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救赎进程

第二十六章、间约时期

间约时期，就圣经正典的写作而言，一片空白，然而就其他方面来讲，它并非一个宁静安稳的时期。大概有四百年之久，神没有赐下任何进一步的启示，先知的声音止息了（参诗七四9；玛喀比传上卷四46；十四41；巴录二书八五3）。在这个阶段中，组成旧约的经书都已在圣灵的引导下（提后三16——17），被人搜集、研究、复写并整理成现在的正典。借着非正典的原始资料的研究以及考古上的发现，对于这个时期，也就是一般所说的『第二圣殿时期』，我们了解得愈来愈多（参看表十二）。

日期	政治势力	文化和宗教的发展
主前400	波斯帝国	犹太人散居各地,混合主义;重视律法书和圣殿;撒玛利亚人的敌对
主前332	马其顿帝国，西流古和托勒密两王朝争霸	希腊主义;视律法书为法律书籍,重视会堂
主前165	哈斯摩尼王朝	撒都该人、法利赛人、爱色尼派、奋锐党兴起;启示文学盛行
主前63	罗马帝国	耶路撒冷城于主后七O年被毁

表十二．间约时期

我们对第二圣殿时期的了解之所以棘手，不仅因为资料比较缺乏，而且当时政治阴谋和宗教反应错综复杂，直接影响我们对日后主在地上事工时社会、文化、政治和宗教背景的了解。犹太教不是一个在巴勒斯坦的孤立社群，它与一个更宽广的世界息息相关。在巴勒斯坦的犹太教借着朝圣与贸易关系接触到散居各地（埃及、巴比伦、波斯、小亚细亚和欧洲）的犹太人和虔诚人（God——fearers），同时它也深受先后所隶属的各个政治中心，诸如书珊、大马士革、亚历山大和罗马，决策的影响。从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波斯开始，之后帝国分裂，西流古与托勒密两王朝之间连年战祸，至于被罗马征服，犹太教就一直被迫随着这支政治变迁的魔笛起舞，当中尤以希腊文化入侵和罗马人占领这两首曲子的影响最大。在旧约经卷完成后期的犹太教有相当的民族局限性，环境也很安逸：但是经过大概四百年之后，它已变成国际性的宗教，同时也就得不断地去因应变迁。耶稣和使徒时代的犹太世界乃在不断变迁中，因而与以斯拉和尼希米时代的风貌迥异。

间约时期将旧约最后的几卷书与新约的四福音衔接了起来。我们在这里只想在旧新两约之间提供一个桥梁，以便律法书、先知书、圣卷和四福音、使徒行传、书信、启示录这两方面的关系能较清楚地呈现出来，至于间约这个时代应受到的注视则远非此处的简略处理所能胜任。对于犹太教、犹太式的旧约圣经诠释以及律法的负面评价，经常被归诸排犹（anti－Semitic）和马吉安派（Marcionite）的态度。遗憾的是，福音书的读者都典型地没有读过次经，或思索过第二圣殿时代的情况与热望。改教家鼓励人读次经，因为他们注意到，它有助于读者了解旧约与新约之间历史与宗教上的关联，但事实上到如今我们对次经经常依旧抱持着负面、怀疑的态度；这不仅影响到我们如何了解新约，也使得两约之间的断层与日俱增。由于对间约时期的兴趣日益减低，我们对被掳和后被掳时期的了解也随之减少。这沉默的四百年已经变成沉默的六百年了！

后被掳时期的复兴也经常被人连同犹大亡国和被掳视为旧约救赎史中的殿乐，而非复兴的序曲。但事实上，这个时期的重要性可见于马太福音中的耶稣家谱，因为作者以三个时期的结构划分来记载这个家谱：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从大卫到被掳，以及从被掳到耶稣（太一1——16）。在这三个时期中，最后一个通常最不为人所知。下面我们将扼要地检视一下在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统治期间政治与宗教的发展。

