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叛教者
金陵的月光
6、
李述先始终觉得婚姻是个迷。在他那个基督教的家庭里，他所看到的婚姻与《圣经》中所说的婚姻截然不同。
李述先的父亲李修灵是一个谦和而又老派的书生，这个牧师的儿子小时候读的是一间外国传教士来办的基督教小学，接着却又学了儒家经典去赶朝廷的科举之考。福州是个文举中心，他和从各省各县赶来的学子一起初试复试，用斗室中三天写成的八股文换来了海关的一个小官职。一生就在这官职上兢兢业业，缓缓升迁，养家糊口。
李述先的母亲祝平安却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虽然出生于农村的贫穷人家，最小，且是女孩，又正值大饥荒，却奇迹般地避过了被弃等死的命运，卖到城里的一户有钱人家里。原本是要当丫头的，却又被一个祝姓的偏房看重，收养了，视若贴心的“小棉袄”。
祝先生因为得了治不好的怪病最后求到教堂里，病好了全家就信了基督，加入了美以美教会。于是，祝平安那双缠了一半的莲花小脚就放开了，同时放开的还有她小小少女的歌喉与梦想。她上了美以美差会办的女子学校，高中时认识了一个美国回来的年轻女医师，她竟然是个中国女子。于是她开始一心向往去美国学医。
祝平安终于说服了父亲，不顾母亲的反对，来到了上海中西女子学校学英文。正当这位聪慧的少女要被大上海熏得沉迷物欲时，余天慈小姐的生命吸引了她。比祝平安大不了几岁的余天慈是个有着一双小脚的中国女子，眉清目秀，典型的江浙闺秀。她在去英国学医的半途中，船泊地中海的时候，与她的神相遇，上帝呼召她放下前途，回到中国，传基督的福音给自己的同胞。于是她找到船长，不顾他的发怒坚决要求回国。
受她父亲（一位长老会传道人）所托来关照她的船长，虽然觉得这女孩是发了疯，但还是安排她转搭另一艘返程的海轮回到了上海。她以安安静静的见证和令人动容的布道开始了她的服事，也赢得了父亲的理解，但她却不肯被纳入长老会，接受差会的薪金。
十八岁的祝平安开始盼望和她一样放下自己的人生打算，挣脱物欲和情欲的捆绑，靠信心来跟随上帝。祝平安把母亲给她的最贵重的礼物，一只金戒子拿来送给余小姐，想着这辈子是要和她一样嫁给耶稣的。余小姐却婉拒得明明白白，她的态度是平和的，也从未批评过祝平安那世俗的穿戴。这更让她对余小姐羡慕得很，她开始切切地祷告，一心等着上帝也这么呼召自己、使用自己。
但有意思的是上帝对她的回应却是一纸婚书。当大家庆祝已故的，福州一带首位被按立的公理会牧师的儿子李修灵，与美以美会信主的大商人之女祝平安的婚礼时，人们都盛赞这是上帝天父所配合的美好圣洁的婚姻。而新娘祝平安却觉得自己的人生就此完了，她恨透了“结婚”两个字。
等她随后来到夫家，目睹着言词和心思都极为厉害的婆婆如何管理七个儿子和五个媳妇时，她的心真正是沉到了海底。虽然年轻夫妇大多数时间独自住在汕头这个小小的港口，但随着一胎二胎都是女儿，婆婆的眼神和妯娌的私语仍是如山般压在她的头上。
自从怀上第三个孩子，她就没有一刻不在向神祷告。给我一个男孩吧，除掉我的耻辱。给我一个男孩吧，我必定将他还给您，一辈子让他做您的仆人……哦，主啊，你就给我一个男孩吧。
她这样祷告着，但在祷告的间隙里却有一份不甘心溢出来。这不甘中有酸楚，也有对自己的厌恨与无奈。想着自己仅仅几年前还有的志向，还苦苦求主呼召自己、使用自己。如今，苦苦求的竟只是要一个男孩，除掉自己在夫家的羞耻。唯一似乎与普通妇人不同的是，她还可以向上帝许愿说让儿子将来被上帝使用。
直到她真的这次生下了一个儿子，起名李述先，之后又生了四男二女，前前后后一共为李家生了五男四女九个孩子后，祝平安心中仍是不甘心，自己只能用生孩子的方式来服事上帝。
