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叛教者
尘女
1、
圣约翰大学是在中国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教会学校，被称为“东方哈佛”。创建于一八七九年的圣约翰书院，是由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将原来的两所圣公会学校（培雅书院、度恩书院）合并而成的。办学初期设西学、国学和神学三门，用官话和上海方言授课，一八八一年开始成为中国首所全英语授课的学校。五年后，第一个实行全英语教学的年轻老师卜舫济牧师成了校长，并长达五十二年。
到一九零五年，圣约翰书院正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注册，成为获得美国政府认可的在华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有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神学院以及一所附属预科学校。学校初具规模，拥有了一座礼拜堂（圣约翰座堂）、一座以创办人名字命名的教学楼“怀施堂”，和另一座用庚子赔款所建起来的“思颜堂”，思颜堂是为了纪念学校的第二任校长颜永京牧师。后来发展为拥有五个学院、十六个系的综合性的著名教会大学。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圣约翰大学曾将学校迁入公共租界，与沪江大学、东吴大学、之江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五校组成上海联合基督教大学。四零年迁回原校址，就在中山公园附近。
圣约翰大学从三六年开始招收女生，四九年秋，徐闻音入读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医预科。那时，在圣约翰大学读书的廖英君已经临近毕业。中山公园就在旁边，此刻的梧桐树应该已经又是一个金色的旋涡，旋进去天和地，但他俩没有再走进去。
徐闻音伏在床上祷告时，有时会闪过一抺金色，每次她都会被吓一跳。但她很满意现在与廖英君的正常关系，觉得这才是爱情，而那抺金色是极危险的，久而久之，那抺金色竟然露出了刀锋般的寒光。她也曾悄悄察看他，但从他的脸上看进去，好像他从未被那抺金色困扰过，甚至看不到那个秋天梧桐的影子。不过，他也从来没有再约她在中山公园见面。秋风渐冷，他们也宁愿徜徉在苏州河边。
第二年，廖英君毕业了，但他并没有在上海开诊所，而是常常去内地参加各种为了传福音而做的巡回医治工作，他的心不在医病救人，却在传道上，医学仅仅成了他养生和传教的工具。他每次回到上海与徐闻音相聚时，谈的不是他在各处医的病人，而是那些病了的灵魂。
他计划要等闻音毕业后，一起去香港或美国读神学院。徐闻音心里却仍倾向于去内地的福音移民，去美国读神学院似乎并不符合聚会处的教导，虽然李弟兄自己也不止一次去过欧美，但她觉得去美国读神学院实在算不上一条艰辛受死的十字架道路。在聚会处会众的心里，西方公会是个不属灵的，空有宗教的外壳，缺失敬虔追求的生命。那年年底，圣约翰大学正式宣布与美国圣公会脱离关系，西方传教士、公会牧师们纷纷被迫离开中国时，徐闻音心里并没有任何波动。
没等徐闻音从著名的圣约翰大学医科毕业，这所著名的教会学校就拆分了。五二年在全国高校的院系调整中，一方面因为当时新中国的教育政策是模仿苏联，大量削减综合性大学，改办专科学院，综合性大学的相关学科合并重组；另一方面因为新中国的宗教政策也开始与西方帝国主义划清界线，原有的教会学校大多都被拆分了。
