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清教徒的牧养

清教徒从他们的道德律观念中所做出的推论，对我们理解他们后来如何促进丰富、完全的敬虔，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这些推论塑造了他们归正的观念。罪人必须先被带到“圣灵的束缚”之下，然后他们才能哀恸、呼求基督。在这方面最著名的或许是托马斯·胡克和他的《如何预备灵魂迎接基督》(The Soul’s Preparation for Christ,1632)。这在托马斯·古德温的论文《和好》（Reconciliation,1651）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当他谈到对尚未归正者的讲道时说：“我们竭力让传讲律法成为最重要的任务，好用那把大锤先把你的骨头敲碎，然后我们才能传讲福音。”

但即使归正以后，律法在基督徒的生命成长中，也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除了比较例外的理查德·巴克斯特不视律法为永恒之外，大部分清教徒都教导说，律法是圣洁的模式，对所有人都不变，因此对信徒和对其他人，都一样有效。“罪在基督徒身上，仍然是罪。”他们会这样说。事实上，信徒的罪从某个角度来说，更严重，因为它们不仅与光明和公义相敌，而且也与上帝的恩慈相敌。他们完全不同意反律法主义者的看法。这种看法认为，因为信徒现在已经被称为义了，所以他们就不再需要关心他们的缺陷，也不必为他们的罪忧伤。

清教徒的看法正好与此相反。他们认为，信徒必须既要为他的罪寻求赦免，也要为之忧伤。因为这一点对理解他们的敬虔观念极为重要，所以我们下面对此给出比较完整的文献证明。

罗伯特·伯顿（Robert Bolton）在他的《受伤的良心》（Afflicted Consciences）中说：“一旦当那拯救灵魂的血泉，从上帝的独生爱子那里，透过信心向你的灵魂敞开，要洁净罪和污秽；那么相对应的另一个悔改的泪泉，也必须在你卑微的心中打开，并且一直到你死之前，都不能枯竭。”

卢瑟福（Rutherford）在他《信心的胜利》（Triumph of Faith）中如此说：“从律法上来说，一颗挣扎的良心，完全符合蒙称义之罪人的情况。”“这在实际中的教导是，在这种时候，我们必须等候上帝，得到他新的赦免和安慰。

这就把我们带到下一条支撑他们敬虔观念的原则，即罪的极端邪恶。他们的书名就把这一点表达得非常清楚了。拉斐尔·伟宁（RalphaVenning）的用词是“瘟疫中的瘟疫”。耶利米·巴罗夫（JeremiahBurroughs）的用词是“万恶之恶”。

没有一个生物学家把自己的标本放在显微镜下，像清教徒对待罪那样，那么透彻地研究、隔离、诊断。没有任何一类人会更严肃地处理罪的问题。“什么是罪？罪就是对任何一条上帝律法的亏缺和冒犯，而这律法是赐给理性被造物作规范的。人堕落之后所处的有罪的状态，在于亚当初罪的罪咎、他被造时所拥有的义的亏缺、他本性的败坏，以及他因此彻底偏离、也没有能力、甚至敌视一切属灵的良善、并完全倾向于一切邪恶，而且不断如此。我们从本性上说，是可怒之子、撒但的差役，在今世当受完全公正的惩罚，以及永远的灭亡。”

考虑到前面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清教主义最有力量的一点，就是要求信徒在整个一生中，与还残留在重生后的心中的罪，每天争战。显然没有人比欧文在他《文集》第六卷中，所提供的药方更好的建议了。下面是他所倡议的方向：

除非一个人成为信徒，否则治死罪不可能发生。未重生的人试图治死罪是危险的。信徒除非有完全的真诚要治死每一项情欲，否则也不可能治死罪。半心半意的治死，总是来自败坏的原则。上帝有时管教信徒，让他们受到某种情欲的试探，是为了责备他们在其他方面的疏忽。因此，治死罪必须有系统地进行。当你想起任何情欲的危险征兆以后，对不断攻击你的罪，你的头脑要努力对其罪咎产生清醒的认识，认识到它如何缠累你，消灭你的平安和力量，伤害你，夺去你作为基督徒的益处。然后让你的良心感受到你的罪咎的重担。热切地渴望脱离它，并在它刚一冒头的时候，就竭力抵挡它。也要思考上帝的庄严伟大，以及你对祂的渺小认识。不要放松自己，直到你憎恨你的罪，并对基督、特别是祂的死产生出信心。

