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1重审耶稣

3、书面证据

耶稣的传记真的可靠地为我们保存下来了吗？

我在《芝加哥论坛报》当记者时，是个‘文件老鼠’——我花了不知多少时间查阅法院档案，希望找到一些花絮趣闻。虽然工作辛苦，耗费时间，但是回报丰厚，十分值得。我经常抢到头条新闻，压倒和我们竞争的报纸。

例如有一次，我无意中找到被人漫不经心放入公开档案中的一些头等机密的大陪审团记录，后来我写成一系列报导，揭露了芝加哥一些最庞大的公共工程在招标上的大规模贪污舞弊案，包括开筑高速公路之事。

可是在我发现的文件中，最叫人吃惊的，是历史上一个纵火案。三个青年坐在花马牌小型汽车里被活活烧死，制造商福特汽车公司被控鲁莽杀人罪。美国制造商因出售所谓危险产品被判刑事罪这还是第一次。

我在印第安那州小小的维那马克镇查阅法院档案时，发现了大量福特公司的机密备忘录。原来汽车制造商事先知道花马牌汽车如果受到二十哩时速的后撞，可能爆炸。文件说明这家制造商为了每辆车节省几块钱，决定不增加行李箱的空间来改进汽车的安全。

福特公司的一位律师那时碰巧在法院里溜达，看见我在影印那些文件。他发狂地奔向法庭申请一份司法禁制令，使档案不得向公众公开。

但是太迟了。我的头条新闻的标题是“机密备忘录透露：福特公司无视花马安全。”新闻在论坛报刊登后，消息很快传遍全国。

证明文件非假

拿到公司机密备忘录是一件事，证明文件的真伪又是另一件事。在记者披露文件内容以前，或检察官在审判中引进文件作为证据之前，必须采取步骤证实文件真实无讹。

就花马文件而言，文件所用的福特公司信纸是不是伪造的？文件上的签字是不是假冒的？我怎样才能肯定呢？既然文件已被影印多次，我如何确定文件没被篡改过？换句话说，我手上没有原件，怎样才能肯定每张影印副本都和原件完全相同？

还有，我怎能保证这些备忘录道出了事件全貌？毕竟这只是福特公司内部来往文件的一部分，是否还有公众尚未见到的其他备忘录，一旦发表了，也许会披露事件的另一面？

这都是重要的问题，对重审新约记录同样适用。我手里拿着一本圣经，实际上是古代历史记录的一个副本。耶稣的传记——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本福音书，与新旧约其他各书的原稿早已散佚。我何以能肯定今天这些版本——经过历代无数誊录后的抄本，与作者原来写的一样？

此外，我怎能说这四部传记道出的是事实全貌？假如还有别的耶稣传记——因早期教会不喜欢所写的耶稣形象而没有列入正经中，那又该如何？我怎么能相信教会当局，不会基于政治原因而把与四福音同样正确的耶稣其他传记查禁，只因为它们会使这位拿撒勒木匠的言行完全改观？

这两个重要的问题：耶稣的传记是否可靠地保存了下来，和是否同样正确的传记已被教会查禁，值得仔细考核。我知道有一个学者公认是这些问题的最高权威。我飞到纽瓦克，驾着租来的汽车，临时通知他，就到普林斯顿大学去进行访问。

访问二：布鲁斯．M．梅茨格（Bruce M．Metzger）博士

我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在布鲁斯．梅茨格常去的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找到了这位八十四岁的教授。他笑着对我说，“我喜欢为图书拂尘。”

实际上他写过书架上不少优秀的著作，特别是讨论新约文本的作品。他总共写过或编过五十种书，包括《新约的背景，发展与内容》、《新约文本》、《新约的正经》、《希腊文圣经原稿》、《希腊文新约原文注释》、《伪经引介》和《圣经牛津另编》等。有几本已经译成德文、中文、日文、韩文、马拉加西文与其他文字。他还与人合编了《新牛津圣经注释——附伪经》，并为新约研究丛书中二十五卷以上的总编辑。

