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回首百年殉道血

三、在北京殉道的宣教士

义和团事件中,任教于京师大学堂(ImperialUniversity,Peking)的秀耀春教授(Professor Francis Huberty James)(注一),就在北京使馆区被围前一刻,在英使馆前被中国军兵掳去,从此一去不返。有说当天受枪伤离世,有说被掳三天后,被处斩首极刑。

(一)背景

1851年6月,秀教授生于英国伯斯之合循镇*(Upton,Berkshire)。其父在镇上经商,故从小便有乃父之风,独来独往。

(二)中英滇案与烟台条约

1875年2月21日,北京英国公使翻译官马嘉理(Mr.Augustus R.Margary),到滇缅边境迎接英国探险队时,行抵蛮方遇害。滇案发生后,几经交渉,9月13日英使与李鸿章终于在山东烟台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亦称芝罘条约。9月17日清廷批准条约时,严令各省保护执有护照往来内地之外国人。

(三)首次进入内地旅行布道

1876年3月14日,25岁之秀耀春,以内地会宣教士身分,抵达中国。

经过初级语言训练后,又藉新定之芝罘条约,保护往来内地之外国人。1876年10月18日,德治安教士(Mr.Jushua J.Turner)(注一)和秀耀春离开镇江,到23日抵达南京。为要准备前面1700英里的长途布道,他们邀请了南京最好的教师姚先生*(Yao Xianseng)和一位中国传道人,带着3000本福音书、1300本布道小册子和大量的福音单张,雇用骡驮队,渡长江进入安徽省。

10月29日,从蚌埠之西的怀远,走水路沿涡河直到亳州,然后雇用两辆骡马车,入河南省走了200英里,到了开封附近,改乘平底渡船沿黄河而上,到接近山西省边境数英里的小镇。因山西省是丘陵地带,便骑骡子攀过太行山,到达泽州,即今之晋城。然后再往西北行抵平阳府,就是今之临汾市,再折向西南,直到今之永济市。12月8日,南下横过黄河,到了陕西省潼关。改向东南行,经过河南省西部,走了650英里,12月28日到达信阳。然后南下,1877年1月8日,返回武汉。沿途经过许多乡镇,到过上述七个大城镇内布道,并出售福音书,派送单张和小册子。

稍作休息后,他们二人再整顿行装,添置需要物品,2月10日再回山西省。经过在汉河沉船之险、车伕行骗勒索之危,大旱饥民扶老携幼挤塞满途,4月24日终于到达太原府。

(坐马车外出布道)

(注一)James,Francis Huberty秀耀春,来自《近代中国专名翻译词典》第534页,而其他中国教会史,则只称秀牧师。又Turner,Joshua John,德治安,来自《近代中国专名翻译词典》第687页,与《中国基督教百年史》第492页同。

(四)山西省大饥荒

1877年至1879年,山西省长期干旱,酿成大饥荒。饥民以树皮、草和泥充饥,甚至出售妻儿,并有吞食尸体的,约有九百万至一千三百万人死亡。当时,有伦敦会、循道会、长老会和内地会等69位宣教士,一起参与华北四省救济灾民工作。因为灾情严重,奔走各地灾区,以致有四位宣教士也染病丧生。

二人抵达太原府后,为了准备在太原府设宣教站,就在附近留下,一面学语言,一面到四周布道。到了6月中旬,才发觉存款有限,并且更需要大量圣经和布道书等。于是秀耀春留下,德治安回上海,两个多月后回来。因救济灾民,德教士和秀教士先后染上伤寒症,病愈后,却无力支持继续工作下去。1877年11月28日二人离开太原府,1878年1月22日返回武汉。

(五)成家

1878年9月,他与1876年来自比利时的胡姑娘*(Miss Marie Huberty)成婚。也许是情深似海,他将爱妻之姓,加于其名之后,成为他的另一名(Middlename)。婚后,夫妇二人同返太原府继续工作。

(六)浸礼会宣教士

1881年返英述职,1882年在英脱离内地会,转入大英浸礼会(English Baptist Mission),派到山东省宣教。初在青州府(今之青州市),后在济南,参与建立各教会,并与首府官员来往连络各种事务。因此,1890年,在上海举行的宣教士会议(MissionaryConference)中,宣读他的论文:Secret Sects of China<中国的秘密会社》。当然,他并不曾想到,有一天他自己竟死在这样的一个会社手中。

