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主日简史（完）

第十七章、世俗化与更新

周日休息制的进一步扩展

我们会看到，尤其是当13个殖民地宣布独立之后，清教徒主义在北美英属殖民地的势力大减，有关周日的法律随之减少。但与此同时，将周日立为安息日的做法却传遍全球。一方面是由于英国的殖民扩张，另一方面与英美的宣教事工及全球经济发展相关。因此，甚至在基督徒人数极少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蒙古、非洲绝大多数国家、巴基斯坦、土耳其、泰国等），周日也成了休息日。周末的休息日通常包含周六与周日两日。

周日的世俗化

然而，周日休息制全球化的同时，周日的意义也日渐世俗化。在以上提到的多数国家里，之所以设立周日为休息日，宗教意义倒是其次。更多是因为在基督教国家里，银行、市场与政府部门都在周日休息。全球经济的发展使这些国家为方便起见，也选择与其它国家在同一天休息。

有些国家守周日为安息日，有其深厚的宗教根基。但即使在这些国家，这种根基也迅速消失。18世纪的北美英属殖民地大大发展，人口杂多，那些坚持清教徒信仰的人为安息日的世俗化深感悲痛。传道人时常表达不满，本该安静默想、专于慈善事工的周日晚上，现成了娱乐时间。有时候，为了追求娱乐的同时又不亵渎安息日，人们就去参加“唱诗班”。在那里学习、练习新歌，也唱老歌（通常是诗歌或其它宗教歌曲）。

在新共和国成立初始几年，许多州都通过了周日禁令法。然而，州法院不断挑战这些法律，结果各异。1961年，最高法院规定，纯粹出于宗教目的的周日法律违反宪法精神，只有为世俗事务而休息的法律才符合宪法（虽然这些法律本身源自宗教情感）。从那时起，周日法律便在法庭遭到质疑，即便是支持为宗教而休息的人，也被迫根据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进行辩论。因此，周日世俗化不仅发生在中国等国家（这些国家设立周日为休息日，只是为了便于与其它国家联系），在美国也一样，周日法律的合法地位取决于它们的世俗影响。

在21世纪的今天，即便这类法律大大减少，仍有大量保守的基督徒支持安息日的法律。他们坚信，与清教徒时代一样，今天的政府有义务让信徒及整个社会遵守神的律法（通常称为“律法的第三功用”）。

然而，当我们纵观整个周日历史，从君士坦丁颁布著名的321法令开始，周日事宜似乎已经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在君士坦丁之前，基督徒谨守主日（一周的第一日），在这日敬拜，但并没有提到休息，也没有与安息日相关联。当时的社会不仅没有赋予他们任何特权，还强加给他们许多义务。他们必须想方设法在主日这个特殊的日子庆祝主的复活。君士坦丁让这日成为休息日，从此周日开始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并最终带来：（1）人们坚信周日休息是按照安息日的模式；（2）视安息日”一词为周日的同义词（尤其是在英语世界，一周第七日不是以“安息日”［Sabbath］这个词命名，而是以土星［Saturn］命名）；（3）产生了严格的周日法律（令人想起那些最为严格的犹太安息日律法）。但是，在君士坦丁17个世纪后的今天，基督徒再次发现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对他们的价值观与信仰漠不关心，有时甚至充满敌意。他们要想尽办法才能活出这些价值观，宣告信仰，并在日益减少的社会支持下敬拜神。而周日对其他人来说只是休闲的一天，人们享受橄榄球，享受沙滩。