在波斯人统治下的犹太人

波斯王古列容许犹太人返乡的谕令开启了圣殿、律法和独特的犹太文化复兴之路（尤其在所罗巴伯、哈该、撒迦利亚、以斯拉和尼希米的带领下）。借着先知和神权政治的领袖，波斯帝国犹大省中的犹太人（亚兰文为Yehud）已对圣殿和律法书（Torah）培养出认同感。他们继续与撒玛利亚人保持隔离——因为后者是由亚述移殖过来的各种族群组成——并且成功地抗拒了四邻的威胁。

对其它各地犹太教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很多犹太人定居在亚述、巴比伦、波斯与埃及。好在巴比伦与波斯的商业记录，以及伊里芬丁（Elephantine，上埃及尼罗河中的一个小岛；主前五世纪时有很多犹太人寄居于此）犹太社团所寄发的信函，使我们对这个缺乏正式记录的部分略知一二。犹太人在伊里芬丁建造了一座圣殿献给耶和华。他们与犹大省的犹太人保持密切关系，而且很明显地，他们顺从耶路撒冷的宗教领导权以及耶路撒冷的圣殿。

虽然犹大省已完全纳入波斯帝国的行政区，那里的犹太人和散居各地的犹太人还是享有较多的宗教自由。自古列王起的不干预政策依然生效。

希腊帝国和希腊文化

在亚历山大大帝来临前数十年中，波斯帝国已饱受内部动荡之苦。主前334年以前，情况就已恶化到亚历山大的势力能伸向腓尼基、腓利士和埃及。波斯帝国被征服使犹太教直接接触到希腊文化，后者对犹太教和基督教有长远的影响。

政治与文化的发展

随着希腊（或马其顿）帝国的诞生，新的市场也打开了。商业所到之处都夹带着希腊文化。希腊的服装、风俗习惯、思想方式和语言经由希腊的殖民与城市输入整个帝国，犹大省与撒玛利亚省自然也不能豁免。希腊城市已在那里纷纷建立，四周的乡村都被纳入它们的管辖与影响下。虽然希腊人在开始时并没有强迫臣服的巴勒斯坦民众接受他们的文化，希腊文化自有它诱人的力量，以致除了亚兰文和希伯来文外，希腊文也通行了。

亚历山大去世后，他的将军们把马其顿帝国瓜分了。犹大省就成为统治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和统治从叙利亚到波斯之地的西流古王朝双方之间的政治与军事战场。帝国的分裂使散居各地犹太人的犹太教受到极大的影响，因为有些团体与马其顿（欧洲）联合，有些则依附西流古王朝，还有一些则投靠托勒密王朝的势力范围。

犹太人突然被迫要卷入政治当中，导致宗教文化上出现搀杂现象，施展狡猾手段、政治阴谋，最后，耶路撒冷在主后七十年陷落。此外，就地理形势而言，犹大省成为托勒密与西流古两王朝最佳的战场，所以波斯帝国时期的和平与繁荣自此烟消云散。为了无休止的战争需筹措军费，犹太人除了一般臣服的人民应缴纳的贡金之外，还必须付荒唐的财产税。这个需索成为任命有贵族背景的犹太人担任『税吏』这习惯的起源。

虽然犹大只是一个附庸国，她还是享有相当的自治。贵族阶级由于他们的地位，继续享有政治与经济上的利益。可是在希腊文化长期浸染之下，犹太教的统一性逐渐被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改变了。随着亚历山大帝国的分裂（即使罗马人也不能再度统治波斯帝国原来所有的版图，像波斯东北部的古国巴蒂亚就不在它的势力范围），犹太教已政治性地被切割了，如今更进一步地在文化与宗教上四分五裂。由于希腊化城市林立，甚至在巴勒斯坦地区也是如此，像北方的安提阿、潘尼亚斯，和西流古；外约但的加得拉、伯尼斯、吉拉萨，和非拉铁非；地中海边的加萨、亚斯加伦、亚锁都、加尼亚、约帕、亚波罗尼亚、史差图之塔，和托勒密；以及犹大、撒玛利亚、加利利山区的马里沙、安提阿、撒玛利亚、西西波里、尼沙、和衣大贝林使得希腊的统治和文化势力愈发深入。犹太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迫与这个复杂的文化接触，而所有追随过它的人，都认为这个文化更优秀。

