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近代教会史（完）
232、东方的教会。布尔什维克主义
232.1对希腊的东正教来说，第一次大战有深远的影响。通过塞维斯（Sevres，1920年）和洛桑（Lausanne，1923年）的和约，土耳其的领域被减少。在小亚细亚地区的希腊人（他们是基督徒）受到安卡拉（Ankara）政府的残酷迫害，而在1922／1923年的战役中似乎完全被消灭。因此，君士坦丁堡的“全球大主教”（ecumenicalpatriarch）仅管理着30万信徒（参见223.1）。原来的塞尔维亚扩大了，成为南斯拉夫，他们于1921年形成了自己的大主教教区，而在1925年，罗马尼的总主教（metropolita）也被称为“大主教”（patriarch）。阿尔巴尼亚的东正教徒于1922年宣布自己有大主教（autokephal）。第一个全东正教的神学讨论会于1936年在雅典举行。因为俄罗斯帝国分裂了，所以在波兰的东正教徒创立了一个波兰东正教会（有300到400万信徒），格鲁吉亚同样建立了自己的东正教会（1917年），而在一段时间内乌克兰也同样组织自己的教会，其中心在基辅（Kiova，1921年）。
关于近代教宗们在东方教会的合一方面所作的努力，请参见218.2a和224.5。教宗比约／庇护十一世（Pius XI）很热忱地继续这方面的工作。在1923年的约沙法特（Josaphat）通谕中，他恳切地向分裂的教会发出呼吁并在1928年9月8日的《论东方研究》（Rerum orientaliumn studiis）通谕中说研究东方教会是将来合一的重要前提之一。耶稣会和本笃会都创立了一些培养东方学的研究机构。在1929年，教廷开始整理和编写东方教会的教会法典，“东方教会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在1938年被扩大，而那个于1924年创立的一个公教会（“Catholica Unio”）融入于它。当时的罗马建立了一系列的学院来培养东方的圣职人员，但都没有要求他们使用拉丁语，这也是有意识的合作形式。在摩拉维亚的维雷拉德（Velehrad）发生了一些“公教与斯拉夫东正教合一对话会”（1907年到1936年间），但双方的交谈与接近没有太多具体的结果。自从1946年后，一些已经存在的合一团体再次被强制性地解散了（参见下文，232.4）。教宗若望／约翰二十三世（Johannes XXIII）邀请各东方教会也派遣一些代表参与梵二大公会议。教宗保禄／保罗六世（Paulus VI）于1965年与东方的“全球大主教”（Ecumenical Patriarch）阿特纳格拉斯一世（Athenagoras I）达成一定的共识，双方收回了1054年的绝罚。
232.2俄罗斯和俄罗斯的东正教会经历了非常可怕的灾难。在1917年，沙皇的统治和他的国教制度一起崩溃了（参见224.2），所以一个全俄罗斯的主教会议恢复了莫斯科的大主教制度（Patriarchat von Moskau）—彼得大帝曾经于1721年取消了这个制度（参见187.5）。然而，1917年11月以来掌握权威的布尔什维克统治者在列宁（Lenin，1924年去世）的领导下开始镇压和毁灭宗教和教会，而这个运动在斯大林（Stalin，1953年去世）的时期采取了种种战略性的措施以消除宗教生活，直到德国人攻击俄罗斯时才结束了。
莫斯科的人民委员会于1918年1月23日宣布国家与教会分离，公共生活不再有任何宗教因素，婚姻制度被世俗化，学校中的宗教教育被禁止，而一切教派和宗派的教产被宣布为国有。这些规定首先针对东正教，但也同样影响了罗马天主教徒（大约200万人，大部分是波兰人和德国人）以及苏联境内的新教徒。那位被选为莫斯科大主教的提宏（Tychon）宣布绝罚布尔什维克派，所以他被捕入狱，当他声明将要忠于新政府时，他获得释放（这是教会第一次宣布要服从苏联的新制度）。在他去世后（1925年），大主教的代理人是尼施尼诺夫格若德（Nishnij Nowgorod）的总主教塞尔格乌斯（Sergius），他重新宣布要忠于政府，但这个措施也不能转变教会的命运，反而造成了教会内的分裂。个别总主教宣布他们要脱离官方的教会并且与他们的拥护者一起形成一种“地下教会”。布尔什维克统治者支持教会内部的“改革派”和分裂派，比如“红色教会”或“活着的教会”—部分派别想建立一种“主教会议至上”的制度—但它们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在北海的集中营那里曾经有150名被监禁的主教。