1892年,因为基本信仰上的改变,他又脱离了大英浸礼会,返回英国。

(莫理循医生)
(京师大学堂校长与外籍教授合影)
(一间伦敦会之教堂外貌)

(七)美国讲学

在英、德两国居住不久,他便迁往美国,住了许多年。他又到各处演说、传道。那时,他在波士顿成为卢瑶讲座*(Lowell Lectureship)的一员,随着著名的董教授*(Prof.Henry Drummond)到各地演讲,主题有关中国的历史、文学、哲学和宗教。表现出他是一位「中国通」的学者,对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历史和信仰,都曾有一番深入研究(注二)。

(八)京师大学堂教授

1897年秀耀春再回到中国,担任上海近郊的制造总局(Imperial Arsenal)的翻译员。约一年后,受聘为京师大学堂教授。当时,他与伦敦泰晤士报(The Times)驻北京通讯专员莫理循医生(Dr.George Ernest Morrison)结为知交(注三)。他把多年在卢瑶讲座时,所主持的一系列中国文化讲座文稿的研究和心得,全交给了莫医生。殉道后,莫医生将其文稿发表,借以纪念他(注二)。

(注二)据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807-1907,by D.MacGillivray,第78页,列出秀教授的著作有7本,其中有广学会(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出版的《探道本源》(Basic of Religion)。(注三)据Fleming,Peter.The Siege at Peking一书之第61页所载,The Times是指《伦敦泰晤士报》。莫理循原是苏格兰人,在澳洲长大,虽然他是医生,却爱好探险,曾独自步行123日横过澳洲大陆,并领队入新畿内亚探险,被土人飞矛连中两次,几乎殒命。其后又在西班牙矿场担任医官,及到摩洛哥为一酋长之宫廷医生,并且由上海起程,步行横过中国大陆,直到缅甸。1895年加入伦敦泰晤士报工作,两年后转为驻北京通讯专员,据云他因忠诚地报导各项中国通讯,令伦敦外交部气恼不已。

(北京美国领事馆外貌)

(九)义和团崛起之风声鹤唳

虽然义和团早在山东和直隶两省,到处开坛练武,引起各领事之投诉,但清政府却置之不理,总是不了了之。

1900年5月2日,在今之仇庄附近的东安县(TungAn Hsien),住着一家宣教士,见本地之县长,原是悬赏捉拿的拳匪,却因太后下令撤销无罪,举家便立刻逃离。

5月18日,离北京40英里外,一间伦敦会的教堂被焚,一位华人传道遇害。

5月19日,北京天主教樊国梁大主教,向法领事投诉在保定府有超过70名天主教徒被杀,许多乡村遭抢掠及焚毁。超过二千名天主教徒无家可归,需要救济。有数百名男女妇孺,已逃抵北京寻求庇护,还有许多难民在逃难途中。同时,从保定至北京一带,天主教徒在各处携械布防,实行自卫,不靠官府。

5月28日,在北京之西南数英里外,义和团拆毁丰台站(Feng Tai Station),焚烧车辆,并且割断电报线。

5月29日,离北京约16英里外,一个火车大站市镇长辛店(Chang Hsin Tien),在27日遭义和团袭击破坏,那城的比利时工程人员和家属被困。北京酒店(Hotel dePekin)老板瑞士人詹先生*(M.Chamot)闻讯后,立刻带着太太(美国人)和其他五人,用快骑避开丰台,到长辛店抢救被困洋人,到了晚上,救援了一批洋人,计有13男,9女和7儿童,平安抵京。

5月31日黄昏,一大队各国驻防军共有340人,抵达北京使馆区防卫。6月3日,又有50名德军和35名奥军入城协防,总计使馆区共有18名将官,及389名军兵。

(十)逃往京城之宣教士及基督徒

6月7日,通州有三位曾与招商局(China MerchantsSteam Navigation Company)有交易,常与洋人来往的商人,到抚台求保护。但抚台爱莫能助,因外面暴徒四处闹事,惟有发电报与美领事馆,请求派10名陆战队来护送到北京,但被拒绝,嘱自住华人护送。公理会的梅威良牧师(Rev.William S.Ament)闻讯,立即雇了16辆车,当夜独自带队从北京抵达通州。

6月8日,因得悉附近两个福音堂全被义和团焚毁,一传道人全家遇害,另一家仅以身免;还有两个乡村被焚,35到40位信徒被杀;在通州之24个美国人(包括6男、11女和7儿童),以及大批华人基督徒,立刻离开潞河学院(North China College),连同这三位商人,随梅牧师启程到北京避难。因无军兵护送,数位华人与美国人均沿途携械自卫,到晚上8时,全体平安到达北京美以美会大教堂。

