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叛教者

圣女

6、

一九四八年的春天，内战已经到了第二年。上海这个大后方，言论上是动荡的，生活上却是平静的。百乐舞厅的霓虹灯仍旧以热情的妖媚，掩饰着无聊和疲倦；细细的高跟鞋，高开叉的绸缎旗袍，仍旧妙曼地飘移着，仿佛踩在云上、飘在梦里。男人们抽着雪茄，谈着作为背景的战事，炫耀着敛财的聪明、投机的魄力；咣当咣当的有轨电车仍穿行在商行和小贩间。

哈同路文德里却仿佛是一个不属于这世界的地方，这里正如火如荼地展开着“更新奉献”的活动。到五月，李弟兄在全国同工聚会中的一篇讲道，让这个活动改名为更直接的三个字“交出来”。教会号召会众全然交出自己的生命和家庭，交出自己的事业和金钱。

在上海滩这样一个讲究实际、精于交易的地方，文德里发生的一切是让人无法理解的，事实上，在之后有关旧上海的描述中，甚至没有一笔提到过这些人这些事。然而，他们都是真实地存在过。

那段时间里，有些人离开了“疯狂”的文德里，但却有更多人，更多青年涌进了文德里。文德里住着的负责弟兄和同工的五幢房子，都开放成了聚会场所，每个客厅里都坐满了人，甚至楼梯上，门外的弄堂里也坐得拥挤不堪，长板凳一直排到弄堂里的大垃圾箱边上。

因为文德里的上海聚会处中知识分子和富商多，信徒们奉献了大量的现钞、银元、金条，还有存单，钻石戒指等，仅为盖新的大会所就奉献了约值一百多根“大条”，每根大条约合十两黄金。那些天，弟兄姊妹也都把家里的东西往教会搬，有脚踏车、缝纫机、电唱机、皮大衣、手表等等，弹子台都搬来了。为此，教会成立了管理财物和处理财物的小组。也有经济不富裕的老弟兄老姊妹，把养生的钱和家中的日用品也拿来了，负责弟兄们就要他们拿回去，有的人却反而不高兴了，觉得这是阻碍了他们蒙上帝的祝福。

李弟兄自己在一次全国长老同工的聚会中，交出了他所经办的生化药厂由教会管理，他甚至征得全家同意，将父母在福州的盖的房产也交了出来。

之前，徐闻音也曾听说过关于生化药厂的各种风言风语，她自己虽然完全不了解前前后后的情况，但对于一个天天讲全人奉献，讲向世界死的，圣人般的李弟兄，却开着生化厂，一边进道一边忙生意，她和不少人一样总觉得心里别扭。当听到有人夸李弟兄合上帐本就能下楼来讲道，并且充满恩膏和能力，她是一耳也不愿听进去，恨不得把听到的话都从耳朵里，从心里挖出来，挖个干净。每当她怀着崇敬的心听他讲道时，她丝毫不愿想起那个“生化”厂。

后来，徐闻音和许多没有资格参加那次聚会的弟兄姊妹们，都听说了在那个聚会中发生的事。从来不为自己辩解，不作说明的李弟兄在那次会上轻声慢语，一句一句地说：

我开生化厂是出于不得已，我好像一个寡妇带着孩子改嫁，因为同工的孩子都长大了，要学费上学。……有些同工们因缺乏营养，病的病了，去世的去世了，我心中非常的难过。还有，每次买会所都是老寡妇老姊妹们拿出钱来，而教会原本是有责任照顾她们的。于是，我对主说，下次买会所，我拿出钱来……

他的话音未落，下面的长老同工们已经哭成了一片。关于他去开生化厂，有着各种传言和定罪，几年前上海聚会处的几位带领同工开会决定停止他在教会中的讲道，他一人孤单地回老家去养病，他都一言未做解释。虽然，如耶稣般在剪羊毛人手下默然无声是他一贯的原则，也是他的神学领受，但因为他的不解释，同工中间的隔阂一直还是有形无形地存在着。而他只是沉默，没有想到，他选择今天说了这几句话。

