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叛教者

作者简介：

施玮：诗人、作家、画家。祖籍中国苏州。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1996年底移居美国，获《圣经》文学研究博士学位。华人基督徒文学艺术者协会主席。

八十年代开始在《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人民日报》《国际日报》等海内外报刊发表诗歌小说、随笔评论五百万字。作品入选多部选集，获世界华文著述奖小说第一名等文学奖项。出版作品十五部。在美国中国举办多次灵性艺术个人诗画展，画作多次参展、发表并被收藏。主编《胡适文集》、《灵性文学》等丛书。与音乐家合作歌剧、交响诗、合唱组歌等。

公仲序：一群教徒的心灵路程

施玮是个心胸宽广、视野远大、有信仰、有执着精神的灵性作家。《世家美眷》已见端倪，《叛教者》就更显张扬。前者是写苏州陆氏家族百年的兴衰史，而后者却是写一个基督教信徒群叛教和皈依的百年苦难历程。都有漫长的历史变迁，都展现了家国社会各色人等的世态炎凉和众生相，并且更多呈现了一个丰富的女性世界。这两部书也可说是情投意合的姐妹篇。

宗教题材的长篇小说，特别是写基督教题材的，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实属罕见，这也可说是填补了文学创作中的一个空白。以唯物论、无神论为主流的社会，再加上基督教的西方文化色彩，要写这方面的内容，难度很大，往往可能涉及到不少敏感的问题，忌讳的事情。也许是海外作家的单纯执着，施玮竟大胆坦率地写下来了。她以忠于现实的精神，无所顾忌地，真实地，再现了近百年中国基督徒们的生活境况；写了他们经历的军阀战乱、抗日战争、国内战争，以及新中国建国后的种种政治运动；表现了他们从笃信到叛教，再到皈依的心灵路程，刻画了一批基督教信徒们的生动形象。

这个基督教信徒群的“群主”叫李夜声，信徒们可以对他“从崇拜到震惊、到愤怒”，指认他是“导致信仰崩溃和人生逆转”的罪魁祸首——叛教者。然而，事实上，他毕竟还是位有诚信，敢担当的，甘受屈辱，勇于自我牺牲的，尽职尽责的好长老。在这群信徒中，还不乏具有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典型：如单纯、执着、倔强的徐闻音，软弱、挚爱、善良的李如是，还有耿直刚烈的黄愚志，老成持重的于华恩。还有，那被政治漩涡卷入而不能自拔，下场悲惨的“风趣而开朗的大帅哥”吴一丹；还有聪明能干，才华横溢的诸如任崇心、康慕灵、张茂良……

小说的一大成就，就是为当代的文学殿堂，增添了一幅浓墨重彩、斑斓多姿的宗教人物的长轴画卷。

小说引进的西谚曰：“人一思想，上帝就会发笑。”在《叛教者》中，我似乎听到了上帝的笑声。“若将我扔进那个绞肉机般的时代，我最大的可能就是成为一个叛教者。”这好像就是那笑声的余韵。从中，我们也许还能得到一点某种启示吧。

是为序。

写于2016年6月12日中国南昌

公仲，教授，著名评论家。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副会长、中国小说学会名誉副会长。独著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世界华文学概要》《世界著名华文女作家传》《文学评论阐释》等著作。

陈瑞琳序：从上面看世界

2015年8月26日，施玮来信，告诉我《叛教者》终于写完了，三十二万字。

那一天，我久久望着窗外，敲键盘的手指有些颤抖，几乎都无法回信。

因为我知道，这部小说让她经受了怎样巨大的痛苦，或者说都超过了她所能承受的痛苦。

记得施玮在2005年完成《红墙白玉兰》之后，一直没有勇气再写长篇。

但是她被《叛教者》的故事感召，她如果不写，内心无法平安。我曾经鼓励她：这部作品才是你真正的文学使命，因为只有你可以写！

如今，她终于完成了。很想拥抱她，并不仅仅是为了祝贺，而是充满了心痛的感谢。感谢她为当代中国文学完成了一部“补天”之作，补了那段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黑洞！我甚至相信，这是一部传世之作，一旦问世，将会是海外华文文坛的重磅，也将会引起世界的瞩目。相信很多的国家都愿意来翻译出版，由此看到中国当代基督徒的命运！

我这样写回信给她:

小说读完了，怎一个“好”字！这是一部石破惊天之书，而且是中国当代，或者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全面揭开基督徒残酷命运的长篇力作！所谓“叛教者”，并不是他们，而是那个碾碎了无数生命的历史滚滚车轮！

施玮在回信中告诉我：是上帝的声音叫她完成这部书，让她克服了自己的软弱。在完成写作的过程中，她才深切感受到这部书正是她心中一直梦想要写的东西，那些真实的材料，真实的人物就活在她的面前。在查考历史事件和写作的过程中，痛苦的心灵挣扎真是难以言说。

读《叛教者》的时候，我会想起当代文坛的很多里程碑之作。想起了陈忠实写《白鹿原》，那些人物每天围绕着他不散。想起了严歌苓的《陆犯焉识》，那是历史被切开的一个横断面。也让我想起了《繁花》，那是上海的市井开出的尘花。但是眼前的《叛教者》，写的却是一个从来没有人写过的丝丝见血的灵魂世界！

上海，这个雄鸡版图上曾经与世界密切接触的前沿阵地，中西文化的交汇与交融在宗教的领域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上海的教堂，教会学校，曾经滋养了这座伟大的城市。多少人在基督的爱里，看见了自己的罪，倾听着福音的教诲。这不仅仅是上海人的故事，也是东方遇见西方的故事！

回首共和国成长的历史，在所谓社会主义的改造中，宗教的改造尤其惨烈。小说《叛教者》主要表现的，正是1955年到1956年在上海进行的宗教肃反运动，在反帝爱国运动的大背景中，如何大面积地逮捕“反革命集团”，书中所描写的几位主人公在政治风暴的摧残下愚忠又悲惨的命运令人无限唏嘘。

小说分为四部曲：《叛教者》《献身者》《跟随者》《擘饼者》。前三部的故事彼此分离又相互关联。情节中充满了诱骗下互相“交代”的恐惧，包括屈打成招，更有互相揭发私德的残忍。最后一部《擘饼者》，则以一切矛盾的焦点——李夜声，这个神秘人物的自述来揭示外部事件底下的心灵轨迹。

小说中的人物，在“认罪”的恐惧中挣扎、扭曲，因为“批判”已成为基督徒头上的刀光剑影，所有的罪都要与“反帝”结合在一起。其中最让人撕心裂肺的是写那些基督徒在监狱里的故事，在那样一个绞肉机般的时代，多少人为了爱自己的神而死去，从而深刻地揭示了宗教与政治的之间的强弱关系。

面对《叛教者》，我们会想到人性是有罪的，因为人有软弱，在政治面前，在金钱面前，在爱情面前，在宗教信仰面前。作为一个灵魂真诚的作家，常常想要拷问历史的真相。那么，这个世界有真相吗？有！但是我们很难看到，因为要回到历史，回到人性，回到事件与心灵的变迁过程中！所以，在《叛教者》中，作者能够写出这些真相实在是太难了，因为这是神性与人性的争战。

深深地为《叛教者》中的人物感慨，不是因为那些故事，而是因为那些原本纯洁的生命。作者要拷问的并不限于人性的优劣，而是灵魂的存在。喜欢施玮的语言，她笔下流动的不是情节，而是那种向死而生的情绪，很有些村上春树的气质，美得有些冷，还有些凄厉，那深藏的隐喻宛然若诗。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文字，也只有她可以写！

小说的格局分布得非常好，既独立成篇，又暗脉相通。一般的作者写到后来会有些松懈，但是《叛教者》却正相反，作者越写到后来越惊心动魄，越力透纸背。第三部的故事更凄厉险恶，情节推动力更大。第四部在神学思想和人性剖析上，更是内敛而深沉。这是来自灵魂里的力量，相信是灵的光芒在导引她、照耀她！

当然，在艺术的氛围上，还可以写得更舒缓、更有气韵，人物背景的交代也可更充分，作者的情绪如果再隐藏得深一些，客观上则更具有撕心裂肺的力量。但无论如何，《叛教者》已成为施玮创作中最能体现“灵性文学”宗旨的经典代表之作。她的小说一直是独特的“这一个”，没有任何的小说家与她的笔力相像。她的小说是从“上面”看世界的，所以她看人间的目光既是悲悯，也是哲学！

施玮在一次访谈中这样说：我觉得，写作首先是一个灵魂需要发声，而不是身体需要发声，甚至不是思想需要发声。灵魂发出声音，对另外一个灵魂，或者甚至是对空茫的宇宙说话。所谓“灵性文学”彰显出来的是住在人里面的“灵”的属性与光辉。