“周日休息失去了法律与社会支持，人们对此深表痛惜。但是，许多基督徒面对周日在整个社会中的世俗化，对周日及其意义有了全新的、更深刻的理解。

仪式的更新

与此同时，另一件事也正悄然发生：基督徒重新审视了敬拜仪式及其涵义。19世纪中叶，产生了有关教会敬拜仪式的争论（主要在圣公会与罗马天主教内）。在圣公会中引发了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等事件，要求回到旧的敬拜形式。罗马天主教则再次提倡中世纪的敬拜。其中许多人都视中世纪为教会历史的至高点。但是不久后，随着教父研究的发展，人们发现中世纪以前的一段时间也同样值得关注。1883年，希腊东正教主教与学者腓勒塞斯·布莱尼欧斯（Philotheos Bryennios）出版了一份手稿，是八年前他在君士坦丁堡圣墓医院（Hospital of the HIoly Sepulcher）图书馆中找到的，经他鉴定，为《十二使徒遗训》。多位古代作者都曾提到这本书。此书的其它语言版本与片段立刻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如科普特文、阿拉伯文、格鲁吉亚文与拉丁文。希坡律陀（Hippolytus）的《使徒传统》（Apostolic Tradition）曾以古埃塞俄比亚文出版，现在又发现了其它古语言版本。这引起了敬拜历史学家的关注。学者一致认为，这本书确实出自这位古代基督教作家之手，因此其中提到的敬拜事宜是初期教会的真实写照。基于这两份文献，史学家能够评价并解释其它古代文献的大多数内容，从而对君士坦丁时期以前的敬拜礼仪达成基本共识。许多清教徒也根据这两份文献改革敬拜，恢复天主教与圣公会沿用下来的敬拜形式。一些激进的清教徒曾拒绝这些形式，认为教皇色彩太过浓厚。但这些礼仪只是相当古老而已，所以现在他们不得不接受。因此，卫理公会与长老会的信徒再也不必惊讶于藉着话语和手势彼此问安，这早在希坡律陀的《使徒传统》中就已出现：

愿主与你同在

与你的灵同在

兴起你的心

专心向主

向主我们的神献上感恩

祂配得感恩与称颂。

早期的敬拜更新运动主要关注中世纪的敬拜，现在开始转向更早时期。那时的敬拜以敬拜自身的意义与其背后的信仰为基础，而不看社会认同或法律支持，且参与性更高。

早在1903年教皇庇护十世（Pope Pius X）当选不久后，便发布诏书，呼吁信众更加积极地参与礼拜仪式。几年后，庇护十一世（Pius XI）也发表了一份类似的诏书（不过，只是希望大家积极参加格列高利圣咏［Gregorianchant］）。他在《关怀》（Tra le sollecitudine）中提到：

在会众参与的那部分恢复格列高利圣咏，信徒便可以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神圣敬拜之中。信徒参与圣礼十分必要，他们不能成为外人或沉默的旁观者。信徒的赞美声当与神父、诗班的声音互相应和，此起彼伏。

自此以后，关于仪式的更新呼吁不断。1947年，庇护十二世（Pius XII）发表通谕《天主中保》（Mediator Dei），声称仪式应当顺应新环境而变化，必要之时甚至可以使用地方语言。几年前，庇护十一世就已批准在弥撒中一同使用拉丁语和克罗地亚语，有的情况可以使用斯拉夫语。1941年，罗马发表了一系列指令，指导中国、日本与印度等国预备其双语敬拜仪式。1951年，庇护十二世同意恢复复活节前夕的守夜礼（Paschal Vigil，这个古老的仪式曾被周六早上的另一场仪式替代）。他以此为试验，并在四年后发布指令，要求改革整个圣周的庆祝（包括恢复守夜礼）。

第二次梵蒂冈会议

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带来了巨大变革。会议诏书发布不久后，教皇约翰二十三世（Pope John XXIII）特别强调了仪式更新的重要性：

会议不必过多谈论道德教条——人们若不认同教会，或没有透过丰盛的圣礼与教会一同活出基督的奥秘（不管是复活节盛宴期间还是周日），或不与教会一同祷告，一切都是枉然。

与会的主教坚信，教会仪式需要彻底更新与变革。因此，在充分讨论并彻底改写了筹备委员会提供的仪式文稿后，会议出台了其第一份文献《圣礼宪章》（Constitutionon the Sacred Liturgy），通常以其拉丁文的开头几个单词而被人知晓：Sacrosanctum Concilium。虽然这份文献大篇幅地为仪式带领者（神职人员）提供指导，但其更新教会敬拜最显著的一点是与忠实的信徒关系密切，要求普通信徒有更高的参与度。在这方面，会议认为牧师必须“确保信徒充分理解自己所作之事，积极参与教会仪式，得蒙祝福”(Sacrosanctum Concilium11)。