当天下午,这批通州难民未到之先,已获美领事照会,全部不在使馆之美侨,都要集中在美以美会堂,使馆派了20名陆战队来护卫。

6月9日下午,全体逃抵美以美会堂之美侨,联名发一电报致美总统麦肯尼(President McKinley):

「麦肯尼总统:义和团毁坏教堂,屠杀千百基督徒,誓要灭绝全部洋人。通州失陷,保定府和遵化,极度危急。中国军队无能。北京和天津每天受到袭击之威胁。铁路全毁,电报截断。中国政府瘫痪。帝命两面倒,偏向义和团。全城陷于拳民控制中,无法无天。如果不立时获得解救的话,30名美国人的生命无望了。」

但没有人知道美总统是否接到这封电报。

(十一)保护北京美以美会堂

从6月8日至20日,北京美以美会堂,在半被围之状态中。当时会堂内已有70名美侨,另有随着宣教士一起逃亡的信徒,约六、七百人。而防守美使馆只有50名陆战队,为了护卫在会堂之侨民,已尽了最大的能力,派出20人了。

6月9日,护卫司令官贺上尉*(Captain Hall)提出防御计划。按照美国传统民风,组成若干小组,分别担任防卫工作。英领事因不愿分散英军实力,本答应派兵协防,后来却改为送上十枝来复枪。贺上尉选出中国年轻的信徒,训练他们参与防卫,主要据点仍由美军站岗。同时,也建筑起防御工事,包括在会堂西北角不远的汇文书院(Peking University),也列入防御区之内。不论教堂屋顶,各处了望台,四面八方放哨,均由宣教士与信徒担任。同时又掘战壕,砌沙包,拉芒刺铁丝网等,分别做成第一和第二防线。这两周防御工事的经验,帮助了他们在后来被围的两个月,担当起使馆区内重要的防御工事委员会之责。若不是信徒们在枪林弹雨中,劳苦地建起坚固的防御工事,联军实无法防守下去。

(十二)使馆区被围前之抢救工作

在围困中,京城治安不靖,危机四伏。据《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所载:

6月10日,北京天津电线截断。

6月11日,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被杀。6月12日,义和团开始在北京焚掠。

6月13日,义和团焚姚家井及跑马厅一带教民房舍,杀教民三百余人。

6月14日,义和团继续焚烧,迫近使馆区,为洋兵击退。6月15日,义和团焚北京宣武门大教堂,并扰奥国使馆。6月16日,义和团焚北京前门外千余家。

虽然宣教士和信徒们接到许多坏消息,如通州教堂、学校、八所宣教士住宅及汇文书院等,全遭抢掠毁坏无存。但在6月13日下午,他们听到离此不远的大街上,一所美以美福音堂遭义和团捣毁的大响声。当小队陆战队到达时,只见火光冲天。当夜外望,只见烟火四起,满天通红,整夜不歇。

这样一夜一日焚掠之下,京城的洋人住宅,无一幸免,只剩下北京三间最大的天主教堂。一是北堂,已有法兵和天主教民防守,惟东堂和南堂,并无守卫。故当天东堂被焚时,除了不少天主教徒遇害外,还有一位老神父葬身火窟。翌日(6月15日),当南堂(即宣武门大教堂)仍在焚烧时,前天晚上,有法使馆派出之敢死队,清晨将一位主教、三位神父、五位修女和20位华人修女抢救回来。及知道大批天主教徒仍被困时,美军立即通知俄兵,一起出发,结果抢救了230名教民平安回来。当天下午,莫理循医生与德、英联军再度出发,再带回约200名教民免遭厄运。

这场大火,京城内7间宣教公会物业全毁:计有34栋宣教士住宅,18栋会堂,12所男校,11所女校,4间工艺学校,11间诊所药房和8间医院,全遭破坏无存。还有在城外著名的避暑胜地西山(Western Hills),有英使馆新建的迎宾馆,及其他公会33所华丽的宾馆,也全部在抢掠中焚毁。

