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1支持加尔文主义

第七章、加尔文主义和基督徒宣教

论及传福音和宣教，不是每个人对加尔文主义都有同感。如果你很肯定只有一些人蒙拣选和被救赎，并且将会有效地被吸引到得救的信心，你怎会真的全心投入向所有人传扬福音呢？对选民来说，这也许是好消息；但对整个世界来说，这是好消息吗？此外，这种教义岂不会削减我们为失丧之人祷告和努力的动力吗？毕竟，神会拯救祂要拯救的人，你和我都无能为力！

这些是可以理解的第一印象，但它们却是对加尔文派立场的误解。在我尝试直接更正这些误解以前，让我退后一步，从一个更有效的起点开始，就是一个历史事实——加尔文主义曾经鼓励了众多传福音和宣教的活动。

加尔文派的福音宣传：自相矛盾吗？

不单只是首次接触到加尔文主义的人会提出上述的指责，一些不太熟悉宣教历史的人亦有同感。例如，一位著名的重洗派权威、美南浸信会的历史学家威廉·艾斯忒普（William R.Estep），这样声称：“按照逻辑，加尔文主义是反宣教活动的。”他论证说，假如拣选是真的，那么“传福音和宣教士的努力便都是枉然的。”@1按照艾斯忒普这篇论文的前提，的确会按照逻辑地得出他的结论。假如拣选排除了个人对福音作出回应的责任，并且我们不应该不加选择地向每一个人传讲福音，那么宣教工作当然是徒费心力。然而，这些前提并不是加尔文派的观点，只是非加尔文派的普遍假设。这个结论是出于大家对加尔文主义的夸大讽刺，认为按照逻辑推理，加尔文主义不利于宣教。

@1William R.Estep,”Doctrines Lead to’Dunghill,’Prof Warns,”Texas Baptist Standard（March26,1997）。

向这种夸大讽刺提出挑战的第一个方式是回顾历史。如果加尔文派在现代宣教和传福音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么他们或是不顾自己的神学理念这样做，或是因为他们的神学信念要他们这样做。在我为后者辩论前，我要先集中讨论加尔文主义和宣教活动的真实历史。

加尔文主义是否意味宣教工作的死亡？

历史综览

认为加尔文主义有害宣教工作的指责，令属于长老宗和改革宗教会的人感到吃惊——包括认识他们历史和亲身参加宣教活动的教会领袖，还有经常与教会差派和支持的宣教士有密切联系的平信徒。

宗教改革的年代和宣教活动

人们常说，宗教改革似乎对宣教事工没有表现很大的兴趣。然而，这个判断取决于你首先怎样看宗教改革的性质。如果这运动不外乎是神学细节上的内部争议，那么这运动无疑是分散了他们对宣教的关注。可是如果这运动确实叫人重新回到福音，叫人明白神在耶稣基督里赐下的白白恩典，那么这便是使徒保罗以来最伟大的宣教运动。这正是无数基督徒对宗教改革的看法，正因如此，他们甘愿为了维护这些真理而舍弃生命。

无可否认，近代早期第一批被差派至偏远地区的宣教士，乃是罗马天主教的修士。宣教历史教授褟嘉（Ruth Tucker）对改教家们有这样的评论：“能够在罗马天主教的反对下坚守阵地，并且在欧洲开拓新领域，本身已是很重大的成就。他们既缺乏时间，也缺乏到海外宣教的人力。”褟嘉亦指出，罗马天主教的宣教士有探险家、商人、和征服者的保护，而路德宗和改革宗教会却被局限在陆地，并且还没有“已准备好的宣教团队，好像罗马天主教的修道会那样”。@2弗雷德·克鲁斯特（Fred Klooster）补充说：

我们知道，对〔改教家〕来说，即使在欧洲以内传扬福音亦是多么的困难，因为政府往往是由罗马天主教的皇室贵族所掌控。每一扇向不信世界传福音的门，基本上对加尔文和其他改教家来说都是紧闭的，因为南面和东面是回教世界，均受到土耳其军队的阻挡，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军亦阻止他们进入最近发现的新大陆。教宗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在1493年把这些地区的专有权给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君王，后继的教宗和条款亦重申了这些捐赠。@3