宗教发展与教派

撒玛利亚人于当地基利心山上建立自己的圣殿，好使他们与希腊文化有别。撒玛利亚人过去与犹太人的紧张关系现已演变成公开敌对（参尼希米记），他们不再承认耶路撒冷和它的圣殿。犹太人也被迫有别于希腊文化。有些人严格施行律法来分别自己，并且认为他们口头遗传并文字写定下来的圣经诠释与摩西律法具有同样权威。像那些撰写《禧年书》（The Book of Jubilees）的团体，爱色尼派（死海）团体，以及法利赛人就是个中翘楚。

从一开始接触波斯人的法律系统，犹太人对律法的概念就起了变化。律法原本意谓『指导』，或是神圣的指导方针，好使百姓在圣洁的神面前公义地生活，这种早先的概念逐渐被波斯人dat的概念取代，那是指构成一套严峻法律系统的许多不可改变、明确无疑的判决。希腊人的nomos及罗马人的lex使这一影响继续地存在。结果，律法变成了『法律』。从这个观点来看，由『指导方针』到『救恩的道路』之间只是一小步而已。爱色尼派与法利赛人又在这一成文律法上加上他们自己的口头遗传，作为对他们的党徒的合法约束。

爱色尼派也许是早期哈西典人（Hasidim）的后裔，哈西典人是一群『有能力的人』，『对律法非常热心』，并愿意支持马喀比的革命（马喀比前传二42；七13）。爱色尼派这社团位于昆兰（Qumran），约当哈斯摩尼王朝的约翰·许尔堪（Hasmonean John Hyrcanus）因身兼大祭司、君王职分而发生争论之时成立。爱色尼人被禁止参加圣殿的崇拜，结果认为整个圣殿崇拜都已腐化。他们发展了一套严格的系统，包括自我牺牲、浸礼仪文、祷告方式，以及用研究与阅读圣经来取代在那被不洁祭牲亵渎的圣殿中献祭。他们教义的重点包括公社生活、外表的洁净、与世隔离（包括独身）、神的国度即将到来，认为神会照启示文学中构想的那样，以战士的姿态介入，摧毁所有的压迫者，并使爱色尼派成为新世界秩序中的统治者与祭司。

另一个团体是法利赛人。由于四福音的记载，我们对他们较为熟悉。他们也许像爱色尼派一样，也是哈西典人的子孙。他们的名字衍自希伯来文的parag，意思是『诠释者』（the interpreters）或是『分别出来的人』（the separate ones）。由于他们的活动主要是教导和诠释律法，自然而然地成了会堂中的领袖。这样的地位使民众都相信他们对成文律法的特殊诠释与应用，在所有的教派中，似乎以他们对一般百姓的影响最大。在他们努力抗拒因文化接触引起的混合压力时，他们将他们相信是承自律法本身的原则机伶地应用在生活的每一方面，口头规则这个体系因此获得长足发展，成为义人应该『遵行』（术语为“Halakah”）的各项指导方针。他们寻求用这种方式维护神圣律法不至解体于无形。传统的力量至终使这整套口头规则与成文律法同等重要，他们相信，这两样都是摩西在西乃山所领受的（祖先语录Pirqe Aboth一1）。在新约圣经中，这种口头规则被称作『祖宗的遗传』（太十五2；加一14）。