(十三)调查肃王府

6月14日晨,两名义和团拳民闯进东交民巷德使馆前,德公使克林德(Baron Freiherr Von Ketteler)亲自出马,擒获一人,另一人逃脱。

据目击者云,该名拳民是逃入英使馆对面之肃王府。当时谣传肃王府是义和团练武之处,甚至可能就是义和团的大本营。英领事闻报,即与众领事会谈,决定请日、英武官与莫医生及秀教授,一起到肃王府调查。于是由秀、莫二人作翻译员,通知肃王府内之官员,要求入院调查。

两年前,继承其父王位、年约30岁的肃王,颇能接受新时代观念,还请德人教育其儿子,又常与洋人来往。像满乐道医生(Dr.Robert Coltman,Jr.),因医好其弟的病,曾两次被邀到王府赴宴。今洋人找上门来,诬与盗结盟,肃王坚称与义和团没有任何联系,愤然拒让他们作任何调查。幸秀耀春曾以京师大学堂教授身份,参与维新运动,肃王也认识他。经他再三解释,力劝肃王此事无损其名誉;肃王再作思量,也想保持个人的清白,遂在内苑接见洋人代表团。带他们走遍王府,甚至内宫妻妾的住宅作出巡视,证实肃王府内并无拳民,因而误会冰释。其后秀教授又多次拜会肃王,征得他的同意,让南堂救出来之数百天主教徒,暂时在王府外院(Outer Court)居住。

(德使馆门前)
(肃王与随从合照)
(肃王聘用之德教官与他的儿子们)
(肃王府之正门外貌)
(肃王府内之房舍与庭园)

(十四)德公使遇害

6月19日使馆区接获清廷24小时紧急限令,建议由清兵护送全体洋人赴津。各领事馆只想维护本国人安全,本当乐意接受,惟念及能否保证安全一项,各领事未能一致赞同。同时如果接受的话,则要放弃全体华人天主教徒和基督徒,这是主教和各宣教士绝不能接受的。晚上,各领事正想投票赞成之际,德大使独排众议,于是留待翌晨再商讨。

6月20日晨8时,众领事议定还是稍等片刻,因9时便是他们要求直接会见诸王公的时间。但到了9时仍无清廷消息,于是德大使克林德自告奋勇,不带护卫,单刀赴会,示以和平姿态。他还带了一本书和雪茄烟一盒,准备耐心等候接见。谁晓得来到崇文门大街,即遭甘军枪杀,其随员翻译官格先生*(Mr.Cordes)受伤,立刻逃向约六百码外的美以美会堂。

(十五)肃王义举

美以美会堂防卫队见一受伤洋人,立刻扶进会堂,由通州公理会盈亨利医生(Dr.James H.Ingram)施行急救。

因德公使遇害,领事们不再相信清廷护送之事,并且立即全体退入使馆区。同时,美领事通知贺上尉,立刻护送全部美侨,并华信徒到美领事馆去。于是在20分钟内,各人只可手提轻便行装,由20名陆战队前导,美妇孺随后,接着126名女学生,跟着是华人妇孺,然后华人男子,各人担负一些食物,其中主要的是罐装牛奶。再后是德军抬着受伤的翻译官,最后是一批宣教士和男信徒,携械殿后。这样子,一行数百人,静悄悄地秩序井然,中午平安抵达美使馆。

北京使馆区当初断然拒绝照应这群天主教徒和基督徒难民,因加给他们的责任太重了。要为二千多人预备居所和食物,对他们来说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惟秀教授和莫医生,因曾到过肃王府,征得肃王同意暂时让天主教徒入宿,如今多了一批基督徒,秀教授便再向肃王求助。肃王府只隔英使馆一条防御河,开火后就会殃及池鱼了。肃王深明「覆巢之下,安得完卵」之理,当天即让出王府,把家属迁入紫禁城,受宫廷的保护。

(十六)京都内的殉道者

6月20日下午4时,义和团和甘军开始正式围攻使馆区。奥使馆(Austrian Legation)首先弃守,继续是总税务司署(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撤退,以肃王府为防御线,谁晓得刚开仗就失了一角的防线。同时,英军也从北桥头前哨岗位撤回英使馆。

当秀教授安排妥全体基督徒入住肃王府后,时间也过了下午4时了。也许当时他没有留意,战事早已发生,北桥头已无英军驻守了。当他离开肃王府,走向北桥头时,防守英使馆正门的英兵,看见有数名清兵开枪。秀教授双手高举,示意并无敌意,随后便看见数名清兵拥他而去。没有人知道他是否中枪受伤,被清兵劫走后谣言他被处斩首极刑。无论如何,秀耀春教授,是在使馆区被围的第一天遇害殉道的,年49岁。