此外，褟嘉亦指出：“马丁·路德非常确定基督很快便会再临，以致他忽略了到国外宣教的必要性。”路德派其实有参与早期的更正教宣教活动，特别是属于路德敬虔派的人。“然而，加尔文本人，至少从外表行动来看，是所有改教家中最有宣教热情的人。他不但派了多位福音使者回到自己的家乡法国，亦委派了四个宣教士和一些法国胡格诺派教徒（French Huguenots），在巴西成立了一个殖民区，向印第安人传福音。”事实上，这是第一批踏足新大陆的更正教宣教士。这团队中有一个背叛的领袖后来投奔葡萄牙，“任由剩下几个毫无防御能力的生还者，被耶稣会的修士杀戮。”@4

@2Ruth Tucker,From Jerusalem to Irian Jaya:A Biograpbical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Grand Rapids:Zondervan,1983）,67＝褟嘉路得著，邱清萍译，《披荆斩棘（壹）：勇往直前》（Petaluma：中国信徒布道会，1986），91页。

@3Fred Klooster,”Missions,The Heidelberg Catechism,and Calvin,”Calvin Theological Journal7/2（1972）:183。

@4Tucker，From Jerusalem to Irian Jaya，67-68＝褟嘉路得著，《披荆斩棘（壹）：勇往直前》，91-92页。

其中一位殉道的宣教士是李约（Jean de Lery），加尔文最喜爱的神学生之一。加尔文和日内瓦其他的牧师，还有其他的改革宗教会，都认为宣教士应该接受彻底的装备，能够以原文读圣经，并且深谙纯正的神学。在宣教工场的工人，跟在家乡教会服事的工人应该有同样好的素质。

在这期间，日内瓦的改革宗教会成为逃避欧洲逼迫的难民中心。菲利普·休斯（Philip E.Hughes）解释说：

加尔文的日内瓦不只是受苦难民的避难所，也是一个学堂。通过定期讲座和每天的讲道，大家受到教导，建立起坚定的基督教信仰。更重要的是，这也成为一个宣教的学堂，不但接待了逃亡的人，亦差派见证人，去把宗教改革的教导传到远处。—–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关注宣教和宣教活动的中心。@5

@5Philip E.Hughes,ed.,The Register of the Company of Pastors of Geneva in the Time of Calvin（Grand Rapids:Eerdmans,1966）,25。

休斯评论说，日内瓦教会在这段时期的记录，显示他们有重要的宣教活动。除了一批批加尔文学院的毕业生被派往他们几乎难逃殉道命运的法国外，也有很多来自意大利、波兰、英格兰、苏格兰、和其他地方的学生，他们的目标是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宣教。历史学家注意到，在这期间，改革宗教会有惊人的增长，而且往往是处于非常恶劣的环境。举例来说，日内瓦的教会在1561年差派出142个毕业生作宣教士。毕业生往往不安地开玩笑说，他们从日内瓦学院拿到的毕业证书是一个死亡证。

在加尔文祖籍的法国，一小群幸免殉道的福音派基督徒，到了1562年便增加至超过了三百万。加尔文与带领这些工作的牧师们和宣教士们有密切和定期的联络。弗兰克·詹姆斯三世（Frank James III）评论说：“说加尔文对宣教不感兴趣远非事实，历史证明他其实着迷于宣教。”@6

这份热情可见于加尔文所讲的道。当他讲到不要与基督的肢体“停止聚会”（来十25），加尔文劝诫说，这命令不仅是指要栽培基督羊圈内的人，亦是“向不属于基督羊圈内的人付出同样的努力”。@7在一篇关于提摩太前书二章3～5节的讲道，加尔文声称：

如此，当圣保罗说，神愿意全世界都认识祂的恩典，愿意万人都听到祂的福音，我们也许可以看到那是什么意思。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尽可能说服那些不认识信仰、似乎完全未尝到神之美善的人，来接受救恩。耶稣基督不只是少数人的救主，祂向所有人献上自己。

加尔文提醒他的会众说：“每当我们听到福音，我们亦必须尽可能地努力，去吸引那些似乎远离福音的人来得到拯救。”@8

在一篇关于马太福音二十八章19节的讲道，加尔文说：“这是去（exeundi）这个字的意思：在律法之下，先知定出犹大的疆界；但如今这墙已被拆毁，主命令福音的使者到远处，把救恩的道传遍全地。”@9

