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中国教会史（孙睿之）

第四课

明代的天主教

时代背景

A、明朝的内忧外患

明英宗8岁即位(1435年)，明帝国开始步入衰落期，四处是逃避徭役的流民、自然灾害、民间动乱，加上宦官干政、官吏贪腐、厂卫维稳。弘治年间(1488-1505年)，北方蒙古的威胁日益严峻；嘉靖朝(1522-1566年)有东南沿海的倭寇；万历朝(1573-1619年)女真族兴起。这一切都让明朝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

B、欧洲的地理大发现

14、15世纪，通过小亚细亚到东方的贸易商路，被突厥人的势力阻隔，欧洲沿海城市的商业受到极大损失，促使他们寻找到东方去的海路。这引发了人类历史上具有极大意义的地理大发现：

1、1487年，葡萄牙人迪亚士(B、Dias,1450-1500)发现好望角；

2、1492年，西班牙人哥伦布(C、Columbus,1451-1506)发现美洲；

3、1498年，葡萄牙人达迦马(V、da Gama,1460-1524)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

4、1519-1521年，葡萄牙人麦哲伦(F、Magellan,1480-1521)首次环绕地球，发现吕宋。

16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为世界最早的殖民国家；在1500-1815年间，世界历史的主要特征，是欧洲的扩张和欧洲文明向全球的传播。

C、耶稣会成立

1517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发起宗教改革运动。作为回应，天主教在1534年成立耶稣会，热心对外宣教。其中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1506-1552)到东方地区传教。他说在日本对面的中国，拥有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和学问深奧的博学家：“仅就我得以了解的情况而言，教育和学习在那里很受尊崇，在学术中最突出者占据首位并拥有权威因此，新来的传道人还应该有一种智慧并掌握一种很突出的科学，以便能够机智而又正确地回答无数的问题……他们尤其首先需要精通哲学，特别是精通辩证法，以便能够说服和击败那些思想家们……我希望这些教友们不会对天文学一窍不通。”

二、澳门——远东的宣教中心

1、1517年，葡萄牙人来广东贸易，要求通商。

2、1535年，葡萄牙人租借澳门为通商根据地。

3、1557年，中国正式允许葡人在澳门居住。

4、1574年，一道界墙建立，葡人在其中自治。

5、不久，贸易地点北移至广州。1578年，葡人获许一年一次(后增至两次)到广州贸易。

6、自1557年开始，葡人在澳门定居者日益增多。教廷设立澳门教区，各修会纷纷到澳门建造修院，澳门成为面向日本和南洋各地的宣教基地。

7、1578年，范礼安(A、Valignan,1538-1606)到澳门巡视教务，提出尽量了解中国的礼俗、社会和民情，并委派传教士到中国居住，学习中文。

三、明代首位获得旅居权的传教士

1、1579年，范礼安调派罗明坚(M、Ruggieri,1543-1607)至澳门，学习中文，准备进入中国宣教。1582年，应两广总督邀请，罗明坚和另一个修士入住肇庆东关天宁寺。

2、在来访的文武官员眼中，他们是佛教僧侣，而他们也将错就错地剃发、穿僧月艮。他们提倡文雅和巧妙：“在开始的阶段，必须非常文质彬彬地与这个民族交往，不能以不谨慎的狂热行事。”

四、利玛窦

1、1582年，罗明坚通过范礼安，把他在罗马认识的朋友利玛窦(M、Ricci,1552-1610)召至澳门。利玛窦在1571年加入耶稣会，次年入罗马学院学习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地理学、透视学、修辞学、哲学，并学习天文仪器、钟表等技术。

2、利玛窦在澳门学习中文一年，1583年随罗明坚至肇庆，建教堂名“仙花寺”。客厅悬挂肇庆知府题的“西来净土”。一位年轻慕道友建议把“God”(神)译作“天主”，并书写在一块木牌上。

3、从西僧到西儒——有个儒生告诉利玛窦，在中国社会，儒生才是最受人尊敬的，因此建议他穿儒服，留须蓄发，改称“西儒”，以提高社会地位。利玛窦欣然接受，开始精研儒家典籍。这成为他在中国宣教活动的转捩点。