(十七)一位英国义勇军的目击者

阿醴芬(Mr.Nigel Oliphant)是一位退伍的苏格兰军人,1899年受赫德(Sir Robert Hart)聘入中国海关工作。当使馆区被围时,他投入义勇军,协助防守英使馆。他留下一本《使馆被围日记》,当日他正在英使馆前,记下了他目击的过程:

[6月20日—–下午四时,刚满清廷给使馆区24小时离开之期限,枪弹便向奥国使馆飞来,一名法国义勇军殒命,另一名奥水手受伤。

同一时间,我正站在英使馆前门的防守阵地,我看见在北桥(我们刚从那里防哨站撤退出来)出现一名洋人,于是用口哨和手号,指示他回头走。他好像并没有留意我们,当时就在一刹那间,一响枪声,便看见他快跑奔过桥头,在远方那边隐藏了。跟着听到一排枪声,就再没有他的影踪可寻。防守更近北桥的哨兵,告诉我们有两名清兵擒住这个不幸的人。我们也没有任何疑问,他一定是没命的了;我们根本上不可能设法去营救他,因为是他自己的过失,没有接受我们的警告,不要离开使馆。后来我找到他是谁,他是京师大学堂的教授,一位能干的学者,名叫秀耀春—–。」

(十八)京师大学堂一位教授夫人的日记

罗夫人*(Mrs.S.M.Russell)在北京使馆被围时,写下了一小本日记,她的丈夫是京师大学堂的数学和天文学的教授。下面是她在6月21日的记录:

「昨天德公使遇害后,我们都逃到英使馆来,除了奥国和意大利的陆战队之外,其他各国的陆战队,都是保卫自己国家的使馆。这真是一个非常紧张的情景,一部跟着一部的马车,连续不断运来粮食和行李。因为想到粮食最紧要,故连自己的行李都丢掉了。下午4时,本是中国政府给外侨24小时的限期,但到了3时45分时,清军就开火了。我们昨天唯一的伤亡,就是可怜的秀教授!他为了保护华人信徒的安危,及照顾他们的起居饮食,便跑到对面的肃王府,因为全部华人都住在那里。当他从那边回来,经过护城河之北桥时,就遭遇枪击,也许被拳民生擒过去,他的安危,今天笼罩着整个使馆。当我们初来到使馆时,并没有想到防御工事,但有了总动员委办会(GeneralCommittee)成立后,便委派一位美国宣教士贾腓力牧师(Rev.Frank D.Gamewell),主持负责防御工事的任务。」

(十九)中国教会历史之记载

《庚子教会受难记》中任廷旭述<北京使馆被围纪略>之记载:

「五月二十三日(即阳历6月19日)上午,接美国驻京公使函云,中国政府(要)求各国公使,于二十四点钟之内,速离北京,退往天津。余等闻之,皆以退走为下策,因京津一路,匪乱如麻,余等若出,必致被杀于半途,是使余等自投罗网矣,安可不察其奸计哉!当时,余等聚集虔心祈祷,求上主勿使各国公使,误中华人之计,致蹈不测之祸。况各教士之心,尤不愿舍弃华教友,誓同生死,因念及西人或可走避,华教友万不能免于祸矣。次日清晨,各公使定计,赴总理衙门议事,德国公使克林德率参赞先往,在途被匪枪击,伤及公使,不久殒命,参赞亦受重伤,避入美国教堂中,此事一出,西人皆不作退走天津之想矣。当时余等奉命,立刻移居英国使署中,以避兑锋,计是日从堂中移入英署之西人,合男女老少共有七十一人,又有华教友约七百人,几于无地可容矣。

在英署之对面,为肃亲王府第,院宇宏敞,幸有前在山东传道之秀牧师,与王府中人有旧,因赴府商求,准华教友入府避难。惜是日下午,秀牧师从府中回署,在途亦为拳匪枪击遇害。哀哉,秀牧师实为救华教友而舍命也,否则秀牧师早入英署躲避,决不致受此难矣—–

《庚子教会华人流血史》中<纪北京慕贞书院女生遇匪之难>之记载:

「二十四日(即阳历6月20日)早十句钟,院长朱太太忽面有忧色,对众女生曰,钦差呼我等西人,皆须出京。虽吾愿与尔等同死,然亦不能不遵钦差之命,吾去后,拳匪若来,尔等能避则避,否则愿主旨得成。正言及此,诸生无不哽咽啼哭,面面相觑。讵未几德教士又来告朱太太曰,钦差准西人并女生,以及一切教会中人,皆须至英国府避难等语,此系各国钦使,因悉总理衙门诡计之故。先是总理衙门,照会各国钦使上下人等,皆往天津,允派华兵保护,不受拳匪之害,并约德国钦差克林德赴总理衙门议事,如愿前往,即派兵迎接等情。讵德使行至中途,突被董军枪毙,故此知其诡计,是欲各国人出城后共相杀害,其余城内一切奉教中人,更易杀灭。是时中外信道之人,皆在十二点钟时,逃出在崇文门东之孝顺胡同,至英国府隔河对面之肃王府。将息时,即有一西人,(即前山东传道之秀牧师),素与肃王府中人相识,即前往商定将银安殿借与各学生避难。肃王府人准之,遂于四句钟时,入至银安殿。讵未逾半点钟,随有无数拳匪,与董军结队齐进,欲杀教会中人,(秀牧师即于此时返英国府,在路中被拳匪用枪击死),幸西兵敌退—–。」

(二十)后记—重修肃王府

使馆区解围后,众天主教徒与基督徒,从颓墻断瓦的肃王府走出来。全体宣教士和家属,纷纷回国,离开这个危险之地。只有少数留下来,照顾一群无家可归的信徒,而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史姑娘*(Miss Georgina Smith),就是其中的一位。

史姑娘见肃王经此事变后,王府全毁,一贫如洗;便请求莫理循医生支持她,向英领事要求赔偿肃王,因他已倾家荡产了。也许从辛丑和约的赔款中,拨给他一部份经费,重建家园。肃王十分感激,做了一块纪念牌送给她。这样爱心的表现,建立更深友谊和彼此互相尊重,比拿起武器互相攻击好得多了。

资料来源:

(1)Forsyth,Robert Coventry.The China Martyrs of1900,New York:Fleming H.Revell Co.,1904.pp.106,473-476.

(2)Smith,Arthur H.China in Convulsion,New York:Fleming H.Revell Co.,1901,Two Volumes.pp.205-213,232-252,265-267and Chapters14and15.

(3)Fleming,Peter.The Siege at Peking,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pp.113-114,125.

(4)Oliphant,Nigel.A Diary of the Siege of the Legations in Peking,London:Longmans Green and Co.,1901.pp.14,30-34,84-86,111-114.

(5)Coltman,Robert Jr.,M.D..Beleaguered in Peking,Philadelphia:F.A.Davis Co.,1901.pp.80-82,158.

(6)Allen,Roland.The Siege of the Peking Legations,being the Diary of the Rev.Roland Allen,London:Smith,Elder and Co.,1901.pp.35,85,112-115.

(7)Russell,S.M..The Story of the Siege in Peking,London:Elliot Stock,62,Paternoster Row,E.C.,1901.pp.10-11.

(8)MacGillivray,D..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807-1907.Shanghai: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07.pp.70,140.

(9)Broomhall,A.J..Hudson Taylor and China’s Open Century,Book Six,Assault on the Nine,Great Britain:Hodder and Stoughton,1988.pp.73,84-90,167,179-180,291.

(10)China’s Millions,London Edition,London:China Inland Mission’1901.p.162,Rebuilt/repair Su’s palace.

(11)Williamson,H.R..British Baptist in China,1845-1952,London:The Carey Kingsgate Press Ltd.,1957.

(12)Burt,E.W..Fifty Years in China,1875-1925,London:The Garey Press,1925.

(13)MacGillivray,D..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1913.Shanghai: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1913.

(14)汤清着。《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第408—409,476,492页。

(15)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九种,《义和团》。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1951,全四册。《庚子北京事变记略》,鹿完天撰,第402页。

(16)柴莲馥编。《庚子教会华人流血史》。上海:中国圣教书会,1910。(取自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十八辑,沈云龙主编,文海出版社。)第95—96页。

(17)季理斐(D.MacGillivray)编。《庚子教会受难记》。上海:广学会,1901,全二册。第57—58,69页。

(18)黄光域编。《近代中国专名翻译词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第61,172,173,415,460,530,687页。

(19)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清季)》。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全二册。

(20)李杕着。《拳祸记》。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土山湾印书馆印行,1905,全二册。(取自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土山湾印书馆第二版印,1923。)第104页。

(21)郭廷以着。《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共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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