1929年的新宗教法律给教会带来了某些好处，但同时它禁止主教们进行任何视察活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集体生活方式的落实同时也限制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动。政府取消了星期天，也破坏了婚姻与家庭（即基督徒团体生活的基础）。一些世俗的节日代替了宗教的节日，而圣职人员被剥夺公民权。500万人加入了所谓的“战斗无神论者协会”。在各地的教堂继续被关闭，圣职人员继续被逮捕。布尔什维克组织和各学校的教育给青年宣传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而这种巧妙的宣传工作的目标是到处消灭宗教因素，其中甚至有一些反对宗教的博物馆和展览。在1930年，乌克兰的教会被解散。教宗比约／庇护十一世（Pius XI）在1922年很慷慨地支持了一个减轻俄罗斯饥饿的运动；在1930年他发表了一个文献，其中呼吁世界人的良心要提出抗议，因为“在俄罗斯每天都在发生违反上主和违反灵魂的可怕亵渎和犯罪”。
1936年的宪法带来了一个策略性的转变。它确保人的宗教活动自由，但也说人们有权利进行反宗教的宣传，圣职人员再次获得了公民权。然而，斯大林在几年后进行的“净化运动”也很严重地损害了教会。当时有1150座教堂在一年内被关闭了。西方的基督徒都提出抗议，而教宗比约／庇护十一世（Pius XI）的通谕《神圣的救世主》（Divini Redemptoris，1937年）也表达了这种感情。
这种压力在俄罗斯也同样显示出一些新的宗教力量，尤其是在“地下教会”（Katakombenkirche“墓穴教会”）那里。在民间有很多人拒绝那种反对宗教的宣传。在20世纪30年代，这种运动开始衰弱。在1939年，政府禁止一切反对教会的行政措施，星期天的休息再次被恢复，婚姻法与家庭法获得了比较有利的修改。当德国于1941年攻击了俄罗斯时，俄罗斯政府的宣传马上利用了纳粹党对教会的敌对态度。因此，“战斗无神论者协会”停止其活动，而塞尔格乌斯（Sergius）主教呼吁信徒们共同抵抗外来的敌人。在1943年，俄罗斯的教会甚至为坦克队伍的武装进行募捐活动，而教会因此实际上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因为斯大林（Stalin）允许教会选择一位大主教（即Sergius），允许他们出版一本宗教期刊和创立一些神学院，甚至允许东正教在中亚的穆斯林地区进行传教。政府创立了一个教会部，它也包括一个针对非东正教宗教团体的“办事处”。然而，在俄罗斯的天主教没有享受这些改变的好处。相反，东正教的新组织被利用，因为俄罗斯政府直接反对梵蒂冈。
232.3在战争结束时（1945年），意识形态的战争和反对宗教的宣传再次开始。18岁以下的青年继续被禁止接受宗教教育。在另一方面，完全受政府控制的东正教被巧妙地利用为一种扩展影响和政治宣传的工具。因此，在那些新占领的地区中，苏联政权和东正教互相支持，互相肯定。俄罗斯教会能够向西部地区扩展，而当地的“独立教会”（autokephale Kirchen）被一个一个地同化。在一切欧洲的独立东正教会中只有芬兰和希腊的教会能够保持精神上的自由，还有一些俄罗斯移民（在巴黎和纽给的总主教们照顾他们）。因为那些与罗马合一的教会团体被毁灭了，所以东正教在欧洲东部地区获得了相当大的增长，而俄罗斯东正教开始要求整个东正教会的领导地位。莫斯科大主教和其他主教到国外的旅游活动以及他们举行的“全东正教会议”都有这个目的。早在1945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俄罗斯的主教会议上也已经有一切其他的大主教参与。莫斯科的大主教阿勒克修斯（Alexius）想于1947年召开一个全球性的主教会议。他当时没有成功，因为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亚历山大里亚的大主教拒绝参加，但在俄罗斯教会的500年大庆时（1948年，参见第2卷，156.2），他们都参加了。在1948年的“莫斯科主教会议”上，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里亚大主教的代表们拒绝参与讨论；大会支持苏联的政策并攻击了罗马天主教对信仰的歪曲以及梵蒂冈那种“煽动战争的政策”，他们也否认安立甘会祝圣的主教们的有效性（参见183.2）。在此以后，君士坦丁堡和莫斯科之间的争论并没有结束。