为此，会议委员会授权各国与各地区开展主教会议，在教廷允许下改进仪式，决定如何使用本国语言或地方语言。不过并不是纯粹翻译拉丁文弥撒，而是根据当地文化的特殊传统与恩赐作适当调整。在不损害信仰与公众益处的前提下，教会甚至不愿将固定的统一仪式强加于人，而是尊重、鼓励各国各族自身的特征与恩赐。人们的生活方式若不是与迷信、错谬相连，就值得仔细研究。若有可能，还要加以保护。有时，倘若出于真实诚挚之情，甚至可以将这些民族特色引入礼拜仪式。（SC37）在“各民族的特征与恩赐”中，会议特地强调了音乐与诗歌。因此好几段文字都提醒信徒，“普世教会的音乐传统弥足珍贵，比任何其它艺术都伟大”（SC112）。随后，会议还鼓励发展“流行宗教歌曲”（SC118），承认人们都有自己的音乐传统，这对他们的宗教与社会生活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们的音乐应当被尊重，并享有一定的地位。不仅要形成属于他们自己的宗教意识，更要根据他们的本土音乐天分调整敬拜模式（SC119）。

会议鼓励信徒要积极参与并充分理解的另一件事便是讲道，这也同等重要。多个世纪以来，讲道一直被忽视，甚至简化为教区生活通告，至多也只是道德教导。现在，会议宣称：“在一年的礼拜仪式中，可以透过讲道来阐明圣经中的信仰奥秘与基督徒生活指导。因此，作为礼拜仪式一部分的讲道，须得到高度重视。事实上，在群众的监督下，要求在周日与义务节假日举行的弥撒，除非有特殊原因，否则不得忽略讲道环节。”（SC52）

总之，会议鼓励普通信徒积极参与，以此强调敬拜（尤其是周日的敬拜）的更新。这个过程包括：首先，敬拜仪式采用了地方语言；其次，普通信徒在敬拜中起了积极的作用；第三，设立讲道，将圣经经文与圣礼相连；第四，使用能表达群众特性与经历的音乐与文化元素；最后，再次以周日为庆典。因此弥撒不再悲哀地记念基督之死，而是庆祝祂复活的得胜。

新弥撒曲

几乎同时，在会议指导下出现了“地方语言的通俗弥撒曲”。配上欢乐的本土音乐，表达人民疾苦与盼望。在诸多弥撒曲中，有一首叫“通俗萨尔瓦多弥撒曲”（Misapopular salvador-eña）。其进堂咏“Vamos todos al banquete”为整场礼拜仪式设立了基调：

副歌

让我们奔赴盛宴

参与普世庆典

一切预备妥当

众人啊，来吧，彼此分享

清晨早起

圣徒相待

举家踏春而行

携友共往（反复）

我们来自索亚潘戈

圣安东尼、萨卡弥尔

墨西哥城、戴尔多加

圣特克拉、拉伯纳尔（反复）

穷苦之人，受神所邀

奔赴公义之宴，慈爱之席

共享丰收之物

一无所缺（反复）

共建美好之国

因爱联结，人人平等

被神呼召，齐心协力

凡物共用（反复）

这类歌有吉他与响葫芦伴奏，内容表达了信徒相交的喜乐、人们遭受的不公正与痛苦，给周日敬拜带来了惊人的更新。以往参加弥撒的只是几个敬虔人，现在成了镇上大多数人生活的重要部分。传统上人们的责任是去听弥撒（ir misa），而现在则要参与宴席，这两者差别巨大。这宴席是创造之宴的范型，是应有的宴席，也是将来会有的宴席。