这就是清教徒对付罪的典型方式，被欧文用简洁的方式总结出来。这与前面修道观念的距离是天地之遥，与德拉蒙德的“理想基督徒生命”和高等生命运动的完美主义，距离也几乎同样遥远。

在某些圈子里，人们流行把这称作律法主义。但靠行律法在上帝面前获得地位的律法主义，在清教徒的神学里毫无地位。相反，律法为我们规划出如何爱上帝和邻舍。成圣是对上帝的感恩，而感恩应该产生出“敬虔的一切形式”。这才是他们的看法。这不是律法主义。

三

考察了影响清教徒敬虔成形的这些神学基础之后，我们现在要来思考的是，他们这种形式的圣徒样式，有什么突出的特征。我们将从两方面来看：消极方面，然后是积极方面。这些要点很多都可以简短陈明，不必过多阐述。但我们至少要提一下这几点，才能算勉强完整地呈现了他们的特点和重心。

1.他们的敬虔并不反对教育。他们信任学识、学习和透彻的教育。我们不必在这一点上花太多时间。他们的领袖和牧者，大多数都是学者和大学教职人员——而且常常属于极有天赋和成就的那一类人。

2.他们并不逃避或反社会。他们很多人都有一个很大的大家庭，比如亨利家族、柯藤家族、马瑟（Mather）家族，等等。马瑟家族可能是史无前例的。他们起源于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之间的某个地方，早期和托克特斯（Toxteth）有联系。在四代人中，有11位马瑟家的人物投身服侍。在新英格兰服侍的7位，服侍的时间加起来总共有250年，还出版了超过500份作品，有些作品（如《大事记》[Magnalia]）对教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他们并不反对政治。我们很熟悉的一种敬虔，会把政治和在政治上的见证排除在基督徒生活之外。这些人不是这样。他们也意识到那种心态的存在，并有意识地抵制它。“基督徒接受和执行民政职位，是合宜的，如果他们如此蒙召的话；当他们在位时，应当按照每个联邦政府的全部法律，特别注意维持敬虔、公义与和平；为此目的，在现今的新约时代，如果公义和必要的情况出现，他们也可以合法地进行战争。”这是他们表达可以参与政治的方式。他们深切地关心世俗政府。顺便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并非和平主义者。

4.无需多说的是，他们不反对教会体制。他们热切地相信，教会应该有治理。比如，据统计，在1640到1660年之间，有不少于3万份关于教会治理的论文出版。他们认为，教会治理和秩序，即使对教会的存活不是最必要的，对教会的健康也是最必需的事情。他们一定会完全同意拉比杜坎（Duncan）的说法。他说，罗马天主教会是一具尸体，有身体却没有灵魂；而弟兄会的教会是一个鬼影，有灵气却没有身体。他们也非常乐意接纳教会劝诫，正如他们的作品和著作所表明的那样。

5.他们从来没有发展出所谓的“小群”心态。虽然他们认为罗马教会不是真教会，但从未因为圣公会的缺陷或他们自己个人所遭受的逼迫，就采取消极、狭隘的小群心态。他们发自内心地乐意与欧陆和美国的教会建立兄弟般的联系。这方面举一个例子就够了。皮埃蒙特（Piedmontese）大屠杀①对他们产生的刺痛，如同是击打在他们自己身上一样。弥尔顿著名的十四行诗，虽然是个人的言语，但所表达的愤怒，却是各地清教徒都有同感的。他们有非常大公性的精神。

①中世纪的瓦勒度派（Waldenses）常被视为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在宗教改革后期也基本上被改革宗阵营吸收。他们在17世纪中叶在皮埃蒙特地区（今意大利北部）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弥尔顿为此写了一首著名的十四行诗。——译注

6.此外，他们也并非不爱国。虽然他们承认，福音从某个角度说，让基督徒的国籍变得不那么重要，但他们骨子里仍然是英格兰和苏格兰人。他们有很清醒的民族意识。如果可以不引起误解地使用一个词的话，我们可以说，他们几乎有一种民族自豪感。显然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国内的罪恶那么痛恨。因为他们在一个更高和更正确的意义上，爱他们的国家。这种对祖国的爱，部分来自人的自然、合法的本性，部分来自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使命的确信。约翰·福克斯的《殉道史》（Acts and Monuments）对鼓动这种情绪起了很大作用。复辟时期的罪伤害了他们，深深地刺痛了他们，因为他们知道，罪不仅使个人受谴责，也一样使民族受谴责。这同样也是一个大题目，我们无法在这里详谈。但威廉·哈勒（William Haller）在1963年出版的《福克斯的殉道史和蒙拣选的民族》(Foxe’s Book of Martyrs and the Elect Nation)，对这些层面作出了阐述。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找出清教徒所教导并展示出来的圣徒样式的几项突出特征。我们已经提了一些消极层面的。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积极层面的。