撒都该人就像法利赛人和爱色尼派一样，都起源于马喀比时期。他们极可能出自祭司、贵族家族，形成一种专供君王咨询的议会。这种议会最后发展成一种我们所知的古代犹太人的最高法院（Sanhedrin；福音书译为公会）。在他们赢得人民广泛支持没多久之后，法利赛人也在议会里有了发言人。『撒都该人』这个名称来自大卫王朝大祭司的名字『撒督』（Zadok），因此，这个教派的成员应视为掌管圣殿的大祭司家族的后裔与支持者。撒都该人与法利赛人和爱色尼派在教义上有出入，他们不相信预定论、口头律法、灵魂不灭、天使、鬼魔、复活、天堂或地狱。他们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有时很大，但是他们在民间从不像法列赛人那样受欢迎。当圣殿被摧毁，他们的权力基础也随之而去，也不再是犹太教发展过程中一股推动的力量。

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摧毁，形成权力真空阶段，撒都该人失去了他们权力的来源，而爱色尼派或遭罗马人毒手，或是逃往珀拉（Pella）与大马士革，法利赛人或会堂的拉比则在雅夫尼（Yavneh）由撒该之子拉比约哈拿（Rabbi Yohanan ben Zakkai）再度整编。祖宗的遗传集成称『米示拿』（Mishnah）终于在主后二百年撰成，而且现在已成为『他勒目』（Talmud：犹太人所接受古代律法和遗传的法典）的核心。今天，对于所有正统派的犹太人就信仰与实践而言，它对旧约的诠释依然是无误的。

犹太教与希腊文化

当犹太人与希腊人讨论宗教问题时，他们发展出一套护教的技巧，既鼓励同胞们讨论自己的宗教，然而还能使他们不受希腊人的影响。他们知道，向摩西启示的宗教异于且优于希腊的多神论，但他们提到耶和华时，不再使用神向摩西和以色列人启示的那位格性名称，而是用一般的称呼：『主』（kurios），『神』（ho theos），或是常见的『至高者』（ho hypsistos）。参照其他宗教对神的称呼减弱了圣约关系所规范的，神与人之间的亲密性，神在众人心目中较多是『创造主一神』，和『宇宙的统治者』，而非『我的父』或『我们的父』。因此，我们可以想到，耶稣的教训对当日的犹太人而言似乎是革命性的，然而旧约已经含有这些真理了（赛六三16）。

『七十士译本』（LXX），就是译成希腊文的旧约圣经，是一桩了不起的成就。它不仅使旧约圣经能为所有懂希腊文的人阅读，而且也使这本『犹太人的书』能成为与外邦人进行对话的基础。当散居各地的犹太人享用这本普通话圣经时，那股一体连枝的意识在他们当中油然滋长。

当犹太人与外面的世界接触时，他们对外邦人表现了值得赞赏的关注。虽然，有时他们会调整犹太教教义，以适应希腊人的环境，他们也想要知道，那些改信犹太教者与外邦中敬畏神的人采用或尊敬他们律法和圣殿的方式。在这个过渡期间，先知的话已在应验了。成千上万的外邦人加入当地犹太人对耶和华的敬拜（玛二6）。因此，即使和平的时代尚未来到，律法就从锡安传出去了（赛二1——4）。

虽然如此，文化上的混合随处可见。希腊化的影响逃都逃不掉，因为语言、文学、哲学、礼俗和科学发现都与希腊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每天都在向犹太教挑战。缓慢、却无可避免地文化融合过程早已开始了。到安提阿古四世（Antiochus IV：EPiphanes，意思是被高举者）统治期间，犹太主义与异教文化的冲突达到顶点，因为他强迫犹太人拜宙斯神（Zeus），并于主前167年，在祭坛上以猪献祭来亵渎耶路撒冷的圣殿。犹太人对这种举动很快地有了反应。在马喀比的领导下（参马喀比前传二l——四59），耶路撒冷和圣殿于主前165——164年再度成为圣洁。此后犹太人在每年的基斯流月（Kislev；十二月）二十五日都大肆庆祝圣殿重献，将该日定为『修殿节』（the feast of Hanukkah），也就是『烛光节』。马喀比的胜利鼓舞了犹太人更加明确地厘定他们与外界的关系，因为他们是走在保守主义与文化混合之间的钢索上。在那种极具挑战性的环境中，犹太人各团体对希腊文化的反应不一，他们对彼此之间的态度也有差距，犹太教逐渐变得愈来愈四分五裂了。

