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基督教史

第二章:马丁·路德：通往宗教改革的朝圣之旅

许多人将基督教信仰视为简单容易的事，甚至将它算作一种美德。这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体验过它，也没有尝试过它的巨大力量。

——马丁·路德

在基督教的整个历史上，很少有人像马丁·路德那样饱受争议。一些人将他描述成毁掉教会合一的魔鬼、践踏了主的葡萄园的野猪以及穷尽一生摧毁修道主义根基的变节修士。对于另一些人来说，他是圣经真理的捍卫者、腐朽与背弃信仰的教会的改革者以及通过自己的努力令纯正的福音得以重新宣讲的大英雄。近年来，不同宗派的基督徒彼此增进了了解，这使他们得以更公允地研究路德。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因为他们以前的结论并非得自历史研究，而是源自激烈的争辩。现在，很少再有人怀疑路德的真诚，许多天主教历史学家肯定他的抗议完全是合理的，他对教义许多要点的看法是正确的。另一方面， 很少再有新教历史学家认为：路德是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成功改革了基督教的大英雄，他的罪和错误小到微不足道。

路德既是博学与好学之士，也是举止不雅甚至粗鲁之人。这也许更有助于他以特殊方式表达那些非常深奥的神学观点，并迅速得到普通群众的响应。他的信仰非常敬虔，成为一股在他内心燃烧的激情，令他的信仰表达看起来似乎显得粗鲁。对他来说，他的信仰与他对上帝的顺服是最重要的。他一旦相信自己的某个行动是上帝的旨意，就会顺服到 底。他显然不是那种瞻前顾后的基督徒。他能熟练地使用拉丁文和德 文，但是为了强调某个观点的重要性，他经常夸张地使用语言，以至于曲解了语言的原意。他一旦相信自己的事业符合真理，就愿意去对抗那个时代最强大的领主。但是，正是他的坚定信念、他捍卫真理的激情和他易于夸张的脾性，令他自己或他的追随者后来对他所说过的话与持有的观点感到遗憾。

另一方面，路德的许多影响是因为他所处的历史环境，这既不是他造成的，也不是他能控制的。在改革教会的过程中，他对自己所起到的许多作用只是有些模糊的意识。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令他的著作被广泛阅读，否则他的这些影响根本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路德是第一个将印刷术作为一种宣传媒介来充分利用的人，他也是第一个在心里想着印刷纸张而写作的人。德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持续高涨，他也有这种情感，这带给他意想不到却又十分重要的帮助。虽然许多希望改革教会的人文主义者并不赞同路德的许多理念和方法，但是他们坚持认为，他不应当像以前的约翰·胡斯那样，在没有进行听证的情况下就被定罪。宗教改革刚刚爆发时的政治局势也令路德免于被立即定罪，等到世俗与教会当局准备出面干涉时，要想平息他所掀起的那场改革风暴为时已晚。在研究路德的生平与工作时，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教会所急需的改革爆发 了，这并不是路德所决定的，而是改革教会的时机已经成熟，路德和许多同他一起的改教家已经做好了履行他们历史使命的准备。

漫长的探索

路德于1483年生于德国的艾斯勒本（Eisleben）。他的父亲出身农民，做过矿工，后来成为矿主。路德的童年并不幸福。他的父母极其严厉，多年之后他还会痛苦地讲起曾遭受的惩罚。他一生都深受抑郁与焦虑的折磨，一些学者提出，这是他严苛的童年生活所导致的。他在学校里的最初经历也并不美好，他后来说自己曾因糟糕的学习成绩而被鞭笞。虽然我们不应当夸大路德的早年经历对他的重要性，将其解释为影响他一生的唯一因素，但是，早年的经历无疑深刻地影响到他的性格。

1505年7月，不满二十二岁的路德进入了爱尔福特（Erfurt）的奥古斯丁修道院。有许多原因令他做出这个决定。两个星期以前，他在一场电闪雷鸣中被死亡与地狱的恐惧所吞噬，他向圣安妮（St.    Anne）发誓，自己愿意成为一名修士。但根据他后来的解释，他小时候所接受的严格教育令他进入了修道院。他的父亲原本希望他能进入法律界，并不遗余力地让儿子接受从事法律职业所必需的教育。但是路德并不想成为律师，因此，他可能既没有顺从父亲的安排，也没有随从己愿，而是选择了修道，尽管他并不完全清楚自己的动机。老路德在得知儿子的修道决定后勃然大怒，在他看来，儿子违背了他为其所设定的崇高目标，直到很久以后他才原谅了儿子。但是，对自己得救的关注最终令路德走进了修道院。得救与被定罪是他那个时代的重大主题；今生只是来生的预备和试炼。以法律为职业来谋取今生的名誉和财富似乎是愚蠢的行为， 这无益于永生。因此，路德进入修道院时还是教会忠实的孩子，他的意图非常明显：利用教会所能提供的得救方法，而其中最可靠的，即是退隐的修道生活。