他是平平静静说的，坐在下面的人却无法平平静静地听。

那时文德里教会不再局限于在上海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中传福音，他们正积极地推动在工厂穷工人中传福音，江北的教会和全国其它各地的教会更是有许多贫穷的人。地方教会不是公会，没有西方总会的支持，没有人给传道人和同工们发工资，那些完全放下生计，为传福音奔走的人生活上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有的甚至到了极度的窘困。特别是上海以外各地的聚会处的传道同工们，甚至基本生活都无以为继。

与此同时，上海教会中却不乏大金融家、大买办、大资本家，他们不是完全没有想到过这些人的需要，只是以“神会看顾他的仆人”为一片“属灵”的叶子，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挡住了自己良心的眼睛。现在听到了那个人这几句平平常常的话，真如同遭了雷击，那片叶子就碎了。

“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

那天，李弟兄并没有讲这段经文，这段熟悉的却又是陌生的经文却突然从碎了的叶子后面射出来，深深地扎在了人的心里，特别是那些有能力帮助，却袖着手旁观的人。

那段时间悔改认罪的人很多，文德里像是被圣灵的水和火洗了一遍。虽然教会要求只变卖生活有余的，交给教会统一用于对贫困信徒的帮补、建会堂和福音移民。但还是有不少信徒变卖了所有，把自己也交给教会，要求离开上海，参加福音移民。

其实，福音移民早在一九四零年就有了，但都是在上海以外的乡村。比较大的两次，一次是四零年，浙江萧山的弟兄姊妹为了逃避坍江之灾，而集体移民到江西去。另一次是四二年，山东烟台的许多失业的信徒，在教会的组织下移民到西北，他们都是到新的地方落脚后，一边务农一边传福音。但这还都是被动因素较大的移民，这次在上海，随着“交出来”运动，奉献出自己的事业和全部家产的信徒，开始主动地为了传福音而要离开上海，移居贫穷的内地。

7、

那段时间，教会里办了好几次婚礼，他们大多是为了福音而结婚的。因此，婚礼上并没有什么浪漫的恋情可以介绍。其中有一对新人是廖英君他们熟悉的，新娘是震旦的才女崔美涓，她是一个富商的独生女，和李依萍、徐闻音他们都是一个青年团契的。新郎王得胜原来在浙江的聚会处，也常来文德里聚会，四零年他带领一些信徒移民去了江西，成了江西聚会处的李弟兄之一。

他作为第一批献身福音移民的青年，这次回到上海，在文德里的年轻人中引起了很大的波动，仰慕他的上海小姊妹绝不在少数，而他自己也认为将她们带到江西去是让她们的信仰真正落到实处的一个契机。崔美涓是仰慕王得胜的年轻姐妹中的一个，起初她实在是入不了王得胜的眼，她是美的，但美得太娇了；她是有才的，但这些才华去了江西几乎是无用的，甚而就成了一个大大的包袱。

最后促成这桩婚姻的还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教会，王得胜决定选择这位有才的娇美人。因为江西教会中的同工大多是从浙江过去的农民和小生意人，所以教会的文字工作一直开展不起来，无论是写报告、制作福音单张、整理讲章等等，江西教会都急需一个类似上海的李姐这样的才女。

徐闻音、廖英君、李依萍都参加了婚礼。但让闻音没有想到的是崔美涓并没有请她做伴娘，而是请了李依萍，更让她心里愤愤不平的是王得胜请了廖英君当他的伴郞。于是在这个婚礼上，徐闻音就失去了置身其中的激动，而是旁观着。

