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为何说不
为何说不——基督信仰再思
史特博（Lee Strobel）著/李伯明译
写在前面
在基督徒的信仰与生活中，有一些问题经常困扰着我们。有的凭着朴实的信心，对神单纯的倚靠，无忧无虑，快快乐乐度过一生。有的则没有这么幸运，如此蒙恩。这些问题潜伏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甚至因心存怀疑，灵性蒙上重重阴影，对自己是否真正重生得救，都不敢肯定。
至于本来就在感情上、理智上不信、甚至敌视的人，这些问题不但成了他们追求真理的绊脚石，也用来阻挡许多人，特别是自以为有思辨能力、误信科学万能、一知半解自诩进步的聪明人。
世上为什么有苦难，便是这些问题中的一个。不只是因为苦难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惧怕，而是因此而生发的更深一层的困扰，也就是上帝是不是真的慈爱的问题。人世既有苦难，而人乃上帝所造，基督信仰说“神就是爱”，那么这位上帝恐怕并不是慈爱的、关怀人间疾苦的神。
另一个常常问的是：基督信仰说耶稣是通往天国的唯一道路。那么，在耶稣降世前，没有听到过福音的人，诸如为人们奉为圣者的苏格拉底、孔子，是不是也可以得救呢？存在人心头的这些疑问，这些担忧，应该拿出来讨论，找出答案。基督信仰所提供的既是真理，对受苦、得救等难题一定有完善且信服的解答，不用回避，不必害怕质疑。
本书作者，一位彻底怀疑论者，在他的灵性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还遇到其他问题，归纳起来一共有八个。他称之为“八大质疑”，包括苦难；神迹；进化论；旧约中的上帝残忍；耶稣并非通往上帝的唯一道路；地狱苦刑；基督教历史上的压迫与暴力，以及心有怀疑所以不能成为基督徒。
一句话，许多人因为有这些重大的质疑，所以对基督信仰说“不！”；认为只要对理性有一点儿尊敬的人，都应对基督敎的有神论加以排斥。
作者在耶鲁大学攻读法律，是美国著名日报《芝加哥论坛报》屡获新闻奖的法庭与法事资深记者。他读了不少质疑基督信仰的书和文章，包括一本题为《告别上帝：我摒弃基督信仰的理由》的书。此书作者坦布尔顿本是葛培理布道团的原始同工，后来因看见《生活画报》里一张母亲手抱死去婴儿望天求雨的照片，开始怀疑世上是否真有一位关心人类的造物主。他终于放弃所信，转而攻击基督信仰，并且引用许多例证，作出诋毁。
作者决定为自己也为他人寻觅这八大问题的答案。他用了一年时间，从坦布尔顿开始，遍访对每一个问题公认的权威学者。他和哲学思想家克雷夫特博士探讨苦难之谜，和专研神迹、著作等身的克莱格博士讨论神迹，又和发表不少有关生物起源问题著作的科学家布雷德利钻研达尔文的学说；一直到和教牧学博士安德森讨论信心摇摆不定有否得救希望的问题。
作者也不因问题困难而回避，结结实实向他们提出，抽丝剥茧，盘根问底。他不满足于表面、肤浅的一般解答。他要的是有根有据，扎扎实实的剖析。他将对谈详详细细记录了下来，整理成书出版。书名《TheCase for Faith》，直译是“信仰辩析”。由于发言的人所处权威地位，对所谈问题有湛深学理依据，也有自身体验，个个都能为所信真道作出感人肺腑的光辉见证。难怪出版后一直高踞最受欢迎的非小说类书之首，与他前一部为基督辩解之作《重审耶稣》（The Case for Christ）一同成为基督徒和追求真理之人的必读书。
作者在结论中承认：“信心途中的八个障碍都引起了难以解决的问题。不过我访问过的专家多数稀奇地提供了满意的答复。”他承认有些题目虽然得不到决定性的解答，但学者都能将反对的意见予以化解，提示产生问题的来龙去脉，使误解得以消除，因质疑而发生的困扰与痛楚得到了充份的舒解。
翻译这部书，涉及的知识与资料面极广，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译者李伯明先生学问广博，经验丰富，深为作者所下功夫之深所感动。他夜以继日，赶译全书，使我们能在原著问世后不久即出版中译本，对这些困扰我们的难题作出解析，并为之辨明，让我们可以“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他人询问心中盼望的缘由”（彼得前书3章15节）。