会堂和犹太式教育系统的发展可视为犹太教和希腊文化互动的一个正面的自然成果。法利赛门的犹太教希望所有的年轻人都要学习律法和一种手艺（祖宗遗传二2）。研习宗教也促进了犹太与希腊学术之间的互动，亚历山大的斐罗就是个例子，他是一位来自埃及亚历山大的犹太哲学家，发展了一套哲学系统，以整合律法和哲学为目的。

罗马帝国

政治场景

当犹大成为罗马帝国的一省时，犹太人所面对的文化混合的挑战就更加剧了。在亚历山大·詹那流（Alexander Jannaeus，103——76B．C）去世后，犹大境内爆发了内战。撒都该人、法利赛人连同老百姓都卷进他两个儿子——许尔堪斯（Hyrcanus）与亚里斯托巴流斯（Aristobulus）——的继承争论中，王权与大祭司职双双濒于危险。双方争执不下，最后都求助于罗马帝国，于是罗马帝国在主前63年派出大将军庞培（Pompey），他将犹大收编成罗马的一个省。尽管哈斯摩尼王朝是在极羞辱的情况下告终，以后的几代却将这个时期理想化，将它视为弥赛亚时代的描绘。这一发展结果影响了百姓对弥赛亚的盼望观点，认为要来的那一位，会像过去马喀比的统治者般，带来军事上的胜利以及政治上的自主。至晚在耶稣之前，这种对马喀比黄金时代的憧憬已成为众人公认的信仰教条。它在耶稣事工中引起的张力因此处处可见，例如约翰福音六15；十22——24，以及使徒行传一16。

到了主前39年，一位亲罗马帝国的以东人——大希律（Antipater），从哈斯摩尼王朝手中顺利地夺得政权。随着希律被任命为犹大王，犹太教就必须面对国家与宗教关系的争论。由于希律和他的继承者都认为，帝国的利益应在国家利益之上，而政治利益应在宗教关注之上，犹大的各党派于是不断面临这种新情势的挑战。他们有限的管理权、祭司职和宗教生活都得获得这位职位上是犹太人，忠贞度上却是十足罗马人的君王首肯。

宗教发展

在这个政治上徇私、旧约制度已腐败、信仰分裂起内哄的世界中，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诞生了。他那时代的犹太教已不像后被掳时代早期的犹太教了。政治、宗教理想主义，以及不同程度的文化融合使它分裂成很多个小派系。法利赛人变成只占百分之五人口的少数，而撒都该人和爱色尼派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中不过占百分之二，可是，在上述三个团体中居然还有更小的门户存在。

律法的研究

主前第一世纪有两个主要的法利赛人学派：希列学派（School of Hillel）和煞买学派（School of Shammai）。他们都发展了一些将律法应用在日常生活中的规则，不过希列对这个新世界的复杂性领悟得较深，以致法利赛式的犹太教在塑造成型的过程中受到希列路线的影响，逐渐远过于煞买路线的影响。

全神贯注律法和诠释律法的人就是大家所知的『文士』（So——ferim）。经常那些想当文士的人都要进入一所学校，受一位夫子（rabbi）的教导，努力学习，直到能完全掌握他夫子的教授。然后，他要转到其他夫子的门下继续受教，直到他具备传统中各种诠释、应用、阐明律法方式的知识，并且被公认为是一个权威。终究有一天他会获得足够的认同，以至能吸引青年学者到他的门下受教，进而组成他自己的学派。律法的教师在会堂中拥有重要的地位，因为社群中的人都尊敬他们的学识，并且在有争论时请他们仲裁。犹太侨民团体虽与圣殿隔离，但是即使在隔离的状态中，他们还是在当地会堂中组成组织严密的公社，所以即使散居在最远处的犹太侨民仍然可以在会堂中经常聚集，彼此鼓励、认同。尽管有政治、语言和地理上的障碍，犹太人的会堂制度、律法（希腊文译本）和教育制度却仍能将他们团结在一起，借此，传统在一个有关律法讨论与决定的大团体中具体化了。神的成文律法都依照人的传统观点来诠释。

