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14．与官员交涉

说完这些我便推开客栈的大门，快步走向城门。整个人群“哗”地跟了上来。进城之后，我直奔衙门，那些人叫了起来：“他到衙门去啦！他到衙门去啦！”在衙门的门前，我碰上知县的一个跟班的，我问他县老爷是否在里面。他想跟我周旋，问我有什么事。可是，我没有时间跟他啰嗦，把他推到一边，径直走了进去，一直走到衙门里。进了一间内室，发现刚才拜访过我的那个军官正在和一个人交谈，我猜想，那人就是知县。我的突然出现把他们两个吓了一跳，他们似乎还担心我对他们动粗。

这时，我对知县说：“你一定知道城南郊外发生的事情，装现钱的马车正陷在客栈里。我叫我的助手在那里照管二十分钟。”然后，我掏出我的怀表。“二十分钟后，他就要离开那里，不跟任何人交代一句。现在，几百人已经把客栈围住，而且威胁要动武，我告诉你，我的人离开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全算在你的头上。在他离开客栈之前，你现在有足够的时间派人去那里维持秩序，保住马车。”

“哦，你的钱跟我无关！”那知县吼道。

“但是，这个地方的治安跟你有关。”我回答道，“我不过是来告知你，好让你平息骚乱。”说完这话我便从他那里走开了，像刚才一样飞快地走过庭院。

知县很是紧张，立刻派人到客栈去，于是，我手下的人便把马车交由他们负责。

外面的人群见我从衙门里出来，叫了起来：“他回客栈啦！”他们叫着便转身冲到了我的前面，拼命地跑着。跑到一个十字路口时，他们全都转身向南城门跑去；可我却穿过一段比较空旷的地方，径直朝西城门走去。

这时，天已经黑了。在西门外我看到两个推手推车的车夫在休息，吃着硬邦邦的麦饼当晚饭。我问他们是要到什么地方去，他们告诉我是要到姚沟去。我正是要往那个方向去，于是我请他们带着我一起走。能揽到活他们自然喜出望外，于是我爬上了手推车，他们一个在前面拉，一个在后面推。他们走得很快，我为自己终于摆脱了那帮暴徒而庆幸。

可是，没走多远便听到身后传来兴奋的喊叫声。喊声越来越近，我们来到一个村子时，有六个人赶上了我们，把我抓住，一定要我回到昌乐的客栈去，把钱现场分给他们。

我跟他们纠缠了很长时间，劝他们回去。村子里的人也立刻聚拢了上来。按照中国人惯常的做法，我向第三方寻求帮助，把事情的原委讲给村子里的老人们听，并问他们我该怎么办才是。

15．追求与拯救

面前这六个凶狠的家伙，他们的恐惧感胜过他们的正义感。他们劝我跟那些人一起回去。

事情就这样胶着时，我把他们叫到附近的一个打谷场上。针对他们贪小便宜的心理，我对他们说：“假如我跟你们一起回去，我回到城里消息一传开，就会有几千人聚到那里去要钱，一定会发生踩踏事件。很多人会受伤，会断胳膊断腿，有的人甚至会送命。你们敢担保，你们自己的亲戚朋友甚至你们自己，不会在受害的人当中吗？我已经跟我的助手说过，叫他在前面几里处的一家客栈等我。他会随身带五千文现钱去。假如你们跟我一起去，我会把这些钱分给你们，这样，你们既可以得到你们的钱，又不会有受伤的危险。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要比跟我一起去城里更好呢？”

这六个人当中的一个叫道：“行，那我们就跟你去！”于是，他们叫我上了手推车，一起出发，上坡，下坡，越过潺潺溪流，一路上快速前行。就在抵达客栈之前（客栈里正亮着灯），我叫他们停下，并对他们说：“你们在这里等着，我到客栈里去，把钱拿来给你们。”

于是我把钱取来了，放在他们面前的地上。其中一个说：“我们一共就得到这点钱吗？”

我回答道：“我的钱全在这里了。我一个子儿也不剩了，我吃晚饭还要赊账呢。”这时，我把外套脱了下来，又说道：“假如你们觉得钱不够分，就把我的外套拿去当掉吧。”

另外一个人听到这话便对刚才那个人吼道：“他把钱全给我们了，你还要跟人家要，不害臊吗？”于是，他们向我道了谢便回去了，我则回到最近的客栈吃晚饭。

我还没有吃完的时候，一个完全不同的场面，一个不可思议的、感恩的场面，出现在我的面前。事情是这样的，上半年的时候，我在离昌乐约五英里的窑口发放过救济。现在，窑口村的村民听说我在昌乐这边遇上了麻烦，他们便过来搭救我。他们有的拿着棍棒，有的扛着草耙，有的带着更加危险的武器，还有的人则骑着骡子，打着灯笼。发现我安然无恙，他们便让我骑上骡子，一队人马便原路返回。往前走着的时候，我们又遇到了另外一些来迎接我们的人，于是，他们也转过头护送我。等我们到达窑口的时候，由各色人等组成的庞大队伍正聚在那里，一派欢天喜地。村子里的长者们也没有闲着。他们在一个规模较大的当铺（那里最主要的建筑）里准备了一场特别的欢迎宴会。午夜时分，我们坐了下来，为我的脱险而庆祝。