我们在这篇论文中的看法是，清教徒的圣徒样式和敬虔是可见的。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转向的方向。我们首先要对证据做出一些一般性的评论，然后给出一些我们看到的例子。

我们现在来看看清教徒圣徒的一些积极特征。首先，让他们出类拔萃的最深刻特征，就是我们必须称之为“上帝同在的意识”的那种东西，即对鉴察一切的上帝临在的感觉，感受到祂的位格、护理、权能和其他属性，并从而对祂献上尊崇和敬畏，视祂为我们的上帝。这是其他一切的基础。或许没有人在这一点上超过他们。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他们否认自己、放弃自己的谦卑精神。这有两个方面，分别影响到他们和上帝以及他们和其他人的关系。就与上帝的关系而言，这最好归结为一个词：“神之义”。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上帝的公义。这种态度的一个清楚例子可见于普雷斯顿的《信心和爱心的护心镜》（第二部分，132页）：

除此之外，当你看见上帝给他们严厉地降下瘟疫时，难道你没有理由为上帝公义地审判万民辩护吗？也许在你看来，人们受到惩罚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情；但如果我们想到他们憎恨上帝、与祂为敌，你就可以为上帝做辩护了。

上帝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上帝永远都是正确的：无论是预定、弃绝、称义、定罪、施慈爱、发愤恨、审判、祝福、咒诅、责备、败坏、杀灭、使人活、还是使人复兴。因此，他们理解到，整个救赎工作在个人身上的主观表现，就是使他愿意在一切事情上，认同上帝的带领——祂的律法、祂的福音、祂的护理、祂在任何事上对待人的方式，特别是祂在基督里所提供给我们的救恩的方式。归正应该在我们里面，安置上“基督徒的满足”这颗稀有珍宝。

他们彼此之间的谦卑表现在，他们非常留意给其他人以尊敬和地位。因为他们深刻地知道，即使是最好的人的心，也都会沉迷于骄傲和自恋，所以他们竭力尊重彼此。这就是为什么，比如说，约翰·欧文会如此评价威廉·歌士瑞（William Guthrie）可敬的小书《基督徒最大的关注》（The Christian’s Great Interest）的背后原因。他说，歌士瑞的书比他所有渊博大作所包含的神圣真理还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同样是这位约翰·欧文会说，他愿意用他的一切学识来换约翰·班扬的讲道。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这种深刻敬虔的谦卑，显然是清教徒日记中很多曾被视为病态抑郁的话的真正原因。毋须多说的是，清教徒在属灵自传的事情上做得很好，对他们内心的思想和感觉，留下了非同寻常的完整记录。这方面一本很有价值的书是欧文·瓦特金斯（Owen C.Watkins）的《清教徒的经验》（The Puritan Experience），初版于1972年。在他的参考书目中，他列出了超过220种清教徒式的自传，全都写于1725年之前。这里面最著名的一些，包括奥利弗·海伍德（Oliver Heywood）、托马斯·哈利伯顿（Thomas Halyburton）、布雷阿（Brea）的詹姆斯·弗拉泽（James Fraser）的自传，以及班扬的《丰盛的恩典》（Grace Abounding）。我们在这些日记中常常看到的是其作者非常严格的自省。他们对自己很严苛，有时甚至无情得残忍。人们很容易把这看作是抑郁或不健康的内省。有时候可能的确如此。但理解这一切的关键，是认识到他们在上帝面前的心灵的深刻谦卑。他们把自己放得很低。因此上帝把他们升得很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比大多数其他时代的基督徒，更理解上帝的性情。

此外，他们的敬虔很实际。他们并不梦想今生达致完全。他们从未幻想在今世看见残余之罪的完全离去。他们相信，必须在罪一开始冒头的时候，就给予最猛烈的打击。他们并不满足于把野马拴起来、关住了就好，因为表面的淘气很容易就从心思转化为行为。“如果他（基督徒）不能把罪赶走，就只好把它掩盖起来。”托马斯·华森（ThomasWatson）如此说。类似地，让我们再引用一次华森的话，“最好先把我们的罪找出来，否则它们就会找上我们。”