圣殿与祭司职

很多犹太人都对圣殿的崇拜感到失望，因为祭司不仅腐败，而且专横。大祭司耶孙（Jason）与门尼雷厄斯（Menelaus）在政治事务上的共谋，撒都该人与祭司紧密的关系，非撒督系的祭司职，政治阴谋以及形式主义导致圣殿的吸引力量日趋式微。爱色尼人完全脱离了圣殿，在昆兰（Qumran）、大马士革以及别的地方建立他们自己的社区，等待弥赛亚的来临，以及撒督系祭司职的重整。有些团体虽然在形式上依旧以圣殿作为他们敬拜耶和华的中心，却公开批评它。还有一些团体则成天关注伪经（pseudepigrapha）中充斥的那些启示奥秘，从中寻求弥赛亚的时代。

圣殿于主后70年的陷落对爱色尼派、撒都该人和启示派的人（apocalypticists）是致命一击。犹太教慢慢地发展成摩尔（G．F．Moors）所称的『规范式犹太教』（normative Judaism）。这个立场源自法利赛门的犹太教，但是它在圣殿陷落之后才逐渐成形。对大多数强调律法的法利赛人而言，耶路撒冷陷落和圣殿被焚毁并不是重大的损失，律法仍然存在，犹太人的传统也在雅比聂（Jabneh；Jamnia）重建，法利赛人由拉比约哈拿强而有力地领导着。在目睹耶路撒冷沦陷的影响之后，犹太教在约哈拿的领导之下发展成一贯的律法生活方式。他们的决定形成了规范式犹太教的基础，而他们的影响力直到今天依然存在。

四个焦点

除了各种派系以及对犹太教置身的新世界不同的探索路径外，主要的神学观点都围绕律法、智慧、先知和启示这四个焦点发展。由律法、智慧和先知预言所开启的研究方法都是由圣经的观点中自然产生的，但启示文学则有自己独特的渊源，它在主前200年及主后100年的犹太教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深深地影响著犹太教，因为在这个期间，它是探索由政治与文化这复杂世界所造成诸般张力的一条途径。从被压迫者的观点来看，启示文学的出现是著作上的一大贡献，因为它提供了对神、人类历史、天使的世界、死后状况、弥赛亚国度以及末日等安慰人的观点。启示文学经常使用象征语言和意象来传递关于世界创造，以色列历史，以及列国终结的传统。

即使像拉比约哈拿这样杰出的教师，仍不免具有臆测的倾向，他的门徒拉比大以利撒尔（Eliezer the Great）也一样。爱色尼派的著作——伪经，以及很多次经中的引述——以斯拉续篇十四13，26，46都提到七十部启示著作，这种现象就算不足以证实启示文学有多风行，至少能证实它们有多重要，而约翰的启示录采取启示文学的形式这点可表明，这种著作方式其实相当普遍。只有随着耶路撒冷沦陷，律法、犹太教定于一尊，再加上与基督徒就如何诠释弥赛亚这课题进行对话，以拉比犹大王子（Rabbi Judah the Prince）为代表的规范性犹太教这才开始缩减上述启示文学的成分。

除了律法与重视启示文学，智慧对犹太教的塑造也有重大的贡献。西拉之子（Ben Sira）赋予智慧一席之地，以期能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中无过与不及。对他而言，智慧所要求的既不是像奴隶般一味严守律法，也不是热心于圣殿崇拜，而是永不止息地追求智慧。其他的思想家则喜欢将先知的话应用在未来，用在一个超越希腊文化与异教文化的世界里，启示运动因而诞生。还有一个团体——奋锐党——一直努力寻求政治上的改变，破坏当时的统治权力，将此视为意义所在。犹太教被各种派系和利益团体弄得支离破碎，每个党派都在竭力争取大众的支持，也都认为自己比别的党派更优越。我们的主耶稣所介入的并不是一个审慎应用旧约的世界，而是一个政治、社会、经济、区域以及党派的利益共同缔造出的复杂人际关系网。