关于受政府控制的俄罗斯教会的内部生活以及关于俄罗斯“地下教会”的继续发展，我们目前（1968年）没有太多报告。在1917年的俄罗斯有5.1万东正教圣职人员，而在1940年只有5000位，但在1960年据说又有3万圣职人员。在1917年曾经有57所修道院，而在1960年有8所修道院和两个教会学院。司铎们现在更多注意到讲道，虽然教会与政府有很多关系，可讲道并没有政治性的内容。顺着国度的理论（即“从来没有发生过迫害教会的运动”），俄罗斯的教会否认自己的殉道过程。虽然有一些探访，但与非东正教团体的关系似乎都是负面的。因此，莫斯科没有参与1948年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举行的普世基督教大会。只有在俄罗斯移民中（大约100万人）有一些对教会合一运动有兴趣的神学家。然而，莫斯科于1962年派遣两位观察员参与了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开幕典礼。
232.4俄罗斯的教会毁灭了东欧那些“与罗马合一的教会”。在原来属于波兰的乌克兰西部地区有450万鲁塞尼亚人（Ruthenians），他们与罗马教会合一了，但该地区于1944年落入俄罗斯人的管理区。那位非常受尊敬的、合一的总主教谢普提茨基（Septickyj）于1944年去世，而东正教影响了40位司铎提倡取消与罗马的合一协定。全地区的5个主教以及新的总主教施里普基（Slipji）都被捕受审判，而那些脱离了罗马的司铎开始指导教会。他们在勒姆贝格（Lemberg）召开了一个主教会议，但只有十分之一的圣职人员参与。虽然如此，他们于1946年决定该地区的教会将来要受莫斯科教会的指导。因此，他们取缔了维持350年的布瑞斯特协定（Union of Brest，参见184.3）。他们使用类似的方法来转换在斯洛伐克地区和喀帕特-乌克兰（Karpatho-Ukraina）地区的鲁塞尼亚（Ruthenian）教会（大约有50万信徒）。因此，原来最强大的与罗马教会合一的教会团体只剩下了北美和南美的鲁塞尼亚教会团体（大约100万人）。
在1948年的莫斯科主教会议后，罗马尼亚东正教的大主教致力于取缔1698年的合一协定（参见184.4）。这个合一教会团体包括150万属于拜占庭礼、与罗马合一的信徒，共有一个总主教和4个教区。政府擅自规定只有两个教区，此后停止对合一圣职人员的资助，并要求38位圣职人员（总共有1700多位司铎）参与在克劳森堡（Klausenburg）的主教会议。他们被迫签名一个预先准备的文献，其内容是取缔与罗马的合一，支持当地教会加入莫斯科的东正教会。此后，他们在一些村子举行了一些投票活动，并于1948年10月21日庆祝了“再次恢复罗马尼亚教会的统一”，正好是原来与罗马合一协定的250周年日期。几天后，所有与罗马合一的主教都被捕。政府于1948年12月1日取缔了当地的教区。
233、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
（本节在原著没有；因为“梵二”对公教带来深远的变化，译者根据德语的Lexikon fuer Theologie und Kirche［《神学与教会大百科全书》，2001年版，第11卷，567—568页］加上这一节。）
233.1教宗若望／约翰二十三世（Johannes XXIII）于1962年10月11日在圣伯多禄／彼得大殿中宣读了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开幕词。在场的正式代表有2540位主教，还有几千个来自全世界的观察员、神学家和客人。第一个会期在1962年12月8日就结束，此后有长达9个月的中断，因为需要准备一个妥当的会议方式，而被提出的谈论方案很多。教宗若望／约翰二十三世（Johannes XXIII）于1963年6月3日去世，但于6月21日当选取的保禄／保罗六世（Paulus VI）于6月27日规定要继承召开会议并于9月底开始第二个会期（从1963年9月29日到12月底）。在1964年春天，各种委员会准备了第三个会期（1964年9月到12月），而在第四个会期后，教宗于1965年12月8日举行了闭幕弥撒。前一天，大会通过了《信仰自由宣言》（Dignitatis humanae），而为了庆祝梵二的种种新观点，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和罗马的教宗同时收回了1054年宣布的彼此的绝罚。
