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回首百年殉道血
四、五位中国内地会的殉道者
在保定府东南城角，其南面有公理会宣教站，离该站东面不远便是内地会的宣教站。
1891年内地会在保定府建立此新宣教站。1894年贝格藕牧师和师母一家被派来保定府，与原先驻守的胡德理牧师（Rev.Alexander Hoddle）同工。
长老会是最早在保定府之北设立宣教站的，但与南面的公理会及内地会的宣教士常有来往，俨然自成一个社区，孩子们一起玩耍外，成人社交也多得很。
（一）一场虚惊
1895年1月7日，胡德理牧师和公理会的玉牧师夫妇，造访长老会的罗子云医生和路崇德牧师。适逢河南军队行经宣教站，因他们不准洋人入境，故见了洋人便好奇，突然把长老会包围起来，声势浩大。结果在宣教站内扰乱一番，幸无伤人之事发生。其后玉牧师夫妇和胡牧师回家，还被人群包围着，前挤后拥，赖轿夫闪避得宜才平安回到家中。因为此事闹上公堂，官府派员平息事端。其中一官员还请了胡牧师教授他的儿子英文。故长老会的莘恪思师母，在1月17日再邀请公理会的莫、顾二姑娘，及罗牧师＊（Rev.Roberts）与胡牧师来她家晚膳压惊。
（二）贝格蒋牧师（Mr.Benjamin Bagnall）
*出身
贝格耨牧师为英国人，17岁加入海军，在英国远东舰队服役，因而引发对中国人宣教的热心。十年后以士官（Warrant Officer）军阶退役，加入一自由宣教会，由白医生＊（Dr.White）主持，在长江流域的镇江（Chin Kuang）宣教。但不久白医生离开，宣教会也结束了，贝牧师便申请加入内地会。
*美以美会华中区宣教会
按内地会的注册名录，贝牧师在1873年申请加入内地会，时年29岁。但据他当时工作的记录，却是参与美以美会华中区宣教会（Central China Mission of the American Methodist Church North）驻守九江，在鄱阳湖一带宣教多年。
*大美国圣经会
1879年，他受聘为大美国圣经会驻北京的代理人（Agent），头衔为监督售经员（Superintending Colporteur），是该会所聘用之第二位职员。他负责山东、直隶和山西三省，由他再雇用中国售经员（Colporteur），到各地推销圣经。他自己也常常出外推销，走遍三省，随走随传福音。经过多年的劳苦奔走，也接触到各公会来华之宣教士。直到认识一位驻山西省太原府内地会的金美丽姑娘＊（注一），才改变了他的工作方向。
（三）贝师母（Mrs.Bagnall，nee Emily Kingsbury）
*出身
金美丽姑娘（Miss Emily Kingsbury）来自英国的窝潭头镇＊（Walthamstow，England），为该镇上木街会堂＊（Wood Street Chapel）的会友，其后并在会堂事奉主多年。1880年12月29日抵达中国，年25岁（注一）。
（注一）据内地会宣教士及伙伴宣教士注册名录，金美丽姑娘只登记「美丽」之名，却无姓氏。笔者就内地会宣教士常把King译作姓「金」，故Kingsbury全名译作「金美丽」。
*山西省太原府宣教站
经过初步语言训练后，派往山西省太原府宣教站工作。她笑容可掬，待人亲切，无论中外人士都感受到欢迎，故很多妇女乐于与她为友。经多年工作后，宣教站的女子学校便由她主持。
因为贝牧师常到太原府售卖圣经，并参加宣教士的各种聚会，与金姑娘成为知己。1886年7月3日，内地会戴德生先生到太原府主领三天宣教士退修会。惟因舟车劳顿，戴先生患上赤痢，不能不延迟会期，到了12日才开始聚会。但太原府内地会主持人叶守真医生（Dr.Edwards）是个忙人，另一主要同工毕翰道牧师（Rev.Pigott）在英休假，而当时贝牧师早已有意转入内地会，于是与金姑娘合作主持整个聚会，令戴先生非常满意。会后戴先生亲自批准他的申请，同行的荣晃熙牧师（Rev．Orr-Ewing）在日记上写下：［1886年7月17日星期六，正式加入内地会。」
（四）贝家
*成家
1886年9月20日贝牧师与金姑娘在太原府成婚，婚后被派往山西省平阳府工作。
大概同时，山西省著名的秀才席胜魔戒除了烟瘾、悔改归主，由内地会监督戴德生牧师按立他为平阳、洪洞、大宁三区的牧师，统管区内各教会。惟独因为没有女传道人，故无法向妇女传福音，当贝牧师夫妇赴平阳府时，贝师母经过洪洞，成为到洪洞的第一位女教士。贝师母便忙着与女信徒们讲道谈心，使她们非常高兴，要求她留在洪洞。但因她要随贝牧师到平阳府，只可待其他机会再与贝牧师来探望她们。