与温和谦恭的丈夫不同，祝平安勤快、能干，却性子很急。儿女中无论是谁只要犯了她定的规矩，就一定被罚，甚至是不容你辩诉的。家里的孩子都害怕她，尤其是大儿子李述先。他从小就长得比其他孩子们高出大半个头，长手长脚，而且时常心不在焉。不是打破了什么，就是把某个东西碰歪碰倒，母亲却极端地要求整洁，样样物什都要摆得规规矩矩，于是挨骂挨揍就是常事了。最让他一生都受到影响的，就是那种埋在心底的惶恐不安，他总觉得自己会惹她不高兴，他不知道下一分钟有什么罪名要被扣到头上。他唯一的自救就是默然不语，因为他知道，只要开口辩白，就会遭到她更厉害的处罚。
李述先六岁时，一家人回到了福州城。九岁时，国民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海外归来的孙文在南京选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随后因为袁世凯篡位，孙文在南方一些港口城市筹款，组织“二次革命”。李家也卷入了这些政治活动，一来因为孙文是一个基督徒，二来因为他三民主义的爱国主张。
不过，李修灵是内向怯懦的，并不肯在公开场合多讲一句话，于是祝平安就成了李家的代表。她顾不得战乱和流血事件造成的惊恐，周游四方去演讲。她不仅辩才卓越，气势慑人，而且因为将女性解放与革命大业混在一起讲，既慷慨激昂又感性煽情，引得太太小姐们也和热衷政治的男人一起，纷纷跟着祝平安，捐出身上的首饰和私房钱。
祝平安就趁势组织了一个妇女爱国会，自己任总干事，并借着自己的交际才干和感人口才，得着了当地一些有头有脸的大人物的支持。当她参与组织总统接待会时，发现孙文的私人秘书竟然就是上海中西女校的同班同学，于是她理所当然地陪着她，参加了孙文在南方福建一带四天行程中每一场大大小小的宴会。
这段时间，让祝平安感觉好像听到了上帝的召唤，正在她兴奋地感到上帝要使用她时，孙文的第二次革命失败了，他被迫再度流亡海外。当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吞占中国山东省时，那一年，袁世凯公然称帝了。
十四岁的李述先进了圣公会办的福州三一学院，他已经长成了瘦瘦长长的少年，他的内在其实是像母亲的，但他却格外不满意母亲的风格。于是他和父亲一样沉默寡言，思静不思动。他对当时校园里流行的各种来自西洋的团体运动都没兴趣，无论是篮球、排球，还是橄榄球，都看不到他的影子，甚至也极少和男孩子们玩在一起。
一次校门口的小贩跑到学校来，抱怨说有学生偷了他的东西，校监问了一遍，男孩们没一个承认，都说不知道。李述先觉得这很过份，因为他们每个人都知道是谁拿的，而这个学校还是一个基督教学校，每天都要祷告并读经的。于是，他就说出了那个偷东西学生的名字。后来那个孩子离开了这所学校，他也就成了大家排斥的对象。
更糟的是，拿了省长亲自提名、北京颁发的二等爱国勋章的母亲，越来越热衷美誉和地位带来的社交和娱乐，天天或者就是接待社会名媛来家里玩牌、打麻将，或者就出去玩。对孩子们仍然是严厉的，却变得耐心不足并有失公平。
就在一九二零年初，寒假接近尾声时，她又一次错怪大儿子述先，仅仅为了家中一个值钱的花瓶被打碎了，就狠狠地打了一惯毛手毛脚的大儿子，且逼着要他认罪。这一次，他却咬着牙，不肯认这个自己不曾干过的罪，责打和辱骂当然是极大地加重了。
随后很快祝平安就发现自己错打了儿子，但因着一时忙于应酬，就没有去处理这事，转头待李述先带着伤痕含着怨恨返校后，她才感到懊悔了。可是懊悔又能怎样呢，作为一个中国的父母，特别是她这样的母亲，断无道理去向儿子认错的。