233.2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两个宪章《天主子》（Dei Filius）和《永恒牧者》（Pastor aeternus）虽然肯定了新经院哲学思想并支持教宗的权力，但它们对于教会生活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在这方面并没有改变特利滕（Trento）大公会议的规定。梵二的影响涉及教会方方面面。这并不是说，新的因素都是来自梵二会议，因为该会议在很多情况下仅仅接受了一些早已经被提出来的要求和建议，它肯定或更强调这些方案并为其执行创造制度上的条件。首先，梵二推动的礼仪改革（《论神圣礼仪宪章》Sacrosanctum Concilium，1963年12月4日）是最明显的结果。普世的教会都广泛地接受了这些礼仪改革，只有一些属于传统主义的少数派人士提出异议。
关于教会的宪章（《论教会教义宪章》Lumen Gentium，1964年11月21日）以及关于平信徒使命的法令（《论教友传教法令》Apostolicam actuositatem，1965年11月18日）强调教会是“上主的人民”、是“团体”（communio）以及“普世的救恩圣事”（universal sacrament of salvation），这就提高了教会内的平等意识：一切受过洗的人都参与教会的生活，也需要为教会及教会的使命负责任。因此，在梵二后的教区和教堂以及在其他的层面都出现很多委员会、堂区会等等，而一些主教团的会议同样表现出这种团体精神与合作精神。很多地方教会也开始更多谈论自己的需要，要从自己的情况来理解梵二的种种原则和规定。这些讨论也引起了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
梵二的教会论也影响了1983年的新法典（《天主教法典》）以及1990年首次颁布的《东方教会法典》（Codex Canonum Ecclesiarum Orientalium）。关于教会合一的法令（《论大公主义法令》Unitatis Redintegratio，1964年11月21日）、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宣言（《论信仰自由宣言》Dignitatis humanae，1965年12月7日）以及关于别的宗教的宣言（《论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Nostra Aetate，1965年10月28日）都是非常重要的文献，它们为罗马公教与其他教会以及与基督宗教以外的宗教进行对话的可能性提供条件。
在另一方面，关于启示的宪章（《论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Dei verbum，1965年11月18日）很积极地评价了现代的圣经学研究；它的主要思想是“上主要将自己启示给万民”，这就意味着它离开了新经院思想的理性主义以及经院哲学对于现代思想的消极看法以及它的“护教态度”。
很多人当时希望，梵二会议能够阻止传统基督宗教社会的世俗化过程，但这个希望落空，而一些批评者甚至说，梵二进一步促进了世俗化，但这就忽略长期的发展趋势。梵二并没有谴责世俗化的过程，而在很多文献中表达另一个希望，即：教会能够在新的条件中分享人们的喜乐与分担人们的忧苦，并且能够认出“时代的信号”，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处境活出福音的精神（参见《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Gaudium et Spes，1965年12月7日）。因为在参与梵二的主教中有很多来自欧洲以外的人士，教会首次那么明显地体现出其普世性，并且开始脱离传统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态度。当然，这种全球化的过程尚未结束。
另一些重要的梵二文献涉及司铎的职务和教育（《论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Presbyterorum ordinis，1965年12月7日，《论司铎之培养法令》Optatam totius，1965年10月28日；参见《论天主教教育宣言》Gravissimum Educationis，1964年10月28日）以及修会生活（《论修会生活革新法令》Perfectae caritatis，1965年10月28日）。教会也主张使用现代的沟通方式和工具（《论大众传播工具法令》Inter mirifica，1963年12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