作为当代美华文坛上一位重要的作家，早年的施玮以诗为业，移民美国后竟然读完了神学博士。她近年来所创作的几部长篇小说部部惊心，同时还是当代画坛的翘楚！我们曾经多次在深夜中长谈，探讨生命的价值追求，穿越了温饱、再跨过爱情，最终将走向灵魂的信仰！

最记得她对我说：亲爱的，谢谢你！我要对文学拼命。

写于2016年6月10日美国休斯顿

陈瑞琳，美籍华人作家，海外著名文学评论家。国际新移民华文作家笔会会长，中国多所大学客座教授。著有《横看成岭侧成峰——北美新移民文学散论》《海外星星数不清—陈瑞琳文学评论选》等，编著《当代海外作家精品选读》《一代飞鸿——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家短篇小说精选述评》等。

刘丽霞序：对永恒信仰的呼应

基督教的核心问题，是关于人的本质、人的处境以及人的归宿的问题，而这也是文学关注的焦点。基督教的根本精神，通过基督教文学这种方式，部分地获得了对人类终极关切和终极追求的融入。基督教文学的本质乃是对永恒信仰的呼应。

1941年，老舍在《灵的文学与佛教》一文中曾指出：西洋文学“到了但丁以后，文人眼光放开了，不但谈人世间事，而且谈到人世间以外的‘灵魂’，上说天堂，下说地狱，写作的范围扩大了。这一点，对欧洲文化，实在是个最大的贡献，因为说到‘灵魂’，自然使人知所恐惧，知所希求。从中世纪一直到今日，西洋文学都离不开灵的生活，这灵的文学就成了欧洲文艺强有力的传统”。

老舍所说西方“灵的文学”，显然是指基督教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基督教文学。的确，因为有了基督教文化的滋养，西方文学自中世纪以后，一直呈现出强有力的灵性品格，这期间涌现了一批书写人类灵性层面种种情状的大书：中世纪最典型的代表《神曲》；17世纪清教徒文学中的《天路历程》《失乐园》；18世纪启蒙主义文学中的《浮士德》；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红字》；现实主义文学的巨著《复活》《罪与罚》；20世纪现代派诗歌的里程碑之作《荒原》以及挖掘人类灵性幽暗深处的《蝮蛇结》等，都深刻而精彩地揭示了人类的属灵层面，这其中既有痛苦与挣扎，也有警醒与奋进。正是这些伟大的作品，让我们穿越了人类的物质层面，看到了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

对照西方文学中灵性文学的强有力的传统，老舍在《灵的文学与佛教》一文中也曾指出：“反观中国的文学，专谈人与人的关系，没有一部和《神曲》类似的作品，纵或有一二部涉及灵的生活，但也不深刻。”他在文章中还谈到道教、儒家并未给中国带来“灵的生活”、“灵的文学”，就连佛教在中国“已宣传了将近二千年，但未能把灵的生活推动到社会去，送入到人民的脑海去”。老舍还说：“就我研究文学的经验看来，中国确实找不出一部有‘灵魂’的伟大杰作，诚属一大缺憾!”

曾经受洗作基督徒的老舍虽然在文章中没有提及基督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但即使对基督教作一考察，这个结论也算是站得住脚的。时至今日，虽然从数量上来看，中国的基督教文学作品已不止一两部，但“人民缺乏灵的文学的滋养”的状况还很严重，“伟大杰作”似乎也谈不上。

但是，客观地说，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中，随着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日益广泛深入，中国基督教文学涌现出了一批自觉的实践者，以其创作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表现空间，提升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灵性品格，为丰富中国文学的精神内涵做出了积极思考，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一股不容忽视的支流。这其中，既包括冰心、许地山、老舍这些已经成名的文学大家，也包括一些并未广为人知的作家。比如以《女铎》月刊等基督新教刊物为平台，出现了一批年轻的基督教文学写作者。另外，伴随着“公教文学运动”的发展，天主教也出现了一批基督教文学写作者，这其中既有像苏雪林、张秀亚这样的著名作家，也有周信华、司铎等在内的一批新秀作家。当我坐在安静的图书馆内，翻阅着那些近百年前发黄脆弱的基督教文学报刊时，我的心里有许多的感动。大多数创作者的名字都是陌生的，很多作品也算不上成熟，难以真正进入文学史，但他们作为拓荒者的脚步不应被今天的基督教文学创作者们忘记。