1886年冬，席牧师到平阳聚会，贝牧师欲更多认识这位中国牧师，彼此相交，便请他为新信徒施洗。不久驻守洪洞的司米德牧师（Mr.Stanley Smith）快要离开，便安排席牧师夫妇从家乡西庄村搬到洪洞原来的宣教站居住，主持一切传道工作、及他自己创办的天招局戒烟事工。
1887年4月，洪洞席胜魔牧师主持春令会，有300人参加聚会，216人受洗，其中50多位是妇女，一时使人兴奋。但有人信心不坚，又加上魔鬼攻击，以致教会中发生争吵。一位姓范（Fan）的天招局同工（注二），竟然结党反对席牧师，甚至拿出利器来威胁他。当时声势浩大，何斯德牧师（Rev.Hoste）适不在洪洞，便把事件拖到平阳来。贝牧师见这群人拿着武器押着席牧师，像押解囚犯一样。但见席牧师仍然处之泰然，一点也不动气，反而令到这青年人怒不可遏；及后范甚至欲以刀刺向席牧师。贝牧师虽然佩服席牧师的镇静，但他是行伍出身，早已预先叫人预备一匹良驹，见机行事。幸他及时挺身而出制止范，不让他再轻举妄动，席牧师得以安然离去（参注二）。
（注二）《席胜魔传》中第十八章提及该姓范同工就是范洪年。该书第二十六章详述范洪年因心怀嫉妒而不满席牧师之领导，起来反对席牧师，另外为谋利建新天招局（即戒鸦片烟所），想与席牧师争生意来赚钱，结果一败涂地。
不久贝牧师这小家庭添加了人口，长子伟廉＊（William K.）于1887年10月28日出生。
*山西省监督
从上面席胜魔牧师一事，显出贝牧师丰富的处事经验及人脉关系，加上十多年宣教工作的经验，不久便升任为内地会山西省监督，回到太原府宣教站。对贝师母来说，这是她多年的工场，真有归回娘家之感！贝师母自认识席师母后，彼此常有来往，在妇女工作上互相协助。及后席师母知识日增，爱心日长，便向席牧师提议开办女天招局。当时在处理戒烟问题中，席牧师发现男士戒烟后回家，因妻子仍抽大烟，便再沉迷鸦片；早有开办女戒烟所之意，但无女教士相助，未能如愿。今师母提出，便在洪洞开办第一所女天招局，成绩斐然。其后并且向外扩展，就在太原府也开办了一所女天招局，席师母和贝师母更进一步同心兴旺福音。
随后，贝牧师次子浩活*（Howard H.）生于1890年6月5日。贝牧师因工作常需巡回山西省内各宣教站，师母便要独自持家照顾两个男孩。幸好她是太原府的多年同工，故能继续与各人一起同心事奉。
经过了十多年的工作，1892年初贝牧师一家四口第一次回国述职。但只过了九个月，1892年10月便返抵上海，且要在严寒中长途跋涉才再回到太原府。虽然太原府成了他们熟悉的老家了，但因为席胜魔牧师又出了事，贝牧师又到洪洞化解，这回却令反对席牧师的人得势。为这件不愉快的事，戴德生感叹地说：「我真希望贝格蒋能更深一层了解中国人的思想，为了处理席牧师之事，反而弄巧成拙，被人攻击。」于是戴先生把他们派往保定府，改请毕牧师主持山西省监督之职。
*保定府宣教站
1894年他们来到保定府，除了主持本地宣教站外，还要监督这个广大地区的工作，包括北至内蒙古，南达山东省。并且因保定府是山西省往沿海必经之中途站，居住山西省的宣教士，都受过他们夫妇殷勤的招待。特别是住在山西省汾州的公理会贾师母（Mrs.Price），也是著名好客的宣教士，亦与贝师母相交，还在她的日记里，记下贝师母送给她一盆英国紫罗兰（English Violet）。
1896年当他们在保定府安定下来后，胡德理牧师离开了内地会，改作自由宣教士，迁往山西省寿阳。此后便由贝牧师夫妇继续主持一切事工，直到1900年。
（五）儿童天地
1894年10月27日他们的女儿爱德＊（Gladys Bagnall）出生，为他们加添喜悦。因添了小女儿，与其他保定府宣教士的社交活动也大大增加。贾师母曾对内地会宣教士下过批评，认为他们太过刻苦耐劳，比其他差会的宣教士多吃苦，贝牧师夫妇也不例外。但是爱德渐长，活泼可爱，许多宣教士都欢迎她来跟自己的孩子一起玩，贝师母便因此常与其他宣教士来往，增添了不少生活情趣。
1898年11月底感恩节，玉牧师请了全体的宣教士到家里一起吃火鸡过节。莘恪思牧师的两个儿子保罗和法兰（Paul and Francis），还有一家长老会宣教士梅牧师（Rev.and Mrs.J.Albert Miller）也有两男孩践道和华富＊（Zenos and Ralph），加上玉牧师的女儿爱伦＊（Helen）和贝家女儿爱德，与家长们一同欢聚感恩。