见习期间让路德相信，他做出了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他感到快 乐，得到与上帝同在的平安。他的修道院院长很快就看出他非凡的才 能，并决定让他成为神父。后来，路德本人描述了他在第一次举行弥撒时产生的不可抗拒的经验：他一想到自己正拿着、分着基督的身体，就充满畏惧。后来，这种畏惧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得到上帝的爱，他并不相信自己所做的足以令他得救。在他看来，上帝是严厉的法官——很像他以前的父亲和老师；上帝在末日审判时会要他交账，并发现他并不合格。要想从这样一位上帝的愤怒中得救，必须利用教会所提供的所有蒙恩之道（means of grace）。

然而，对于路德这样极为敬虔、真诚和有激情的人来说，教会的蒙恩之道并不足够。善功和补赎礼本应当可以满足这位年轻修士在上帝面前被称义的需要。然而，它们不能。路德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罪性，他越想努力战胜罪，就越感到罪对他的束缚。如果我们因此认为他并不是一个好修士，他的生活放荡淫乱，那就错了。相反，他尽其所能地实践自己的修道誓愿。他不断惩罚自己的身体，因为这是修道主义的伟大教师所教导的。他尽可能多地认罪。但是，这些并没有减轻他对被定罪的恐惧。如果必须依靠认罪来赎罪，那么就永远存在这样一种令人恐惧的可能性：他可能忘记一些罪，从而失去他所竭力追求的奖赏。因此，他会花上数个小时去列举与反省他的全部思想和行为，然而，他越是这样去做，就越能在思想和行为中找出更多的罪。有时，就在他离开忏悔室的那一刻，他会立即意识到，他还有一些没有忏悔的罪。他开始变得焦虑，甚至绝望，因为罪显然不只是人们可以意识到的行为或思想。罪是一种状态，一种存在方式，远非我们可以向神父忏悔的一桩桩具体的罪行。因此，本该减轻路德罪恶感的补赎礼，实际上却加重了他的罪恶感，这令他绝望。

路德的灵性导师后来建议他阅读神秘主义伟大教师的著作。我们已经讲过，中世纪晚期出现了一次神秘主义敬虔运动的高潮（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教会腐败的回应），它提供了另一条走近上帝的道路。路德之所以决心走上这条道路，并不是因为他怀疑教会当局，而是教会当局——他的忏悔神父——建议他这样去做。

路德曾有一段时间着迷于神秘主义——就像他曾着迷于修道主义。也许，他可以在神秘主义那里找到得救之路。但是，这条路很快又成为一条死胡同。神秘主义者断言，我们只需要爱上帝，其他一切都会因着爱上帝接踵而至。对于路德来说，这是解放的信息，因为他不必再继续私下数算他所有的罪，他曾竭力认罪，但是，他得到的回报只有失败和绝望。然而，他很快就发现，爱上帝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这位上帝好像是曾经将他打到流血的父亲和老师，他怎能去爱这样一位上帝？最终，路德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他对上帝的感情并不是爱，而是恨！

这种困境令人无法摆脱。为了得救，我们必须认罪；但是路德已经发现，尽管拼尽全力，他的罪也忏悔不尽。如果像神秘主义者所说，爱上帝就已足够，那么，这对他不会有多大帮助，因为路德不得不承认， 他难以爱这位数算他所有行为的公义的上帝。

这时，路德的忏悔神父——修道院院长——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 定。人们通常认为，一位正在经受像路德这种危机的神父不应当被任命为别人的牧者和老师。但是，这正是他的忏悔神父对他所做的决定。几百年前，学习希伯来文让哲罗姆逃离了诱惑。虽然路德的问题与哲罗姆不同，但是，研究、教导和牧养工作同样可能令他摆脱困境。因此，路德意外地接到命令，做好准备去新建的维滕堡大学（University of Wittenberg）教授圣经——这并不是他所期待的。