就在那年，余天慈小姐来到了福州，要在美以美会的天安堂里，主领连续两周的兴奋会。她的到来让祝平安想起了在上海中西女校时对上帝的热情，开始布道的前一晚，她为余小姐设了晚宴，并把平时和她最投缘的小姐太太都邀了来。她慎重地带着特别崇敬的口气向她们介绍了余天慈，让大家都要去听明天起余小姐在天安堂的讲道。
第二天，这帮平日闲得无聊的福州城的名媛、太太们来了好多个，她们叽叽喳喳地在前两排坐定了。好一会，才见一直低着头祷告，并不来招呼她们的余小姐起身站起来。她迈着穿暗色绣花鞋的小脚，坚定地走到台上，立定了说，上帝这次给她的信息就是“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那天她开始讲属灵的“死“就是与上帝的分离、隔绝，周围的许多人都大大地被感动，第一场讲完就有人流泪悔改。但祝平安却一点都听不进去，她觉得每一句都是老生常谈，她看着身边太太小姐们不屑的眼神，就巴不得余天慈能讲些新鲜的道理，讲出些警世格言、人生妙语，来震摄住这帮骄傲的名媛太太们。
她这么心猿意马着，自己渐渐也烦燥起来，终于，仅仅比她的朋友们多熬了一天，第三天麻将牌桌上就又响起了悦耳的声音。而在她心中如一个遥远的梦一般的圣女余小姐，却成了她们嘴里的笑料。她坐在那里打牌，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笑怎么说的，只是心里觉得如同死了一样。
儿子李述先正好回家，向她们这边礼貌地略点了一下头，就上楼去了。这个儿子虽然在母腹中就被献给了神，又从小就受过洗，如今却完全像个不信的人，对属灵的事一点都不感兴趣。但即便是他，她也常常能从小小少年眼里看见隐含着的不屑，他的不信好像是定了她这个母亲的罪。
她也为自己对属灵的事越来越没胃口而烦恼，越是自责自己的状况给了儿子不好的榜样，她就越是容易把对自己的气发泄在他身上……
祝平安突然推倒了面前的麻将，从麻将桌边站了起来，嚷了一句“我是基督徒！”。
大家只是看着她，她们的眼神好像是在问，那又怎么样？我们不也是吗？
她看了看她们。确实，这些福州城里的名媛们、新派摩登的太太们，大多是在教会学堂里受的西式教育，也都唱过赞美诗、祷告过，她们显然认为都是和她一样的“基督徒”。可是，可是，自己心里却不想和她们没分别。
祝平安像是赌气般仰了仰头，声音加高了，口气却虚了不少。
人家余小姐大老远地跑来福州讲道，我们……我不去真是有违礼数！
我们也去了呀，但她讲来讲去就那么几句话，谁熬得住？
就是！开场去捧了场，大不了，等结束时再去一下，就算给面子了。
她们七嘴八舌地说着。其中一个和平安特别要好的，见她面上不好看就赶紧说。这样吧，我们去坐着也添加不了几个人，不如照样打我们的麻将，这几天赢的钱统统不准拿走，聚下来买几个大大的花篮，结束的那天送去。这样余小姐也有面子，平安也尽了礼数，我们这些人也算是代表福州尽了地主之谊，你们看这样好吧？
大家纷纷都夸这个安排好得很，又有面子，又周全，也省了去枯坐着听道理。祝平安良心里却更过不去了，觉得这种打算真是大大地亵渎了圣女般的余小姐，可是她也知道一时是无法和她们说得清的。
人家余小姐是不要花篮来撑面子的。唉，随便你们爱怎么说怎么做吧，明天你们换个人家打牌吧，我是要去听道的。
虽然祝平安的语气有点硬，不过她一向是女丈夫般的人，大家也不在意，嘻笑着调侃了她几句，就转头叫女佣去买夜宵了。
她们的对话被刚上楼的李述先都听见了，他的脸上挂着一种不以为然的冷笑。虽然他才十七岁，他却打心眼里瞧不起母亲的信仰，这次也大不过是三分钟热度和出风头的“自义”罢了。
7、