贝家的长子伟廉和次子浩活较年长，按内地会规定已送到山东省烟台的芝罘学校求学。余下这群幼龄儿童，皆出生于94或95年，常常跟着母亲互相来往、一起玩耍。最高兴的莫过于1899年圣诞节，刚来保定府半年多、新婚不久的侯德祚医生夫妇特别喜爱这群孩子。侯师母在家里举行一个庆祝会，客厅中放置一棵圣诞树，让这群小孩子一起来装饰。孩子们第一次坐在圣诞树下，由侯医生扮作圣诞老人送赠礼物。他们高兴万分，而对贝爱德来说更是接到最多礼物的一个圣诞节，因为人人都喜爱她。
（六）贵客光临
内地会在上海的助理主任顾正道牧师（Rev.WilliamCooper），早在夏季前便到山西省巡回探访内地会各宣教士。当他的探访工作完毕，便取道保定府前往天津。想不到顺道访问多年同工贝牧师夫妇时，义和团事件已达到高潮。当时水陆交通已完全封锁，但他们都是来华多年的宣教士，在中国已经历过不少的风风雨雨，过往官府总是会派兵保护，化险为夷的。故他们便安静地等候，盼一切的动乱慢慢地平定下来，恢复正常交通。却没有想到，清廷最高的「司令官」慈禧太后，在1900年6月24日那天正式下诏，出令各省督抚杀害洋人。
（七）贝牧师最后的两封信
1900年5月29日，上海总部接到中国邮政局递来贝牧师的信，谈及铁路严重破坏，非一两天能修妥通车。但若走水路更是危险，信云：
「虽然对目前的情形大家都感到不安，但仍然平安稳妥。长老会和公理会的朋友们来信，都说到昨晚为止，仍然平静无事。我也接过领事馆的来信通知我们，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离开内陆的。」
1900年6月2日贝牧师从保定府发出最后一封信，信中报导慈禧太后所爱的义和团，在附近两地放火毁铁路，并提及有关涞水县事件，一位保定府有好名声的军官，在易州被拳民杀害。下面是贝牧师最后目睹保定府内的情况：
「有更多的官兵从别处调来，因本地的军队早已调防。但很清楚地看出，军队是奉命不准伤害义和团的。因他们以烧毁藩台衙门（Fan—tai＇s Yamen）为要挟，而入据了东门的庙宇—–5月28日星期一下午，最后的一班夜车从保定府开出后，义和团便把涿州（Cho—chow）和高碑店（Kao—pai Tien）间铁路拆毁。因此，从保定府出发的火车便停驶了，其后林里河＊（Lin—li—ho）、涿州和高碑店等火车站被烧毁，电报线被截断，包括中国电报局（ImperialChinese Telegraphic Administration）在内。（我们仍有政府一条通天津的电报线）。
星期三晚上，在铁路工作的比利时外国人全体乘船离开保定府，谣言传来说他们伤亡惨重。听来有许多矛盾之处，故未必是事实。不过，正定延长火车线（Cheng—tingExtension Rail正定府即今之定州市）已全线毁坏，离我们南边三十多英里外的车站焚毁，连电报线也截断。现在我们是真真正正的孤立，与外界消息完全隔绝了。曾有人两次劝我们离开往天津去，但我们宣教士社区的共同意见，还是暂时不动较好，直等到我们接到外面消息，清楚知道各政府采取何种步骤。
赞美主，在各种谣言散播之下，我们仍旧工作，并未受到任何伤害。唯一是持续天旱，以致人心惶惶。自从铁路被破坏以后，我们没有一点沿海的消息，仅昨天晚上获宓教士来的电报。请你们为华北代祷，裨早日能平静下来，回复正常的治安。」
（八）最后的路程
贝牧师接到最后的电报：来自天津的宓教士（Mr.D．J．Mills），云及寄支票给贝牧师一事。贝牧师在6月1日回覆他，请稍等候，目前情况不甚稳定。6月4日宓教士再发电报给贝牧师，嘱他警告顾牧师目前情况不利。因为没有回电，翌日宓教士再发电报，并付回电报的钱，以便立刻收到回音，但仍音讯杳然。
6月11日，宓教士给上海总部的信：
「从保定府纷纷而来的电报：义和团一天天地渐次迫近，我们的贝牧师、一些美国人和法国天主教徒，均处于极度危险情况下，但官府显然无意派兵保护他们。然而，他们无法逃走，正在危难之中。使馆已运用最大的努力，希望能防止不幸之事发生。」
6月14日下午，宓教士终于接到贝牧师的电报，云及在衙门内受到官府的保护。但他所信的官员，最后还是把他们出卖了。
（九）殉道
6月30日贝牧师接到北门外，长老会宣教士居室大火的消息后，便立刻带着师母和幼女，陪同顾正道牧师逃往附近兵营，找到了熟悉的本城参将王占魁。王却假意收留，在夺去他们的财物后，便把他们出卖了给义和团。于是他们被拉入拳民庙中，受尽凌辱，翌日（7月1日）惨遭杀害。