圣约翰大学被拆散并入了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华东政法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等多所高校。其中徐闻音就读的圣约翰医学院与震旦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合并，成立了上海第二医学院（后改名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随着大学的分拆和重组，各大学中原有的学生团契都被打散了，而同时，教会学校的学生也就分散进入了上海各个大学。作为土生土长的聚会处地方教会，因为没有西方公会的背景在当时并未受到波及，他们开始积极地加强学生工作，青年学生信耶稣的人数明显增加。五二年圣约翰大学、震旦和同德三所私立院校的医学院合并后，暑期中三所学校的学生基督徒们就开始在一起聚会了。
入读圣约翰大学文学院的李依萍被并入了复旦大学，她参加复旦新建的学生团契，平时越来越少机会和徐闻音在一起，只有廖英君在上海的日子，他们三个才会聚在一起。虽然李依萍也是在南阳路地方教会聚会，但她却支持廖英君去美国读神学。徐闻音不以为然地笑她说，她不是支持他去美国读神学，而是支持廖英君的任何一个决定，毫无主见。
李依萍一时语塞，想想她说的也没错，虽然自己没有这样想，但事实上这些年，廖英君的任何一个决定她都很自然地觉得正确。只是，闺蜜闻音才应该是如此无条件支持的人，她却反而常常与他意见相左。男人不应该是女人的头吗？作为未婚夫的廖英君理应是闻音的头。那么自己的“头”在哪呢？有近乎“完美”的廖英君放在那里，李依萍就觉得实在是寻不出一个可以加入他们的青年来。
他们三个常常约在哈同路的那家咖啡馆见面，教会早就从文德里搬到了南阳路，虽然这家咖啡馆离两处都很近，但每次约到这里，总让他们觉得有一份不言的对文德里的留恋。不知为什么，对文德里的留恋竟成了他们友谊和信仰的标志。
那间咖啡馆不大，外墙贴着红砖装饰的墙面，里面是米色暗金花墙纸，金色已经黯成了咖啡，墙纸的花型却更立体了，好像是抺去了轻浮的成熟女子，隔了重重叠叠繁复的窗帘，安全地冷眼旁观着外面变化的世界。
与大门对角线的屋角，那个四人沙发座是他们常坐的，桌上有盏老式的铜台灯，灯罩是几块彩色玻璃拼嵌的，粗糙地仿着蒂凡尼台灯的样子。五彩的不够透明的厚玻璃将灯光压向斜下方，李依萍总是静静地待在台灯后面，将脸安全地放在光圈外看着徐闻音和廖英君之间的争论与共鸣。他俩时不时就会转头问她的意见，那时她就将眼光滑到灯罩上，不置可否地沉默一会微笑一会，说一二句或不说。其实她早就发现他们并不在意她的回答，他们问她的时候只不过是交响乐中的一个音乐休止符，音乐还会继续。
这两个人身上的激情她都没有，那盏仿制的蒂凡尼台灯的灯罩，总会让她想到一个家、一间卧房。她觉得自己实在是再平庸不过的一个标标准准的小女人，一间有着盏蒂凡尼台灯的卧室，和这个时代，和她的信仰是何等地格格不入啊。
2、
五五年六月底徐闻音结束了在医院的实习，毕业班的学生并没有马上被分配工作，而是在七月初返校后就立刻参加了肃反学习。五月开始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首选是针对文化教育界，因此高校就成了运动的重点。上海第二医学院的二百多名毕业生全体集中留宿学习达数月之久，有问题但不太严重的被“继续帮助”，问题严重的则留校隔离审查。
这次肃反可以算是新中国第一次向文字开刀，运动一开始就是针对文艺界的，但和之后的所有运动一样，基督徒都是陪绑的。虽然中国基督徒既不关心政治也缺乏关心政治的能力，但他们因为属于异类，因为基督教天然地似乎与西方帝国主义有关，所以几乎成了各种运动中充数的阶级敌人，并且在平反中也属尴尬的“边缘人”。