婚礼在教会刚刚买下来的南阳路大洋楼的客厅里进行，但却完全辜负了这幢西式的漂亮房子，婚礼的形式好像是一次教会中的聚会，没有茶点糖果、没有鲜花，没有音乐，甚至也没有交换信物。新郎新娘都没有打扮，也没穿礼服，除了坐在第一排正中间外，几乎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大家都安静地听一位长老的祝福，其实就是一篇福音移民的动员性讲道，最后祝福的祷告虽只有几句，却奇妙地传递着一种悲壮的确定感。大家心里都知道这场婚礼的意义，等于是一次差派崔美涓的差派礼，而她要去的地方对于一个上海女孩来说是艰苦的，她要做的事对于一个学中国语言文学的才女来说是琐碎的，日复一日看不出成果的。每个人都在心中为他们祷告着，也在心中体会着这份神圣的献祭感。

但崔美涓对这一切却毫无感觉，虽然她也保持着与整个会场一样的严肃，但她的眉眼间抑不住地流出幸福和喜悦，她觉得这一刻是人生最完美的顶峰，爱情与信仰让这个婚礼充满了神圣的双重献身。自己好像不是嫁给了这个嗓门很大，相貌平平，但热情踏实的男人，而是嫁给了林中的苹果树、荆棘中的百合花般的救主耶稣。

那天，婚礼结束前，王得胜带头唱起了李弟兄的一首诗歌。他过去常在教会带诗歌，不仅嗓门大，而且唱得动情，许多仰慕他的姊妹大多是因为听他唱圣诗。王得胜那天一段段地把《主爱长阔高深》这首圣诗唱下去，越来越多的人从第二段、第三段就合了进来，一直唱到大家都流下了泪。

徐闻音也在流泪的那一刻，心就无法再旁观了。他们一起流着泪，唱这首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歌：

主爱长阔高深，实在不能推测；

不然像我这样罪人，怎能满被恩泽。

我主出了重价，买我回来归他；

我今愿意背十字架，一路忠心效法。

我今撇下一切，为要得着基督；

生也死也，想都不屑。有何使我回顾？

亲友、欲好、金银，于我夫复何用？

恩主为我变作苦贫，我今为主亦穷。

我爱我的救主，我求他的称是；

为他之故安逸变苦，利益变为损失！

你是我的安慰，我的恩主耶稣！

除你之外，在天何归？在地何所爱慕！

艰苦、反对、飘零，我今一起不理；

只求我主用你爱情，绕我灵、魂、身体。

主啊，我今求你，施恩来引导我，

立在我旁，常加我力，平安从此经过。

撒但、世俗、肉体，时常试探欺凌；

你若不加小子能力，恐将贻羞你名！

现今时候不多，使我不要下沉；

你一再来，我即唱说：哈利路亚！阿们！

当他们走出南阳路聚会处的大门时，这个不太平的世界仍旧这么摊在他们面前，商场、路人、卖报的小童，走出轿车的貂皮大衣、弄堂巷口的睡衣女、银行外的乞丐……所有的细节都冷漠地摊开来，带着副吊儿郎当的挑衅的眼色。

在这动荡的世界中，即将福音移民去江西的崔美涓们不知道前路，留在上海的徐闻音们也不知道前路，文德里的人掌握不了明天，马路上的人也是掌握不了明天的……真是世人的智慧一同归为无有了。

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阿们！……

徐闻音在心里重复地唱着最后这句话，就听到李依萍说：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唱哈利路亚的！我觉得只有在赞美神的时候，我这个神的女儿才能有确据，才能心口相合地说“阿们”！

众水之上，他坐着为王！我真羡慕他们，我们毕业了也去江西吧？不，要走得更远，去新疆。

廖英君说着，握紧了一下闻音的手，她这才发现他们三个人的手一直没放开。不知道他是否也这么握紧了一下李依萍的手？这念头只是轻轻地一闪就无踪了。她嗔怨道：我早就说要去的，你还劝我要读完大学，干嘛要等读完书呢？福音移民要的是心，又不是学历。要像你说的等拿到医生执照，那还早着呢！福音到时早传遍中国了。

……

他们三人唱着、说着、走着……好像长江入海口的一股清蓝色，冲进了浊黄色的海。

8、

入秋，战事仿佛突然就近了，上海物价飞涨，投机囤货的商人们更是加大了动荡的幅度。虽然社会上人心惶惶，萧索苍凉，绝望感随着秋风秋雨一阵紧似一阵，但教会里却是火焰越烧越高，热气腾腾。