梅茨格是普林斯顿神学院硕士，普林斯顿大学硕士与博士。他是苏格兰圣安德鲁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和南非波切夫斯特鲁姆大学等五家大学的名誉博士。

他在1969年出任英国剑桥大学丁达尔学院住院学者，1974年在剑桥大学克莱霍尔学院及1979年在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任客座教授。目前他是普林斯顿神学院荣誉退休教授，他在该院教了四十六年新约后才退休。

梅茨格是新修订标准版圣经委员会主席，不列颠学院通讯院士。他是圣经文学学社，国际新约研究学社、和北美早期教父学社的前任会长。

如果你肯查看关于新约原文任何权威著作的注脚，你会看到作者不断引证梅茨格。他的著作是世界各国大学和神学院的必读书，在神学界受到学者们极高的尊敬。

1914年出生的梅茨格，在许多方面都像上一代的老派人物。他从一辆被他称为‘我的汽油马车’的灰色毕克牌汽车下来，身穿一套深灰色衣服，打了一条佩斯利花呢领带，这是他上图书馆最随便的装束了，就是周末也一样。他的白发梳得很整齐，明亮而机警的眼睛带着无边金丝眼镜。他走得比从前慢些，但依然毫无困难、四平八稳地爬上二楼，在一间晦暗朴素的办公室里做他的研究工作。

他的幽默还没有老去。他给我看了一个小锡罐，是前任《新修订标准版圣经》委员会主席留给他的。他把盖子揭开，露出1952年烧掉的一本标准版圣经的灰烬，那本圣经是给一位原教旨主义牧师在抗议中烧毁的。

“似乎他不喜欢委员会把《英王詹姆士钦定本》的《希伯来书》第1章9节里的‘同伴’改为‘同志’”，梅茨格笑着解释，“他还控告他们是共产党员呢！”

虽然梅茨格说话有时带点犹豫，还倾向于使用‘正是如此’之类的罕用短语作为回答，但在新约研究上依然锋芒毕露。我问他一些统计数字时，他并不依靠1992年书中的数字，用的是他最近进行调查取得的最新资料。他心思敏捷，在回忆人物与地方细节上毫无问题，而且对目前学者之间关于新约的辩论也了如指掌。事实上这些学者仍在向他请教。

他的办公室只有囚室般大小，没有窗户，墙壁漆的是公共机关的灰色。室内有两张木椅，他坚决要我坐比较舒服的那一把。这正是他的魅力所在。他非常和气，谦虚得让人吃惊，不爱出风头。他那谦和的态度，使我希望自己年老时也能有同样的圆通和风度。

我们彼此寒暄了一阵之后，我提出首先想讨论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肯定耶稣的传记安全可靠地传承下来？

抄本的抄本的抄本

“我要跟你说句老实话，”我对梅茨格说，“当我发现新约没有原稿流传下来，我的确非常怀疑。我认为假如我们拥有的只是抄本的抄本的抄本，我怎能相信我们今天看到的新约跟起初的原本没有出入？你怎样回应这个问题？”

“这不是圣经独有的问题，你可以拿这个问题去问其他流传至今的古代文件，”他回答，“但是新约占便宜的地方，特别是当你拿它与其他古代文件比较的时候，是它拥有流传下来史无前例之多的抄本。”

“这有什么重要？”我问。

“抄本之间相同的越多，尤其是如果它们出自不同的地区，你越能从多方面反复核实，推断出原来的文本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好像在追溯这些抄本的家谱，找出原稿是怎样承传下来的。”

“好吧，”我说，“我明白有许多不同抄本的好处。还有文件的年代呢，这也同样重要，是不是？”

“正是如此，”他回答，“另外还有一件对新约有利的事。有的抄本始于原书出现后一两个世代以内，可是其他古书可能在五个、八个或十个世纪以后才有抄本。

“除了希腊文原稿外，新约在相当早的年代还给译成别的文字：拉丁文、叙利亚文、科普特文。除了这些，过后不久我们还有所谓的二手翻译，如亚美尼亚文、哥德文。此外，还有大批别的文本：乔治亚文、埃塞埃比亚文，不一而足。”