前言：向信仰挑战
只要对理性有一点点尊敬的人，都应排斥基督教的有神论。
——无神论者乔治·H·史密斯@1
基督信仰不是不讲理性的盲动，圣经所说都是有理有据、合乎理性，受得住客观的考验。
——基督徒作家查尔斯·柯尔逊 @2
布道家葛培理双手抓住讲台的两端，好让身体站稳讲道。他已经八十岁了，正和帕金森病奋战。可是他目不转睛地望着聚集在印第安纳玻利斯市电信大厦厅内的听众，讲道的声音仍旧强而有力，没有丝毫迟疑、清清楚楚，一点也不含糊。他所讲的基本上都是他五十年来一贯宣讲的简明且直接的信息。
他谈到世界各地的混乱和暴力，他集中精神讲解何以人心中会有苦闷、痛苦和困惑。他讲到罪恶、饶恕、救赎和折磨着许多人的孤独、失望与消沉。
“人人都需要爱”他作结论时用他那亲切的语调说，“我们都需要有人爱我们。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上帝爱你们。祂这样爱你们甚至将祂的儿子给了你们，叫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且祂爱你们，甚至他愿意进入你的生命，改变你生活的方向，使你成为新人，不管你是谁。”
“你真的认识基督吗？在你生命中的某一刻，上帝的灵会来感动你，呼唤你，叫你打开心门，确立你和上帝的关系。今天晚上，你们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人并不真正认识祂，但从心里很想认识。你们希望今天晚上离开这里的时候，心里确实知道，假若在回家的路上死去，你能和上帝相会。”
于是他催促他们走到台前来。他们真的来了，起初是零零星星的几人，随后像蓄水库的闸门打开了：有的是自己一个人，有的是成双成对，有的是全家，涌往讲坛前面的空地。没多久讲台周围已挤满了人，总有三千多。有人在为自己的罪哭泣；有人低下头，为过去的所作所为懊悔；有许多人展颜微笑，他们得到释放，内心充满快乐，终于能够像浪子回头。
一个已婚妇人是个典型例子。“小时我的母亲死于癌症，当时我认为我受到上帝的惩罚。”她对辅导员说。“今晚我懂得上帝爱我——我知道祂爱我，但没有确实把握。今天晚上我的内心有了平安。”@3
信神的这个信是什么？你无须向这群在六月闷热的晚上汇集的人解释。这信就像他们的呼吸那样实在，他们向上帝伸出手去就像盼望能实际和祂拥抱一样。信洁净了一直压迫着他们的罪疚感，有了信，他们不再意气消沉，而是满怀希望。信给了他们新的方向和目标。信打开了天堂的门。信像甘洌的清泉浸润着他们焦枯的心灵。
但是这信心并非可以信手拈来，就是对那些急切需要信心的人也一样。有些人渴望能真正得到上帝，可是总有一些东西阻挠他们。他们盼望能尝到心灵自由的滋味，但是总有障碍挡住去路。反对者烦恼他们。怀疑者嘲笑他们。他们的心想飞向上帝，他们的理性思维却把他们牢牢地锁在地上。
他们在电视上见到大群的人走上前去和葛培理一起祷告。他们摇头，他们叹息。要是真有那么简单就好了。要是没那么多的问题就好了。
对查尔斯·坦布尔顿（Charles Templeton）来说，这位曾是葛培理的布道伙伴和密友，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竟然僵化到使他成为坚决反对基督信仰的人。坦布尔顿像葛培理一样，曾向宽大广场上的群众大声疾呼，要他们认罪走向耶稣基督。有些人甚至预言，坦布尔顿有一天能越过葛培理，成为更伟大的布道家。
可是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那一连串打击信心的问题发生之前。今天，坦布尔顿的信心，在执着而顽固的怀疑不断击打下全都消失了。也许是永远消失。
也许。
从信仰到怀疑
那是1949年，葛培理三十岁，还不知道他的声望和影响将遍布全球。尤其可笑的是，正当葛培理准备洛杉矶首次大型布道会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内心正和一件不能确定的事挣扎。不是关于上帝的存在或是耶稣的神性，而是在他能不能完全相信圣经这个基本问题上。