殉道时贝牧师56岁，贝师母45岁，幼女还未满6岁，遗下在山东省烟台芝罘学校的长子伟廉和次子浩活，分别是12岁和10岁，与他们同时殉道的顾牧师42岁。其后还有青季连牧师一家逃避拳民至保定府，他的女儿青维拉扶病逃亡，不治离世，年仅5岁。
（十）中国历史的记录
《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中，记载在四月二十九日（即5月27日），一位在三天后恰巧由鲁赴京途经涿州之官员，在一信函中谈及目击的情形：
「五月初二日（即5月29日），由新城前进，在三家店打尖，见义和团纷纷往北。又行十余里，见道旁电杆均经拆断，火车道上烟火蔽天，询之途人，始知马家铺至高保店（按：高碑店）二百余里铁路，自二十九日烧起，火犹未息。车刻到涿州，城上皆红巾黄巾，刀矛林立，屯聚如蚁。城厢内外几二万人，余见之，不免心悸，而涿州牧不食已三日矣。」
《义和团史料上册》内载《遗民图》（选录），孟继元编：
「六月初五日（即1900年7月1日）上午，又将止舫头迤东之英国内地会焚成焦土。英人顾牧师同贝格蒋牧师与师母及幼女等，因长老、公理两会既已均被焚毁，遂逃向东南隅之刘守庙陆军官长王占魁处请求保护，不意王某佯为允诺，并许护送进城到长官处以保安全。实则暗中与拳匪送信，故送至半途，便被拳匪曳至七圣庵内审讯。后与公理会之顾姑娘及莫姑娘，同被拥至城外东南凤凰台地方，以铡刀将首级铡下，与被害之华人谷得禄君共七人，葬于一穴之内。」
（十一）中国教会历史的记录
据《庚子教会受难记》中之く西教士在保定府遇难纪畧＞所载：
「维时保定东之外，有内地会所设之教堂，亦为拳匪所攻。堂中有贝牧师、贝师母及小孩一人，又有顾牧师，皆从后门逸出，趋赴邻近一华兵营中求救，惜营官不允保护。遂为匪人所获，拉入城内庙中，尽杀之。」
（十二）一位长老会代表参加安葬礼之报告
美国长老会秘书布郎牧师（Rev.Arthur J.Brown）于1901年5月22日抵中国，参加安葬礼和赔偿会议，到9月19日才离开，他的报告中提及：
「当时，顾牧师、贝牧师夫妇和小女儿，在内地会的宣教站内，刚刚开始一天的工作。原来内地会和公理会是同在一街道上，内地会在东，公理会在西，彼此距离很近。故贝牧师看见第一座医院燔火燃烧火山时，便匆匆忙忙举家与顾牧师起来朝东走，因约在四分之一英里外有一驻防军营，营官与贝牧师相熟。但是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被出卖了，营官逮捕了他们，拿去他们的财物，把他们押到本省法官处。小女儿拉着母亲的衣襟，与父母一起被押往义和团的庙宇，与公理会的莫、顾姑娘，同受囚禁。经过拳民在庙宇内一番的审判，到了下午四时左右，被带出来到城外东南端，在两个拳民的坟墓前，被斩首殉道。」
（十三）后记
乱后，各差会宣教士代表返回保定府，都是由官兵护送全程。清廷又派官员厚葬殉道之宣教士；代表团举行安息礼，并且由中西官员隆重主礼，宣教士代表团和众信徒参与葬礼之行列，并立碑纪念他们为主在中国殉道。
（顾正道牧师的详细生平，及另一位因逃难而病逝于保定府的青季连牧师之女儿青维拉之生平，请阅读第六章第三节。）
资料来源：
（1）Ketler,Isaac C..The Tragedy of Paotingfu,New York:Fleming H.Revell Co.,1902.pp.119-121,222-239,309,326-331.
（2）Forsyth,Robert Coventry.The China Martyrs of1900,New York:Fleming H.Revell Co.,1904.pp.19-29,421-424.
（3）Broomhall,Marshall.Last Letters and Further Records of Martyred Missionaries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London:Morgan and Scott,1902.pp.158,160-180,311-345;Bagnall,pp.77,154,158,293.
（4）China’s Millions,London Edition,London:China Inland Mission，1900．中国内地会月刊英伦版《亿万华民》pp．26,75;Bagnall,1900,pp.142,143,148,188.