1949年之后，大陆及港台的基督教文学创作虽然不如1949年之前兴盛，但仍出现了以北村等为代表的执着的基督教文学写作者，在消解意义的普遍写作境况中，试图以一种属灵的良心写作，表达对人类灵魂处境的正视以及精神出路的探寻。在港台地区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版了一大批基督教文学作品，如“道生百合文库”、“道生人人丛书”、“文宣社文艺丛书”、“基文青年丛书”等系列丛书，从而表现出对基督教文学有意识的宣导和积极的推动。

近年来，以施玮为代表的当代海外华文作家的汉语灵性文学写作，也逐渐成为一股引人注目的力量。施玮在进行基督教文学创作之前，已经有了很坚实的写作基础和经验。当她自觉地将写作眼光由日光之下转为日光之上后，表现出了充沛的创作激情，连续出版多部小说和诗集，并获得了不俗的反响。

当代中国基督教文学作品大都围绕个体生命对信仰的体悟展开，带着个人的体温，活泼生动。但就属灵的深度和厚度而言，多少有些不足。可以说，中国基督教文学长期处在一种有山无峰的局面，一直在期待一部真正有冲击力的大作，一部展示灵性张力的大作，一部带有鲜明的中国本土化色彩的大作。

在这样的期待中，我读到了施玮的近作《叛教者》。《叛教者》着眼于中国基督教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以难得的勇气直面一个纠结了很多年的复杂问题，为我们呈现出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往事。因为这往事并不如烟，所以她的书写，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当下的教会问题，仍然有着宝贵的借鉴价值。在与施玮的谈话中，她曾经提出：这部作品涉及到地方教会两大问题。一个是偶像崇拜，一个是将教会当事业做大。遮掩教会领袖的问题以致酿成大错，是前一个问题的要害；而为了保住教会与世界妥协，则是后一个问题的关键。

读者将在这部小说中，看到施玮透过一个历史事件对当下教会的反思与启发。

作为作家的施玮，在写作的预备期，表现出学者的严谨作风。她花了十几年的时间，以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海内海外，大江南北，到处搜求资料。所以这部长篇小说，是建立在坚实的求真基础上的，充满了栩栩如生的历史现场感。但她也为此付出了极大的身心代价，因为这些真实是如此的沉重。或许对于中国近现代教会历史，没有其他事件有如此大的纠结密度。要言说一个说不得的话题，本身就是一种自我折磨。正如她在“序”中所说：

“它们迅速胡乱地纠结着生长，在我身心有限的空间里，长成了一大团荆棘，一大团燃着火却烧不坏的荆棘。我怀揣着它，像一个过了产期的孕妇，焦躁地在大洋两岸飞来飞去，不得安宁。那火，即便是在夜晚，也烧得我在梦和失眠之间来回冲撞。”但这种难产般的痛苦，恰恰也说明了写作物件的价值。

巨大的灵性危机和面对危机的情状各异的人性展现，为中国基督教文学创作提供了璀璨的机遇。我一直认为，这样的题材是百年难得一遇的。所以在第一次听到施玮说起创作意图时，便极力鼓动她。在写作过程中，我们也多次邮件往来交流看法。这样的一个题材，沉寂了几十年，一直在等待一个将它孕育并生产出来的作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施玮成就了这个题材，这个题材也成就了施玮。

中国基督教文学有山无峰的局面，大概要因为这部作品而改变了。这不仅得益于题材的卓越，也得益于施玮的写作才华和神学素养。施玮首先是个诗人，这保证了这部作品语言的品味。那些闪烁在重大事件以及对重大事件思考间隙中的富有诗意的语言，犹如暗夜中的星星，让人在不经意间眼前一亮。该事件牵扯到众多人物和线索，能够将其一一安顿，显示出施玮非凡的驾驭能力。而她这些年来的神学训练以及在教会中的切身服事体验，让她在处理这一信仰事件时，能够丝丝入扣。甚至她本人的江南生活经验和情调，也似乎是为这部小说人、事、物的铺陈预备的。我不得不说，这个重大题材最终由她来处理，是上帝的安排。她以饱满的热情和火热的心肠回应了这一安排，尽管最终完成后身心俱疲，但一切劳苦都是值得的。增删数次，三易其稿，今天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大的惊喜。