这个周末徐闻音没有回二姑母家，而是回到了父亲家，父亲很高兴她回来，吩咐加菜。女人应着，高声叫佣人王妈去街口切两斤红肠来，又喊着去买两条新鲜活鱼，大小姐最爱吃鱼了。陪他们父女俩上了几级楼梯，她又像是想起什么事来，回头碎步窜下去，窜到厨房见王妈提了竹篮还没走，便放慢了脚步走过去，一边亲手去泡茶一边轻描淡写地说，红肠半根就好了，鱼只要新鲜，小一点倒更有味道。

王妈自作聪明地接口说，这个我晓得的，又不是新人了。

女人反倒阴了脸，转身端了茶上去。这些年，女人跟着男人也算是见了些世面，有意无意地就要有些讲究了，想着也有个大上海有钱人家太太的派头，只是心里还是心疼钱，偏这王妈真是个江北佬，直绷绷地不绕弯。

父女俩进了书房，书房不大，却又添了不少家具。一张有点俗气的描金沙发，占了窗前最亮的地方，原先这里放着母亲的书桌，后来也一直是闻音做作业的地方。屋子正中又放了张墨绿呢子台面的麻将桌，父亲的书桌移后了腾出地方，红木书桌把个大骨架缩在一角，好像是羞愧自己无用却占着地儿。桌子上面堆满了报纸，也不知有没有人看过，但绝没有一块地可以让人伏案的。

闻音回家是想和父亲商量高中毕业后不读上海医学院，而要去福音移民，至少要去内地读医学院。去内地读医学院是她想出来的父亲有可能接受的方式，也可以算是自己的福音移民方式。

没想到父亲也正想和她商量，是否要读上海医学院，但他给她的选择不是上海和内地，而是上海或台湾。继母正好端了茶进屋，她在旁插话说：上海总归是其他地方比不了的，跑到台湾这个乡下地方我是不高兴去嘀，何况小妹那么年轻，在上海滩还有多少风光？！至少也是容易嫁到好人家。

徐荣安恼怒地打断了她的话：你不想去，自己呆在这好了，几个孩子我是要带走的！我不知道上海好啊？但以后的上海还是现在的上海吗？以后的中国都不知道是什么颜色呢？

什么颜色啊？红的白的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是人都要生病的！你就是被你那些高官朋友吓的。他们当然是要躲，要么是有太多财产，要么是国民党的要员，要么，要么还有的手上沾了人家的血，不躲？身家性命也难保。你是什么呀，一个医生而已，凑什么热闹，跑到那种小岛上去……

徐荣安心里也不得不承认这妇人说得也有道理，但从来就没有什么政治嗅觉的花花徐大少这次却心里忐忑，总觉得前途莫测，还是避避的好。他向女人挥挥手说：就算去看看好了，总是留一条路的好。你们若不去，我先去安排一下诊所的事，也帮闻音联系一下大学。

谁说我要去台湾了？我不去台湾，也不留上海！……

哎哟，你要去美国还是欧洲？那要赶紧准备的哦，上海这钱是越来越不值金，像一捆捆草纸了……

继母急急地说着，心里开始疼惜家里的金条了，但一来留洋是上海有钱人家公子小姐似乎必需的，二来作为继母总是不便开口阻拦，再想想闻音若去留洋，祖母姑母少不了资助的，何况也是给自己的宝贝儿子开条路……

也就是一瞬间，这女人已经七七八八转了好几圈，回头来一听，闻音正激情澎湃地和父亲说着教会中发生的事。谈到信仰，谈到自己要去内地，去为四万万同胞的灵魂奉献时，她青春的面孔是那样地灿烂。这种灿烂让她继母愣在了那里，心里竟莫名其妙地生出了一两秒钟的羡慕，这种灿烂是不属于她的，她也不能理解，从时间上来说也只是在她心里一掠而过，但却像一把锋利的飞刀，在不觉中划下了一道深深的刻痕。几年后，当徐闻音在中国大陆叛离基督教时，她的继母却在台湾信了基督教。