新教徒中间有这样一个传说：作为修士的路德并不懂圣经，只是在他成为新教徒时——或在此之前不久，他才开始研读圣经。这只是个传说。作为一个必须按时祷告的修士，路德能够背诵《诗篇》。此外，1512年，在他完成了包括圣经在内的学习之后，他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

当路德不得不预备讲授圣经时，他开始发现圣经的新意义，这些新意义可能会解开他灵命探索中的困惑。1513年，他开始讲授《诗篇》。他多年在教会的节期中背诵《诗篇》，因这些节期围绕着基督生命中重要的事件，所以他以基督为中心来解释《诗篇》。当《诗篇》作者用第一人称叙述时，路德认为，这是基督在说他自己。因此，路德在《诗篇》中看到，基督正在经受与他类似的试炼。这是他重大发现的开端。如果只有这个发现，可能会令路德得出当时普遍的结论：作为圣父的上帝要求顺服和公义，作为圣子的上帝爱我们，他舍命救了我们。但是，路德学过神学，他知道，这样将上帝一分为二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虽然他在基督的苦难中得到了安慰，但这并不足以治愈他的痛苦和绝望。

1515年，路德开始讲授《罗马书》，他可能就在这时有了重大发 现。他后来说，他在《罗马书》1章找到了解决他的难题的答案。这个答案得之不易，并不像某天翻开圣经，读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么简单。正如他自己所说，在经历了漫长斗争和极度痛苦之后才有了这个重大的发现，因为《罗马书》1:17说：“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根据这节经文，福音启示出上帝的义——上帝的公义。但是路德发现，正是上帝的公义让他难以忍受。这样的信息怎么会是福音，是好消息？对于路德来说，福音应当是上帝并不公义，即上帝不会审判罪人。但在《罗马书》1:17，福音与上帝的公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路德讨厌“上帝的义”这段经文，他日思夜想，希望弄明白“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与“义人必因信得生”之间的关系：经文先说“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然后断言“义人必因信得生”。

答案令人惊讶。路德得出的结论与他以前一直被教导的不同，“上帝的义”并不是指惩罚罪人，而是指义人的“公义”或“义”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上帝的。“上帝的义”被赐予凭借信心生活的人。上帝之所以将义赐给他们，只是因为上帝愿意这样做，而不是因为他们是义人，满足了上帝对义的要求。因此，路德的“因信称义”的教义并不是指，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信心，仿佛这是我们必须做的或完成的，然后上帝奖赏给我们的东西。相反，信心和称义都是上帝的作为，都是上帝白白赐给罪人的礼物。由于这个发现，路德告诉我们：“我觉得，我已经重生， 天堂之门已被打开。整部圣经有了新的意义。从此以后，‘上帝的义’不再令我满腔愤恨，而是因一种伟大的爱而变成一种无以言表的甜美。”

风暴来袭

虽然后来的事件揭示出路德性格的另一面，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似乎一直是个非常矜持的人，只是在埋头进行他的研究，应对灵命中的挣扎。虽然他的重大发现令他对福音有了新的理解，但他并没有立即抗议教会对基督教的解释。相反，我们的这位修士继续他的教导和牧养，虽然有一些迹象表明，路德在讲授他的新发现，但他并没有将其用来反对教会的传统教义。此外，整个补赎制度在当时所公认的神学与敬虔思想中根深蒂固，路德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的发现与整套补赎制度有着根本性的矛盾。

路德通过温和的劝导说服了他在维滕堡大学的大多数同事。当他确信必须对传统教义提出质疑时，他撰写了用于学术辩论的《九十七条论纲》（Ninety-Seven Theses）。《九十七条论纲》是用当时的学术语言拉丁文写成的，他在其中批评了经院神学的一些重要原则。他显然期待《九十七条论纲》的发表和辩论会引起轰动，让他可以透露他的重大发现。但是结果令他很吃惊，《九十七条论纲》和对它们的辩论在维滕堡大学之外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兴趣。路德心中的福音完全不同于人们当时所普遍接受的福音，这一观点在他看来是至关重要的，可是，他的这个观点似乎引不起人们的兴趣。