一个写作者，一生中遭遇到一个富矿般的写作事件，并竭尽全力完成它，无疑是幸福的。藉助这部作品，施玮实现了自身创作的突破，形成了属于她本人的创作高峰。我相信，这也是中国基督教文学的一个创作高峰。作为这部作品一个先睹为快的读者，一个中国基督教文学的研究者，我衷心地祝贺施玮。

2016年6月5日于耶鲁大学

刘丽霞，教授，耶鲁访问学者，比较文学、基督教文学与中外文学史研究者。主持多项国家社科研究项目，例如“中国教会大学期刊文学现象研究”“近代来华传教士与中国文学研究”等。著有《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艾汶河畔的天鹅——莎士比亚传》等著作。参编《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外文学名作欣赏》《外国文学史》（西方卷）等大学教材，并获奖。

序言

冬季是洛杉矶的雨季。但今年，雨一直没能落得下来。

植物和人，都等着……空气和地，也等着……

这种潮湿的日子是危险的，特别是对于一个怀揣着各种往昔和故事的人。

十多年来，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情景中，这些人的生命片段以各种形式，或暴力，或潜行，闯进了我的里面。

进来时，有的带来了尖锐的刺痛，甚至撕裂。但也有的，如故乡石板路、天井里、台阶边的苔藓，给我一个暧昧的眼神，轻轻柔柔，不经意地坐下了……

我也本能地排斥过这些异物，但它们当时是细小的，产生的刺痛与撕裂，局部而短暂，理所当然的坐姿也隐约而模糊。于是，我的排斥也模糊起来，甚至有点欲拒还迎的嫌疑。

它们进来了就不肯出去……好在它们大多互不相干，四零八散地在记忆各个角落里待着，我也就大度地让这些异物留在了体内。

有一段时间，我感觉不到它们了。直到今年夏天，我在一个研讨会上遇到了一个本应擦肩而过的人，但他却按动了那枚血色的红宝石按钮，打开了那个“潘多拉”的盒子。从那盒子里跑出来的故事和人，还有那些撩开死亡腥臭的黑幕，直瞪着我的秘密，都让我无法承负。

在对峙的过程中，它们发出了不同频率的哨音，这些不同频率的哨音正一个个唤醒，或准确地说是让那些隐身的片段显形。我惊慌地发现，不知从何时起，它们已经不再细小而零散地各自呆着，而是根须相连。

就像人们常说的，人不能去体检，一旦发现自己的病，那病就会迅速膨胀，极快地涨破你、吞噬你。

接下来的秋天就是这样！

那些片段变得很清楚，甚至是清晰到触目惊心，那些片段里的哀嚎、撕裂、甚至自残的血，都变得喧嚣起来。并且要命的是它们彼此撕打着，又连接着，它们不肯再被孤立地囚在各处，它们集体越狱了！

我唯一自保的方式，就是把它们生出来。自然生产，或是动刀子剖腹产。

它们迅速胡乱地纠结着生长，在我身心有限的空间里，长成了一大团荆棘，一大团燃着火却烧不坏的荆棘。我怀揣着它，像一个过了产期的孕妇，焦躁地在大洋两岸飞来飞去，不得安宁。那火，即便是在夜晚，也烧得我在梦和失眠之间来回冲撞。

在这份折腾中，荆棘的剌把我里面伤得褴褛，但我难产。

写了大半辈子的我写不出这本小说，我生不出这团荆棘，它们卡在那里。一方面这些片段里的情绪和秘密都真实而巨大，但另一方面这些片段里的人都面目不清。我在它们面前越来越渺小，我的逻辑、我的智慧、我的信仰、我的神学、我的人生阅历和辨识力，都在这团燃着火的荆棘面前，越来越渺小，并且迅疾地涣散着。

无力架构这些故事和秘密，甚至也无力定义这其中的人和情绪，更无力填补其中的断裂。这些断裂如天堑般让我恐惧，因为我笔下的人物将是不合逻辑的一群人，是拒绝被定义、被判断的一群人。

但他们占有了我，占有了我的情感和我的体验。我决定，其实也是不得不，将这些片段写出来，即便是粗糙的、血肉模糊的、像是采石厂的生坯般，我也要把它们写出来，以便救我自己脱离他们，重新开始生活。

对了，你们该问我他们是些什么人呢？我真是讲不清楚！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许多写着称号的木牌，有别人钉上去的，也有他们自己钉的，我找到了一个他们中大部分人共有的称号：

–叛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