葛培理在他的自传里说，他觉得好像躺在拷问台上，一面是才华横溢的基督教教育家亨丽伊塔·米尔斯（Henrietta Mears），此人精通现代学术，对圣经的可靠性深信不疑，把他拉向上帝；而另一方面拉扯他的是他的亲密伙伴和布道会同事，三十三岁的查尔斯·坦布尔顿。@4
据坦布尔顿自己说，十五年前他成为基督徒，那时他在多伦多《地球报》任体育记者，对他的生活方式日益厌恶。一天夜里，他到一家肮脏的脱衣舞场消遣，出来后感到卑鄙和龌龊，回到住处，在黑暗中跪在床旁。
“突然间，”他后来回忆，“就好像有一条黑色毯子蒙在我身上，整个身心为一种罪恶感所弥漫。我能想到的字句只有，‘主啊，下来吧，下来吧—–’”随后：
“一个和我重量相同的东西，从我身上升起。它通过我的大腿、躯干、两臂和双肩给提走了。一种难以表达的温暖开始充满我的身体。那就像一道光在我的胸腔内燃起，它清洗了我—–我几乎不敢呼吸，害怕这美好的时刻会改变或终止。我听到我三番四次低语：‘谢谢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后来我在床上，平静地躺在一种无法抗拒渗透一切的灿烂快乐之中。”@5
坦布尔顿抛弃报业转任教牧工作之后，1945年在一个青年归主举办的大会上邂逅葛培理。他们联袂同往欧洲，轮流在奋兴会上讲道。坦布尔顿建立了一间礼拜堂，没有多久，容纳1，200个座位的圣所就已坐满。《美国杂志》说他“给群众布道树立了一个新的典范”。@6他和葛培理的友谊与日俱增。“他是我有生以来最敬爱的少数人中的一个。”葛培理曾对一个传记作家说过。@7
但是不久之后，怀疑开始侵蚀坦布尔顿。“我在少不更事的时候经历一个转变过程”，他后来回忆，“在问题与怀疑无可避免地开始困扰我的时候，我缺乏思考技巧与神学训练来支持我的信仰—–我的理性开始质询，有时甚至反驳基督信仰的核心信念。”@8
信心的胜利
现在坦布尔顿成了怀疑派，立场与虔诚的亨丽伊塔·米尔斯正好相反，劝他的好友葛培理不要相信米尔斯女士，不要相信她一再强调的圣经绝对可信的话。“比利（葛培理的小名），你落后了五十年。”他力言，“人们不再像你那样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你的信心太单纯。
坦布尔顿在这场拔河战里似乎稳操胜券。“即使不能说是怀疑，”葛培理回忆说，“我的心里确实已感到烦乱。”他知道，如果他不能相信圣经，他就不能继续传道。洛杉矶布道大会势将打开葛培理向全球布道的大门，成败关键悬于一线。
葛培理到圣经里去寻找答案，他祷告，他沉思。最后，他怀着一颗沉重的心，到月色笼罩下的洛杉矶附近的圣贝纳迪诺山上来回踱步，高潮在此时出现。葛培理紧握圣经，跪在地上，向神承认他不能解答坦布尔顿和别的人提出来的一些哲学和心理学问题。
“那时我努力诚恳地面对上帝，但是有些话还是说不出口来，”他写道。“最后圣灵释放了我向神开口。‘父啊，我凭信心接受圣经是你的话！凭信心跨越我的理性思维和怀疑，并相信圣经上的话语是你默示的。’”
葛培理含着眼泪站起身来，他说他感觉到有几个月没有感受过的神的能力。“并不是我所有的问题都已得到解答，但是我已走过了一座重要的桥梁，”他说。“在我的心里和脑里，我打了一场心灵之仗，并且已经得胜。”@9
对于葛培理，那是个关键时刻。对于坦布尔顿，事情的转折却使他大为失望。“他（葛培理）闭起眼睛不理，等同在理智上自杀，”坦布尔顿宣称。他为他的好友可惜。现在各走各路，分道扬镳。历史知道此后的岁月中葛培理的际遇。他将成为现代最有说服力也最有效力的布道家，一个最受人尊敬的人。但是坦布尔顿的遭遇呢？他给怀疑搞得焦头烂额，辞了圣职，回到加拿大，做了时事评论员和小说作家。
坦布尔顿的推理赶走了他的信心。但是信心和理智真是势不两立的吗？一个人可以同时成为一个思想家和相信圣经的基督徒吗？有些人不那么相信。
“理性和信心是对立的，是两个相互排斥的名词。它们没有调和的余地，也没有共同的立足点，”无神论者乔治·H·史密斯说。“信心是没有理性或不顾理性的信念。”@10