女儿的热情在父亲眼里却是疯癫，这种疯癫他认为是文德里的通病，她那边越说越热，他这边心里越来越凉。文德里是一个让人不正常、发疯的地方，但凡一个人走近了就会卷进去，再也出不来，他的母亲、他的姐姐妹妹们，他的妻子都是这样，如今，这个女儿也算是完了。他后悔这些日子没有看紧她，甚至后悔不该当这个孝子，而应该早早地断开女儿与祖母的联系，更不能让她常去住在姑母们家里……

那天，徐荣安气愤加上绝望，冷冷地走开了，一言不发。晚上，失眠的他再想女儿的事，有点质疑自己的绝望真的都是因为女儿吗？她毕竟至今都是他的骄傲，念着贵族教会女校，朴素纯洁，从不惹事……虽然他也知道局势是他绝望情绪的主要因素，但他越想女儿的好，也就越叹息文德里真是害了她。他决心要想一切办法来阻止女儿去内地，但他也知道自己越反对，她就会更坚决。他决定明天就去和母亲好好谈谈，只有老太太能改变闻音的想法。

9、

那次谈话后，年底，徐荣安就真的去了台湾，搬家自然是一大通的争吵与折腾，真的好像是失了场火。

那年冬天依旧是冷的，湿湿地冰冷着，又不肯像北方那样在山上水里大块大块地冻起来，反倒是湿冷冷地钻进人袖管里、头发里、呼吸里、毛孔里，没完没了地钻进钻出。弄得每个人都像是敞着大门，甚至是敞着身子的，没了安全感。

徐荣安没能带走女儿闻音，老婆和另几个小的孩子却都跟了去。当然，老婆是一路地哭着委屈着，冤得好像是被卖去金山当猪仔。可若叫她不去，她又不肯，想来一小半是出于爱，另一大半倒是不能丢了这张长期饭票。上海女人闹总归是要闹的，不过心里是实际得了不得，断不会真得丢了心里的盘算。

诊所退了租，家里的房子还留着。徐荣安是为了留给母亲和女儿住，而女人是想着留个后路，于是这次两人难得地意见一致。

徐闻音最后能够留在上海，主要是因为入秋后祖母的身体就一直不好，天一日日地凉下去，她的身子愈发地沉了，早早晚晚地昏睡，醒了总是念叨孙女闻音。老母亲这个样子，孝子徐荣安当然不能带女儿走了，闻音也顾不上和父亲吵去内地上大学的事，总是盼着他和那个家里的人赶紧都走掉，自己就自由了。再说现在也只能呆在上海，她是最爱祖母的，这时如何能走？

终于等到父亲和那个女人带着一群弟妹和七箱八笼，还有一屋子的吵闹出了门，上了车，闻音仍是神经紧张地跟着。汽车在弄堂口要拐出去的时候，徐荣安从反光镜里看着站在那里的女儿，心里一阵酸软，他想着她终究是个女孩子，终究是舍不得这个家的，便嘀咕着说还是不应该留下女儿一个人。女人已经收了悲凄，一旁冷冷地说：不要自作多情了，我们走了她未必不高兴。正在女儿身上找回她母亲影子的徐荣安突然提高了声音发狠地喊了句：她是替我尽孝！

女人不再吭声了。他却突然失落下来，心里知道这个女儿和她的母亲一样，是不需要自己的。他把眼光收回来，摧促司机快点开。

闻音并不知道自己父亲这一起一落的心思，她不放心地盯着汽车消失后，站了一会，又干脆跑到弄堂口去看了一下，这才安心地回家。弄堂还是那个弄堂，却似乎一下子清静宽敞了许多。