上海第二医学院中的基督徒，不管是骨干分子还是连主日都不常聚会的挂名基督徒，都被一视同仁地“重点帮助”着。除了必须交代家庭出身、阶级立场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交代各人所属的教会、参加的学生团契，还要事无巨细地交代所知道的校内基督徒情况和活动。
那段时间，为了保护自己也是为了保护彼此，校园内的年轻基督徒们彼此都不说话，甚至尽量避免碰面，他们又出不了校门，回不了家，当然更无法去参加校外教会的聚会，每一个人都像是关在自己的囚室中。
这时的他们是格外需要神的，平时他们在忙碌中天天提醒自己，要进入与神独自相处的密室，但却没什么时间。偶尔独自去和神打个照面，甚至不用仔细感受，他们就能确认他就在那里，就在他们心灵的密室里随时等着自己。然而现在，他们一个个被迫独自进入了自己的密室，却发现那里面的神是模模糊糊的，是一种忽而聚成形、忽而散成气的，不确定的存在，甚至有不少人发现密室里空无一人，神没了。
那段日子是漫长的，其间李依萍来找过闻音一次，其实那次她俩没敢说什么，或者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李依萍只是惊怕地压低了声音哭，徐闻音只是直着脖颈坐在一边。她原本也是怕的，并且和李依萍一样对社会和政治因完全无知而感到惶恐和委屈。但李依萍一哭她就坚强了起来，甚至忘了自己的软弱，心中生出对她的不屑来，徐闻音觉得自己是可以为这个信仰死的。
她对李依萍也是对自己说：不要动情，七情六欲都是罪！要“死着”面对世界、面对一切，你就刚强了。
李依萍在徐闻音面前哭完，心里就安定了，她对她一直有一份依赖。她记住了这句话，她走了。李依萍并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自己可以依赖闻音。
那次见面让徐闻音和李依萍都受到了额外的注意，她们分别被要求向上级汇报见面的所有情况，因为两人分别属于不同的大学，被怀疑是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基督徒组织串联。
两边的领导分别对她们说：对方已经全部都交代了，你怎么还藏着掖着躲躲闪闪？两个年轻的女孩并不懂这只是一种审讯常用的方式，而是信以为真了。李依萍的哭泣和徐闻音的那句话都被交代了，再问就没有了，但领导不会相信仅此而已，好在仅此也已经够定罪了。
七月底，对徐闻音的“帮助”就升级了，她被隔离审查，不仅不能越出校门一步，还有一个政工干部专门来负责她的“案子”。无论白天黑夜，她都要随时准备被找去谈话。学校还指派了一个共青团员的女生，形影不离地“陪伴”她，同时睡，同时起，连上厕所或去洗澡都必定跟着，不过，上级不允许她们之间说话。
带着这么个影子，在宿舍楼上上下下，在校园里走来走去，学生们开始看着自然是指指点点，风言风语。徐闻音心里却出奇地平静，她不在乎别人的怀疑和鄙视，也对偶尔传来的怜悯同情的眼神无动于衷。
起初，她心里还希望能与同为基督徒的弟兄姊妹们眼神相遇一下，哪怕只有几秒种，或者只是交错一瞬，她都希盼着能从中取得一份力量和热度。但他们大多避开她，也有几位不避开的，甚至有个别想用目光来坚固她的，她又避开了他们，她特意地绕开走，以免“眼目传神”牵连到对方，也免得自己多一份要交待的事。
九月的一天，大表兄突然来学校找到她。他当然不可能直接找到她，而是经过了审查组的领导，由那个负责她“案子”的人带到她面前的。那人和那个女共青团员一左一右地站在他们身边，大表兄显然很紧张，双手插在淡灰条纹的裤兜里。她虽然看不见他细长苍白的手指，但从轻微却高频波动的灰条纹上就感到了他的恐惧和战栗。大表兄比她大了十五六岁，从小到大，她都觉得他像大山一样稳健可靠，此刻见到了他的慌张，心里反倒有丝娇憨的得意，面容上却更是从容得近乎冰冷了。