后来，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路德用拉丁文又撰写了一组论纲， 他完全没有想到它会比先前的《九十七条论纲》更有影响。有人将它翻译成德文，并以廉价的普及版予以传播。结果引起了轰动，最终其所带来的影响波及所有的基督教国家。这组论纲之所以会引起极为不同的反应，是因为其正式名称是《论赎罪劵效能的九十五条论纲》（Ninety- five Theses on the Power and Efficacy of Indulgences），它现在通常被称为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Ninety-five Theses）——批评了赎罪券的销售及其神学前提。路德在公开反对有权有势的领主和高级教士为谋取利益而制定的计划时，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他的所作所为，也不清楚他攻击的到底是谁。

教宗利奥十世授权销售的赎罪券尤其激起了路德的抗议，销售赎罪券也与霍亨索伦家族（House of Hohenzollern）的经济与政治野心密切相关，因为强大的霍亨索伦家族正渴望谋求在德国的霸权地位。勃兰登堡的阿尔伯特（Albert of Brandenburg）——霍亨索伦家族的一员——已经拥有了两个主教之职，他还希望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大主教，即美因茨大主教。他开始与利奥十世谈判，而利奥十世是当时最糟糕的教宗之一——腐败、贪婪、懒惰。结果，他们达成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阿尔伯特拿出一万达克特金币就可得到他所要求的。这是相当大的一笔 钱，因此，教宗利奥十世也授权他在自己的领地内大肆销售赎罪券，条件是销售赎罪券的一半收益归利奥十世所有。利奥十世十分关注重新装饰罗马，西方教会大分裂以及文艺复兴时期一些教宗的好战情绪，导致罗马的许多美丽建筑被忽视。利奥十世的一个梦想是，建成从尤利乌斯二世时代就已经开始修建的圣彼得大教堂，为此，他希望从阿尔伯特销售赎罪券的收益中获取这笔资金。因此，整修罗马天主教现在引以为豪的圣彼得大教堂，是促成新教改革的间接原因之一。

多米尼克修会的约翰·台彻尔（John Tetzel）主要负责在德国销售赎罪券，他不择手段，只要有助于赎罪券的销售，他就愿意为他的商品编造任何谎言。例如，台彻尔和他的鼓吹者宣称，他们所销售的赎罪券可以令罪人“比在刚刚接受洗礼之后更洁净”，“比在亚当堕落之前更洁净”，“赎罪券销售者的十字架与基督的十字架同样具有能力”。他们向那些希望为自己死去的亲人购买赎罪券的人承诺：“投入钱箱内的银币叮咚一响，炼狱中的亡灵便升上天堂。”

这样的鼓吹令许多知识分子义愤填膺，他们知道，台彻尔和他的鼓吹者正在曲解教会的教义。一些人文主义者对当时盛行的无知与迷信感到悲哀，他们将台彻尔的鼓吹视为教会极度腐败的又一例证。另有一些德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他们将台彻尔销售赎罪券的行为视作罗马骗取德国人民的钱财，并在盛宴与奢华中挥霍其所得。但是，他们只是和平地表达这些情绪，台彻尔还在继续销售赎罪券。

就在这时，路德将他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钉在维滕堡教堂的大门上。这个《九十五条论纲》是用拉丁文写成的，与他之前对《九十七条论纲》的期待不同，他并没有指望《九十五条论纲》会引起多大的宗教轰动。在之前那次经历之后，他似乎一直认为《九十五条论纲》中的问题只会被神学家关注，他的新论纲不会在学术圈外被阅读与辩论。但是，他带着深深的义愤写成的《九十五条论纲》相比先前的《九十七条论纲》更具毁灭性。虽然涉及的神学问题更少一些，但是，《九十五条论纲》的确引起一些德国人的积极响应，他们憎恨外国的利益集团剥削德国人民，也憎恨像霍亨索伦家族那样与外国利益集团串通一气的德国人。此外，当路德具体地批评赎罪券的销售时，他损害到利奥十世和霍亨索伦家族的阴谋和计划。虽然路德对销售赎罪券的批评相对温和，但他不仅质疑了赎罪券的功效，还揭露了赎罪券的本质：剥削。在路德看来，如果教宗真能将亡灵从炼狱中拯救出来，他应当出于爱免费拯救亡灵，而不是出于一些微不足道的理由，如修建教堂（第八十二条）。实际上，教宗应当拿出他的钱，补偿那些被赎罪券叫卖者榨取最后一分钱的穷人，他应当这样做，即使这需要卖掉圣彼得大教堂（第五十一条）。