第八部、结论

后被掳时期的犹太世界满受宗教运动家以斯拉，和政治运动家尼希米这样伟大的领袖所覆荫。这两个人都充满了理想，且因都是坚守律法，并共有一个异象：为建立一个圣国可享受神的同在，而能彼此联合。这种情形也是后被掳时期众先知（如哈该、撒迦利亚、和玛拉基）的盼望。不过，这三位先知都已指出，后被掳时期的犹太教世界只是部分的实现，预言大部分依然有待应验。耶和华必定再一次震动天地（该二6：另参来十二26）。耶路撒冷必定会成为列国争夺的目标，而弥赛亚必定会来临，引入他的国度（亚十四4——9）。耶和华的仆人将会来，洁净一群百姓归他；之后，敬畏神的人必得赏赐，邪恶的人必受审判（玛四l，3）。后被掳时期的先知们都提到，有一个更大应验的时代要来，要求神的百姓要为此预备：以敬虔的行为，指望耶和华那日会带来奖赏与盛大荣耀，施行公平、公义以及爱，来迎接他的来临。

希腊文化和罗马政治的现实突然打破了这美好单纯的孤立世界。主前323年之后，犹太教不得不正视内外敌人的各种面孔。先知的世界变得复杂，且充满张力。犹太人有各种不同的反应，这些不同的反应在数百年间又衍生出不同的意识形态、学派和党派。

新约世界与后被掳时期有显著的差异。由于希腊文化的影响，一种新的偶像崇拜形式产生了。犹太人已从被掳的经验中学到了教训，所以先知一再斥责的那种偶像崇拜对于那些深爱律法的犹太人已不再是重大诱惑。然而，希腊文化引入了一种更诱惑人的偶像崇拜形式，一个人可以借由融合希腊人的生活与思想方式来取得权力和财富。鉴于古代世界的世俗化，犹太人必须回应希腊人以及后来罗马人的实权政治（realpolitik），有些团体被吸入这系统中，有些则与这个系统玩游戏，而后迷失了，但仍然有些团体对这个新世界发出强烈的反应。

由于有关新约世界的文献和考古资料日渐增多，明显可知，主后第一世纪是一个最复杂的时代。我们不能把犹太人视为一个整体来追问他们究竟相信什么，因为当时有很多团体。即使在今天，他们之中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宗派、团体和党派，而且各自进行自己的分裂过程，保持自己珍视的信仰系统，对政治问题、文化参与以及了解圣经著作采取不同的关系：第一世纪的犹太教照样也应被视为一个处在不停变迁中动力的、复杂的宗教。

有关间约时期的这个概要希望指出，我们有必要重估耶稣和犹太人、犹太领袖的关系。耶稣遭遇到的侵扰经常都是来自一些特定的犹太团体，或甚至是一个团体中的某些小团体。因此，以某些人的作为来判决所有的犹太人或是所有的法利赛人，对新约作者和犹太人而言，实在是一件不公平的事！

这项再评估应该也要包括重新强调耶稣与旧约的连续。我们经常以为，耶稣教导一个与旧约不同的教义；反之，愈来愈明白，耶稣是在恢复神借着律法、先知和圣卷所发出的真诚呼声，这呼声已在系统化、争论和党派关注中日趋消沉了。每个团体都有它自己应用和诠释圣经的方法，而每个团体都在努力地向其他团体显示，成为亚伯拉罕真子孙的那条道路。强调的重点很多——如律法、圣殿、启示论、实用主义（pragmatism）和实在论（realism）——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学校、领袖和历史的原由。经过几百年面对政治、文化和宗教变迁的结果，旧约的信息已变得紊乱不堪了。耶稣来为要恢复圣经的教导，那乃是当年神透过摩西与众先知，而不只是透过人类的无常事件所发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