（5）China’s Millions,North American Edition,Toronto:China Inland Mission，1894-1896．中国内地会月刊北美版《亿万华民》1894，pp．114-115：1895，pp．54；1896，pp．96；Bagnall,1907,pp.53.
（6）Speer,Robert E.:A Memorial of Horace Tracy Pitkin,New York:Fleming H.Revell Co.,1907.pp.183.
（7）China Inland Mission.List of Missionaries and Their Stations.Shanghai: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July,1892;June,1895;June,1900.
（8）For all Shansi missionaries see China’s Millions,North American Edition,Toronto:China Inland Mission,1894-1898.中国内地会月刊北美版《亿万华民》1894，pp．114；1895，PP,53-56,122-124;1896,pp.95-98,141-143;1897,pp.110-112;1898,pp.42,75,80-83.
（9）Price,Eva Jane.China Journal,1889-1900,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89.pp.168.
（10）Broomhall,A.J..Hudson Taylor and China’s Open Century,Book Six,Assault on the Nine,Great Britain:Hodder and Stoughton,1988.pp.405,409-410.
（11）Broomhall,A.J..Hudson Taylor and China’s Open Century,Book Seven,It is not Death to Die,Great Britain:Hodder and Stoughton,1989.pp131,322,344-349.
（12）MacGillivray,D..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807-1907.Shanghai: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07.pp.440-441,579.
（13）Brown,Arthur J..Report of a Visitation of the China Missions,New York: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1902.pp.6-7.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义和团史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共二册。《遗民图》（选录），孟继元编。第369—374页。
（15）季理斐（D．MacGillivray）编。《庚子教会受难记》。上海：广学会，1901，全二册。第208—210页。
（16）四川大学图书馆编。《中国野史集成》。四川：巴蜀书社出版，1993年，第四十七册。《西行回銮始末记》，第621—624页。
（17）参看第六章第三节资料来源。
（18）戴存义师母原著，刘翼凌翻译。《席胜魔传》。香港：証道出版社，1978年第九版。第十八章、第二十五章、第二十六章和第二十八章。
（19）李文海、林敦奎、林克光编著。《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济南：齐鲁书社，1986，第1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