路德在万圣节前夕发表了《九十五条论纲》，影响巨大，因此， 1517年10月31日经常被说成是宗教改革开始的标志。印刷机很快就将拉丁原文版和德文译本的《九十五条论纲》的复本传遍德国各地。路德亲自送给勃兰登堡的阿尔伯特一本《九十五条论纲》，并附上一封恭敬有加的说明信。阿尔伯特将《九十五条论纲》和说明信送到罗马，要求教宗利奥十世出面干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Maximilian I）被这位如暴发户般自命不凡的修士的鲁莽无礼激怒了，他也要求利奥十世让路德闭嘴。与此同时，路德发表了一份对《九十五条论纲》的详细解释，阐明了他在那些非常简短的命题中所要表达的意思，但是，他更犀利地批评了赎罪劵，并详细阐述了他的一些抗议所基于的神学观点。

利奥十世的回应是要求奥古斯丁修会（Augustinian Order）来处理此事，因为路德是该修会的修士。这位改教家被要求出席奥古斯丁修会将在海德堡（Heidelberg）召开的下一次例会。路德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了海德堡，因为有人希望将他定为异端，并作为异端烧死。但是，他惊讶地发现，奥古斯丁修会的许多同道支持他的教义，一些更年轻的同道甚至热衷于他的教义。其他一些修士同伴则认为，路德与台彻尔的争辩是多米尼克修会与奥古斯丁修会传统竞争的延续，因此他们拒绝放弃自己的斗士。最终，路德得以回到维滕堡，得到了他的修会和他为自己的事业所赢得之人的支持与鼓励。

利奥十世后来尝试了另一种策略。帝国会议（Diet of the Empire）——君主和贵族的会议——计划在奥格斯堡（Augsburg）召开，并将由皇帝马克西米连主持。利奥十世派博学的枢机主教卡耶坦（Cajetan）作为他的代表出席此次会议，他的主要任务是说服德国的王子们向正在威胁西欧的土耳其人发动一场宗教战争，并劝说他们同意为这场战争征 税。土耳其人对西欧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这令罗马开始寻求与波希米亚的胡斯派和解，罗马甚至愿意接受他们所提出的一些苛刻的要求。其 次，卡耶坦受命与路德会面，强迫他收回他的言论。如果这位托钵修士顽固不化，他将作为囚徒被押解到罗马。

路德的支持者是萨克森的选帝侯智者腓特烈（Frederick the Wise），他从皇帝马克西米连那里为路德弄到一张安全通行证。但是，路德不太相信皇帝，他还记得，几乎就在一百年之前，康斯坦茨大公会议在类似的情况下，曾不顾皇帝颁发的安全通行证，将约翰·胡斯烧死在康斯坦茨。尽管如此，路德还是去了奥格斯堡，他相信他不会死，除非那是上帝的旨意。

路德与卡耶坦的会谈并不顺利。这位枢机主教拒绝讨论路德的教导，只要求他收回自己的言论。这位托钵修士宣称，只要他被说服自己错了，他愿意收回言论。当他得知卡耶坦无意于辩论相关问题时——因为利奥十世已授权他逮捕路德——路德在夜晚秘密离开了奥格斯堡，回到维滕堡，并向一次大会提出了上诉。

在这段时间里，路德得到了智者腓特烈的保护，因为身为萨克森选帝侯的腓特烈也是维滕堡的领主。当时，腓特烈之所以必须保护路德， 并不是因为他相信这位托钵修士的教导符合真理，而只是出于公正，他必须给路德一次听证的机会与公平的审判。最重要的是，腓特烈希望他能以一位智者与公正的统治者的形象被人们牢记与纪念。为此，他创建了维滕堡大学，那里有许多教授支持路德，并告诉他，路德并不是异 端。腓特烈至少会在路德被依法审判与定罪之前保护他，以防他像胡斯那样被烧死。腓特烈如此坚定并不容易，因为反对他的人和称路德是异端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势力也越来越大。