大表兄说：祖母走了。昨晚。他不安地抬头看了看她，又补充说：走得很平安。
徐闻音面上毫无表情，心里却打了个趔趄，随手抓来一根拐杖——就是李弟兄的一句话“一切都不动心”。她拄着这根拐杖站住，突然就觉得祖母是一个与自己不相干的人了。她不要动心，若只动头脑，一个基督徒的死岂不是好得无比？是息了地上的劳苦去天堂耶稣那里，何况这个老人已经八十九岁了。
当那个负责她“案子”的人对她说，经校方研究只能放她三天假时，她拉住了气愤的大表兄，平平静静地回答说：三天够了。
3、
徐闻音跟大表兄回家，那个女共青团员也奉命跟着，只是她还识相，远远跟着不靠近，脸上也是没表情，双手不自然地在侧边、背后、前面移动着，头也侧来侧去看着路的两边，尽量不去看前面走着的人。想来她也是不习惯这份差事，尴尬得很。
路上，闻音对表兄说，明天办丧事礼拜，后天就安葬。大表兄很诧异她的冷静，更是接受不了这个速度，但他没有说什么，只是脚步略迟疑了一下，从闻音的右前半步到了右后半步。闻音似乎是听到了他没说出口的话，她一边笔笔直地走，一边微低了低头，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他说。
我只能出来三天。
其实还有后半句——总是要送她入土为安的。她却呑下了没说，因为这半句话里就有了绵软的情感，有了情感就有了缺口，她现在是不能有缺口的，也就是说她现在是不能有情感的。
到弄堂口时，大表兄让她自己先回家，说几个姑母已经都来了，明天要办丧事礼拜，他需要去通知安排一下。
他一走，闻音的脚步就胶住了，弄堂里涌来好多熟悉的气味、声音、物什，还有旧照片般的人。有祖母，有爸爸，也有那个女人和那几个与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妹。
弄堂口烟纸店的王姆妈探出半个身子来，唤她：音囡囡啊，阿婆走了哦，侬爸爸是老孝顺的，但又回不来。唉！不要难过哦。要啥，王姆妈帮侬准备。
闻音急急地回了声谢谢，扭头就走。一来是后面跟着个人，多说两句倒给王姆妈惹麻烦；二来王姆妈的话就像千百只向她堤坝爬过来的蚂蚁，让她害怕。
刚到门口，屋门就从里面打开了，低低的哭声像沼泽地升起来的雾，浓浓地压低了，但同时又远隔着，有种不真实。闻音被一个姑母抱在怀里，她干涩的双眼和脸颊有点厌烦那衣襟上的湿润，但她也不便挣开。之后，又是一个差不多的怀抱，又是一个……
不知为什么，她盯着看了又看，也还是分不清是哪几个姑母，一楼客堂间原本不算太大，现在挤了那么多人，却反倒更空旷了。每个人都远远地站着，她看不清她们的脸，也听不清她们在说什么。她没有回应她们的任何一个问题，也没有回应她们的悲伤，她觉得自己的心像是悬在高高的寒冷的上空，极为清醒地看着这团湿漉漉的悲哀。
为什么要悲哀呢？死了，就歇了地上的劳苦。就好了。
推开祖母睡的卧房，胖胖的三姑母守在床边，不自觉地拿手掖了一遍又一遍的被子。二姑母挺着剪纸般的身板，脸微仰着，向了窗外，双手合在胸前像是在祷告，不过眼没闭，嘴也没动。
她俩和年纪最轻的六姑母是与闻音相处最多的，六姑母随两个孩子去了美国，祖母最后这病的几年都是二姑母和三姑母照顾的。闻音反手带上门后，她是想着自己可以哭一哭的，但却没有眼泪，连鼻子都冰冰硬硬地没有一点酸软。
祖母穿着月白色软缎的新的内衣裤，一件宽身宽袖的绛红底宝蓝团花的丝绒旗袍搭挂在一边的架子上。闻音知道这件是祖母最喜欢的衣服，几年前大表兄结婚时做的，然后就一直压在箱底。每年开春，祖母总要翻出来晾一晾，顺着丝绒的纹理刷刷平。闻音有时会随口问一声：旗袍那么好看怎么不穿？