@6弗兰克·詹姆斯三世，引用于Keith Coleman，＂Calvin and Missions,”WRS Journal16:1（February2009）:29-30。

@7John Calvin,Commentary on 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135。

@8John Calvin,“Sermnon on1Tim.2:3-5,”Calvin’s Sermons:Tbe Mystery of Godliness（Grand Rapids:Eerdmans,1950）。

@9D.W.Torrance and T.F.Torrance,eds.,Calvin’s New Testament Commentaries（Grand Rapids:Eerdmans,1972）,251。

加尔文的宣教热情并非罕见。《海德堡要理问答》（1564）本身亦是一种传福音的工具，在初版二十五年内便被译为荷兰文、撒克逊文、匈牙利文、英文、希腊文、法文、波兰文、立陶宛文、和意大利文。一位从犹太教归向基督的伟大改革宗神学家和海德堡大学教授崔梅留斯（Tremellius，殁于1580年），为了把福音带给犹太人，把要理问答译为希伯来文。同样，希腊文的译本亦被送往希腊东正教的主教，目的是为了宣扬福音。事实上，主教还正式采用了《海德堡要理问答》（还有《多特法典》！），虽然后继的领袖否定了这个决定。

在宗教改革以后的年代，《海德堡要理问答》被译作马来文、爪哇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锡兰文、泰米尔文、中文、和日文（后来还被译作纳瓦霍文、祖尼文、蒂夫文、和豪萨文）。这证明改革宗宣教士在近代史中，甚至在现代宣教运动兴起前，已经有广泛的活动。事实上，天主教成立了耶稣会（往往被称为“神的海军陆战队”），正是为了反宗教改革。耶稣会令人钦佩的宣教、教育、和精神建设，正是企图直接阻止更正教（特别是加尔文主义）之信仰和实践的扩展。

现代的宣教运动

在1795年成立的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成为现代宣教运动的主要发源地。这组织自觉是加尔文派，在第一次开会时请了柏德（GeorgeBurder）演讲，他有以下的追述：

紧随中世纪的迷信和衰败，经过“漫长而可怕的黑夜”，“荣耀的改教家恢复了使徒的精神”。路德、加尔文、和宗教改革的其他明光，在他们的时代重新获得福音。“但是，哦！原初的热情到哪里去了？教会的英雄在哪里呢？就是那些甘愿为基督花费和牺牲；那些有雄心不甘死守故有，而是愿意到基督之名从未被提及的地方传扬基督的人。”@10

@10Timothy George,Faitbful Witness:The Life and Mission of William Carey（Birmingham,AL:New Hope,1991）,135。

当他正在演讲，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正在印度的恒河旁传道。

在我们讨论克理之前，让我们先看一下现代宣教运动的更早前人。当政府渐渐开始容忍改革宗和长老教会，并且在一些情况下甚至给他们国家特权，海外宣教便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

我们论述现代宣教运动的故事，不可能不谈及荷兰改革宗的巨大贡献。在某些方面，这个扩展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用商船把宣教士送出去很相似。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在这期间特别强大。但这是一个不太容易处理的关系，因为多特会议曾裁定，不能把受过洗的人当作奴隶。（尽管这政策从神学上来说是不充分的，但比起罗马天主教当时的做法，至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东印度公司会支付宣教士的食宿费用。他们在莱顿（Leyden）建立了一所学校，就是为了训练宣教士。

宣教士在东南亚、锡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和其他地区，都有惊人的成果。史督华特评论说，很多参加多特会议的人都热心鼓吹宣教，例如吉尔伯特的佛依狄（Gilbert＇s Voetius）。事实上，《多特法典》明白强调宣教的命令。荷兰的改革宗亦重新在巴西成立了一个教区，但这事工再次受到罗马天主教宣教士和葡萄牙政府的搅扰。

新英格兰加尔文派很早就向新大陆的原住民传福音。事实上，很多早期宪章都包括了这一点，例如麻萨诸塞湾殖民地的宪章这样说：“要赢得和激励原住民去认识和顺服独一真神和人类的救主，还有基督教的信仰。”@11