第二天，我回到了青州府，并拜见了知府。我把昌乐知县的失职行为原原本本地讲给他听，并向他解释，马车上的那些钱并不是我本人的，是设在港埠的赈灾委员会募集来的。我必须对这笔钱负责。我问他，是不是肯帮我向昌乐的知县索要这笔款子的收据。至于这笔钱，他得发放给县城里贫穷的老人和妇女们。青州府的知县对我很客气，两天之后，我便拿到了昌乐县知县的收据。

不过，那个倒霉的家伙的麻烦并没有因此结束。他的刚愎乖张使得他与城里的百姓冲突不断。

16．虚伪的官员败在女人手下

昌乐城里的百姓听说那些钱将要发放给他们，便到知县那里去要钱。可是，却因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把他们支开，说他过些时候会发放。于是，他们又去了第二次，但第二次他们又被拒绝了。后来，极其有趣的一幕发生了，这一幕表明中国的专制政治是怎样在民主面前崩溃的，也表明它在女性权利面前又是多么无力。

一天，一百名妇女拿起厨房里切肉的刀子和砧板来到了衙门，在衙门的院子里坐了下来。跟班的问她们有何公干。她们说有话要跟知县说。知县心里有数，他必须出来，听听她们究竟有什么话要讲。他刚一露面，一个被选出来作为代表的妇女便叫道：“穷人们都快饿死了，可是知县却把本该给我们的钱偷去了，他就该像这样被剁成肉酱！”然后，一百名妇女用刀子在砧板上有节奏地剁着，并一齐有节奏地喊道：“谁要是偷了钱，就被剁成肉酱，像这样，像这样！”那官员现在终于明白，他再也没有退路了，只好答应第二天中午发放救济款。这回他真的做到了。

事发之后，我立即写了封信给一个在华的美国人，把近期所看到的、所做的一切林林总总地讲了一遍，至于会产生什么影响，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过。没有想到的是，它被寄到美国去了，在美国的一家报纸上发表出来了。很多报纸又对它进行了转载，最终它甚至传过了大西洋到了英国，出现在《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或者《蓓尔美公报》（Pall Mall Budget）-究竟是哪一家我记不得了，其标题是“传教士的奇遇”。可是，对于在这样的环境中传教工作该如何更好的开展，编辑却予以忽略，没有提及。

17．残酷的冬天

1876年秋天，我们所募得的救灾款更多，但发放情况却不如人意。倪文思博士跟我在传教上是分区的，发现在他负责的区域灾情非常严重后，他也开始投入到赈灾工作中去了。在赈灾工作进行的同时，宗教活动每个星期日在很多中心也在正常进行，这样，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慰藉便协同起来了。

随着冬天的临近，灾情变得越发严重。有报告传来说，有的村子本来有四十个居民，最后只剩下十名幸存者。粮食的价格飞升到平时的三四倍。很多人听说满洲的粮价便宜，他们便渡过渤海湾移民到满洲去。那些承受不起旅途开销的人，不得不把自己的房子拆掉，把房子上的所有木头，不管是门还是窗户，不管是门框还是椽子，统统当做柴火卖掉，希望卖点钱去买小米。等这点资源也耗尽了，他们便把原来用来盖房顶的但已腐烂的高粱秸秆和着草籽、麸糠煮了吃，聊以充饥。

深冬的时候，这些可怜的人为了取暖，他们在地下挖了很深的坑，二十、三十，甚至是五十个人在坑里挤在一起。由于空气污浊，加之没有吃的，这种地洞导致了大量人的死亡。一开始，活着的人没有办法给每一个死者都挖一个墓穴，于是他们就挖了两个大坑，一个用来埋男人，一个用来埋女人，那些死者不过是被扔进去而已。后来，死者是在哪里倒下的也就给留在原来的地方了，有时是在他们的家里，有时是在村子里，有时是在路上，任野狗、饿狼、老鹰吞噬。

得知灾情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我去探访了情况最为严重的地区，发现有人把自己的田按每英亩一两块钱的价格卖掉。丈夫和妻子为了活命，竟同意彼此分开。我在青州府东南方山区的一个乡下客栈过了一夜，那里出现了一个出卖妇女的市场，买主是从东面海边来的男人。由于思绪纷乱，内心痛苦，那天夜里我没怎么睡着。那个没有被买走的妇女苦苦哀求有人把她带走，哪怕分文不取，因为这总比卖不出去、活活饿死要好些。