父亲一家走了没多久，祖母的病时好时坏地渐渐倒算是正常了，毕竟人老了，只要过了冬天，开春暖和起来自然就会好的，徐闻音的心也就放下了不少。三姑母的两个孩子一个去了美国，一个去了台湾，三姑母和祖母就一起搬来他哥哥的房子住，这里条件好，暖和。二姑母也搬了来，她和三姑母一起搬进来倒也是一种平衡，一个瘦一个胖；一个话不多总板着脸，一个总是微笑着话却太多；一个让闻音感受到信仰的力量，一个让她感受到无限的宽容。不过，她俩虽截然相反，却从不吵架，其实文德里的人几乎都是不吵架的，特别是姊妹们。

10、

教会书房开始大量地集中出版了很多属灵书籍，闻音他们一般年轻人都非常涌跃，出一本看一本，赶着看完了，周末大家见面时就七嘴八舌地分享心得。他们很兴奋，也觉得很稀奇，这些属灵书籍，过去想想都觉得枯燥无味，根本没有兴趣翻开，现在一打开，一读进去，竟然是一个那么奇妙的天地，句句都带着甘甜的智慧。那些日子，他们在校园的角落或是宿舍中，捧着这些封面朴素、印刷简陋的书籍痴读，并不让人感觉特别，因为还有许多青年学生手上捧的也是这种样子的书，脸上的表情也和他们一样激动。只是一些为了永恒的天上的国，一些为了即将来临的新中国。

那段时间，教会的祷告会和讲道的主题，都是围绕着“绝对”和“受苦”的心志。这种主题似乎特别适合那时的年轻一代，徐闻音在这些聚会中总是激动得微微颤抖，每当这时若廖英君不在身边，她就会感到非常可惜，总是聚会一结束就要冲去找他，和他分享听到和感受到的点点滴滴。但常常不是她一个人，而是和李依萍一起去。

这段时间，祖母有姑母们照看着，闻音的心就完全放下了。她特别享受的就是现在每次回到家，听见的都不再是吵闹声和弟妹的哭喊，而是极和谐的赞美诗歌声。她最爱听瘦瘦的二姑母和胖胖的三姑母的合声，有时她俩并不在一个屋里，一个在厨房，一个在客厅或是卧室，她们也能一应一合地唱到一起去，真是说不出的美。

那时教会已经搬到了南阳路，教会组织了许多特会，造就的、布道的，还有各种各样为了特会开的祷告会等等，仿佛是在与时间或是与战局赛跑……

寒假中，徐闻音和李依萍仍是天天见面，她们一起参加了李弟兄在锡珍女中召集的，为期一周的读《圣经》聚会。他一共讲了二十八种读《圣经》的方法，听的会众鸦雀无声，不要说是一根针掉到地上，就是风把谁的头发吹拂起几缕，都会感到羞窘，生怕惊扰了神圣的灵的相聚。

那么多人坐在一起，却仿佛每一个人都在独自倾听，每一个人都在屏住呼吸，看那个人如同神人一般为自己打开一条条通向神的通道，为自己一张张揭开《圣经》句子上蒙着的绢帕。或者也可以说，他们每一个人似乎都独自在自己的黑暗中，经历着那个人从他们的眼前揭开一层层黑布的过程。

光，一点一点，心惊肉跳地透进来……

这场聚会是凭通知牌入场的，廖英君不是聚会处的人，虽然来过多次，但也不是骨干同工，当然没能参加。闻音和李依萍就天天把学到的向他再讲一遍。一周的聚会结束后，他们三个仍是意犹未尽，就在各个大学团契中跑来跑去，不肯漏掉一场聚会。即便在往来的路上，他们或者热烈地交谈，或者各自捧着油墨未干的新出版的李弟兄的书狂读。

年轻的心燃烧着，李弟兄说的话仿佛是一根根带着火的柴，不断地投入到他们心中的火堆里，噼里啪啦地炸裂着。徐闻音见廖英君也开始着迷地听那个人的道，看那个人的书，心里就与他更是亲近了许多，莫名其妙地有着一种幸福感。那梧桐树下的一幕早就被她用厚厚的白帘子遮了起来，就像她在家里窗上挂的帘子一样。继母曾多次叨叨说这厚白布帘子不像样，一点光都不透，她说为了睡得好，其实是想遮住弄堂里的那个“世界”。