祖母笑着在身上比划说，那么鲜亮，平时怎么好穿？这样说的时候，她的眼睛是亮亮地，盯着闻音，似乎在等她的撺掇。闻音却没吭声。这些年她极力穿得朴素，这样的花色自己也不会穿上身。虽然上海人穿衣是流行越老越俏的，但那也是世界上的流行，祖母这样的老基督徒也许真不该穿得太俏了。
此刻再看着这衣服，她心里不由地有些怅然，心中后悔没让祖母生前再穿一次。
三姑母见她盯着旗袍看，就说，是在等你回来一起给老姆妈穿衣服呢！穿好就要趁着下班前让殡仪馆的来接走……
二姑母回头走过来，插言道，殡仪馆是要给姆妈净身、化妆，穿寿衣的。现在穿什么也都要换掉……
但我们总是要让姆妈漂漂亮亮出这个门的……这是她最欢喜的衣服。
二姑母听了，没再说什么，她们三个人一起给老人穿上这件明亮的旗袍。老人过去大半天了，身上却是软软的，一点也没硬。徐闻音握着她雪白绵软的手，心想这一定是神的美意，接走了从小养大我的祖母，我也就没有牵挂了，可以安安心心地去坐牢。
外面的风并不大，却吹开了一道窗缝，一股干干净净清凉凉的风，擦过闻音的脸颊，吹在床上祖母的身上。闻音像是看见一只无形的手，替祖母抚顺了丝绒旗袍的纹理，祖母的脸似乎在这微微飘过的风中生动起来，似乎在问她：囡，凉伐？
闻音怔怔地对着这风，这祖母，和这句问话，不敢动一动心思，仿佛任何一根神经的解冻都会融化整个世界。已经入秋，闻音仍一直穿着夏天的阴丹士林的细格蓝布旗袍，她是有意在培养自己抗冻的能力，想着要把夹袍和棉袍都留到监里穿，那里想必是极阴湿寒冷的。
那天三姑母陪着姆妈坐殡仪馆的车走了，闻音却没有跟去。她有点怕这个漫长的夜晚更怕现在呆坐着想些什么。家里也确实还有很多事要做，要准备丧事礼拜的诗歌、纸花，点心、回礼等等。姑母和表兄妹们大多断断续续地哭泣或流泪，连平日硬挺得像个苦行修士的二姑母也红了眼睛。但徐闻音这个祖母最用心思也是最亲的孙女却面色平静，她有条不紊地快速高效地做着每一件事，这让亲人们虽然不好说什么，却也觉得怪怪的。
事情做到夜里十点多，就没什么要做的了，又挨了挨，二姑母见她不肯去睡，就陪着。她坐在那里，低着头祷告，间或抬头看她一眼，其实也没有一定要和闻音说什么，闻音却觉得有一种等着她哭诉的压力。
但她是不能开口的，虽然那个共青团女生跟她回来后确认是祖母过世了，她就完成任务走了，看她走时轻松欢快的背影，想必也是觉得被“放风”了，估计未必就径直回学校汇报，倒是有可能去逛街会朋友或是回家。闻音被隔离的日子，她其实也等于是被隔离了，若一个是因为反动，那另一个却是因为进步，不过结果是一样的。
徐闻音不能开口向人哭诉的原因是为了坚强，她心里有太多的委屈，也开始有了疑惑，只怕一开口就收不住，哭不倒长城反倒把自己哭倒了。坚强是需要从里到外冻得透硬的，最好是硬硬的一块铁，连一个气泡都不能有。若再被亲人们陪哭一番，同情几句，那她就从里面软了，以后再硬也就是个酒心巧克力，经不起一碰。
何况，祖母已经走了……
祖母走了，让徐闻音觉得自己成了个孤儿，虽然她的父亲母亲都还在，但她还是觉得自己从此是孤零零一个人在这个客旅的世上了，目前的形势让她直接跳过自怜，而硬冷起来。
她以为这就是成熟，却不知道这是急冻起来的生煎馒头，真要熟起来香起来，还需要解冻，软了，放在煎锅里，下面生了火，身下加了油，又浇上两道冷水……最后，底下结一片煎得脆硬的疤，面上布满了麻子皱折，且挤在一大群里，并无突出的样子，这才成了人吃不腻的美味。
不过，对于刚二十出头的姑娘来说，生活与生命的真相是会慢慢展开的。
徐闻音借口要去殡仪馆看看明天大殓的会堂安排好了没有，逃出了拥塞着湿漉漉热乎乎的悲哀的家。她没有叫黄包车，在弄堂里、马路上干冷的秋风里疾走，一直走到让渗入体内和心里的湿气热气全部被夜风吸走，心才渐渐平静下来。她跳上一辆电车去了胶州路的万国殡仪馆。
4、