这时，皇帝马克西米连去世了，帝国皇位空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由选举产生的，因此，现在必须选出已故皇帝的继任者。两位最具实力的候选人是西班牙的查理一世和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无论他们当中的哪一位晋升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是教宗利奥十世所担心的，因为不管谁成为皇帝，都会令权力集中到一个人身上，这将威胁到利奥十世的政策。查理一世已经是西班牙的国王，从他的殖民帝国源源而来的黄金令西班牙迅速富裕起来，除了西班牙之外，他还在奥地利、低地国家（现在的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和意大利南部拥有广阔的世袭领地。如果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戴到他的头上，他的权力在西欧将无可匹敌。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并不像查理一世那样拥有广阔的领地，但利奥十世也怕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因为法国和德国若统一在一位皇帝之下，会令法国再次控制教廷。因此，利奥十世必须再找到一位值得支持的皇帝候选人，但这并不取决于这位候选人的权力，而是取决于他的个人威望。鉴于这个标准，利奥十世可以用来对抗查理一世和弗朗索瓦一世的理想皇帝候选人是萨克森的智者腓特烈，因为他赢得了德国其他诸侯的尊敬和爱戴。如果智者腓特烈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其所带来的权力平衡会令利奥十世有更大的权势和自由。因此，早在皇帝马克西米连去世之前，利奥十世就已决定讨好腓特烈，将他选为自己所支持的皇位候选人。

然而，腓特烈却在保护路德，至少是在这位修士被依法审判与定罪之前。因此，利奥十世所采取的政策是推迟对路德的判决，试图改善他与这位改教家及其保护人腓特烈的关系。为此，他任命腓特烈的亲戚卡尔·冯·米尔蒂茨（Karl von Miltitz）作为他驻萨克森的代表。米尔蒂茨为腓特烈带来一朵金玫瑰，以示利奥十世对他特别的恩惠。虽然利奥十世并没有送给路德类似的礼物，但是，他命令自己的特使必须以一种和解的姿态会见路德这位反叛的修士。

米尔蒂茨接见了路德，路德承诺，只要他的对手不再继续论战，他也停止论战。这带来了短暂的和平，但是，英格斯塔德大学（University of Ingolstadt）的教授约翰·艾克（John Eck）打破了平静， 因为他被路德的教导激怒了。艾克是个精明的对手，因此他并没有直接批评路德，而是批评了维滕堡大学另一位教授安德烈斯·卡尔施塔特（Andreas Bodenstein von Karlstadt），因为批评路德会令他成为现存和平的破坏者。卡尔施塔特已经改变立场，接受了路德的教义，但他是个鲁莽冲动的人，很容易在他的新信仰上走向极端。这本身就令他比路德更容易受到异端的指控，因此，艾克精明地向卡尔施塔特发起辩论的挑战。这场论战将在莱比锡进行，起初它被公告为讨论卡尔施塔特的神学，而不是讨论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但是，这次论战所提出的问题显然是路德曾经提出过的，因此这位改教家声称，这只是攻击他本人的一个借口，他也将参加这场论战。

论战持续了几天，此时的论辩还是一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辩论。当路德与艾克最终交锋时，路德的圣经知识显然更胜一筹，而艾克则明显更熟悉教会法规和中世纪神学。艾克非常巧妙地将论战引向他所精通的领域，最终，路德被迫指出，康斯坦茨大公会议错误地惩处了胡斯，相比所有违背圣经的教宗和大公会议，有圣经支持的基督徒更有权威。这已经足够。路德表明了他的立场：他支持一个已被普世大公会议所定罪的异端，他甚至胆敢指责大公会议犯错。尽管路德的有力论证在许多论题上胜过了他的对手，但是，艾克却最终赢得了论战，因为他已经证明了他最初想要证明的东西：路德是异端，他支持胡斯的教导。

这就开始了路德斗争中的一个新阶段，其标志是更公开的斗争与更大的危险。但是，这位改教家和他的追随者善于利用政治局势所提供的时机，结果，全德国、甚至德国之外的人都认为，路德在捍卫符合圣经的信仰。与发生在英格斯塔德大学类似的事件在德国全境不断上演。在英格斯塔德大学，教师们一致赞同开除并逮捕一位较为年轻的教授，因为他赞同路德的观点。骚乱很快就爆发了。巴伐利亚的贵妇阿格拉·冯·格鲁姆巴赫（Argula von Grumbach）接受了路德的观点，她是第一个发表新教论文的女基督徒。她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为那位被开除的年轻教授辩护，她的信让我们看到，她比英格斯塔德大学的博学教师们更擅长神学辩论。在短短两个月内，她的信再版了二十次，引起了轰动。虽然并不总是同样引人注目，但是，类似的事件正在德国的每一个角落上演。