你就是那次跟伯母去听余小姐布道？听说余小姐布道非常有能力，早期和西人女传教士一起在朝鲜医疗传教，后来回到上海就放弃行医，专门租了个小会所，成了自由布道人……
廖文君的两眼发着光，急急地说着这位心里钦佩的女布道家。
你怎么对她那么熟悉？李述先问
我……
廖文君没好意思说，是因为听说他是在她的布道会被复兴的，故而格外地注意了余天慈……
她略过了起因，简单地说，我前些日子去上海，和王慕真一起去了江湾余天慈建的《圣经》学校，主日还听了她讲道。我真是很佩服她，像她做的这些事，不要说是一个姊妹，就是中国的男人也没几个做得了的。
廖文君说着，脸上却莫名其妙地觉得有点烧，不由地省察自己那天听道时心里有没有猜想他听道时的情景，于是忐忑地偷偷抬眼，躲在睫毛的影子里望了望对面的他。李述先并没有看她，他的眼睛望出亭子，望着远方。她觉得他好象是在望着整个世界，望着天下，心里不由地升起一种带着崇敬的肃穆，这种肃穆让她心里干干净净地平安了。
我这次没能在上海停一下去看看她，下次来，是要在上海停些日子的。几年前我到上海跟余天慈小姐学过查经，后来又因为家里的事去过二次，我觉得上海比较开化，交通也方便，确实是建立全国性传福音中心的好地方，作为文字事工的发行地，应该也会比南京好吧？
李如是听着就说，在南京做文字事工，主要是因为有金陵神学院和金陵女子《圣经》学校的资源。而且，贾牧师对文字事工非常重视。
但经济和组织上依托西方宗派的差会，势必难以开展中国教会自己的神学研究，教会的建设也会被西方各宗派传统中不合《圣经》的地方影响。
脱离西方宗派，我们自己研究，又怎能保证就准确呢？
《圣经》就能保证啊！至少我们可以回到神的话中，剔除那些明显不合《圣经》，或超出《圣经》教导的传统。例如，洗礼、擘饼这些重要的事上，西方宗派传统的规定就未必都合乎《圣经》。首先，《圣经》里也没有写有牧师这个职份。其次，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个命令是给所有的基督的门徒的，现在却只能是按立的牧师才有资格给人施洗。而且《圣经》里记载的都是浸礼，现在有的宗派教会却沿袭天主教的点水礼。就在这受洗的事上，岂不是，该遵循的方式倒是丢了，反倒添了《圣经》里没有的规定？
更重要的就是擘饼，这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时亲自为他的门徒设立的一个仪式，为了来纪念他。《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里记载说：“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但现在中国教会里大多数没有擘饼聚会，擘饼仪式也是只有按立的牧师才可以领。《圣经》上不是明明白白地说耶稣的门徒都要这样行，来纪念他的死和救赎吗？我认为按照《圣经》的记载，基督徒都可以，并且应该常常擘饼，不一定要在教堂里，在家里，哪怕几个人也是可以的……
李述先滔滔不绝地讲着，声音虽然并没太提高，但显然越讲越激动。李如是只是默默地听着，她知道他在福州就是因为这些观点与其他几位同工，以及别的教会有了矛盾。但她此刻并不是因为怕触动他的伤痛而沉默，她是实实在在地听进去了，她这段日子也想了很多，特别是在洗礼、擘饼、宗派教会或独一地方教会这三件事上，她也细细地查考《圣经》。只是因为她自己一直在长老会系统中，虽然有些思考，但总是怀疑自己这种离“轨”的“独立”思考是否合适？是否具有合理性？是不是自己太狂妄了？