“这有什么好处？”

“因为就算我们今天没有希腊文原稿，把较早期译本的材料贯串起来，我们也能复制出新约内容。进一步说，即便我们失去了所有希腊文原稿和早期翻译，我们仍能从早期教父的注释、讲道词、书信等的大量引文中复制新约的内容。”

虽然这听来使人动容，但是很难单独判断这些证据，我需要一些前前后后的背景资料，以便更好地欣赏新约的独特性。我很想知道，如果拿圣经和别的著名古代著作比较，会有什么发现？

高如山脉的原稿

“当你谈到各种各样的抄本，这比起为学者所接受、认为可靠的其他古书来，会有什么不同？譬如说一些与耶稣大约同时代的作品？”

梅茨格预料会面对这个问题，他查了查随身带来的一些手写资料。

“先说塔西佗，那位大约在公元116年撰写《罗马帝国编年史》的罗马史家，”他说道，“他写的前六卷现在存有一个抄本，公元850年出现了另一个抄本，十一卷到十六卷存在于十一世纪的一个抄本，从七卷到十卷散佚。塔西佗搜集材料到写书和仅存的抄本间有很长的一段间隔。

“又以一世纪史家约瑟夫为例，他的著作《犹太人的战争》现存九个希腊文抄本，这些抄本是十、十一、和十二世纪的产物。现在还存有一本四世纪的拉丁文翻译和十一或十二世纪的中世纪俄文材料。”

数字这么少，令人惊讶。这些古代作品能够流传到现在的真是少得可怜。“比较之下，”我问，“今天还存有多少新约希腊文抄本？”

梅茨格眼睛睁得很大。“登记在案的有五千多种。”他热情洋溢地说，声音提高了一倍。

和这些高如山脉的抄本比较，塔西佗和约瑟夫只是蚁丘！“这在古代社会不是太不寻常了吗？第二位是谁呢？”我问。

“和别的古代著作比起来，新约抄本数目之多，简直多得叫人脸红，”他说，“新约之下是荷马的《伊利亚特》——古希腊人的圣经。现在存有希腊文抄本不到六百五十部，有些残缺不全。它们从公元第二、第三世纪传到我们手里。荷马史诗的创作早在公元前800年左右，间隔非常之长。”

“非常之长”是个极其保守的说法，那是一千年的间隔！把新约的抄本证据拿来和现代学者认为绝对真实的其他古代著作并列，新约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事实上两者根本无法比较。

我对新约抄本的好奇心油然而生，我请梅茨格为我介绍几种。

“最早的是埃及草纸的残片，草纸由生长在埃及尼罗河三角洲沼泽里的纸草制成，”他说，“现在有九十九块草纸残片，上面记有新约几段文字和一些书卷。

“最重要的发现是1930年左右找到的切斯特比提草纸。这里面的比提圣经草纸一号，包括四福音和《使徒行传》一些部分，始自三世纪。草纸二号包括保罗八封信的大部分，加上《希伯来书》的一些部分，始自大约公元200年。草纸三号含有《启示录》的大部分，始自三世纪。”

另外一组重要的草纸原稿为瑞士一位圣经爱好者马丁．博德谟购得。其中最早的始于约公元200年，写有《约翰福音》约三分之一。另一张草纸写有《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的某些部分，源于三世纪。

到了这里，耶稣传记的写作与最早的抄本之间的间隔已经非常小。但是我们现有的最老的手抄本是什么呢？我想知道在时间上跟专家们叫做“亲笔稿”的原稿有多接近？

改变世界的纸片

“就整部新约而言，”我说，“我们拥有最早的部分是什么？”

他回答时毫无踌躇。“那是《约翰福音》的残片，写的材料从第十八章开始，一共有五节——一面有三节，另一面有两节，长约两吋半，宽约三吋半，”他说。

“怎样发现的？”