此外，他们不仅对主动之罪、而且对疏忽之罪的邪恶，也有深刻认识。这显然足以解释他们早起和不知疲倦的勤奋的个人习惯。这也有助于解释他们在短短的一生中，何以能产生出令人吃惊的大量作品。在某处对卢瑟福的评论，对他们都成立：总是在讲道，总是在写作，总是在祷告。他们恨恶疏忽之罪。大主教乌雪（Ussher）临终前的话把这一点总结得很好：“主啊，赦免我，特别是我的疏忽之罪。”

这就是我们在清教徒身上看到的敬虔和圣洁生活的一些突出特征。比起在他们之前和之后的教会中，人们所培养和发展起来的其他很多种圣洁的理念和实践，他们的敬虔显得出类拔萃。它深深扎根建立在加尔文主义的神学之上，仔细留意道德律所能想见的每一个细节，同时又认真行善，在上帝面前保守良心的平安。

四

这就把我们带到这篇论文的最后一个问题，即清教徒的圣徒样式在哪些方面是可见的。在一篇这样简短的论文中，当然必须略去很多东西。这很可惜，但也没办法。特别可惜的是，我们必须略过他们如何依靠与基督的奥秘联合，以及如何在生死中，不断依靠这位伟大、荣耀的救赎主的公义、功德和宝血。这是他们绝对核心的重点之一。但我们在这里并没有特别阐述。如果说有什么理由允许我们略过这些或其他类似的福音重点，原因是在这些方面，他们和历代基督徒持相同的看法，所以这些东西并非清教徒整体形象的独特标记。当然，不必说我们也知道，他们和历代教会一样，都热爱圣经的这些核心福音真理——没有人比他们更热爱了。

因此，为申明这篇论文的主题，我们必须强调，清教徒的圣徒样式是一种可见的东西。我们最后就来说明这一点。

“可见的圣徒样式”在清教徒的观念中（当在技术层面狭义地说时），和我们今天可能会称之为“可信的信仰见证”差不多。班扬很明显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只需一段引文就足以说明此点：

我愿意与那些蒙召的可见圣徒相通，就是在教会圣礼的层面相通：他们就是那些因为福音的话语而产生出信心和圣洁的人。

班扬在《我在崇拜中的做法的原因》（A Reason of My Practice in Worship）以及《对水洗礼的不同判断，不成为相通的阻拦》Differences in Judgment about Water Baptism,no Bar to Communion中，好几次都用到了这个表达。

他们关于圣餐的观念，导致他们教导说，只有那些在基督里有可信的信仰见证的人，才能被允许领圣餐。因此，“可见的圣徒”在技术层面上的含义，就是指那些宣告信仰基督，同时也有外在圣洁生活相伴的人。我们不必过多阐述这一点，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一提。

非常值得关注的是，在“可见的圣徒”一词中，包含着可以说广泛得多的含义。这个意思是说，它指出了很多这些基督徒所表现出来的敬虔，达到了特别高的程度。显然正是这个层面，使得研究清教主义成为最光荣和令人激动的事——至少在经验层面。他们中有太多人（妇女和男人也一样，有时甚至儿童也如此）具有卓越的灵性。除了看一些他们圣徒样式的具体例子外，没有更好的方式来结束我们这篇概览了。

我们先来看看达特茅斯的约翰·弗拉维尔的著名经历。这是一个伟大的经典范例，表明了这些清教徒时常经历的与上帝的狂喜相交。下面的简短记载来自怀特科斯（Whitecross）的要理问答，但更完整的记载见于约翰·吉利斯的《复兴的历史记载合集》（HistoricalCollections of Accounts of Revival，最近再版），以及弗拉维尔本人的《文集》(Works):

清教徒约翰·弗拉维尔有一次在旅行中决定好好利用时间来默想。结果他的思想越来越集中，最后终于获得一种属天的狂喜，以及对在基督里的确信，以至于他完全忘记了这个世界的情形和需要，结果有一阵子他都不知道自己走到哪里了。最后，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因为鼻子流血过多，产生了眩晕，所以就从马背上下来，在一口井边坐下，洗漱了一下。他甚至迫切地想，如果上帝愿意的话，他现在就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他的精神恢复以后，就带着这样快乐的心情走完了整趟旅程。在接下来的一整晚，他都没有睡觉，因为从上帝而来的喜乐充满了他，以至于他觉得，自己根本就生活在一个更高的世界里。很多年后，他都称那一天是“天上的一天”，并坦承，他在那一天里所理解到的天上的生活，比他从听到的一切讲论、读到的一切书籍中所学到的还多。