@11引自Tucker，From Jerusalem to Irian Jaya，84＝褟嘉路得著，《披荆斩棘（壹）：勇往直前》，130页。

他们把基督和帝国混为一谈，也许令我们合理地感到懊恼，但不能否认的是，麻萨诸塞湾殖民地法庭在1600年代中期已在鼓励传福音的活动。其中一位回应这呼召的是加尔文派牧师约翰·艾里奥（John Eliot＇1604-1690）。他后来离开了他在罗士比（Roxbury）的牧职，长期定居于印第安人当中，讲道和教导儿童要理问答。英国国会部分是为了回应他的工作，因而批准了“福音传播会”（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的成立。不久，其他人亦加入了艾里奥的行列。这些助手亦像他一样学会阿干郡语（Algonquian）或莫希干语（Mohican）。他们一起翻译了一本印第安语的要理问答和供咏唱的诗篇，最后还翻译了整本圣经。有3，600位印第安人归信。不久之后还按立了印第安牧师。褟嘉提出这个问题：

艾里奥一生出色的服事，背后到底有什么秘诀呢？到底是什么令他经历了多年的抗拒、困难、和失望，仍然可以支撑下去呢？他有三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特征：坚定的乐观主义，征募别人帮忙的能力，以及确信拯救灵魂的是神，不是他；并且确信神掌管美好的时光，亦掌管不好的时光。@12

在1630年左右，梅户一家亦从英格兰过来。汤玛斯·梅户（Thomas Mayhew Sr.）买下了马撒葡萄园（Martha＇s Vineyard）并成为该地的总督。他的儿子小汤玛斯受了神学训练后，学习了岛上印第安人的语言，并且住在他们当中。在一个新信之印第安人同工海阿权（Hiacoomes）的协助下，有三百个归信的人一起敬拜，又设立了一所学校。小汤玛斯·梅户在一次去英国的旅程中惨遭海难，但年届70高龄的父亲接下了他的工作。他的孙儿约翰·梅户和曾孙易士比灵（Expe-rience）亦接续了他的工作。@13

@12同上，89＝褟嘉路得著，《披荆斩棘（壹）：勇往直前》，91-92页。

@13同上，89-90＝褟嘉路得著，《披荆斩棘（壹）：勇往直前》，91-92页。

在宣教事工上，早期的加尔文派宣教士乐于与其他福音派合作。事实上，新英格兰的牧师和路德宗敬虔派的领袖法兰克（August Francke）常互通书信，特别是关乎丹麦国王鼓励宣教士到印度的消息（在这个情况，国王似乎没有政治动机，只因他是一个热心的敬虔路德派）。加尔文派的宣教士在中、南美洲各地建立了广大的圣经翻译和分发路线。

大卫·卜莱纳（David Brainerd，1718-1747）是另一位加尔文派的牧师，因他对麻萨诸塞西边印第安人的出色宣教工作而著称。他属于“苏格兰基督教传播协会”（Scottish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Christian Knowledge）。在1749年，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他亦曾作印第安人的宣教士一段时间）在《大卫·卜莱纳牧师的生平记载》（An Account of the Life of the Late Reverend David Brainerd）中，为卜莱纳的工作提供了一个详细的报告。卜莱纳自己在他的日记中说：“我很惊讶地看到，他们的心怎样被福音之温柔和软化的邀请所刺透，我们并没有对他们使用任何严词。”@14在1700年代中期，伊利札·魏尔克（EleazerWheelock）力图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汉诺威市招募印第安人和殖民当地的白人，一起接受宣教训练。这学院最后以其英国的赞助人（达茂伯爵〔Earl of Dartmouth〕）命名，被称为达茂学院，获特许同时教育印第安人和殖民的白人。耶鲁大学在其鼎盛时期，与安多弗和木屋学院（Andover and the Log College，后被称为普林斯顿学院）一起，也是训练和差派宣教士的中心。

@14引述自同上，93＝褟嘉路得著，《披荆斩棘（壹）：勇往直前》，138页。

不久，加尔文派转向非洲和亚洲作为宣教的新领域。虽然非洲南部已经有荷兰改革宗的宣教士，长老教会的莫法德（Robert Moffat，1795-1862）与他的夫人玛莉，是第一个进入非洲内陆的宣教士。莫法德的苏格兰籍双亲，从他小时候就用了要理问答和宣教士故事来教导他。

