最后一句（一般来说，最后一句话是表明特稿作者立场的）是：“犹大已得重生，他将要面对世界”。国家地理图书亦会于稍后推出古抄本图文并茂的重要版本。
很明显，这种种高调的处理方式，来得并不恰当。学会方面没有正式表明立场，却无疑在引导人们觉得可能真有其事。他们又想令人质疑新约圣经正典的可靠性，例如瑞士基金会的罗博说，“当时大概有三十多卷别的福音书卷因为跟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所要求的政治式教义无法兼容，就被撇在一旁了，这些书卷有些已被发现”（Thirtyothertexts-someofwhichhavebeenuncovered-weresidelinedbecause’theyweredifficulttoreconcilewithwhatConstantinewantedasapoliticaldoctrine’）。这点明显跟事实不符，当时旁经不被纳入正典，根本跟政治因素无关（参本书第十五章）。
他甚至宣称这《犹大福音》的发现令人质疑着一些基督教传统信念。又说，《犹大福音》某程度上可以修复门徒犹大角色，他说，传统上常用犹大这名字来表征“杀掉上帝”（deicide,orGod-killing），而一些基督徒更想藉此来指控犹太人（Judas跟犹大支派Judah或犹太人Jews二字都有文字及音调相近之处），认这些说法也明显跟史实不符。
没有证据显示教会在历史上曾把门徒犹大其人或其名字跟犹太人连在一起。犹大的罪行是他个人的。至于要追究是谁把耶稣钉在十架之上，那么当时的犹太百姓，并法利赛人及文士祭司们（他们也当然是犹太人），以及罗马巡抚、希律等人，都全部要付上责任。而从神学上，真正把耶稣钉在十架上的，是他自己（或说，是圣父），是他甘心把自己献在祭坛上，去成就救赎恩典的（或说，是圣父甘心把他独生子献在祭坛上的，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记载，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因此，教会从未有真正去“追究是谁对耶稣钉身十架之事负上责任”，更没有藉门徒犹大其人或其名字去追究犹太人的责任。何况，初期教会很多基督徒本身都是犹太人，试问又怎会刻意去藉犹大去针对犹太人呢？因此，罗博的说法绝对不能成立。
如上文所述，即使这抄本真确性得到证实，其史实性或重要性也是非常负面的。因此，国家地理学会的宣称，实在言之过早。可是，我们可以留意，无论是瑞士基金会抑或国家地理学会，都在引导人去相信《犹大福音》的记载是有根有据的。他们想世人相信，他们不但修复了《犹大福音》，也在某程度上修复了门徒犹大在圣经中的真正角色，并说什么“令历史真相大白”、“可能改变宗教历史”等等。
国家地理学会处理此次事件无疑过于仓促甚至草率，他们只找一位古文学者史帝芬．伊茂（StephenEmmel）作顾问，而一些众所皆知对《犹大福音》极有研究的学者却没有咨询，例如写作《犹大的秘密》（TheSecretsofJudas）的詹士．罗拔臣（JamesRobinson，此人是真正的古埃及科普特语专家，曾完成1945年在上埃及出土的纳哥哈玛地古稿集多份抄本之翻译），以及查理．汉迪（CharlesHedrick）等，都没有被邀请作咨询人。这亦令人感到学会方面因一些理由而有意把一些科普特语专家摒诸门外。
事实上，《犹大福音》作为一份考古文献，人们就要对它的考古真确性有很高要求，不应如此草率与高调，一位美国圣经学者布斯．加顿（BruceChilton）就在网上发表文章说，对此次国家地理学会夸大扭曲《犹大福音》之重要性感到很失望，“国家地理学会如此夸大而扭曲这次发现之重要性，我一定要说，我很失望”。英国新约学者杜．奇迪斯（ToddKlutz）亦发表声明，“像差不多其他所有考古作品一样，《犹大福音》的科普特稿件也应该要被学者研究分析一段时日才可以得到一些较像样的严谨报告”。
当然，比国家地理学会更处事失当的，是世界各地的报章杂志等传媒，大肆宣传此福音书的出现会“颠覆圣经、推翻传统—–”，总之是报导夸张和失实、喧哗取宠，把犹大由叛徒变成牺牲自己、成全耶稣的英雄，甚至变成了耶稣最知心的一位朋友。这些渲染失实报导令不少人（包括一些信仰基础不深的基督徒）感困惑，亦对事件发挥了很负面的推波助澜作用。
当然，我们得接受一件残酷现实，就是今日是以“娱乐性”、“新闻性”决定一切的传媒世界，什么“忠实报导”、“寻根究底”精神，早已绝迹多时。可惜的是，明知传媒之报导浮夸不可尽信，但很多人仍被传媒误导和影响，实是不可理喻。总言之，世界各种媒体已是世上很多不同风潮产生的关键因素，是次极有权威的国家地理学会加上各种媒体的夸张报道，结果令“假”似“真”，更令“真”变“假”，甚至引起一片对基督教信仰质疑的声浪，实是一个是非颠倒的世代。
这令人想起先知以赛亚的话，“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赛五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