4、易佛补儒——“在本人撰写的著作中，我始终都以对他们〔儒生〕的赞扬开始，以便能使我利用他们挫败其他人〔佛教徒和道教徒〕，而又不直接驳斥他们，仅仅是诠释他们与我们的教义相违悖的观点……因为如果我们要同时反对三教，那么我们要做的事就太多了。”(1609年2月15日书简)。利用儒家的前提，是因为利玛窦认为，中国人是被“自然理智之光”照亮过的。利玛窦看到儒家主张崇高的道德教导，但并没有宣扬来生，也缺乏教义系统結构。这对基督教来说是最好不过的机缘，因为基督教有能力填补这个空缺，补充早期儒家的学说。

5、找到交汇点——在1603年出版的《天主实义》中，利玛窦试图表明古代中国人已信奉造物主——天主。早期儒家的“神”信念是正确的。他也肯定中文的“天”不是没有位格或物质性的。“神”和“天”这两个术语，都正确表达了基督教的“大主”这个概念。他从中国典籍中引证出现过“神”字的11段文字，认为由此找到了逐渐把中国人引向基督教的一个途径。

6、重新发现孔子——“把文人宗派的主要人物孔夫子吸引到我们一方来，即按照有利于我们的观点来诠释他遗留下的某些令人争论不休的著作。”利玛窦反对后期儒家的注疏，对早期儒家重新解释和认识。利玛窦认为，重新发现孔子的原初教导，将给予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一个可接受的位置。

7、宣教策略——与文人阶层相結合，以欧洲科学影响他们，并由此在他们中间获得来中国传播真正神教义的人必不可缺的权威；学习他们的知识传统，以便根据这些知识，分辨是否与基督教的真理符合，然后决定利用或反对之。利玛窦的全部策略，实际上建立在中国古代的伦理格言与基督教教义之间的相似性，以及“神”与“天主”之间的类比关系上。

8、利玛窦在1598和1601年两次进京，并获准定居北京。1605年，他在徐光启的帮助下，在宣武门内建教堂——南堂。罗明坚：“全部事项都取决于皇帝是否有意和渴望把神父们召到其身边”。利玛窦：“当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基督徒时，就会有可能向皇帝呈奏一道本章。由于皇帝的干预，至少可以获得允许基督徒根据其教法生活。”

9、1610年，利玛窦去世，享年57岁，御赐墓地，葬于阜城门外二里沟。

五、传教士的译经和早期著述

耶稣会并不急于翻译圣经，他们在中国的文字事工主要是撰写教理类和基督生平类著作，例：《十诫》和《基督耶稣生平》。由于教廷还没有批准让圣经广泛和自由地流播于民间，当时的大主教教士没有致力于翻译中文圣经，多撰写圣经要义，以及按弥撒书、祈祷书的形式编译。20世纪才出版的《思高译本》，是大主教修士在中国翻译完成的第一部新旧约圣经，也是唯一的一部。他们翻译的，多是：

1、护教类著作一例：利玛窦《辩学遗牍》。此书于1609年刻于北京，讨论佛教和大主教的异同，驳斥佛教的学说和神哲类著作。

2、神哲类著作一例：西班牙来华耶稣会士庞迪我(D、Pantoja,1571-1616)的《七克》7卷。此书1614年在北京初版，推论以七德克七罪：以谦伏傲，以仁平嫉，以施解贪，以忍息忿，以淡塞饕，以贞防淫，以勤策怠。

3、教史类著作一例：艾儒略(G、Aleni,1582-1649)著，1620年北京刻的《利玛窦行实》，记载利玛窦一生行迹。

4、历算类、科学类一例：《几何原本》、《泰西水法》、利玛窦1602年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

六、总结

A、主要的思想挣扎

登莱巡抚孙元化的诗“两头蛇”，就写出了明代信徒的挣扎，表达第一代天主教徒的精神痛苦——又想向东，又想向西。总結中国夭主教徒的思想挣扎，主要在以下两方面：

1、祭祖与祀孔；

2、纳妾与殉国。

B、辨异与冲突

17世纪中叶，传教士被发现只不过是一些冒牌的儒教徒，赋予中国经典引文完全不同的意义和解释。他们的意图，实际上是歪曲中国的传统，从内部改造之。利玛窦为了避重就轻，在《天主实义》中仅有一处简单提到耶稣。当遇到耶稣时，中国文人很难理解和接受。例：有位福建泉州的文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都认为传教士是一些从事历书和大文仪器工作的学者，因而和他们保持交往；但一旦获悉传教士以汉哀帝时的罪犯耶稣为天主时，他的观点就完全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