祖母和三姑母住过来后，也问过她关于窗帘的事，她实话实说了，心里暗自以为这也是一种“绝对”，祖母的眉间皱纹深了些，目光有点担忧地看着她，随后又恢复了平静说：弄堂里也不就是世界，再说遮起来它也还是在，不当它是世界它也就不是了。闻音听着不太明白，但她过了几天倒是拿下了那帘子。不过，反正她基本上不在家，虽然是在假期中，徐闻音仍是每天在外面忙到半夜才回家。祖母和姑母们知道她是去参加各种聚会，不担心反倒是高兴，庆幸这一代中有如此敬虔的孩子，也就不枉费了她们多年的祷告。

除了走路，徐闻音、李依萍、廖英君他们三个主要是坐电车。电车开得很慢，咣当咣当地沿着轨道滑行在上海几条主要的马路上。报童喊着号外兜售新闻，有的还窜上窜下地把报纸递给电车上的人。那是个动荡的日月，三大战役后，节节胜利的解放军已经逼近长江。车厢里的人神色匆匆，车窗外的人行色匆匆，人们开不开口都一样在慌乱地议论着战事和上海的前景。而他们三个却只是低着头读《圣经》，好像周围的一切与他们无关，上海与他们无关，中国也与他们无关。

他们常坐过了站，也不着急，只是等车来了再坐回来，还是一样地低头读《圣经》，心像是被“安宁”的膏油封住了，听不见也看不见，更感觉不到外面的世界。那时，他们感觉是幸福的，他们相信这就是“在地若天”的属灵境界。不过，几年后，直到几十年后，徐闻音都将在对这段时间的怀念与怀疑中度过……

11、

聚会处在文德里时，圣灵的火焰仿佛是向内燃烧的，烧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甚至是烧在灵的密室中。那时，弄堂里和弄堂外是两个世界，人只要一走进文德里的弄堂，就仿佛走进了圣殿的外院，心自然而然地就肃穆了，等走进会堂，便像是进入了神的殿，感觉到脚下就是圣地，恨不得要脱下脚上的鞋子。但弄堂外的世界和世上的人却与他们有关又无关，文德里仿佛是园中的井、封闭的泉。

但从四八年到四九年，聚会处搬到了新置的地产南阳路，那时会堂还没有建好，大家在巨大的芦席棚中聚会，灵里的火焰却不经意地爆开了，点燃了南阳路，一直烧向整个上海滩。也许是因为战事？因为生死？因为前路不明的政权交替？相信自己灵魂已经得救，上了耶稣这条末世方舟的人们，仿佛是在一瞬间看到了大上海浮游着的灵魂。人总是因着眼见的而想起那眼不见的。

上海聚会处教会举办了几次福音大游行，前面举着白色的大横幅，后面参加游行的弟兄姊妹大都穿着白布做的福音背心，上面写着“耶稣爱你”、“人人都有一死”、“天国近了，要悔改信福音”等等标语。还举着各种画着福音漫画的大纸牌和小旗子，又把新买来的大小铜鼓、喇叭和扩音器等都带上了，锣鼓喧天地边走边唱。

成千上万的市民拥在弄堂口，店舖前观看，洋派些的有闲阶层也在阳台上端了杯茶或咖啡来闲看，也或有从楼上的窗子里探出头张望的。虽然是在洋派的上海，中国教堂最多的城市里，看热闹的人中至少也有一大半是完全不明白他们在做什么的，不知道耶稣，也不明白福音，只是旁观着这一大队的白幅白衣，仿佛是送丧的，倒也合了那时的心境。

最引路人注意的是队伍中的两个胖弟兄，这两人都是上海大医院的医生，医术好，又特别爱主。平日，徐闻音他们几个学医或准备学医的年轻人就以他俩为楷模，现在看着他们的行头，又是乐又是佩服。两人中的一个穿着白大褂，在白衣上贴满了五颜六色的圣灵结出的九种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而走在他身边的另一个人则穿了件黑大褂，上面用白色的字写了许多罪的名字。