透过这些，我们发现了古时对周日三层理解的再现：要庆祝耶稣透过十字架与复活而取得的胜利，同时也指向祂与整个被造界的关系，还包括对末世的盼望。

普世教会的更新

进堂咏采用路德诗歌这一事实，标志着仪式更新的现象不仅局限于罗马天主教。有许多新教徒与东正教的学者也基于《使徒遗训》（Didache）等古籍，研究古代基督教敬拜，更会跨宗派研究他们感兴趣的公共历史。天主教教父学者与仪式家会研读新教徒对《使徒遗训》的研究。由于会议要求讲道，许多天主教神父与神学院便转向新教徒专家求经验。同样，新教学者与仪式家向天主教学习更新仪式。因此，第二次梵蒂冈会议的内容具有部分新教根基，会议的提议也积极寻求新教牧师与仪式家的意见。

这导致新教仪式也和天主教一样进行了更新，重新强调敬拜中喜乐与节庆的元素（尤其是圣餐）。

恢复圣餐的节庆因素成为一种趋势，例子比比皆是。

作为宗教改革的一部分，16世纪的《圣公会公祷书》（Anglican Book of Common Prayer）有一段呼召，虽强调众人都要参与圣餐，但却带着悲戚之情：

你若诚心悔罪、与邻舍互爱互助、追求新生活、遵行神之命、过圣洁生活，请你凭信心来到主前，谦卑向大能之神悔改，屈膝敬拜。

有些新教宗派一字不漏地采纳了这份呼召，尤其是源自英国清教徒主义或卫理公会运动的宗派。因此这段呼召的基调便成了这些教会的圣餐基调。

虽然这份呼召仍出现在《公祷书》上，《公祷书》却增加了另一份不含此呼召的敬拜秩序以庆祝圣餐。大多数主流新教宗派选择删除此呼召或采纳更欢庆式的呼召，比如诗歌《我们的神得胜的盛宴》（This Is the Feast of the Victory of Our God）或相关经文的引用，如“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路加福音十三29)。

不过最重要的改变还是圣餐频率与圣餐在周日仪式中的顺序安排。虽然路德宗与圣公会，包括罗马天主教的传统一直都是每周日都举行圣餐（加尔文也期望在日内瓦做同样的事情），但改革宗的传统（尤其是在清教徒主义之后）却希望圣餐不要如此频繁。部分原因是因为害怕过度频繁使之失去敬畏感。17世纪，苏格兰长老会的通常作法是一年两次圣餐。福音派与改革宗教会在20世纪下半叶仍如此行。不过他们也意识到这并不是理想状态：“圣餐（主的晚餐）一年至少要举行两次，最好更多一点。”美国的长老派教会也是类似情况，其19世纪的敬拜指南就要求圣餐要一个季度举行一次。若牧师与长老认为有必要，甚至可以更加频繁。由于种种原因，几个主要的新教传统与宗派都情况相同，比如浸信会与卫理公会。

然而，到20世纪中叶，作为仪式更新的一部分，在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之前，长老会与其他几个宗派越来越赞同“圣餐要更加频繁”的观点（可能的话每周日都要举行），认为这要成为一个规范。1961年，美国的联合长老会（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出版了《公共敬拜书》（the Book of Common Worship）的修订版。通过分析这份文献的历史及人们对文献的回应，得出的准确结论为：“规范模式就是讲道与主餐的完整仪式。但也不要过于死板，以便那些还未准备妥当的教会也能接受这种模式。”长老派教会与南部教会（Southern Church）的《敬拜指南》比较保守。虽然偶尔会频繁庆祝，但仍提倡一年四次的传统做法。这两间教会合并后，他们对两份指南作了折中处理：

每主日都庆祝主的晚餐是合宜的。当视其为主日的一部分，并尽可能定期频繁庆祝。

会议当确保定期频繁举行圣餐，一年不可少于四次。

据传闻，加上有限的研究，每周举行圣餐的教会（长老会与卫理公会）虽然不多，但其数量却在不断增加。主要的几大宗派在传统上很少举行圣餐，现在却每月举行一次，成为标准。

每周日举行一次圣餐、使用大众能明白的语言、让信徒完全参与、增加讲道环节，这些是路德与加尔文等改教家的初衷。新教徒与天主教徒都向这些方向迈进。现今的天主教弥撒使用地方方言，信徒积极参与，领受圣餐，并总有讲道。一直以讲道为重的新教徒聚会现在也更重视圣餐，频繁举行圣餐。圣餐不是悲伤之事，而是神子民的盛宴，庆祝基督复活”的观点成为共识。