除了赞同路德的神学观点的人之外，还有许多人文主义者和德国的民族主义者也支持路德。人文主义者看到，他们所倡导的改革与路德的抗议有许多相同之处。德国的民族主义者认为，路德说出了德国人对罗马剥削德国人民所怀有的愤怒。

在莱比锡论战几个星期之前，西班牙的查理一世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就是后来的查理五世。虽然他非常感激智者腓特烈支持他参选皇帝，但他也是严格的正统基督徒，绝不能容忍在他的领地内出现异端，因此，他的当选预示着路德的噩运。腓特烈仍然支持路德——甚至比以前更加支持，因为他越来越相信，路德是正确的。如今，利奥十世再也没有任何理由推迟对路德的正式宣判，他以前这样做只是出于政治考虑。在通谕《求主兴起》（Exsurge Domine）中，利奥十世宣称，一只野猪闯入了主的葡萄园，他下令焚毁马丁·路德的全部著作；他给这位反叛的托钵修士六十天时间屈服于罗马当局，否则就将他革除教籍，并逐出教会。

路德在很久之后才得到教宗的通谕。《求主兴起》的复本被送到德国各地，各地对其反应不一。在一些地区，人们服从了利奥十世的命令，路德的著作被当众焚烧。但在另一些地区，学生和路德的其他支持者决定焚烧路德对手的著作。当路德最终得到《求主兴起》通谕时，他当众将它烧掉，还一同烧掉了其他一些书籍，宣称它们在为“教宗的教义”辩护。路德与利奥十世最终决裂，无法弥合。

利奥十世必须弄清楚皇帝和德国其他领主的态度，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他难以让路德这位改教家闭嘴。为此，他使出了复杂的政治手腕，我们不必在此赘述。只需讲述一点：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是查理五世的敌人，当利奥十世过于支持弗朗索瓦一世时，即使作为坚定的天主教徒，查理五世也会利用路德来威胁利奥十世。在多次交涉之后，查理五世最终决定让路德出席将于1521年在沃尔姆斯（Worms）召开的帝国会议。

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路德被带到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和德意志帝国（German Empire）的几位大领主面前。负责审理路德一案的法官向他出示了许多著作，他问路德，这些是否真是他的著作。在查验之 后，路德承认，它们的确都是他的著作，除此之外，他还写了其他著 作。他随后被问到，是继续坚持那些著作中的观点，还是愿意收回其中一些言论。对于路德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并不是因为他惧怕皇权，而是因为他惧怕上帝。胆敢反对整个教会和由上帝所授权的皇帝是可怕的行为。我们的这位托钵修士再次在上帝的威严面前感到恐惧，他要求给他一天时间来考虑。

到了第二天，大家都知道，路德将出席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会议大厅人山人海。查理五世也出席了此次会议，他带着一群西班牙士兵来到沃尔姆斯，他们对德国人毫无尊重可言，这激怒了德国人和德国的许多诸侯。路德再次被要求放弃他的观点。会议大厅一片寂静，这位托钵修士的回答是，他所写下的许多东西，是他和他的对手都相信的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因此，任何人都不要指望他否定这些教义。路德接着说，就其他问题而言，他的著作论述了德国人所遭受的暴政和不公。这也是他不会放弃的，虽然这并不是沃尔姆斯帝国会议的目的，但不管怎样，收回这些言论只会导致更加不公。他最后说，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只是批评了某些人和教义的某些要点，这些是他与他的对手们所辩论的内容。他或许会承认一些话说得过于苛刻。但是，他不会否定它们符合真理，除非有人能说服他，他的确是错了。

查理五世的目的并不是参加对路德的教导的辩论，因此，路德再次被问道：“你是放弃，还是不放弃？”路德并没有采用神学辩论的传统语言拉丁语来回答，而是用德语回答了这个问题：“我的良心是上帝之道的囚徒。我不能，也不会放弃，因为违背良心既不正确，也不安全。求上帝帮助我。阿们。”[1]随后，路德以胜利者的姿态离开会议大厅，回到他的住所。

当路德焚烧教宗利奥十世的通谕时，他已经向罗马发起了挑战。现在，他又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再次向神圣罗马帝国发起挑战。因此， 他有充足的理由祈祷：“求上帝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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