一切都是素白的，白布、白纱、白花点缀着大客厅里的讲台和排好的木椅，墙上用粉蓝和乳白的康乃馨围着祖母的照片，两旁的挽联竟然用了绛红的绸带，想来是因为祖母是八十九岁的高龄，是白喜。闻音看着相片不由地想，若真相信有永生，相信有天堂，基督徒辞世岂不都应该算白喜事？
她一个劲地这样想，似乎是在为她自己泛红发炎的心一遍遍抺油膏，以免痛一层层浮上来，一圈圈扩散开来。就这样，她把自己保持在一种圣洁、昂然的麻木中，不觉得痛，更不觉得应该痛。她甚至希望自己喜乐起来，她以为这时她是懂了耶稣说的那句话：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这里“爱我胜过爱……”原文是有“恨”的意思的。
徐闻音以为自己的十字架就是自己这个充满温湿的家，和自己里面同样温湿的情感，她是断断不想成为“上海女人”的，面对着祖母的遗像，她里面对“绝对”、“献身”的渴望格外地清晰，几乎是狠狠地涨开来，撑住了自己的身体和情绪。
闻音。
她木木地转过身来，廖文君竟然就站在她面前，离着有三四步，并没逼到跟前来。自从多年前她受洗时见过她一面后，这些年她们虽然都在一个教会聚会，但从没有机会交谈。这个比廖英君大了十九岁的老姐，也从来没有请弟弟和她一起聊聊或吃个饭。
但徐闻音对她却并不陌生，她不知为何一直被她吸引着，看聚会处福音书房出版的书和报刊简讯等，甚至每一页传单，虽然上面都没有廖文君的名字，但她知道这些大多经过她的翻译编校甚至修改。她总是记得见到她第一次的样子，那件宽松的半旧的蓝灰旗袍，罩住了一半手背的袖子，严密高耸的领子，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的端庄，沉静无语浅淡的表情，这一切在徐闻音心里几乎成了圣女的典范。
文君微笑地看了她一眼，那微笑中含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苦意，和温度适宜的理解。随后她就转身走了几步，坐回到侧后角落里的木椅上。徐闻音也随着她走过去，一边想起自己进来时那边是好像有个人影儿，只是浅淡得可以忽略不计。
等闻音在身边坐定，廖文君略迟疑了一下，伸过手来，将手掌覆盖在闻音的手背上。闻音没有想到看似绝了俗尘，甚至没有温度的廖文君，却有着一双温暖且绵软的手，她的掌心热却不湿，是一种烫烫的干燥。被她这么一握，闻音似乎就无法悬在寒冷的高空了……
他让我来看看你。
文君见她只是低着头无语，便又说。
他知道你在学校的事，但一时赶不回来。这两天正想着怎么能见到你，没想到老姆妈又走了……唉！不过，走了也是好的。
徐闻音怕她再说到廖英君，她知道自己出来三天后回去是要交代每一句话的，她低着头摇了摇，她也就明白了。
她俩无语地坐一会，闻音很自然地伏在了她的膝上，许久，像是睡着了。然后，文君感觉到自己的膝盖都湿了。文君没有说劝慰的话，甚至没有动一下抚在闻音背上的手掌，她的眼泪也静静地在心里流，却流不出来，只留着空空的两个眼洞对着前方。
三年前，那个人坐上去东北的火车后就消失了，至今没有人知道他被关在哪里。这些年她很少见到他，甚至不知道他是哪天离开上海的，但他提着箱子的高大身影，和那列喘着粗气驶出站台的火车却将她从刻意的沉睡中惊醒，一刀刀刻在她心里。
后来，她听说了他的被捕，有人说是在上海被捕后押往东北，也有人说是在火车上出示逮捕令的。她早就知道他会被捕，只是她没有想到他是因生化药厂的经济财务而被捕。她和知道的人一样，相信这不过是政府的一个借口，只是她又暗自希望这是真的，因为若真是经济犯罪，应该有回来的一天吧？
廖文君一直以来，不清楚自己是恨他的，还是爱他的？四二年后的这十多年中，她无法再崇拜他，但也无法鄙视他，恨他或爱他的念头都让她感觉不洁和污浊。她没有像赵心洁那样离开侍奉，隐居起来，她在心里把自己想象成一只待宰的羔羊，她像被剪去毛的羊一样默默无声地承受着羞耻。她只能这样想，但这想法是不能说的，若说出来就更是她的羞耻了……她知道自己不能恨他，更不能爱他。