所幸的是，中国的官府还不时地采取一些未必文明的治乱措施。第二年，山东的灾情结束时，山东巡抚发出一项通告，上一年所发生的土地买卖和妇女买卖被宣布一律无效。这样一来，不公平的交易便得到了偿还，这对很多家庭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福音。

18．与官员和文人一起发放救济款

我给烟台方面写了一封信，把可怕的灾情作了描述。我的一些朋友，荷兰公使弗格森先生、英国驻烟台领事贾米森先生、海关的豪威尔先生、教区医生卡迈克尔博士，他们在读了我的信之后集中到一起，决定把我的信寄给上海的《每日新闻》（Daily News），同时，由豪威尔先生把它翻译成汉语，在《申报》（Shen Pao）上发表。这之后不久，从北京到广东，全国各处都成立了赈灾委员会。仅从上海我就收到了一百英镑的赈灾款。本地的知县是一个江苏人，他在其家乡省份开辟了一个基金，并且有一些江苏的官员和文人前来帮助发放救济款。

为了避免本地官府的救济金、江苏来的救济金、外国的救济金重复发放，同时，也避免老百姓对捐赠数目的多少进行比较的可能性（因为这种比较可能会在受助人中造成混乱），我跟管辖十一个县的青州府的知府以及益都县（灾情最严重）的知县商量了一下，为的是找到了一个方法救济金的最佳办法。最终是这样安排的，把益都划成几个片区，让江苏来的文人发放一些村子，我到别的地方去发放；为了避免受助人的不满情绪，各处发放的数额全都一样。

江苏的捐助者们过来，他们也在城里开了孤儿院。可是，他们在这个方面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极其不顺。流行性天花使他们的孤儿死掉了很多，所以，人们便不再把孩子送给他们抚养，并说他们那个地方“风水”不好。与此同时，在我们的孤儿院里，没有一个孩子染病，于是更多的孩子便送到了我们这里，超出了我们的容纳能力。

山东巡抚把七个受灾最严重的县的情况向皇上作了禀报。饥荒最严重的中心就是在益都县，也就是青州府城所在地。该城的知县是江苏人，他为民众已经尽其所能。除了接受官府的救济款外，他还号召主流的文人起来捐款；这样，在城里，五万灾民每天便可以吃到一顿像样的粥。他还在别的一些中心设立了类似的、提供汤食的厨房。

南京的一个小官员从我的报告中读到山东的情况后，给我寄来了一百两银子（约等于三十英镑），而我与他根本没有交往。

在我结束这一部分之前，我不得不对我与之发生业务关系的山东本地的银行献上我的赞美之辞。我们兑银子的银行其实是青州府规模特别大的一家当铺，它与几个县有着业务关系。每当我们想到镇上或村子里发放救济现款时，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银子交给这家当铺，他们则把现款安全地交付给我们，往往要用十几辆手推车装着送到发放地点。他们每次的交付既迅捷又安全，没有出过一次差错；因为我们给他们的人民提供帮助，他们对我们很是感激，在银子的兑现上总是很优惠。

19．同事A．G．琼斯先生的到来

1876年11月底之前，阿尔弗雷德-G．琼斯先生作为我在浸礼会的新同事来到了烟台。来烟台之前，他在爱尔兰的纽洛斯本来有自己的产业，但是，他来自内心的召唤使得他觉得自己不应该从事别的，而应该投身传教事业。于是，他把自己的业务委托给了他的经理，而他本人却来到了中国。

我专程到烟台去见他。他是在一个星期六抵达的，但从星期一他就开始了汉语学习。一次，我们在海边散步时，我记得很清楚，我正跟他谈起爱德华-欧文（Edward Irving）著名的布道文。他吸收着那段演讲词的精髓就像干涸的土地吸收着雨水。可是，他突然在沙滩上停了下来，并大叫道：“停一停！我快站不住了！”一种献身于主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已经将他充满，以至于这种激情后来一直伴随着他。

20．就避免饥荒向当地官员提出建议

苦冬过后，春苗发生之时，我向青州知府和知县提出建议，应该采取措施以避免今后的饥荒。我请他们来考察我的孤儿院，并建议他们，如果官府肯辟出土地和房舍，并承担运行经费的一半，我可以负责培养他们，建立起像北京、上海、福州那样的学校。这样的学校可以致力于培养孤儿当中最聪慧的那些孩子，授以西学和英文，对于那些不很聪慧的孩子，则教之以新式技艺，从而避免让那么多的人在老行当当中彼此竞争。当这些孩子都得到了完备的培训，他们便可以在事业上有一席之地，从而为国人提供有力的服务。我敦促这些官员要铭记在心，中国古代的圣贤之所以得到敬重，是基于一个事实：为了苍生的福祉，他们发明了新的技艺：神农发明了农艺，仓颉创造了文字。因此，在当下这种交往国际化的时代，为了万民的福祉，官员们应该采取新的方法。