“早在1920年在埃及购得，因和其他草纸放在一起，无人过问。后来在1934年，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C．H．罗伯茨在英国曼彻斯特约翰赖简德图书馆整理那些草纸时，一眼看出那是《约翰福音》的部分。他是从字体辨认出来的。”

“他的结论是什么？”我问，“可以追溯到什么年代？”

“他得到的结论是它写于主后100到150年之间。许多著名古文学家如福里德里克．凯尼恩爵士、哈罗德．贝尔爵士、阿道尔夫．迪斯曼、W．H．P．哈奇、乌尔里克．威尔肯等都同意他的判断。迪斯曼坚信起码可以推溯至罗马皇帝哈德良王当政期间，那是117到138年，甚或到图拉真皇帝当政期间，那是主后98到117年。”

这是个惊人的发现。原因在于十九世纪德国的怀疑派神学家竭力主张《约翰福音》至少在160年还未写成，离开耶稣生时的事迹太远，因而没有什么历史价值。好几代学者受他们的影响，都质疑《约翰福音》是否可靠。

“这个发现一定把这一主张吹得烟消云散，”我评论道。

“是的，确是如此，”他说，“我们在较早时期还找到一本《约翰福音》的片断，在埃及尼罗河的地方，离开小亚细亚的以弗所很远，那里大概是《约翰福音》成书的地方。”

把《约翰福音》的写作推前到十分接近耶稣在世的岁月，这一发现简直改写了历史。我决定去请教一位考古学家，看看是否还有别的证据加强我们对《约翰福音》的信心。

丰富的证据

草纸抄本是《约翰福音》最早的抄本，还有写在羊皮纸上的古老抄本。羊皮纸是用牛皮、羊皮、山羊皮和羚羊皮制成的。

“我们有被称为安色尔字体的抄本，全部用希腊文大写字母写成，”梅茨格解释。“今天我们有三百零六本这样的抄本，有几本可以推溯到三世纪。最重要的是“西乃抄本”（Codex Sinaiticus），这是惟一一部用安色尔字体写的完整的新约；以及“梵蒂冈抄本”（Codex Vaticanus），这个抄本并不十分完全。两个抄本都推溯到大约公元350年。

“一种在本质上比较接近草书的新字体在大约公元800年出现。这种字体叫小书写体，我们有两千八百五十六本这样的抄本。此外还有圣言集，其中包含早期教会一年之中依次在适当时候诵读的新约经文。我们共有两千四百零三本这样的抄本编入书目。这就把希腊文抄本的总数推高到五千六百六十四种。

“除了希腊文抄本”，他说，“还有数以千计的其他文字的古代新约抄本。我们有八千到一万本拉丁文普通文本，再加上八千本埃塞俄比亚文，斯拉夫文和阿美尼亚文抄本，加起来现存抄本总共有两万四千种。”

“那么，请问你对此有什么看法？”我问他，想确定是否听懂他所说的。“谈到各种各样的抄本和原作，或第一个抄本之间的时间间隔，新约和别的著名古代作品比较起来，有什么结果？”

“结果令人非常满意，”他说。“我们可以非常有信心地说，留传下来的这些资料是相当可靠的，尤其是拿它和别的古代著作比较的时候。”

全世界著名的学者也都同意梅茨格这个结论。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已故杰出教授、《新约文本之可靠性》著者F．F．布鲁斯说，“世界上没有别的古代文献能像新约那样，享有如此众多的文本上的证明。”

梅茨格已经提到过大英博物院前院长、《希腊草纸的古文书学》，作者福里德里克．凯尼恩爵士。凯尼恩说过，“新约成书之后到最早的抄本出现，其间隔之短，没有别的古代文献比得上。”

他的结论是：“对流传至今的圣经，基本上和原稿相同，已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地方了。”

可是不同抄本之间的差异又该如何看待呢？在快速的影印机发明之前，抄本是由抄写员一个字一个字、一行一行地辛苦抄写出来的，这样的程序很容易出错。现在我要集中火力追究这些抄写上的错误，是否会造成现代圣经满篇都是无可救药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