莫法德的女婿大卫·李温斯敦（David Living-stone，1813-73），成为比他更有名的非洲宣教先驱者。当《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差派记者史坦利（Henry Stanley）去找李温斯敦，不管他“是死是活”，已奄奄一息的宣教士听到这句著名的问候：“我猜想你是李温斯敦博士，对吗？”尽管史坦利的食物和药物使李温斯敦恢复了健康一段时间，他仍在一年后离开了人世。但通过与李文斯敦的接触，史坦利对这位福音使者和他的信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改变了我，虽然他并没有刻意这样做。”@15褟嘉指出，这些宣教士“比任何其他外来的影响力，更积极地抵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邪恶”，这些邪恶企图败坏宣教士的活动。@16

@15引自同上，153＝褟嘉路得著，冯文庄译，《披荆斩棘（二十）：大时代》（Petaluma：中国信徒布道会，1987），68-69页。

@16同上，141＝褟嘉路得著，《披荆斩棘（二十）：大时代》，48页。

现代宣教运动的一个催化剂，就是英格兰和威尔斯的福音派觉醒（Evangelical Awakening）。1772年在威尔斯发生的加尔文派觉醒，引发一个决定，他们要派宣教士到革命前的美利坚，向印第安人和殖民宣教。在本段落开始时提及的伦敦传道会（广义加尔文派），带头扩展宣教工作。@17另一个自嘲是“野姑娘”（wild-lassie）的苏格兰长老会宣教士史莱舍（Mary Slessor），在1876年成为西非洲的宣教士先驱，当时年仅27岁。虽然她被誉为大英帝国的第一位女副领事，她却认为被委派作为宣教士是她更大的荣誉。1915年她在小泥屋中去世，当时66岁。@18

改革宗和长老教会（还有加尔文派浸信会和圣公会），亦是到远东宣教的先驱。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是第一个去中国的更正教宣教士。他的父母是热忱的苏格兰长老会友。马礼逊的一项卓越成就是翻译了第一本中文圣经。@19

@17有关这部分的阐述，我是依据KennethJ.Stewart，“Calvin-ism and Missions:The Contested Relationship Revisited,”Themelios34，no．1（April2009）：63-78这篇卓越的文章。

@18Tucker，From Jerusalem to Irian Jaya，162-63＝褟嘉路得著，《披荆斩棘（二十）：大时代》，83-85页。

@19同上，168-71＝褟嘉路得著，《披荆斩棘（二十）：大时代》，97-103页。

德国改革宗的宣教士郭实腊（Karl F.A.Gutzlaff）受荷兰传道会委派，到了印尼、泰国、和更远的地方（满洲、韩国、台湾）。他把整本圣经译为柬埔寨语和寮语。最后，他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基地，在六年内训练出超过三百个中国宣教工人。“各处的人都聚集来要听福音的信息，最令人高兴的是已经有超过2，871人受洗，他们都“通过了审核，有令人满意的宣信”。”@20

“中国最出色的布道家”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与夫人罗莎琳（Rosalind），是热忱的加拿大长老会友。@21当时罗马天主教的宣教士为了叫人归信，提供了政治和经济上的诱惑，古约翰驳斥这种做法：“我们不可以提供这些诱惑，恐怕制造出“吃教基督徒＇。我们不可以靠收买人，来与罗马对抗。”@22然而，神极大地赐福他的工作。成千上万已经加入了天主教的人，转而归向福音信仰。当自由派神学在1920年左右进入中国，古约翰说他“感到无力制止这股浪潮”，只能“更尽全力地传讲加略山十字架的救恩，显出十字架的大能”。@23

@20同上，172＝褟嘉路得著，《披荆斩棘（二十）：大时代》，106页。

@21同上，188-89＝褟嘉路得著，《披荆斩棘（二十）：大时代》，127-28页。

@22同上，193＝褟嘉路得著，《披荆斩棘（二十）：大时代》，132-33页。

@23同上＝褟嘉路得著，《披荆斩棘（二十）：大时代》，133页。

在十九世纪中期，普林斯顿神学院的一个年轻学生听了查理·赫治（Charles Hodge）的一篇演讲，很肯定自己要到宣教工场。赫治这位伟大的神学家向一个想法提出挑战，这个想法认为神是借着祂的特殊媒介使万国归向祂，而不是使用传讲神话语的一般事工。这位学生薛门顿（Ashbel Green Simonton），带领了很多人归向基督，不但本地人，亦有很多罗马天主教的殖民，包括神父。虽然他去世时年仅34岁，薛门顿在八年内便成立了里约热内卢长老会辖区，并在1867年成立了巴西长老会神学院。今天，巴西有超过百万的长老会教友。