游行的队伍从西康路转到南京西路，然后朝着外滩方向走，一直走到外滩白渡桥边的小花园。若在平日，上海人即便再西化，也还是要觉得不吉利。而此刻这时局，无论是贫民还是达官贵人，无论是阁子间里睡眼朦胧的舞小姐，还是阳台上端着半杯黑咖啡的贵太太，心里都一同唏嘘着，感叹不要说人人都有一死，只怕这先是在给上海滩的繁华送终呢。

可惜这么轰轰烈烈的传福音方式收效却并不大，因为那时的上海人好像已经顾不上灵魂了，面对解放军即将渡江南下的局面，各自忐忑着财产和身家性命。上海人一向是实际的，灵魂对于大多数上海人来说是属于洋派的高雅东西，这类东西是属于吃饱喝足后的奢侈品，现在格辰光谁有心思关注宗教？反倒是这个时间的游行让许多弄不清也懒得弄清内容的民众，以为是在反对解放上海的示威游行。再加上，游行组织者因为怕沿路受警员的干预，就托人和警察局事先打好了招呼，这些情况到了解放后，在肃清反革命运动中，就成了参加游行者身上的罪名：参加反动的“白衣游行”。

一九四九年初，解放军占领了北平、天津，全国的政局和战局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在一次青年聚会中，那个人用《约翰福音》十二章中耶稣的话教导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又说：学校就是你们的事奉工场，读书不是为了读书而是为了事奉主，并且事奉主也不是在将来而是在今天。

那天，那个人仍然是穿着一件黑色的薄呢袍子，袍子的衣料显然很好，顺滑地从他高大的身架上了垂下来。他脸上的线条也是柔和中庸的，甚至坐着的姿式也一样放松，透着一种中国式的不张扬的潇洒。不过他的话却让每一个年轻人都感受到了一份紧迫，似乎事奉神、传福音的机会不多了，这种感受与上海滩的末日感混在了一起。

最近这些日子，这个神秘的，常常难见踪迹的李弟兄，却频繁地与大学生团契的年轻人在一起，专门为他们开各种培训和培灵特会。这让年轻的基督徒们立时感受到了使命，他们一边怀着感恩的心聆听他口中的每句话，一边心里被奇妙地充满了，激动地渴望被天父使用，甚至是为信仰殉道。

寒假结束后，徐闻音和李依萍回到了学校。圣玛利亚教会女校刚开学不久，女学生们就开始一个一个地悄然离开，起初并不被注意。随后，学校和女生们尽量回避谈这事。再以后，退学随父母离开的女学生越来越多了，各种议论就一下子决了堤，肆意泛滥起来。

刚近四月，柳枝儿还没有绿定。据校方说暑假要提前放，女孩子们突然有了种生离死别的情绪，要好的，不要好的，都在纷纷互留着手头上拥有的各种联系方式，但她们谁也不知道漫长的暑假后自己还会回到学校吗？也不知道自己跟着父母会去哪里？她们及她们那些有钱有势的家长们，在这个动荡的年代谁也无法确保联络地址的有效期。

可是，正因为这样，这些平日骄傲的，特别在意西化的个性自由和隐私权的上海滩洋派大小姐们，竟一反常态地和里弄女人一样，渴望结伙抱团，渴望有许许多多的联系让她们像八爪鱼般抓住上海，这个熟悉的地方。

女校外面的世界更是早就乱成了一团，上海滩仿佛是一条巨大的沉船，有钱有权的人们急着逃离，逃不掉的和放手不了厂子店铺的，就只能抱着侥幸的心理把沉船想成一个岛，希望改朝换代能够止步于自家的门外。

当然，上海也有许多不满意旧政府的人，盼着欣欣向荣的新中国。还有更多的低层百姓，城市贫农、棚户区的工人，他们盼着上海也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鼓足了干劲准备冲进那些深藏在梧桐树荫中的洋房里去。

五月，上海解放了。

十月，新中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