我们可以再来看看奥利弗·海伍德《日记》（Diary）里的一个例子。他在此描述了他和其他清教徒在1662年的不妥协运动之后，如何在监狱里生活：

我们起床以后，就跪下来，之后我和妻子一起祷告——她在她的房间，我在我的房间，单独躲起来祷告——接着，我读一章希腊文新约—–然后读一章加有普尔（Poole）短注的旧约。然后在这里（即他的《日记》）或那里写一点东西。到十点钟的时候，我再读一章，之后去和我妻子一起进行家庭祷告——然后写一点我正在编辑的书或论文，直到午餐——午餐以后，惠特克（Whitaker）和我轮流读一小时拉丁文版的福克斯的《殉道史》（Acts and Monuments of the Martyrs）。然后我又回到我的房间；如果我妻子不在的话，我就躲起来祷告一个小时，而上帝通常都会给我帮助——晚餐以后，我们继续读《殉道史》、学习、祷告、阅读巴克斯特的《简明新约》(Paraphrase of the New Testament)。

让我们再看看两个很有代表性的苏格兰牧师的生活片段。他们是詹姆斯·德汉（James Durham）和安德鲁·格雷（Andrew Gray）。德汉年纪大些，而格雷还非常年轻。他们都将在同一个城市讲道，而当他们同行时，德汉很清楚地看见，人们都涌向格雷讲道的地方，而在他自己讲道的教会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这种情况在人们的生活中很容易出现！当两个牧师都明白了实际情况以后，就有了下面这段对话。

德汉：“弟兄，我看你今天的教会要爆满。”

格雷：“是的，弟兄，他们离开你到我这里来，真的很傻。”

德汉：“不是这样的，弟兄，因为一个传道人除非得到天上的赐予，否则不可能取得这样的荣耀，服侍得这么成功。我很高兴基督被传开了，祂的荣耀和圣名得到增长，即使我的名气在人们的心中降低，甚至消失；因为我随便怎样都很满足，只要基督能充满一切。”

只有一个知道如何谦卑的牧师，才能像德汉这样说话。这就是圣徒样式的彰显。

但让我们在结束这个话题时，看看两个人美好的临终话语。这可以说代表了清教徒时期所有这些可见的圣徒。

先让我们看看克里斯多夫·莱伍（Christopher Love）。无论谁怎样去评论莱伍在克伦威尔时期1651年的死有多少政治含义，伦敦劳伦斯杰瑞（Laurencejury）的传道人克里斯多夫·莱伍仍像一位伟大的圣徒般离世。就像那些在苏格兰和英格兰的人一样，他死得其所。当莱伍站在伦敦宝塔山的断头台上，在围观聆听的众人面前，他说了下面这些话（和其他一些话）：

啊，我今天在做一个双重交易。我把讲台换成了断头台，又把断头台换成了宝座。而且，我把这宝塔山上在场的众人，换成了天上锡安圣山上无数圣徒和天使的相伴；我把士兵的看守换成了天使的看顾，他们将迎接我，把我带到亚伯拉罕的怀中。这个断头台是我用过的最好讲台：在我教会的讲台上，上帝透过祂的恩典，使我成为把他人带到天上的器皿，但在这个讲台上，祂将把我带到天上—–

（稍后—–）上帝是值得称颂的，因为祂不仅使我成为基督徒，而且成为传道人，并看我有忠心，让我参与服侍，这就是我的荣耀。我宁愿做一个讲台上的牧师，也不做一个宝座上的王子。我宁愿成为把灵魂带上天的器皿，也不愿让万国向我纳贡—–当我的血流出来以后，我会期待，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而得到称义和罪的完全赦免。我要去到我永远的家乡，而你们只是回到你们暂时的家；但我会比你们更早到家。

克里斯多夫·莱伍就是这样赴死的。这些话出自个人之口，但其属灵的感受、信念、情绪，却是所有清教徒牧师所共有的，换句话说，也是所有清教徒想要说的话。

克里斯多夫·莱伍的话有多动人，马太·亨利（Matthew Henry）最后的话就有多安详：

服侍上帝并与他相交的一生，是任何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所能享受到的最安舒和快乐的一生。

这就是所有清教徒的生与死。求上帝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更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