篇幅有限，我们不能尽述其他很多加尔文派在南太平洋、亚洲、非洲、中美和南美的先锋宣教工作。事实上，在1950年，一位由英国循道会派去印度的知名宣教士沙根地（N.Carr Sargant）这样说：“赞扬亚米念主义和谴责加尔文主义是惯常的论断。但关乎宣教，严谨的加尔文主义与热情的亚米念主义卫斯理派，实质上是一样的。”@24事实上，沙根地抱怨循道宗光专注于向挂名基督徒反复灌输卫斯理的教导，反而是加尔文派把宣教士差派到“不信的人”当中。@25

@24由史督华特引自N.Carr Sargant,”Calvinism,Arminianism and Missions,”London Quarterly and Holborn Review176（1951）:340-44。请注意同一时代J.Vanden Berg，”Calvin’sMissionary Message:Some Remarks about the Relation between Calvinism and Missions,”Evangelical Quarterly22（1950）:174-87;与S.M.Zwemer,”Calvinism and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Theology Today7（1950）:206-21。

@25 Sargant,”Calvinism,Arminianism and Missions,”51。我们稍后会回去讨论基督更正教在十八世纪并以前的宣教活动。我们要在此先成立的论点只不过是，二十世纪对加尔文主义并其宣教活动，有各种不同的评论。

十八世纪中期的福音派复兴，重新激发了英国和美国福音派对宣教的热情。虽然约翰·卫斯理这个大家熟识的名字在这个运动占了重要的一席，领导这运动的主要是加尔文派的圣公会、长老会、和浸信会人士。（事实上，威尔斯大复兴产生了一个似乎前后矛盾的名称——“加尔文循道会”。）@26

然而，大家公认的现代宣教运动创始人是威廉·克理（1761-1834）。的确，一位极端加尔文派的浸信会人士莱兰德（John Ryland Sr.）曾经对他加以阻拦。据说莱兰德对克理的呼召有这样的反驳：“年轻人，坐下来。若神要改变这些不信的人，祂不需要你或我的协助。”@27但克理是一个加尔文派浸信会的会友，不是一个极端的加尔文主义者。他相信神通过媒介工作；基督徒是借着福音事工而得救和在信心上有增长；我们为什么会以为在世界别的地方会有不同的情况呢？

@26有关这发展的一个出色的历史记载，见Kenneth J.Stewart，Restoring the Reformation:British Evangelicalism and the Fran-cophone’Réveil’1816-1849;Paternoster Studies in Evangelical History and Thought（Eugene,OR:Wipf&Stock,2006）。

@27J.Herbert Kane,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Cbristian World Mission（Grand Rapids:Baker,1978）,85。

幸亏支持莱兰德的人并不多，克理得到其他加尔文派同伴的支持，在伦敦成立了浸信传道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尽管克理经历了很多艰难，他在印度的宣教工作却非常成功。提摩太·乔治（TimothyGeorge）指出，克理把圣经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和方言，它们在此之前从未用于这种神圣目的”。@28克理对那些工作所写下的见证，每一页都显示出一个慑服于神全权恩典之人的坚定信念。他相信现代的宣教运动承接了更正教改革运动的脉动和信息。@29他的一位同工安德鲁·福勒（Andrew Fuller），本身亦是加尔文派浸信会宣教工作的另一位领袖。

@28George,Faitbful Witness,24。

@29同上，37。

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浸信会当中，推动宣教活动的是加尔文派的人。提摩太·乔治认为，虽然普通浸礼派（亚米念主义者）最初热衷于在英国建立教会，到十八世纪中期，这些教会已经衰落，或已经失去了其福音派的神学信念。他们既否认基督的神性，亦否认三位一体的教导。他们拒绝接受任何信条，包括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30“另一方面，特别浸礼派加尔文主义者却抗拒这种自由派的倾向，坚决确认第一伦敦信条（1644）和第二伦敦信条（1677，1689）中的正统加尔文神学。”克理和这圈子中的所有浸信会宣教先锋，跟他们的前人约翰·班扬（John Bunyan）一样，都是特别浸礼派的热心鼓吹者。@31