他就这么消失了，她暗示常去各地传道的弟弟帮她打听他的下落，但同时，她开始越来越惧怕听到消息，甚至更惧怕有一天再面对那个人……
徐闻音当晚回家时，感觉身后跟了人，压在背脊上的目光虽然总是轻轻一压就弹开，然后又是一次次短暂的轻压，甚至是蜻蜓点水般的一闪，却有着一份让她不安的熟悉。但她回头看了两次，什么都没看见，只有空荡荡的马路。电车已经没有了，虽然她甩开两根不粗的辫子，想着反正准备坐监牢了还有什么可怕的，但还是跨上了一辆人力车，并下意识地拉起了棚子。拉车的汉子很卖力，闻音却并不希望他跑得那么快。
黄包车轻松地穿过一段段被昏黄的路灯截断了的黑暗，闻音突然想起头些年，自己和李依萍挤在一辆车上，夜里回学校，也不说话，每到路灯下就翻开《圣经》看一句，然后就在下一段的黑路里背记着。当然，也有的时候，是和廖英君，一前一后坐在两辆车上，也是一样的看和背，只是就有了一点点的不专心……
这样想着，她不由地笑了一笑，拂去了前一阵子见过李依萍后的猜疑，想念起他俩来……这么想一想，泪就要出来，她把脸略略探出黄包车的棚子，让秋天干爽的夜风把眼眶吹得干干地，甚至吹到隐隐刺痛起来，心就平静了。
第二天的大殓，祖母已经净了身，脸上化着淡妆，安详地睡着，显得年轻了很多。她穿着九层的正式寿衣，有七个领口，领口下身上盖着一条纯白真丝的绸薄被，头发也是雪白的，整整齐齐地拢在脑后。只有绸被上绣着的一个大大的红十字，在一片洁白中让人触目惊心。
闻音反反复复地把眼睛看过去，掉开，又看过去，总觉得这个躺着的老人有点陌生，她希望下一眼望过去时，她能恢复祖母的样子……再看了看，她就死了心，把眼睛望向白花花的屋顶。
祖母早就走了，并不躺在这里……
那天来了许多亲友和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大家都知道徐闻音正在被隔离审查，为了她也是为了自己，没有人来和她说话，都只是把关切的、鼓励的、或是同病相怜的、哀愁的神眼送过来给她。她也沉默着，她理解他们，她也不觉得自己需要他们来和她说什么，甚至这些眼神也没有必要的。或见有一二个向她走过来的，她反倒主动地避开了。
全场，徐闻音穿的孝最重，因为她是祖母最爱的，也是因为她替父亲这个祖母唯一的儿子带孝。但全场表情最平静的也是徐闻音，她的沉默人们是能理解的，但她毫不感伤的冷静，让这些被信仰泡得软软的人们感觉有点刺心。
从胶州路殡仪馆开往郊外公墓的路上，汽车按闻音的要求绕道经过了静安公园，这里原来是外国公墓，祖母年轻时认识的一个传教士就葬在这里，她常常来看她，却从来没有向闻音说起过那个传教士的故事。闻音跟祖母来过几次，她们常常只买一小束花，放到墓地上，然后就坐在那片草地上看天。坐在那里总会让人忘记是在上海，天空和草地，还有稀疏的新抽芽的树，都是干干净净的。祖母每次都会唱一首很古老的赞美诗，可惜闻音从来没有注意听里面的歌词。
五三年，墓园改成了活人的公园。汽车路过那里时，闻音在心中对祖母说：阿婆，我晓得侬一直都欢喜这里，但葬哪都是一样的，我晓得侬今朝是要睡在耶稣怀里的……
墓园的安葬仪式结束时，人们道着别散了。徐闻音又感受到了那种熟悉的压力，那个共青团员的女学生也来了，远远地看着她，但她知道这份压力并不来自于她。即将离开墓地的时候，她找到了压力的来源，一辆停在公墓园陵外的黑色小车。后车窗的玻璃都遮着深褐色的乔其纱，但她感觉就是在这深褐色窗帘的背后，有一双盯着她的眼睛。
徐闻音没有马上上姑母的车离开，而是站住，向着那遮着帘子的车窗，恨恨地，有点挑衅地瞪着她年轻的杏眼。那车就启动，开走了。
不知道是不是出于恍惚，她似乎看见了两片早已沉入记忆深处的茶色镜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