新教各派中，只有灵恩派依然保持低频率的圣餐，有时甚至没有圣餐。不过灵恩派对21世纪的仪式更新也是有贡献的：他们强调喜乐的敬拜。在外人看来，他们的敬拜无序又吵闹，缺乏神学深度。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敬拜的确充满了喜乐！敬拜中有认罪。有些灵恩派在聚会中还会彼此分享生活的难处。但总归还是庆祝神的大能胜过一切艰难，神的恩典胜过一切罪恶。

因此，普世基督徒都在周日相聚以彼此相异的方式庆祝。君士坦丁时期立下的周日法律相继消亡，有人为此惋惜。但无疑，人们对周日的看法不断更新——周日为复活日，为新造之物的开始，预示着末世的完美结局。

我们速览了宗教改革时期到21世纪的历史。自16世纪以来盛行的不同观点与礼节繁多复杂，文末再次总结、强调其中的几大要点：

第一，虽然自16世纪开始，天主教与新教的周日敬拜形式开始分道扬镳，但20世纪，他们开始寻求新的合一。罗马天主教曾在16世纪坚持使用拉丁文敬拜，并严格要求仪式的一致性。到了20世纪，他们也采用各地方语言，并根据不同文化稍作调整。曾经普通信徒只需定期参加弥撒，现在要求他们积极参与并领受圣餐。教会还强调讲道的重要性，以便人们能明白他们所行的。同时，许多曾经很少举行圣餐的新教教会（一年一次，至多四次），现在开始频繁举行圣餐。一些曾被认为过于“教皇主义＂的词语、手势与其它礼仪，后来证明只是历史悠久而重新被新教仪式所采纳。路德与加尔文等改教家曾坚称神的道与圣礼之间密不可分。这种观点现在被罗马天主教与多数新教徒视为常理。

第二，君士坦丁时期开始为周日休息制定法律。这一做法在17、18世纪的新教徒中延续，甚至有增无减。不过这一现象随后不断减弱，因为许多保守新教徒担心这样会亵渎周日。同时，在西方殖民主义与经济发展的影响下，周日成为许多国家的休息日（不过相对来说基督教的影响因素比较有限）。就是在原先的基督教国家，人们也开始不断叹息周日的世俗化。

第三，虽然长久以来，周日与第四条诫命紧密相联，但“安息日”（Sabbath）意指周日，主要还是在宗教改革之后，尤其是在英语世界，这在罗曼语系并未发生。因为在罗曼语系中，“安息日”（Sabbath）的各种衍生词仍指代“一周第七日”。因此称周日为安息日的安息日主义基本发生在讲英语的国家。第七日安息日主义首先盛行于这些国家也是这个原因。

最后，仪式的更新重新挖掘了古代对周日的各种理解，因而使周日变得更为重要。周日不再只是基督教安息日，而是基督复活的日子，标志着新造之物的起头，是对末世美好结局的应许。这些都使周日的敬拜变得更为喜庆。

后记

史学家常喜欢根据历史预言将来。回顾这整段历史，笔者推测在将来的社会，周日很可能会更加世俗化。在教会内部，周日则恢复其重要地位。当大多数基督徒生活在贫困与压迫中时，周日会提醒我们，那位死里复活的神创造了一切，现在又正在成就全新的创造。因此，虽然周日被社会整体所忽视，但是信徒对周日会倍加珍惜。

就算这个预言未能实现，有一件事笔者却能保证：即使未来几十年所发生的事与我们所预想的完全相悖，不可否认，周日所应许的第八日必然实现。正如奥古斯丁所说：“我们将安息并看见，看见并相爱，相爱并赞美。”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