长老会亦很早就参与了印度的开荒宣教工作。杜夫（Alexander Duff）和他的夫人在1830年抵达加尔各答。除了建立教会，他亦成立了很多学校（包括大学）。这样做的唯一问题是吸引了很多只想接受世俗教育、而不是对基督教信仰有兴趣的人。@32

@30同上，53。

@31同上，54。

@32Tucker，From Jerusalem to Irian Jaya，134-35＝褟嘉路得著，《披荆斩棘（二十）：大时代》，42页。

当加尔文派对其中一些宣教努力提出批评，其实很少是像莱兰德那样的指责，而是担心这些宣教活动与教会的关系不够紧密，变成一些独立的志愿组织。这仍然是改革宗的担忧，却从未削减改革宗和长老教会赞助自己的宣教活动的热情。改革宗宣教的特色是坚持要建立教会，而不只是领人归信。这样坚守新约圣经对教会的观点，是改革宗在世界各地有持久和稳定的宣教活动的原因。

改革宗和长老会宣教工作一个最特出的例子是在朝鲜半岛。在1945年之前，长老会是那里的主要宗派。事实上，尽管长老教会仍然是南韩最大的宗派，教会大部分的会友（至少在二十世纪中期时）却是在今天的北韩。@33根据1930年代的报告，整村整村的人一起接受福音。@34

在正统信仰的全盛时期，美国的长老教会（PCUSA）是向世界宣教的主动力，包括在埃及等回教国家的拓荒工作。@35我们想到荷兰——美国改革宗宣教士池维谋（Samuel Zwemer）——“穆斯林的使徒”。他在阿拉伯世界的工作继续结出果子。他总结出他的宣教神学：“神的无上主权为根基，神的荣耀为目标，神的旨意为动力，今天的宣教机构可以面对最困难的宣教任务——向回教世界传福音。”@36

@33World Christian Encyclopedia:A comparative Survey of Churcbes and Religions in the Modern World,ed.D.B.Barrett,G.T.Kurian,and T.M.Johnson（Oxford:Oxford Univ.Press,2001）,559。

@34同上，683。

@35同上，252。

@36S.M.Zwemer,“Calvinism and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Theology Today7（1950）:215。

事实上，长老会比其他宗派更多地参与了中东的宣教工作。在巴林国，大部分阿拉伯基督徒（还有一些印度人）都是属于改革宗传统的国家福音派教会（National Evangelical Church）。@37在伊朗拓荒的宣教组织是由长老和公理教会联合组成，并在1855成立了福音堂（Evangelical Church）。这教会直至最近一直是全国最大的基督教会，特别是通过各学校、多种服务、和一所医学院，有极大的影响力，@38美国的改革宗教会在1889年开展了在伊拉克的宣教工作，后来与福音派改革宗教会和长老会携手合作，成为联合差传（United Mission）。@39苏格兰教会在1839赞助了现代巴勒斯坦最早期的宣教工作。美国改革宗教会在1903年在科威特和安曼成立了第一个宣教点。@40叙利亚和黎巴嫩最大的更正教宗派是长老派；摩纳哥最大的更正教宗派则是改革宗。@41

@37World Cbristian Encyclopedia,96。

@38同上，380。

@39同上，384。

@40同上，394，437，568。

@41同上，446。

改革宗和长老教会如此积极地参与早期的宣教活动，似乎没有人想到要计算一下他们参与的程度。苏格兰教会历史学者林赛（T.M.Lindsay）在改革宗和长老会联盟（the Reformed and Presbyterian Alliance）的一个会议中（1896）声称，当时在宣教工场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宣教士是来自他们的教会。@42他还没有把极多数来自加尔文派的圣公会、公理会、和浸信会的宣教士计算在内。

@42Stewart，＂Calvinism and Missions”提及林赛（1843-1914）于1896年在格拉斯哥（Glasgow）的改革宗和长老会联盟会议所作的评论，由S.M.Zwemer，“Calvinism and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Tbeology Today7（1950）：215引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