基督教教育家W·宾厄姆·亨特（W.Bingham Hunter）持相反意见。“信心，”他说，“是人的理性对上帝在大自然、人类历史、圣经和祂的复活的儿子自我显示的证据的反应。”@11
我本人大半生是个无神论者，最不愿见的是那些以天真想法或虚伪假设为基础的信念。我需要的是能符合理性而不违背理性的信仰；我要的是植根于现实而不背离现实的信念。我需要一劳永逸地查明基督信仰能否经得住审查。
现在是我和查尔斯·坦布尔顿面对面恳谈的时候了。
从教牧到不可知论者
我在葛培理正举办的印第安纳玻里斯布道大会以北约五百哩，多伦多中产阶级住宅区一座现代大厦里找到了坦布尔顿。我坐电梯到二十五楼，在标着“屋顶公寓”的大门上叩响黄铜门环。
我腋下夹着一本坦布尔顿的近著，看了书名，你就会对他的宗教观点了如指掌，书名是《告别上帝：我摒弃基督信仰的理由》。这部试图挫伤基督信仰元气的巨著，盛气凌人地攻击基督信仰，说它“落伍，显而易见的不真实，而且在它各种不同的表现里，既对个人有害，也对社会有害。”@12
坦布尔顿引用了各种各样的例证，用以诋设圣经中对上帝的信仰，但是我对其中一段动人的话最感兴趣。他在这里指出老年性痴呆（Alzheimer）病的可怕，他以惊心动魄的细节描写患者的头脑与记忆受到摧残，以致患者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他质问为什么一个慈爱的上帝，能让这样像魔鬼般可怕的疾病在患者身上肆虐，让他们亲人受苦？
他说答案非常简单。如果有一个慈爱的上帝，老年性痴呆病就不会存在。正因为这种病确实存在，就足以证明上帝并不存在。@13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我的妻子的家庭一直受到老年性痴呆病的破坏，这对我情绪上的打击很大，也加强了我的不信。
我在坦布尔顿家门口等待的时候，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他本人会像他的著作那样杀气腾腾吗？他还对葛培理怀恨吗？我的访问能顺利完成吗？两天以前他在简短的电话里答应我访问他的时候，曾含糊地说他的健康并不见佳。
他的夫人玛德琳刚从她的屋顶花园里打理过花草后出来给我开了门，热忱地欢迎我。“我知道你老远地从芝加哥来到这里，”她说，“不过很抱歉，查尔斯病得厉害。”
“我可以改期再来，”我提议。
“我们先看看他的情况如何，”她说。她带我走上一道铺有红地毡的楼梯，进入他们豪华的住所，两只嬉戏的大狮子狗紧跟着她。“他一直在睡觉—–。”
这时，她八十三岁的丈夫从卧室走了出来。他穿着一件深棕色的薄睡袍，里面是同色睡衣，脚上穿着黑拖鞋。他那逐渐疏落的灰白头发有点散乱。他身形消瘦，面色灰白，但他的蓝绿色眼睛炯炯有神。他客气地伸出手来给我握。
“请你原谅我，”他清了清喉咙说。“可是我不怎么好。”随后他实事求是地补充了一句，“老实说我快死了。”
“有什么不对？”我问他。
他的回答险些把我打翻。“老年性痴呆病，”他回答。
我忽然想起他写过老年性痴呆病，说这种病是上帝决不存在的另一项证据。我明白他写那本书的动机。
“我已经得了—–让我想一想，是不是已经得了三年了？”他皱着眉头转身求助于他的太太，“对了，是不是已经得了三年了，玛德琳？”
她点了点头，“是的，亲爱的，三年了。”
“我的记忆力大不如前了，”他说。“而且你可能知道，老年性痴呆病是个绝症，毫无例外，确乎如此。说起来有点骇人听闻。不过这是实情。我已经死定了。迟早我会死在这病上。可是它先要弄死我的头脑。”他有气无力地笑着。“我害怕这已经开始了，玛德琳能证明这一点。”
“我这样打扰你实在过意不去，”我说，“假如你觉得不胜其烦—–”
但是坦布尔顿坚持。他领我进入他装修入时、下午阳光充沛的客厅，从玻璃门窗望出去，一览无遗的城内景色尽收眼底。我们坐在邻近的沙发椅里，顷刻之间坦布尔顿彷彿凝聚了新的精力。
“我猜想你要我解释怎样从教牧成为不可知论者，”他说。说了这话后，他开始描绘他怎样放弃信仰上帝的经过。
这正是我期待的事情，但我从未料到，我们的谈话后来会有那样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