这些日子他们俩也谈过许多，李述先也许是考虑到《灵光报》的背景，毕竟他是贾院长请来做编辑助理的，他并没有锋芒毕露地直接谈这些问题。但今天在这远离大锏银巷的玄武湖边，似乎因着月光与一切都隔开了，听他这番直接简单的话，她就突然对自己的“复杂”羞愧起来。是啊！难道回归《圣经》，以神的话来考核校正传统，不是最为正常的事吗？自己信的是耶稣基督，是《圣经》中的上帝呢？还是长老会的耶稣和上帝呢？
……
见李如是一直沉默着，不回应李述先的讲论，廖文君以为她是在忍着不和他争吵。她深知自己的老师虽然修养极好，温和而慈爱，但在神学和教会的事上绝对是一个不讲情面的人。于是在廖文君看来，大风暴只怕是倾刻就会发生，忙趁着李述先激流般的话刚一停顿，就转移话题道。
李弟兄，你还没有告诉我们，你母亲去听余小姐的道了，后来如何了？你也和她一起去了吗？
哦，没有。
李述先被她一打断，先是一愣，马上感觉到刚才自己是过于激动了，有点不顾她们的感受。他抬头看了一眼廖文君，她月白的脸上淡淡地，虽然隐在他俩和桂树的影子里，却是一片不着痕迹的温暖，心里不由地感叹这个女孩的善解人意。
那次母亲是要我一起去听，我当然不肯跟她去，说实在的她那时太不像个信主的人了，所以我对她推崇的人和事也一律是否定的，就借口学校有课，赶紧回校了。
后来听她回来说了那天的事。她一去，余小姐就迎上来问她这两天去了哪？原本她只是关切地问一句，但母亲却心一慌就撒了个谎，说是病了所以没来。余小姐就拿眼睛盯住了她说，愿上帝亲自光照你、医治你！她凝视了她片刻，这才返身回了讲台。
那天母亲说她如坐针毡，“光照”“医治”，余小姐的这句话直接就戳中了她的要害，她也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就那么直接地面对着自己被这话照亮的虚假本相。虽然来之前，昨晚就觉得自己的光景如死的一般，但被余小姐这么当众揭出来又觉得很没面子。想想她也未必就知情，不过是自己说病了，她就说医治罢了，所以好像又怪不得她。可她还是决定不再来了，否则，只怕是哪天圣灵感动她看见了自己的光景，在讲台上说出什么来，毕竟自己也是福州的名人了……
她没再去？廖文君问。
肯定会继续去的！上帝做事从来都不只做一半。人舒服着就会不去听道，越是听了扎心的道，越是会忍不住地还要去。李如是说。
是的。她想着绝不去了，圣灵却天天在她心里动工，催逼着她去，每天她都像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拉进会堂的。然后，终于有一天她听着听着就大哭起来。那天，余小姐重新讲了一遍耶稣在十字架上为罪人受苦。她一边讲，母亲就像是眼睁睁地看见了十字架上的耶稣，离得那么近，被荆棘冠上的毒刺扎得青紫肿胀的头就像是近在眼前，粘稠的血都还在缓缓地向下流着。她就受不了了，想想自己是那么轻慢地对待这个信仰，对待这位替她的罪而死的耶稣，她就大大地懊悔了。后来，她把父亲也拉去听了，可我就是不想去。
为什么呀？她没和你讲她的得着？文君问。
讲了。但我当时心里真是硬，可能就是因为怨恨她吧……唉，恨就让人的心刚硬了。父亲虽然平常凡事都听母亲的，这次却也反对她，说别人信主都是喜喜乐乐的，你又不睡又不吃，天天光是流眼泪，这样子就别信了。于是自己不去，还不让她再去听。
若在平时，母亲推门就出去了，他是挡不住她的。这次她却对父亲说，你是不知道我里面的光景有多糟。然后她就向他承认骗过他，挪了不少家用的钱去打牌，还有许多大大小小隐瞒他的事，他俩就都哭了。那次我不在家，后来弟弟告诉我时，我不太相信。说实在的，我觉得母亲是太强了，以至父亲这样胆小，事事不出头。