我的这些“听众”在当时的情况下，自然接受不了我的理念。不过，大概是二十年后，本城知县的一个儿子徐先生，成了京城改革派的人物之一；可是，到慈禧太后掌权并抵制改革时，他无可奈何，被迫流亡。差不多是到了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之后，中国政府才意识到，学习西学，势在必行，并号召全帝国接受西学。

21．教会工作

1877年2月，我以“按才受托的比喻”做了一次布道，告诉听众们一个道理，我们必须用行动赢得主的奖赏，我们必须靠我们的作为换来报偿。

所以，我提醒我的听众们，除了正常的崇拜之外，那些加入教会的必须发誓，履行侍奉主的一些特别的方面：

（1）为印刷、传播基督教书刊募集资金。

（2）献出专门的时间传播福音。

（3）看望并治疗病人。

（4）抚慰心灵受伤的人。

（5）冬天给需要帮助的穷人们接济，给他们捐献保暖的衣物。

（6）为埋葬死去的穷人提供帮助。

（7）免费发放药品。

（8）关爱老人、寡妇和孤儿。

当时，《旧约全书》还没有翻译成中文，已经翻译过来的《律中律》被用作它的替代品。所以，参加教会的那些骨干们便接受培训，使用《律中律》；这样，他们便渐渐熟悉《旧约全书》中的英雄和先知。以前大字不识一个的六七十岁的老太太，现在也能把我们的书背诵。星期天的时候，她们虽然都是小脚，但还要步行十英里路来参加基督教的礼拜。有一位问道者还带着三十多名村民向上帝求雨。还有一次，一名妇女也带着她的邻居们求雨。尽管有人表示怀疑，报以嘲笑，但我还是要欣然记下实情：在上述两个例子中，天真的下了雨。

1877年7月，我起草了一些教会的纪律条例，主要参考了史密斯的《古代基督教史》中的内容：

（1）中国的基督教徒应该拿出自己的一些钱资助寡妇和孤儿，受挫折的人和生病的人。

（2）不管是在基督教团体内部，还是在非基督教群体中，宽容隐忍都是基督之爱的显示。

（3）侍奉上帝既需要用智力，也需要用金钱。

（4）基督徒既要致力于使他人得到救赎，也致力于使自己得到救赎。

（5）教会中的任何人，在先向本地牧师询问之前，都不得直接诉诸法律。

当前来求教于基督宗教的人渐渐多起来的时候，我把他们组织成一个个小组。男人和女人分别选举出他们的带头人。那些被选出的人必须是口碑好、维持安宁的人，必须乐于牺牲自己的时间去把自己的同胞从罪孽中拯救出来，并引领他们心向上帝。对于表现好的，发给基督教小册子和赞美诗作为奖品。我们还在他们当中教授音乐。我们要求习教者必须对花费时间教他们的人友善、慷慨。

涉及到众多的宗教难题时，我不得不对付的就是风水迷信。在中国，在向风水先生请教之前，没有人敢砌房子、筑篱笆、挖井。我忽然想到，要破除这样的迷信最好的办法就是教他们自然科学，比如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我认为，对科学的崇敬和对宗教的崇敬是同等重要的，因为科学就是要研究上帝律法。于是，我拟定一个计划，打算为中国人编写一批自然科学方面的教科书。

22．给浸礼会协会的一封信

大概是在这个时候，我给浸礼会协会写了一封信，呼吁他们关注山东所经受的巨大痛苦，并指出，上帝正给英国教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趁这次机会向中国人显示基督教的真谛；这对整个民族包括个人来讲，都是一个福音。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方面帮助中国：

（1）立即启动赈灾工作。

（2）教给中国人基督教文明的真理，包括传授医学、化学、矿物学、历史学。

（3）引进新式工业。

（4）传授精神上的真理，以及讲授崇拜真正上帝的过程。

我以琼斯先生和我本人的名义，请求协会捐助一千英镑，用于赈灾，使中国人按照正确的原则摆脱灾荒，使他们的国家得到拯救，并获得永久的繁荣。

我大胆地向他们指出，如果他们把用在现在这项工作上的支出跟用在过去的其他方面上的支出进行比较，并跟别的协会的支出进行比较——不管是英国的，还是美国的协会——他们会发现，我们的投入是最有效益的，可以用这笔钱发挥最大的作用。

在此，我欣然为该协会的慷慨精神记下一笔：他们很快就给我们批准了五百英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