后来几天，母亲就在会堂里当翻译，把余小姐的官话翻译成福州话，那时我们学校是讲福州话的，高中生们大多听不懂官话。母亲一翻译，学生去得就多了，独独我就是不去。那天在家庭礼拜时，母亲弹着琴突然就停了，她好像是很挣扎地又去弹，又停下来。然后就突然转身搂住了我，她哭着说，因着主耶稣，我承认以前在气头上错打了你，都是不对的。
我从没见过她这样，一时呆住，也反应不过来。不知怎么就说出了心里一直憋着的话，你是错了！母亲。我停了停，又加了一句，这事上，我恨你！我一说完，母亲的脸就唰地白下来，白得发青。我自己也吓着了，觉得腿肚子都要抽筋。她却没有发怒，而是诚恳地向儿子请求说，原谅母亲吧。
这真是太不容易了，天下哪有父母向子女求原谅的？是上帝的灵在动工。李如是感叹道。
是啊！李述先低下了头。可是当时我却把头转开了，没有回答她的恳求。不过我心里是感动的，我就想基督教信仰应该不是我过去知道的条条框框，必定有什么特殊的能力，否则母亲怎么会肯做低头认错这么大失颜面的事呢？第二天，我就主动要求跟母亲去听余小姐讲道。
我去了，听了，没等聚会结束，上帝就让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自己的罪。然后，自然就是悔改和奉献。唯一和其他一些也去听道的同学不同的就是，我要么不信，信了就真信了。悔改就彻彻底底地悔改，奉献就彻彻底底地奉献，就许愿说要一生服事主，做个传道人。父亲起初还有点不愿意，毕竟我是李家的长孙，母亲却很高兴，就说当初为了要一个儿子是向上帝许了愿的。
真是太好了！廖文君的声音里充满了羡慕，她不由地想到自己早就没有了母亲，父亲和家人也都不赞成她奉献给上帝当传道人……
……哦，天晚了，李弟兄明天一早要赶轮船的，我们还是回去吧。
李如是一边说，一边就转身走出了亭子。他们三个一边住回走，一边都还沉浸在李母祝平安的故事中。三十岁的李如是突然叹了一声，完全奉献实在是美的，是有福的，不过，这条路不好走……
二十一岁的李述先却信心满满地说，我也不是随便说说的，我是仔仔细细想清楚了。人世间的智慧、巧工还不都是浪费在许多无意义的短暂的事上？有什么是好到不能献给主的呢？
他们一路走回去的时候，地上都亮闪闪的，微凉的细风格外新鲜，含着一丝丝若有若无的青草或是哪家花园池溏里的荷叶味。李述先给她俩说了个真实的故事。
在福州老城的漆器街上，有一家旧式店铺。他跟着母亲去过一次后，自己又去过几次。原因是店里有四块极品黄花梨的硬木屏风，有个无名的雕刻老师傅，已经花了六七年的时光在雕这屏风。他看见时，他正开始雕第三扇，精细到极致。浓浓淡淡的金黄的黄花梨木，浮雕成一朵朵逼真的花朵和诗意的云纹水波，衬在黑漆底层上，美得让人窒息。老板说，不论是下雨还是出太阳，不论是过节还是闹革命了，自从这个人学会了这门手艺，就一直这么干着。老板还说，活没完，再好也卖不出去，换不来钱。就是给他这么三餐饭、一块睡觉的板子，也都是自己贴着的。
后来，李述先再去店里时，这个师傅眼睛已经开始花了，虽说还能刻，老板却怕他刻坏了这宝贵的屏风，换了新人后，就给他一点点钱撵了出去。这人没有别的手艺，起初还去帮别的家具店刻点粗活，终是精力全耗尽了的缘故，视力迅速地退化，精神也很不济，最后竟然沦为了乞丐。
那次，李述先在余天慈的布道会上，把自己奉献给耶稣后，他在街上就看见了那个师傅。他一身破烂地坐在路边店铺前要饭，一双手抖得厉害。他就想，这么精美的手艺，也就消耗在三块用来装饰的木板上，消耗在这个刻薄的老板手里，那么自己把生命中所有的一切献给上帝，有什么舍不得的呢？
那晚的月光梦一般地皎洁，他们三个走在这月光中，即便有时月亮隐入了或稀或密的云中，在他们的感觉里，月光却始终如一地明亮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